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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西南的四川盆地，成都平原的腹地，有一处名为“三星堆”的所在。这个看似寻常的地名，却在二十世纪的考古史上，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石破天惊的波澜。它的每一次重要发现，都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一颗巨石，激荡起人们对中国早期文明起源与格局的无限遐想与深刻反思。
三星堆，这个曾经沉睡了数千年的古蜀王国都邑，以其独特而神秘的文化面貌，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并非仅仅局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中心”，而是一幅“满天星斗”、多元并存的壮丽画卷。要了解三星堆文化，我们必须首先回到那个充满偶然与必然的发现时刻。故事的开端，颇具传奇色彩。
1929年的春天，四川广汉县南兴镇月亮湾的农民燕道诚，在自家地里挖水渠时，偶然发现了一坑玉石器。这些色泽温润、造型古朴的玉器，虽然在当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却也如同一丝微弱的晨曦，预示着一个沉睡已久的古代文明即将被唤醒。在此后的数十年间，虽然也进行过一些零星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但三星堆的真正价值，始终未能完全显露。直到1986年的夏天，一个惊动世界的时刻终于来临。
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的东北部，相继发现了两个大型的“祭祀坑”。当这两个坑中的器物被逐一清理出来时，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坑内堆满了数以千计的青铜器、金器、玉器、石器、陶器以及大量的象牙和海贝。这些器物，造型奇特，工艺精湛，许多都具有前所未见的独特风格，与中原地区同时期的商周青铜文明迥然不同。例如，那些高达两米六二的青铜大立人像，威严而神秘；那些眼睛呈柱状向前凸出、耳朵阔大如翼的青铜纵目面具，充满了令人敬畏的异域气息；那些薄如蝉翼、熠熠生辉的黄金面罩和金杖，则彰显着使用者非凡的权势与地位；还有那高达近四米的青铜神树，枝繁叶茂，飞鸟栖息，仿佛沟通着天地人神……这些“横空出世”的惊世宝藏，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高超的制作工艺，不仅立刻震惊了中国考古学界，也迅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三星堆的发现，其意义之重大，远非仅仅在于出土了多少珍贵文物。更重要的是，它以无可辩驳的实物证据，有力地挑战了长期以来以中原为唯一文化核心的“中原中心论”的传统史观。它向世人昭示，在遥远的古蜀地区，在与中原商王朝几乎同时代的时期，曾经存在过一个高度发达、自成体系、具有独特信仰和艺术传统的灿烂青铜文明。这使得我们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发展和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有了全新的、也更为复杂和深刻的认识。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其地理位置处于成都平原的东北边缘。这片富饶的冲积平原，为古蜀文明的繁荣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考古研究表明，三星堆文化的年代，大致可以追溯到距今约4800年至2600年之间，其鼎盛时期，则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这与中原地区的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大致相当。
整个三星堆遗址，包括了庞大的古城墙、宫殿区、祭祀区、作坊区以及居住区等，其规模之宏大，布局之复杂，都显示出这里曾经是一个具有高度组织化和中心地位的古代王国都邑。然而，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古蜀王国，为何会突然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那些造型奇特的青铜器物，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信仰与寓意？三星堆人来自何方，又最终去向了何处？他们与中原文明以及其他古文明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联系与交流？这些接踵而至的谜团，如同笼罩在三星堆上空的神秘面纱，吸引着无数的学者和爱好者去探寻、去解读。1986年两个祭祀坑的发现，仅仅是三星堆考古的一个高潮。在此后的数十年间，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遗址的调查和发掘从未停止。
特别是从2019年开始，随着新一轮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的展开，又有六个新的“祭祀坑”相继被发现，出土了更多令人叹为观止的珍贵文物，例如造型更为奇特的青铜面具、体量巨大的青铜神坛、以及各种前所未见的金器、玉器和丝绸残留物等等。
这些新的发现，不仅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三星堆文化的认知，也为我们解开那些悬而未决的谜团，提供了更多宝贵的线索。可以说，三星堆的每一次“苏醒”，都在不断地改写着我们对中国早期文明的理解。它像一部深埋于地下的无字史书，等待着我们用考古学的“洛阳铲”和多学科的智慧，去一页页地释读，去一点点地拼凑出那个遥远而又神秘的古蜀王国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