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从洛川飞回西安，回到金家巷公馆。赵一荻小姐一边帮张学良脱长衫，一边问：“谈得怎么样？”
这次洛川之行非常机密，西安只有赵一荻小姐等少数几个心腹知道。“红军代表通情达理，并不像委员长所描述的那么狰狞可怕。”张学良很兴奋。
受到张学良情绪的影响，赵一荻也高兴起来。她从文件柜中取出一份电报，故意放在背后：“汉卿，我这里也有一个好消息，你猜是什么？”
张学良情绪很好，连着说了几次都没有猜着，只得央求说：“小妹，别难为我了，给我算了！”
赵一荻小姐把电报递给张学良。他一看封皮，是从上海拍来的，只见里面写着：
朋友已经找到，速派人来沪迎接。
李杜
“太好了！好事都碰到一起了！”张学良跛拉着拖鞋走出门外，叫值班的随从副官把孙铭九叫来。
不一会儿，一个小伙子便急冲冲地赶来了。三十岁上下，中等稍低的身材，胖乎乎的，圆圆的脸庞，显得格外壮实。他早年和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同是沈阳三中的同学，后来一起赴日本就读于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先在天津市长张学铭的手下工作。1934年年初，经张学铭介绍投入张学良门下任中校随从参谋，备受张学良的信任。
“孙参谋，李杜发来电报，我托他找的关系找到了，你看派谁去接为好？”孙铭九一进屋，张学良便把电报递给他。
“这事得派个可靠的人。”孙铭九两颗眼珠子骨碌碌一转，接着说，“副司令，请赵毅跑一趟怎样？”
“赵毅？行！这人办事稳当、老练，你马上通知他，让他今天就动身。到上海后先去找李杜，李杜住在静安寺的静安别墅。”赵毅是西北“剿总”的高级参谋。
数月来，张学良一直为找不到共产党而焦虑，现在几方面的渠道分别疏通，共产党不再是可望不可及的了。
3月中旬，张学良寻找的“朋友”在赵毅的陪同下，由上海来到西安。同行的尚有国际友人斯诺和马海德。斯诺和马海德是准备去陕北的。这位朋友叫刘鼎，四川南溪县人，赴德国勤工俭学时，经朱德、孙炳文介绍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由德国去苏联东方大学和空军机械学院学习、任教，兼东方大学中国支部书记。1929年回国，先在上海中共中央军委机关工作。1932年调闽浙赣苏区政治部任组织部长，后改任兵工厂政委，亲自动手研制和组织生产了红军第一门炮及其炮弹，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兵工事业。红军长征途中他掉了队，由江西秘密地转到上海，住在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家中。上海地下党组织考虑到刘鼎是高级知识分子，既有斗争经验，又有政治理论水平，到张学良处做统战工作是适宜的。
刘鼎到达西安的那一天，张学良本来是要召集一个会议的，但他急于想见这位共产党，便通知会议延期举行。这天下午，张学良吩咐孙铭九，他要和上海来的“朋友”谈话，任何人不许到小客厅来。
当赵毅陪同刘鼎走进金家巷张公馆时，张学良亲自下楼来迎接他，并肩走进客厅，在沙发上坐稳后，刘鼎便主动向张学良介绍了自己的姓名和简要经历，然后谦恭地说：“我这次到西安来，主要任务是听取张将军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意见和要求的。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党先后发表了《八一宜言》、《抗日救国宣言》、《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在国民党政府中，至今未能得到积极的响应。不知张先生对我党的主张有什么看法？”
“贵党的文件我都看过，提出的主张甚合我意，我准备和贵党合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张学良沉吟片刻，接着说：“至于看法嘛，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是有一点儿。你们为什么老骂我们投降卖国不抵抗？而且在陕北战场打我们东北军打得那么狠？去年10月、11月连着干掉我将近三个师，叫我在委员长面前抬不起头，说不起话。”
“这个问题嘛，恕我直言。”刘鼎微微一笑，不紧不慢地说，“张将军掌握几十万大军，坐镇东北，有守土之责。但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当地守军不放一枪一弹进行抵抗，以致一夜之间，沈阳失守；四个月之内，东北大片土地全部沦入敌手。这样严重的事件，能不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利益一致，不能置身事外，所以我们对张将军提出过严肃的批评，我认为这不算过分。”
刘鼎呷了一口茶，接着说：“至于红军打东北军打得狠的问题，也要进行具体分析。东北军是蒋介石指挥下的一支‘剿共’先遣大军，先在鄂豫皖，接着在陕甘边区，积极卖力气替蒋介石打内战，使红军和苏区遭受很大的损失。红军为了自卫，进行反击，使东北军受了一些挫折，同东北军给红军所造成的损失相比较，这能算打得‘狠’吗？战争是你死我活的，上了战场，谁不‘狠’呢？红军有广大人民作后盾，出生入死能征惯战，是一支久经磨炼的革命武装，蒋介石百万大军对它也无可奈何，何况东北军？而蒋介石驱使东北军上前线‘剿共’，很明显是借刀杀人，企图用这种阴谋手段来削弱你们东北军，达到排除异己的目的。所以我认为，东北军最危险、最‘厉害’的敌人不是正面的红军，而是背后捅刀子的蒋介石。”刘鼎的话铿锵有力，落地有声，说得张学良很不自在。
“我给张将军进一言。”刘鼎继续说，“为今之计，东北军最好的出路是停止内战，联合红军和一切愿意抗日的队伍共同抗日，这样，不仅可以一洗‘投降卖国’的罪名，而且还可以摆脱蒋介石‘借刀杀人’的反动伎俩。将来抗日胜利，东北军和张将军的功勋将载诸史册，垂之千古！我的这些话不知中不中听，请张将军三思。”
“刘先生，你，你好大胆子！”刘鼎的话刚落音，张学良的手往沙发扶手上用力一拍，陡地站起来，“敢于当着我的面指责我的，你是头一个，就凭这一点，我认定你是个君子，是条好汉！”
“张将军过奖。共产党人最坦率挚诚，实事求是，不绕弯子。”刘鼎没有因为得到张学良的夸奖而得意。头一次见面，刘鼎的学识、胆量就给张学良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觉得自己的身边虽不乏真诚、有识之士，但能够做到直言不讳的却为数不多，于是，他决定把刘鼎留在身边，有事便于商量。送走刘鼎后，他叫来孙铭九，感叹地说：“刘先生绝非等闲之辈。听说共产党内有个叫王稼祥的，颇有本事，莫非此人就是那个王稼祥吧！”
孙铭九追随张学良以来，从未见过自己的长官对一个人如此佩服，他觉得好笑，便开玩笑地说：“副司令，不一定吧！共产党里能人多得很哩！”
“不管是不是王稼祥，反正是共产党派来的代表，咱们都要好生待承他。”张学良想了想，随即指示孙铭九：“请刘先生搬进我们的公馆来，就住在东楼，他的身份对外要保密，完全由你负责！”
“是。”孙铭九遵命下楼。
过了几天，为了等候和中共主要负责人进行谈判，张学良以赴洛川督师“剿共”为名，带着刘鼎乘飞机抵达洛川。他们两人一起住在六十七军军部西院的双跨院内，同饮食，共起居，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倾谈十多天，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刘鼎详尽地向张学良讲解了共产党当前的政治主张，介绍了红军的政治、军事工作方针、制度以及战略战术原则，并建议东北军今后应该以抗日为主要内容作为教育部队的中心思想。张学良把刘鼎引为知己，敞开心扉，无所不谈。他曾向高级军官们介绍说：“刘先生很有学问，你们有不懂的问题都可以问他。”这次长谈为张学良参加与中共的肤施会谈做了思想准备，后来他在肤施与周恩来会谈时，就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中共民族民主革命的指导思想和团结抗日的主张。
张学良在洛川等了半个多月，4月6日，终于盼来了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彭德怀的名义发来的密电，来电通知周恩来、李克农的行期及联络地点，并提出这次会商的内容：
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8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谈救国大计，定7日由瓦窑堡启程，8日下午6时前到达肤施城东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
乙、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为：
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
2.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
3.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
4.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
5.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丙、张先生有何提议，祈预告为盼。
看完电报，张学良轻松地嘘了一口气，接着便指示随行来的孙铭九，给驻守肤施城的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发报，准备隆重接待；同时就中共提出的问题，积极准备意见。
4月8日下午，周恩来、李克农和随行保卫部队按照预定时间，风尘仆仆地由瓦窑堡赶到肤施城东北的川口村。参加这次会谈，是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成员在山西石楼听取了李克农的汇报后做出的重要决定。中共中央分析了当前的全国形势和东北军的处境，认定张学良要求和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会谈是有诚意的，通过这次会谈对于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着重大的意义，因此十分重视。
这天风雪交加，加上双方联络失时，张学良没能赶到肤施城，一直到4月9日下午天色放晴，张学良才偕同王以哲、刘鼎、高福源、孙铭九，自己开着飞机，降落于延河边的一个简易机场。下飞机后，张学良即令高福源去城北川口村与中共代表联络，他们一行即徒步朝城内走去，约莫半个小时才来到会谈预定的地点——天主教堂。
教堂内很安静，为了准备这次会谈，附近的居民均由东北军一二九师动员暂时搬到别处去了，周福成师长选了几个可靠的军官，临时充当服务人员。
肤施会谈地址——城内的天主教堂
张学良不断抽着烟，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朝窗外望望，显得有些焦躁不安。此刻他的内心很不平静，作为国民党政府的一位高级将领，他充分意识到此举意味着什么？是救国的义举还是可耻的背叛？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也许以后说什么的都有。但他的内心却很踏实：“我张学良是高尚还是渺小，日后让事实作出回答。”
天色渐渐灰暗下来，窗外群山的轮廓在人们的视线中变得模糊不清，傍晚的风夹带着残雪、草屑扑打着窗棂、门扇，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他们一直等到晚上八点，天完全黑下来，才传来孙铭九压低的声音：“来了，来了！”
院里一阵“沙沙”的脚步声，张学良正要转身往外走，门开了，先是一股冷风，接着一行人鱼贯而入。为首的是一位神采奕奕、目光炯炯、蓄着一大把长胡子的中年人。张学良本能地跨前两步，紧握着大胡子的手，高兴地说：“周先生，久仰久仰！”
“张将军，你好眼力啊！”周恩来深情地打量着面前这位年轻的东北军统帅，幽默而风趣地说。
“谁不知道共产党里的美髯公呀！”
两人对视着，哈哈大笑起来，房间里顿时充满了欢快、友好、和谐的气氛。
双方互相介绍了随从人员，寒暄一阵后，其他人员便退了出去，房间里只剩下正式参加会谈的成员：周恩来、张学良、李克农、王以哲和刘鼎。孙铭九在门外担任警戒。
会谈开始，周恩来就问张学良：“张将军，我想先听听你对中国前途的看法？”
“依我之见，中国的前途有两条。”张学良也不谦让，回答得十分干脆，“一条是走共产党的路，一条是走国民党的路。两年前我从意大利回国，曾经相信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因而竭诚拥护蒋介石做领袖，实行法西斯专制，领导全国抗战。现在看来，这条路很难走得通，如果不停止内战，国内的抗日力量彼此抵消，两败俱伤，凭什么才能把日寇赶出中国呢？”
“张将军这样开诚相见，那我也直率地谈谈我的看法。”周恩来见张学良开门见山如此通达，也就直言不讳，“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产物，它主张领袖至上，个人独裁，它把资产阶级统治下的一点点表面上的民主、自由都不要了，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反动的一种政治主张。中国要抗日必须实行民主，只有走人民群众的路线，靠这种伟大无比的群众力量，中国抗日才有胜利的可能。要是搞法西斯独裁，由个别人依照个人的意志专断，不要群众，就不可能树立真正的民族自信心，就绝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听了周恩来这一番鞭辟入里的分析，张学良进一步认识到自己曾经欣赏和提倡法西斯主义的荒谬和幼稚。他默默地点了点头，接着又问：“周先生，假如东北军和红军实现了联合抗日，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样来对待蒋介石呢？”
这个问题周恩来在山西石楼曾经听李克农汇报过，知道张学良持的看法与共产党存在分歧，于是便真诚而虚心地说：“张将军，坦率地说，我党是主张反蒋抗日的，因为大革命失败以来，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一系列冷酷的事实教育了我们，此人是不可信赖的。不过，在今天新的形势下，我们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愿意听一听张将军的意见。”
“这个问题我在洛川时给李克农先生讲过。我是这样认为的。”张学良庄重地说，“蒋介石现在实际上是全国的统治者，掌握着全国的主要军事力量，而且财政金融、外交之类也都由他一手包揽。我觉得联合抗日不应当反蒋，统一战线也应当把蒋包括在内，这样我们的工作要好搞得多，抗日力量也容易集结，容易壮大。我们东北军是他的部下，如果提反蒋抗日，于工作不利。另外，据我的观察和判断，蒋介石还是有抗日的可能的，他的错处在于必须先消灭共产党然后才抗日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我们要设法把他这个错误政策扭转过来，强迫他停止内战，走上抗日的道路。”
“张将军的意见很有道理，值得我们重视。”周恩来为张学良的坦率和真诚所打动，立即表明了态度，“我个人表示同意张将军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的意见。不过，这是个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我一定把张将军的意见带回去，提请我党中央研究、决定。”
张学良见周恩来态度诚恳、明朗，如此重视自己的意见，甚为高兴。这些日子来，他最担心的便是在“反蒋”还是“联蒋”这个问题上和共产党谈不拢，现在有了松动的余地，压在心头上的一块石头搬掉了，他感到浑身轻松，情不自禁地说：“这个问题如果能取得一致意见，那可就太好了。今后我们可以采取内外夹攻的方法，你们在外部逼，我在里边劝，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
接着，他们继续谈到许多国际国内问题，如日本对中国作战的战略问题，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问题，中国抗战如何进行准备问题，等等。周恩来对这些问题有精辟的见解，张学良甚为折服。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消逝，夜已深沉，整个肤施城偃伏在黑沉沉的夜空下，唯有天主教堂的窗口闪着明晃晃的灯光，室内五个人毫无倦意，在结束了一般性政治问题的讨论后，接着又谈起了红军和东北军具体合作的一些问题。由于双方都在寻求合作，使整个会场气氛极为热烈、愉快、友好，所有问题都顺利地达成了协议，主要内容有：
（一）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问题。张学良同意这是中国现时的唯一出路，对于《八一宣言》中的十大政纲则表示俟加以研究后再提出意见。
（二）关于红军的集中问题。张学良承诺赞助红军集中河北，四方面军出甘肃，东北军可以让路。至于二、四方面军北上路线问题，因要经过国民党中央军防区，须得到他们的同意，张愿负斡旋之责。
（三）东北军方面派赴苏联的代表，取道欧洲前往。中共方面的代表由张负责保护，由新疆前往。
（四）关于停止内战问题。张表示完全同意，并称红军一旦与日军接触，则全国停战运动将更有力量。
（五）在张未公开表明抗日以前，不能不接受蒋令进占苏区。为此，张准备王以哲军入肤施，沿路筑堡，双方交通仍旧。如此一个月以后，再看形势发展决定。
（六）关于通商问题。普通办货可由红军设店自购，军用品可由张代办，子弹可由张供给。
（七）双方互派代表常驻。
（八）张认为红军去河北恐不利，在山西亦恐难立足，不如经营绥远较妥。但如红军决定出河北，他可通知万福麟部不加阻挠。
凌晨4点，会谈顺利结束。张学良精神振奋，兴致勃勃地对身旁的王以哲说：“鼎芳，肤施是你们六十七军的防地，你拿什么来招待客人，尽地主之谊啊！”
“周师长将一切都安排好了，副司令尽管放心。”王以哲兴冲冲地走出房门，不一会儿，服务人员便端着杯碗盘碟走进来，将偌大一张谈判桌摆得满满的。
“周先生，”张学良站起来，右手端着酒杯，双目炯炯地望着周恩来，热情洋溢地说，“结识美髯公，学良三生有幸。为我们今朝相识，为东北军和红军的团结抗日，请干杯！”
周恩来也站起来，笑容满面：“结识张将军我也很高兴。我提议，为张将军的健康，为我们这次会谈取得的积极成果，干杯！”
酒杯相碰，两人一饮而尽。接着，他俩又和参加会谈的其他成员一一碰杯祝贺。
几杯酒下肚，张学良脸色红扑扑的，精神更加昂奋，乘着酒兴，他进一步地向周恩来表明心迹：“周先生，和你们谈判，不是我一时的心血来潮，我是经过长时间考虑的。我张学良是集家仇国难于一身，也是集毁誉荣辱于一身，只有抗日才是我们东北军的出路，可委员长却让我们来打内战，打内战把我们的力量都耗完了，下一步我拿什么去抗日啊！”
肤施会谈中周恩来与张学良聚餐。左起：张学良、周恩来。
“张将军要雪国耻、报家仇的心愿，我很同情、很理解，今后只要我们双方真诚合作，就一定能实现我们共同的目标，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不过，我们宁可把困难想得多一些，前进的道路不会是平坦的，让我们携起手来，一同前进！”周恩来也豪情满怀地说。
“今晚的协议，东北军一定严格遵守！”张学良态度诚恳地表示。
“共产党、红军方面，绝不毁约！”周恩来也斩钉截铁地说。
饭后，窗外已经放亮，周恩来站起来告辞，张学良从随身带的公文包内抽出一本装帧十分精美、上海《申报》印行的中国高等投影设色地图册赠送给周恩来作为纪念。另外，张学良赠送私款白洋两万元（后来又赠送了20万元法币）。这笔巨额赠款，对处境困难中的红军无异于雪中送炭。刘鼎因要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决定和周恩来一起随行。
张学良把周恩来一行送到天主教堂院外。这时天色大亮，东方天边布满了嫣红绚丽的朝霞，张学良目送着他们一直消失在远天的云霞之中。这时，张学良转身对身旁的王以哲感叹地说：“共产党里竟有周恩来这样的俊杰啊，他们会给中国带来希望！”
刘鼎以后作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从苏区回到洛川后，张学良又对他说：“肤施会谈，我太满意了，比我想象的好得多，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我要早见到他，多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