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人类文明的晨曦微露之际，当我们的远古祖先在与自然界的搏斗与依存中，逐渐超越了单纯的生存需求，一种朦胧而又强大的精神力量便开始萌发——那就是对“美”的感知与创造。李泽厚先生的煌煌巨著《美的历程》，正是以其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富有穿透力的哲学思辨，引领我们回溯到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源头，去探寻那些在粗砺的陶器、神秘的图腾以及狞厉的青铜器上，所凝结着的远古先民们对生命、力量、宇宙和神祇的最初理解与想象。这段遥远而充满魅力的“美的历程”的开端，为我们理解整个中华美学精神的特质与走向，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石。
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提出了一个贯穿全书的核心观点，那就是美的形式并非凭空产生，也不是单纯的技巧展现，而是特定时代社会生活、历史经验、思想观念以及集体无意识的“积淀”（sedimentation）或“凝聚”（precipitation）。也就是说，艺术作品和审美风尚，如同地质层一般，层层叠叠地累积和反映着一个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独特的心理结构和文化基因。要理解中华民族的美，就必须深入到这些历史的“积淀物”之中，去解读它们所承载的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深刻的人性内涵。循着这个思路，我们将目光投向遥远的石器时代。
在那些出土的彩陶器皿上，我们看到了中华先民最早的艺术尝试。无论是仰韶文化中那些以鱼纹、蛙纹、人面纹为主题的生动图案，还是马家窑文化中那些流畅回旋、充满动感的几何纹样，都不仅仅是简单的装饰，更可能与当时的图腾崇拜、巫术信仰以及对自然生命力的原始感知密切相关。
李泽厚先生用“龙飞凤舞”这个充满生命张力的词语，来概括这个时期艺术所展现出的那种原始的、奔放的、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审美特征。这些纹样，以其稚拙而又充满力量的线条，记录了我们民族童年时期对世界的最初印象和对生命活力的朴素赞美。它们是中华美学精神中那股生生不息的“健”的力度的最初显现。然而，当历史的车轮驶入青铜时代，特别是商周时期，一种与彩陶艺术截然不同的、更为狞厉、神秘、充满威慑力量的审美风格，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这便是以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或称兽面纹）为代表的艺术。饕餮，这种传说中贪食的怪兽，以其狰狞的面目、夸张的巨眼、卷曲的犄角和锋利的獠牙，被铸刻在象征着王权与神权的青铜礼器之上，营造出一种令人敬畏、甚至恐惧的氛围。
李泽厚先生将这种独特的审美感受，精辟地概括为“狞厉的美”。他认为，这种“狞厉的美”，并非源于对自然的直接模仿，而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商周时期，是奴隶制社会发展的高峰，也是原始宗教信仰与部族战争依然盛行的时代。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权威，震慑被统治者，以及与神灵沟通、祈求护佑，需要一种能够体现其强大力量和神秘威严的艺术形式。饕餮纹，正是这种需求的完美体现。它那非写实的、高度程式化的、充满张力的造型，凝聚了远古先民对超自然力量的恐惧、对部族图腾的崇拜以及对残酷现实的某种精神宣泄。它不再是彩陶艺术中那种天真烂漫的生命欢歌，而是一种被社会权力、等级制度和宗教观念所深刻塑造的、具有强烈社会功能性的“有意味的形式”。
从“龙飞凤舞”的彩陶到“狞厉的美”的青铜饕餮，我们看到的是中华民族早期审美意识的一次深刻的“历史性转折”。这种转折，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变迁（从原始氏族公社到奴隶制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从石器到青铜器）以及思想观念的演进（从自然崇拜到祖先崇拜与天命观念的萌芽）。李泽厚先生指出，正是这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有意味的形式”，通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与积淀，逐渐内化为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一部分，并对后世的审美趣味和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青铜器上那种对线条的运用、对对称与均衡的追求、以及那种庄重、威严、富有力量感的整体气势，都可以在后来的中国艺术中找到其流变与回响。理解了这段远古的“美的历程”，我们才能更深刻地把握中华美学精神中那些最古老、也最根本的基因——那种既有对生命活力的原始冲动，又有对秩序与力量的敬畏；既有天真烂漫的想象，又有深沉厚重的历史感。这便是我们民族审美意识最初的曙光，它虽然遥远，却依然照亮着我们今天探寻“美”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