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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的画卷铺展到公元八世纪的中华大地，大唐王朝，这个曾经以其恢弘气度、鼎盛国力与灿烂文化照耀世界的东方巨人，正沉浸在“开元盛世”的余晖和“天宝”年间的浮华之中。都城长安，万国来朝，歌舞升平，诗才辈出，一派盛世气象似乎昭示着这个王朝将永享太平。然而，在这看似光鲜亮丽的锦绣之下，诸多足以动摇国本的隐忧，已如幽暗的藤蔓般悄然滋长。而一个名叫安禄山的胡人武将的崛起，则如同催化剂一般，最终将这些潜藏的危机引爆，将盛世大唐推向了长达八年之久的血与火的深渊。
唐玄宗李隆基，这位在位初期励精图治、开创了“开元之治”的一代英主，到了其统治的后期，却逐渐沉湎于享乐，懈怠了朝政。他先是倚重“口蜜腹剑”的宰相李林甫，专断朝纲，压制言路，使得朝廷政治日益败坏。李林甫死后，外戚杨国忠凭借其妹杨贵妃的椒房之宠，接替相位，更是专权跋扈，贪腐无度，使得朝政愈加昏暗，官场风气污浊不堪。
玄宗本人，则深居后宫，与杨贵妃“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将国家大事几乎完全托付给了杨国忠等一干奸佞之臣。这种政治上的腐朽，为日后的动乱埋下了第一颗危险的种子。
与此同时，唐朝的军事制度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为地方割据势力的膨胀洞开了方便之门。初唐时期赖以强盛的“府兵制”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募兵制”以及在边疆地区设立的“节度使”制度。节度使，原本是为了防御外族入侵而设立的军事长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不仅总揽一方的军事、行政和财政大权，而且其职位也往往可以父死子继或由部将接任，逐渐形成了尾大不掉的藩镇势力。这些手握重兵的节度使，对于中央朝廷的权威，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敬畏。而朝廷为了所谓的“以夷制夷”和减轻中央财政负担，也常常任用一些少数民族将领担任边镇节度使，这就为安禄山这样的人物提供了崛起的舞台。
安禄山，本是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的胡人（有粟特和突厥血统），他为人狡黠，骁勇善战，更精通逢迎拍马之术。他凭借着自己的军事才能和对唐玄宗、杨贵妃的刻意讨好（例如，他认比自己年轻许多的杨贵妃为“干娘”，在玄宗面前装憨卖傻，跳胡旋舞取乐），一步步骗取了朝廷的信任，权力迅速膨胀。他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掌握了唐朝东北地区最精锐的武装力量，拥兵自重，麾下将士多达十五万至二十万之众，且多为骁勇善战的胡族骑兵。
他所控制的河北地区，也因其刻意经营，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军事和经济实体。安禄山的野心，随着其权势的增长而日益膨胀。他与当朝宰相杨国忠之间的矛盾，也日趋尖锐。杨国忠嫉妒安禄山的恩宠与权势，多次在玄宗面前进谗言，试图削弱其力量。而安禄山则表面上对朝廷恭顺如初，暗地里却加紧招兵买马，囤积粮草，时刻准备反叛。朝廷内部，一些有识之士，如名臣张九龄等人，早已看出了安禄山“狼子野心，将来必反”，并曾向玄宗进谏，但玄宗并未采纳。他被安禄山巧言令色的伪装所迷惑，也沉醉于“天宝盛世”的虚假繁荣之中，对迫在眉睫的危机毫无警觉。
可以说，开元盛世的黄昏，是一个充满吊诡的时期。一方面，是文化的繁荣、经济的表象富庶以及大国威仪的延续；另一方面，则是政治的腐败、军事制度的隐患、社会矛盾的积累以及野心家的悄然崛起。大唐王朝，这艘曾经劈波斩浪的巨轮，在经历了百余年的辉煌航程之后，船体内部已经蛀洞累累，却浑然不觉。而安禄山，这个在盛世的阴影中滋生出来的怪胎，正磨砺着他的利爪，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时机，给予这个看似强大无比的帝国以致命的一击。那繁华的长安，那旖旎的宫苑，那吟唱着太平盛世的诗篇，都即将在不久的将来，被渔阳的鼙鼓和冲天的烽火所惊破。一场将彻底改变大唐国运、也将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巨大风暴，已在酝酿之中，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