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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99年的雅典，这座曾经以其民主制度、哲学智慧和艺术成就照耀整个古希腊世界的伟大城邦，此刻却将一位七十岁的老人——苏格拉底——推上了被告席。这位其貌不扬，常常赤足行走于市井，以其独特的诘问方式与人辩论，并吸引了无数青年才俊追随的哲学家，如今却面临着“腐蚀青年”与“不敬城邦之神，引进新的精灵之事”这样两项足以致命的指控。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便是对这场审判中苏格拉底为自己所作辩护的忠实记录。
要理解这场审判的发生及其深刻意义，我们必须首先将目光投向苏格拉底所处的那个风云激荡、也充满内在矛盾的时代。苏格拉底，这位西方哲学的奠基者之一，他本人并未留下任何著述，其思想和生平，主要通过其弟子柏拉图、色诺芬等人的记述才得以流传后世。
他以其独特的“精神助产术”闻名于雅典，通过与各色人等进行对话和诘问，帮助他们澄清概念，认识自身的无知，从而激发他们对真理和美德的追求。他强调“认识你自己”，认为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他那种对智慧的执着热爱、对道德的严格要求以及对传统观念的无情拷问，使得他在一部分雅典青年中拥有极高的声望，但也因此触怒了许多当权者和自以为是的“智者”。
苏格拉底受审时的雅典，刚刚经历了一段痛苦而屈辱的历史。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的惨败而告终，随后又经历了短暂而残酷的“三十僭主”的寡头统治。虽然民主制度在公元前403年得以恢复，但整个城邦的社会情绪，却充满了对往昔辉煌的失落感、对内部敌人的猜忌以及对社会秩序重建的焦虑。在这样一种敏感而脆弱的政治氛围中，任何被视为挑战传统、质疑权威或可能引发社会不安的思想和行为，都容易被放大和追究。
苏格拉底那种特立独行、不断诘问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与某些在“三十僭主”时期与民主派为敌的人物（如克里底亚、阿尔西比亚德）的过从甚密（尽管他本人并未参与寡头政治，甚至曾公开抵制其不义之举），都使得他成为了某些政治势力和保守派人士眼中的“危险分子”。在《申辩篇》中，苏格拉底首先指出，比起那些正式的控告者（即墨勒图、阿倪图和吕孔），他更害怕的是那些“旧的控告者”——也就是长久以来在雅典民众中流传的关于他的各种偏见与诽谤。这些“旧的控告”，将他描绘成一个研究“天上地下之事”的自然哲学家（这在当时容易被视为对传统神祇的不敬），以及一个像智者派那样“颠倒是非、强词夺理”并以此来教唆青年的诡辩家。
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在其剧作《云》中，便曾以极其夸张和歪曲的手法，将苏格拉底塑造成这样一个滑稽而有害的人物，这种文艺作品的负面宣传，无疑也加深了普通民众对苏格拉底的误解。苏格拉底在申辩中，首先努力澄清这些由来已久的偏见。他坚称自己并非自然哲学家，也从不像智者派那样以传授修辞和辩论技巧来收取费用。他之所以与人谈话，并非为了炫耀自己的智慧，也不是为了培养什么“门徒”，而是源于一个神圣的使命——这个使命，与著名的德尔斐神谕有关。
而那些正式向法庭控告苏格拉底的人，墨勒图代表诗人，阿倪图代表工匠和政治家，吕孔则代表演说家。他们所提出的具体罪名，一是“腐蚀青年”，二是“不信城邦所信之神，而信奉自己所引进的新的精灵之事”。这两项罪名，在当时的雅典，都足以被判处死刑。墨勒图，这位主要的控告者，在苏格拉底的诘问下，显得逻辑混乱，言辞矛盾，其控告的动机也似乎并非完全出于对城邦和青年的真诚关怀。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申辩，并非像通常的被告那样痛哭流涕、乞求怜悯，也不是运用华丽的辞藻和煽情的技巧来博取同情。
他以一种平静、理性、甚至略带反讽的姿态，从容不迫地阐述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以及他所坚守的哲学信念。他试图让由五百零一名雅典公民组成的庞大陪审团，真正理解他为何会选择这样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这种生活方式对于雅典城邦而言，究竟是祸害还是福祉。
这场审判，从一开始便充满了张力。一边是代表着传统、秩序与大众意见的控告方和陪审团，另一边则是特立独行、坚持以理性拷问一切的孤独哲人。苏格拉底的命运，将由这些普通的雅典公民投票决定。而他的申辩，也将成为西方思想史上一次关于真理、良知与个体尊严的永恒见证。在下一篇，我们将一同深入聆听苏格拉底对其哲学使命的庄严阐述，看看他是如何理解德尔斐神谕的含义，如何通过“精神助产术”来唤醒人们对智慧的追求，以及他为何甘愿成为雅典城邦那只令人又爱又恨的“牛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