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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张学良和王以哲返回洛川。
一方面为了和中共会谈，另一方面为了避开蒋介石插在西安的特务机关的注意，张学良特意在“西北剿总”会议上宣布，成立“洛川前进指挥所”，他亲往洛川进行“督剿”。近一个月，他一直住在洛川六十七军军部。
自从和周恩来会谈以后，他的心境有了很大改善，对东北军的未来不再感到渺茫，对自己的前途也充满了信心。他和王以哲、孙铭九等心腹多次在一起合计，觉得抗日力量要形成拳头，除了必须和红军进行联合外，还要和十七路军进一步搞好关系，结成联盟。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同驻陕西，唇齿相依，要是这两支部队互相牵制，互相扯皮，就什么事也干不成。
其实，这一段时期，张学良和杨虎城都分别与红军进行了秘密接触，并签订了互不侵犯的协定。但彼此都隐瞒着，相互之间都还存有戒心，深怕张扬出去获个“通匪”罪名。尽管双方都在保密，而“剿共”军事行动实际上的停止，彼此间分明都看出来了。
一次，张学良和王以哲、孙铭九分析情况后，毅然提出：“我和杨虎城多次打交道，觉得这个人心眼不坏。看样子不是那种出卖朋友的人。我看干脆和他把话挑明，反正这一步迟早都得走。”
“从某些迹象看，杨主任很可能和中共早就联系上了，这层窗户纸，以敝人之见早该挑破，多个伙伴也多条路嘛。”王以哲表示赞同。
在西安时，杨虎城有一天约请王以哲吃便饭，二人谈了很久。当王以哲谈到东北军入关、失去东三省的苦处，谈到他的许多部下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惨况时，禁不住潸然泪下。杨虎城黯然地说：“照眼下这个样子继续下去，我们下一步的遭遇都是一样的。”饭后，杨虎城即派专人同王以哲来往，王以哲则派他的秘书孙大胜同十七路军联系。
“西安城里蒋介石的耳目太多，请杨主任到洛川来谈把！”孙铭九建议。
“好，请杨虎城来洛川。”张学良习惯性地把手一挥，“明天就派我的座机去接，同时，请高崇民先生陪杨主任一起来。”
高崇民是张学良的东北老乡，虽然在东北军中没有担任什么具体职务，但张学良对他非常尊敬。年初，张学良委托他到十七路军做联络工作，杨虎城对他也很赏识，他往来于两位将军之间，为沟通两军的关系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高崇民看了张学良派人从洛川送来的密信，立即离开双仁府八号的住所，朝九府街止园杨公馆走去。跨进止园的大门，一眼便看见杨夫人谢葆贞正坐在小楼前的台阶上，一边织毛衣，一边晒太阳。今年天气偏寒，已经四月过半，空气中仍散发着丝丝寒气。高崇民是常客，谢葆贞站起来微笑地说：“高先生今天有空啊，好些日子不见来了。”
“无事不登三宝殿。杨主任在吗？”高崇民朝谢葆贞点点头。
“在哩。请进。”
高崇民熟门熟户，用不着通报径直往里走。杨虎城闻声迎出来，两人在过厅里寒暄几句，肩并肩走进客厅。
“杨主任，请你瞧瞧这个……”高崇民丛衣兜里取出张学良的信，递到杨虎城的手里。
“你给我念念吧！”杨虎城朝信封瞅了一眼，不经意地说。高崇民知道他的习惯，就原原本本读了起来。
杨虎城陷于深深的思索之中，此时此刻，张副司令要我去洛川干什么？有什么话不能回西安讲呢，其间到底是什么用意？……他百思不得其解，一时竟拿不定主意。高崇民见杨虎城踌躇不决，便催促地说：“杨主任，你打算怎么办啊？”
“去洛川有什么事你知道吗？”杨虎城问。
“信里没说。”高崇民故意装作不知，“不过，我想不会有别的事，无非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之间的事。你们二位在一起谈谈，我看也非常必要。”
“既然如此，去！”杨虎城爽快地说。
“今天下午张副司令的专机来接！”
当天下午，杨虎城在高崇民的陪同下飞抵洛川。一见杨虎城，张学良便高兴地说：“虎城兄，我就知道你会来。”
“副司令有话，我敢不来吗？”杨虎城笑吟吟地说。
吃罢晚饭，张学良和杨虎城便关在客厅里，打开了话匣子。
“虎城兄，我这次到前线来‘督剿’，发现部队的情况很不妙，士无斗志，军心不稳，去年秋天一大批被红军俘去的军官、士兵，经过洗脑筋放回来后，都成了共产党的宣传员；有的部队和红军作战，人家几句口号一喊，什么‘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支持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等等几句话，就把部队给拆散伙了，一枪不放，自动缴械投诚。近日还发现有的前沿连队偷偷和红军往来，甚至在一起联欢。长此下去，局面恐难维持。今天请杨主任来商议商议，今后咋办才好。”张学良先抛出个试探性“气球”，看看对方的反应。
“是啊，不仅东北军如此，我的十七路军又何尝不是这样。唉，‘剿共’，真他妈的是无期徒刑！反正东北军、西北军都不是委员长的嫡系，打光了他才高兴哩！”杨虎城叹了一口气，愤愤不平地说，“日本鬼子步步进逼，全国都快要完蛋了，我们还在干这种窝囊事！”
“唉，虎城兄，我们东北军成了这个样子，其原因，说穿了就是不愿打内战，要是开赴抗日战场，绝对不会这样，我了解我的部队，并不是没有战斗力的。”说着，张学良的火气便升上来了，“自从九一八以来，我张学良和东北军就背着不抵抗的骂名，报纸上骂我不放一枪一弹，拱手把东北三省大好河山让给日本鬼子。其实，我是当了别人的替罪羊。”
东北三省失守的内情，杨虎城本来是知道的，今天张学良旧话重提，他也就明知故问：
“九一八不抵抗的帽子栽到你的头上，外部传说纷纷，这到底是怎回事嘛！”
“虎城兄，这口黑锅我给蒋委员长背了五年啦！把我害得好苦，我是咬烂舌头往肚内咽，有苦无法诉啊！”说到这里，张学良从贴身衬衣口袋内掏出一个皮夹，又从皮夹内抽出一个包得十分严实的纸包，他打开纸包拿出一页电报纸来，递给杨虎城，“事变前，参谋长荣臻即向我报告，发现沈阳日军调动异常，我当即向南京发报请示如何行动，蒋介石9月16日发来‘铣电’，我保存至今，你一看便知。”
张学良把电报纸递到杨虎城手里，随即想到杨有听别人念的习惯，又拿回来，念道：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蒋中正。”
“噢，原来这样。”听完电报，杨虎城倒抽了一口冷气，“哼，好一个‘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你这不是遭了人的暗算嘛！”
“不抵抗的责任，重头在于中央，而结果却不明不白地嫁祸于我！我张某人可不是泥捏的。这个电报我一直留着哩，总有一天，我要把它公之于世。”说到这里，张学良眼睛里亮晶晶的，简直要掉泪了，他接着又把电报层层包好，装进贴身的口袋。
“蒋介石这个人呀，常常嫁祸于人，和他打交道，反正要特别留神就是了。”杨虎城对张学良的境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随即安慰地说：“过去的事就不要提了，我们还是多想想明天吧。张副司令也不要过于伤感，从今往后，只要我们用兵抗日，大家不仅会原谅你，还会拥护你呢！”
经过一阵子坦诚的交谈，两人都感到彼此间的距离贴近了。
“在目前形势下，你看怎样才能走上抗日的道路呢？”张学良问。
“当务之急是先要停止内战。”杨虎城直截了当地答。
“我和蒋委员长谈过多次，要求停止内战，把‘剿共’部队投入到抗日战场上去。他的态度很顽固，还说‘等我死了以后，你再去联共好了’。看来，要说服他，难哩！”
杨虎城沉思片刻，压低声音说道：“软说实在不行，那就只有硬干！”
张学良愣了一下，点了点头说：“嗯，刚柔相济，软硬兼施。也就只好如此。”接着，他又扭过头来，望着杨虎城，“杨将军，那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共产党和红军呢？”
“共产党和红军不是也主张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吗？既然和你我想的一样，那就……”
“那就携起手来，共赴国难！”未等杨把话说完，张学良便接上一句。“对！对！携起手来，共赴国难！”杨虎城兴奋得脸孔通红，不禁大笑起来。
二人笑过之后，谈到了西安的现状。张学良说：“有人到处散布我们两个尿不到一个壶里，不是说十七路军要驱逐东北军，就是说东北军要吃掉十七路军，这不是故意在挑拨离间嘛！”
杨虎城说：“这都是特务散步的谣言，企图恶化我们的关系，让我们打架、火并。”实际情况是东北军随军眷属不少，经常为了争住房而争吵、打架；双方下级军官和士兵为了看戏占座或在街上争道，动辄大打出手，有时几乎演变到互相开枪的地步。张、杨都觉得这样下去很糟糕。
杨虎城想了想，抬头说道：“我思量再三，这样也好，让特务给南京汇报去，免得蒋介石怀疑你我坐到了一条板凳上，大事情上想到一块儿去了。”
张学良笑了：“你我表面上不和，暗中合作，这叫‘上合下不合’；你我明里不相往来，背地里私下往来，这叫‘暗通明不通’——咱俩这不是在给委员长上演‘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么！”
“你与我都是挨了‘暗砖’的人，不暗渡陈仓不行咧。”
为了改造部队、整顿内部，培训和选拔抗日干部，积极进行抗日的准备工作，他们还决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王曲联合创办军官训练团，作为两军合作，联共抗日的一个重要步骤。
两位将军越谈越投机，越谈越火热，整整谈了一夜。第二天拂晓，六十七军的军官们看见两位长官谈笑风生地从客厅里走出来，满面红光，脸上挂着坚毅而自信的神色，大伙儿都情不自禁地笑了……
当天上午，张学良和杨虎城结伴返抵西安，各自回到住所。
赵一荻小姐一见张学良就说：“从上海来了个沪江大学边疆问题研究社，一共十八个成员，多次上门来求你接见，我再三回绝，他们就是赖着不走。还说张副司令不接见，他们就不离开西安！你看怎么办？”
“当然接见！为什么不接见呢！”张学良抬起腕子看了看表，“你告诉秘书室，下午三点钟在南院门司令部会客厅接见这批远道而来的客人。”
赵一荻用诧异的眼光望着张学良，觉得他这次到前方泡了一段时间，似乎发生了很大变化，眼光中蕴含着的不再是沮丧和困惑，恢复了坚定与自信。是什么促使他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呢？她感到不解。
下午三点，张学良驱车到达南院门。当他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地出现在研究社成员的面前时，大家都为之一怔。因为这些从上海来的先生们，早几年都看过报纸上发表的马君武讽刺张学良的诗：“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也听说过他是不抵抗的抽大烟将军，猜测他一定是个精神萎靡、骨瘦如柴的酒色之徒。没料想眼前的张学良竟是仪表堂堂、身板壮实、精神状态极佳的须眉汉子。宾主寒暄后落座，研究社一位成员便提问：“九一八日本占领东北，全国舆论对将军提出指责，认为将军一枪不放，致使东北三千万父老同胞沦为奴隶，请问将军有何感想？”
张学良的心情旋即沉重下来，沉默了片刻，深深叹了一口气：“这么大个责任要我张学良来负，我的确是负不起的，当时我是奉命撤退。请大家想一想，我是国仇家恨集于一身，怎么会甘心一枪不放不抵抗呢？目前日寇仍在步步进逼，国家民族处于危急关头，我张学良和二十万东北军坚决要求开赴抗日疆场，否则，对不起三千万东北父老兄弟。至于舆论对我的指责，有些是不了解内情，有些是误会，这我不责怪他们。”
研究社的另一成员接着提出：“将军奉命调到西北来同共产党作战，好像就没打过什么胜仗，将军对此有何想法？”
“至于这个问题嘛——”张学良不假思索，但婉转含蓄地说，“中国老百姓实在是太贫苦了，很多人连饭都吃不上，这个时候，只要有人说跟着他走就有饭吃，有衣穿，自然就会有许多人跟着他的。和穷苦老百姓为敌，再强大的军队也不是对手。”
“将军认为谋求中国的出路和前途，首先应该解决什么问题？”一个研究社成员又问。
“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张学良愿为前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会客厅内响起一阵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