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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洛川春早 新芽萌动

天是灰朦朦的,地是黄朦朦的,远沟近壑积存着斑斑驳驳的残雪,凛冽的寒风卷着草叶、尘土,在广袤的原野上打着旋儿,发出尖利的啸声。一个头裹白羊肚毛巾,身穿中式对襟黑棉袄的汉子,骑一匹枣红马,踽踽独行在陕北荒凉、凄冷的黄土塬上。天气冷,他的双手不得不拢在袖筒里,把缰绳挽在手臂上,任由坐骑“得得”地走着……走了将近三天,终于回到了瓦窑堡。当高福源掀开那块破破烂烂的麻布帘,一脚跨进李克农住的窑洞时,窑洞内的溶溶热气迎面扑来。李克农正趴在炕中的矮桌上写着什么,一抬头看见是他,立刻迎了上来,高兴地嚷道:“啊哈哈,你回来啦,我还以为你再也回不来了哩!”

前几次见面,李克农都是很严肃的,没料想他也喜欢开玩笑。高福源受李克农情绪的感染,也无拘无束地说:“张副司令一见面好凶,差点没把我吃了。”说罢两人都“哈哈”笑了起来。

“辛苦了,累得够呛吧!”李克农握着高福源的手,浑身上下打量着,“快上炕暖和暖和。”高福源盘腿在炕头坐稳。李克农给他倒了一碗水,笑眯眯地问:“情况怎么样?张学良将军的态度如何?毛主席、周副主席很关心你这位使者,打了好几次电话来问你的情况呢。”

为洛川会谈而奔走的高福源(青年时代)

高福源心头一热,想不到自己的行动竟得到共产党最高当局的重视。他兴冲冲地说:“情况比我原先预料的还要好。我到洛川后,王军长当天就给西安发了电报,第二天张副司令就亲自驾着飞机来到洛川。”接着,高福源将他和张学良会见的前后过程一五一十地作了介绍。

“好,太好了!”高福源一讲完话,李克农便高兴地说道:“福源同志,你劳苦功高,现在回去休息,我马上把会见的情况,向党中央报告!”

高福源回到东北军军官政治学习班,正赶上开午饭,他胡乱扒了几口便倒在土炕上呼呼大睡起来,连日赶路又累又乏,这一觉一直睡到第二天天明。上午九点,高福源和几百名历次战斗中被俘的东北军军官正坐在老百姓的打麦场上,听红军政工干部上大课,他正听得来劲,场外有人叫他。他走出队列,学习班的干部领着一个陌生人走过来,压低声音说:“你跟这位同志去一趟!”

高福源跟在陌生人身后,走过瓦窑堡不长的一段街道,往右拐,爬上一面山坡,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一座小小的院落。院落傍山,并排箍着三眼石窑,窑前小坪地上长着一棵枣树,严冬腊月,只见苍劲的虬枝伸向天空,枣树底下摆着一张石桌四个石凳,这是窑洞主人夏天乘凉和吃饭的处所。院落周围用鹅卵石砌成半人高的矮墙,进口有一扇木门,门板上红漆剥落,贴着两个显眼的“福”字。

高福源知道,这是陕北的财主住的地方。刚一推开门,李克农闻声从中间那孔石窑里走出来,笑呵呵地说:“福源同志,请进来!”

高福源忐忑不安地跨进石窑。窑内挺宽敞,里面是一盘土炕,炕上铺着白布床单,一床黄军被叠得方方正正,炕前的地面上搁着两个装文件的木箱,半圆形雕花木窗前摆着一张没有漆过的木桌。窑内已经有两个人,坐在炕沿上的那位,面目清瘦,长着一把浓密而漆黑的大胡子,显得英俊而潇洒;另一个留着背头,身材高挺,坐在桌前的木凳上。李克农向高福源介绍说:“这位是毛泽东主席。”又指着大胡子说:“这位是周恩来副主席。”

高福源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但这会儿他的一颗心却止不住“怦怦”地猛跳起来。他没想到,两位最富传奇色彩的红军领袖,会突然出现在眼前,可这两位神话般的人物,实实在在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嘛!

“高福源同志,你的情况克农同志都向我们介绍了。感谢你为国家、为民族、为抗日统一战线做了一件大好事。”毛泽东紧握着高福源的手,用浓重的湖南口音首先开口。

“你这一步走得很好,弃暗投明,把光明的火种又一次引回东北军中。你是张将军部队里最有觉悟、最先觉悟的爱国军人。”周恩来也走到高福源面前,热情地说。

“这,这是我该做的……”高福源手足无措,木木呐呐地说。李克农把一个方凳放在高福源面前。

毛泽东和周恩来首先询问了高福源个人的经历和家庭情况,高福源一一作答,讲到家乡奉天(今沈阳)已沦入日寇之手,除了妻儿随军住在西安,其他亲朋均生死不明时,不禁凄然泪下,毛泽东、周恩来、李克农也嗟叹不已。周恩来激愤地说:“这就是当亡国奴的滋味!东北军的弟兄们最先尝到了这个滋味。可是蒋介石却不许你们抗日,硬逼着你们来打红军,让中国人自相残杀,让东北军再一次受牺牲、受损失,受苦受难,进一步加深东北同胞家破人亡的悲剧!”

“东北军的广大官兵应该认清,你们的敌人是帝国主义,是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毛泽东站起来,一只手叉腰,一只手打着手势,“高福源,你现在认识到了这一点,看来张学良将军也正在认识这一点,我们要使东北军的广大官兵都能认识到这一点,这就是东北军的希望所在。”

“张学良将军表示愿意和红军谈判,实行联合抗日,很好。我们党中央最近召开了瓦窑堡会议,主要内容也是如何开展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周恩来接着说,“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愿意与任何抗日的队伍联合起来,共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共同携手,成为全国人民抗日的先锋。”

高福源仔细聆听着共产党两位领袖人物亲切而深刻的谈话,仿佛清风拂面,内心感到格外清爽。

“听了克农同志的报告,党中央连夜进行了研究。”毛泽东说到这里停住了。慢吞吞地从桌上拿起一片纸,在火炉上点着烟,吸了几口后,才接着说:“我们决定派联络局长李克农作为红军代表,去洛川同张学良将军谈判。谈判若能达成协议,从此就可以打开全国抗日的新局面。”

“福源同志,谈判若能成功,有你的头一份功劳啊!”周恩来望着高福源,微笑着说。

“不,不敢当。是共产党的政策好,我,只不过跑跑腿,这是应该的……”高福源脸色泛红,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

毛泽东和周恩来赞许地点了点头。稍许,毛泽东又说:“高福源同志,在克农同志没有动身之前,请你先跑一趟六十七军,安排好相互之间的电台联络。以后有什么事,我们就可以用电台直接联系了。”

“是,我马上就去!”高福源以一个标准的军人姿态“唰”地站起来,脸上挂着坚毅的神采,直端端地立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面前。

“再见,听你的好消息!”毛泽东握着高福源的手,语气中透着希望和期待。“要胆大心细,祝你一路平安!”周恩来关切地说,并把他一直送到门外。

1936年2月中旬,双方电台已经叫通。2月19日,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致电张学良、王以哲二将军:

我方代表李克农等四人于2月21日由瓦窑堡启程,25日可达洛川,望妥为接待,并保证安全。

2月21日,李克农一行骑马从瓦窑堡出发。为避免路上遇到麻烦,他们装扮成老百姓。李克农穿的是中山装,随行工作人员负责机要工作的戴镜元着学生装,负责采购物资和药品的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身穿长袍,头戴礼帽,警卫员和为他们引路的高福源,以及护送人员、马夫,则是当地的农民打扮,穿着黑色中式棉裤褂,头上扎着白毛巾。他们晓行夜宿,25日中午才到富县。这天天色阴沉,飘着鹅毛大雪,路滑难行,一行人跌跌撞撞走进城外一个小村休息。高福源独自进城联络。不一会儿,守军一位团长亲自出城来迎,原来他们已接到六十七军军部的通知,所以执礼甚恭,特别热情。到了城里,东北军师长还设宴为大伙接风。饭后,护送的战士和马夫返回瓦窑堡,李克农一行换乘东北军骑兵一色纯白的战马,由东北军护送奔赴洛川。傍晚时分,抵达洛川城内的六十七军军部。军长王以哲和参谋长赵镇藩听说红军代表来了,立即赶来道乏,问寒问暖,随后送他们在一座环境幽静、整洁的独门小院里下榻。为了保密和安全,周围岗哨林立,警卫森严,闲杂人员一律不准入内。

一切安排停当后,王以哲当晚将红军代表抵达洛川的情况密报给西安的张学良。

第二天上午,张学良回电,说他因要事去南京,一下子回不来,要王以哲、赵镇藩先同红军代表进行接触,重大问题等他从南京回来再谈。

当天下午,在红军代表住的那座独院内的一间小客厅里,王以哲、赵镇藩和李克农、钱之光、戴镜元等人,就红军和六十七军之间的局部合作问题开始进行协商。

东北军在接连损失三个师之后,在陕北只能困守延安、富县、甘泉几座孤城,一出城就挨打,粮、柴、草供给都十分困难,加上士兵普遍厌战,已经没有多大战斗力。王以哲、赵镇藩对自己部队的处境和底细,十分清楚,唯有停止内战,枪口对外,才有前途。由于双方都有诚意,谈判进展得比较顺利,三天时间里,就达成了五条协议:

一、为一致抗日,红军与六十七军确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

二、红军同意恢复六十七军在富县、甘泉、肤施(延安)之间的公路运输及经济通商;

三、肤施、甘泉两城所驻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柴草、菜蔬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红军可转地方政府发动群众运粮、柴等物进城,以恢复正常通商关系;

四、恢复红白两区通商,双方均有保护对方采购人员之责。为掩人耳目,红军与东北军进入对方地区办货时均穿便衣;

五、在甘泉县城被围半年之久的六十七军两个营需要换防;要求红军不加阻挠。另外,甘泉城十里内及富肤公路沿线,双方均不驻军以保证彼此安全。

谈判期间,王以哲还派人掩护红军采购人员两次去西安采购物资,并收集了北平、天津、南京、上海、西安等各大城市的报纸,缓解了苏区的物资匮乏和信息不通,成为洛川谈判的一个良好开端。

3月3日,张学良由南京回到西安,第二天,他亲驾飞机直抵洛川。

一下飞机,王以哲邀他先去住所小憩,可张学良把头一摇,急切地说:“不,先去看看红军代表。头一次和人家谈判,就让人家等了这么多天,实在有失礼节。”

在从机场开往军部的汽车上,王以哲将自己和李克农谈判的情况与达成的协议,向张学良作了汇报,张学良连连点头并夸他们干得不错。汽车径直开进红军代表住的小院。李克农和其他工作人员闻声从房内走了出来。

张学良和李克农是第一次见面,王以哲给他们作了介绍,于是,曾经的两双敌对之手便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李先生,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张学良用审视的目光久久地望着李克农,诚挚地表示歉疚。

“张将军,你昨天上午还在南京,回到西安没有休息,今天便急急忙忙地赶来,太辛苦啦!”李克农微微笑着,友好而亲切地说。

两人手拉着手,走进那间小小的会客厅。

为了避人耳目,张学良离开西安时是化了装的,他身穿银灰色长袍,外套黑绒马褂,头戴灰色礼帽,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墨镜,手里提着文明棍,完全是一副商贾的模样。李克农笑着说:“要不是王军长介绍,我还以为张将军是个阔商人哩!张将军什么时候解甲从商了呢?”

张学良低头看了看自己的一身打扮,呵呵笑着:“我这个生意人,脚大手也大,专搞趸销,不是零售。”

几句玩笑一开,客厅的气氛顿时显得活跃起来。大家坐下后,张学良便诚恳地说:“李先生,你们和王军长的商谈,很好,达成的协议我都知道了,我完全同意。贵军毛泽东、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等十二位领导人1月25日联名写的《致东北军将士书》,我已经拜读。我完全赞成和拥护贵党、贵军关于联合抗日的诚意与决心,学良十分钦佩。不过,对于贵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这一点我有不同见解,愿意提出来和贵党商榷。”

洛川会谈地址——东北军67军军部

张学良英年气盛,性格开朗,李克农早就有所耳闻。今天一接触,快人快语,肝胆磊落,果然名不虚传。于是,李克农微笑着说:“请张将军直说。”

“蒋介石现在掌握着全国的政治、经济命脉和指挥陆海空军的大权,国家的力量几乎全部掌握在他的手里,要对付强敌日本,就得联合他,否则一切都很困难;而你们共产党则主张反蒋抗日,抗日民族战线不包括蒋介石在内,这与当前的实际情况是相矛盾的,况且,蒋介石也是有抗日可能的。贵党的统一战线为什么容不得蒋介石在内呢?”

尽管张学良的语气很平缓,李克农也一直微笑地听着,但气氛显得有些紧张。王以哲深怕谈僵,连忙站起来打圆场:“好啦,张副司令旅途辛苦,需要休息。我们下午再谈吧!”

“好,好,下午再谈。”张学良大概意识到自己性子急了一点,连忙附和着说。

下午,正式谈判一开始,李克农就首先发言,围绕张学良上午提出的问题阐述了共产党和红军的看法:“蒋介石一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对日本侵略步步退让,不积极抵抗;对主张抗日的红军却合力‘围剿’,意欲斩尽杀绝,这就是原则错误。蒋介石握有全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命脉,本应抗日,却实行不抵抗政策,专打内战,已经成了全国人民的公敌,我们怎么能够‘与虎谋皮’,把他列入团结的对象呢?从实际出发,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办法包括蒋介石在内。”

张学良右手托着下巴,紧抿着嘴唇,认真而仔细地听着。李克农的话音一落,他却自信地摇了摇头:“这个问题请允许我保留个人的意见。蒋委员长也是炎黄子孙,抗日统一战线应该争取蒋介石参加,只有争取他参加,我们才有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我们应该多做工作,争取他一起抗日并不是没有希望的。”

“如果蒋介石愿意放弃反共政策,解除对人民的压迫,愿意领导全国人民抗日,我们对他的态度当然也可以重新考虑。不过,要他改变反共反人民的立场,难!很难!”李克农仍然坚持己见。

“这是长期形成的问题,双方意见不一致,可以暂搁起来,以后继续商讨嘛。”王以哲插话说。

“好。我回去一定把张将军的意见转达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副主席。”李克农也立即表示赞同。

接着,张学良问:“贵党对国际问题持何看法?中国与日本力量的对比是敌强我弱,抗日应该先从哪里入手呢?”

“中日之间的力量,目前看来的确是敌强我弱,武器装备也是敌优我劣,但是,武器固然重要,而最后决定战斗胜负的是人,是人心的向背。我们要抗日,主要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当然也要努力争取国际上的援助。战争的方法,应该是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三者结合。至于抗日的前途,我们认为,抗日将是长期的。中国地广人多,回旋余地大,有利于长期作战,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那种‘速胜论’和‘无望论’都是不足取的。”李克农一口气说下来,有板有眼,极有感召力。

“很好,很好!”张学良频频点头,“我有个问题不甚明白。贵军已于2月17日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很有可能会遇到阎锡山和蒋介石的全力阻击。宁夏接近察绥抗日前线,又与外蒙毗连,进退容易,为什么红军不去宁夏,反而选择多有艰险的山西呢?”

李克农思忖片刻,说道:“红军东征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了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到山西、河北政治影响大,而宁夏影响小。渡河东征虽然会受到阎锡山和蒋介石的阻挠,但胜利是有把握的。另外,东渡黄河去山西,还可以适当解决我军军需和兵源问题。”

张学良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会谈的气氛是坦率、融洽而诚恳的,双方除了在“反蒋抗日”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外,其他几个问题,张学良完全同意李克农的看法。

3月5日凌晨5时,会谈顺利结束。双方达成三项口头协议:

一、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张学良提出:中共派一位全权代表,最好毛泽东和周恩来中推出一位,与张再次商谈。地点以肤施(延安)为宜,时间由中共决定。

二、红军代表经新疆去苏联,由张学良负责和盛世才交涉通道问题。

三、中共派一位联络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给予适当名义作掩护。

会谈结束后,张学良当天上午即驾飞机返回了西安。高福源留在洛川,做红军与东北军之间的联络员。李克农也立即将会谈结果电告党中央。3月6日上午,中共中央复电嘉勉,完全同意洛川会谈所达成的口头协议,并指示李克农即赴山西石楼汇报。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随东征红军,正驻扎在山西石楼。 5VaQXV44aFL8NRWHRl0fc9EXQm0k8EEM/z5JZ2wqBzoF6rIMouzPS2UmbfRYO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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