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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1985年的高嘉萱是上海同龄人中少有的二孩家庭中的二孩，她有一个大自己5岁的哥哥嘉毅。嘉萱记事起，哥哥已经上学，母亲是那个年代少见的虎妈，对孩子的课业重视且严厉，一有空就抓着儿子检查作业、背课文。嘉毅脑子不差，但免不了有小男孩的调皮分心，嘉毅几遍没背下来的课文，一旁的小嘉萱聪慧敏记，只跟着听，不识字的课文就能滔滔不绝地讲出来。二孩家庭隐隐的竞争格局，某种意义上倒像是为嘉萱提供了早教环境。
嘉萱9岁那年，父亲因肝癌去世，高家瞬间坠入单亲二孩、孤儿寡母的境地，成为所有亲戚邻里同情的对象。有亲戚提出，家里经济情况太困难了，应该叫那个人担点责任、出点钱；也有的说，哥哥嘉毅不应该再姓高了，道理上不对，也不吉利；兄妹俩听得一头雾水、不明就里，母亲路女士这才第一次告诉两个孩子自己的过往和儿子嘉毅的身世，直说得三人抱头痛哭。三十年过去，那个画面历历在目，嘉萱一夜之间长大，不再是无忧无虑的小姑娘了。
母亲路女士是1954年生人，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儿，除了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她念到初中毕业，发生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家里年龄合适的青年正好轮到她，没有特殊的理由，也并不受原生家庭特殊的重视和关照，路女士随大流地去了安徽农村插队，这一去，就是十年。
亚洲知名的金融家、投资人单伟建2021年出版的英文回忆录《走出戈壁》中提到：“据估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约有16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送到偏远农村和边疆地区。我之所以把‘知识青年’四个字打上引号，是因为这一批人绝大部分只上过小学或初中，知识十分有限，说是知识青年，实在是美其名曰。”
嘉萱只知道，母亲当年去的是安徽一个很破的小县城。刚刚初中毕业、知识有限的路女士，最初就是在农村，展现出她的好强、聪明和能干。路女士样貌姣好，在农村也属于有知识的女青年，嘉萱表示，不知道妈妈是“怎么在艰苦环境下生存下来的”，但这段漫长时光，已足以推着她成家立业。嘉萱说：
因为我妈妈到了那边（在可以回来之前）以为会一直扎根在那儿。很多人在那儿结婚。她在公社里面属于有点学历的，那边老乡也觉得她很好，就让她做财务了。我妈妈整个职业生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做财务，跟着师傅慢慢学。当地人给她介绍了一个还不错的青年公务员，他俩处得也不错，就确定了关系。结果1978年就能回城市了，作为上海人肯定是想要回来的，和电视剧《孽债》里面一模一样。（妈妈）想要把男的带回来一起发展，甚至联系了这边的单位，法院、民航都联系了，说是可以一起回来。
但是那个时候人都不想流动，和后来1990年代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都要来上海。当时那人就要留在当地，而且认为他的工作又这么好，他觉得不用来上海。
当时并不乏为了返城抛弃农村婚姻和孩子的例子。路女士并非绝情之人，也可能跟对方的感情并不坏，名誉上、面子上她都不想离婚，她反其道行之，在这个时期怀孕、生子。儿子嘉毅出生在上海的第八人民医院，那时她已决心带着孩子留在上海，甚至想着用儿子劝他生父来上海，结果还是失败了。最终，初为人母的路女士离婚返沪。“我记得我妈说，最后她是抱着孩子，在法庭上面，（她是）心很狠的那个人”。她深深记恨第一位丈夫，斩断联系，完全不要对方的抚养费。
1980年代初的单身妈妈路女士，勤奋努力地生活，从顶替嘉萱外婆的餐饮店服务员职位开始，自修高中文凭，考取会计证，进入供销社，凭借做财务的专长，得到坐办公室的岗位。带着个儿子，自己条件不好，她再婚的丈夫年纪比她大好几岁，家境非常差，工作也很卑微，后面他们生了女儿嘉萱。好在第二任丈夫对妻子和孩子们都非常好，对嘉毅视若己出，亲戚街坊也都瞒得牢牢的，两个孩子都随他姓“高”。直到高爸爸病逝，嘉毅嘉萱才第一次知道两人是同母异父的兄妹，也终于明白为什么自己家有两个孩子，和同学朋友都不一样。之后嘉毅就改了姓，选择随母亲姓，改名叫路嘉毅。
第二段婚姻以丧偶告终，这对路女士打击很大，她未再考虑婚姻。1994年以后，她在安徽的前夫、嘉毅的生父曾来探望。那时，改革开放使上海发展迅速，对方甚至还想抛弃那边的家庭与路女士复合，被她所不齿。嘉萱回忆道：
那时候妈妈年纪还轻，才三四十岁，看以前的照片，我妈长得算可以的。人家来介绍对象，但我妈觉得她毕竟带了两个孩子。带着女儿，再找对象，她很担心会有继父女间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她确实是为孩子考虑得更多。
直到嘉萱上大学，嘉毅已大学毕业并出来工作了，路女士才第三次结婚，对方是未婚未育的单身老年男性，有微薄的房产，和嘉萱生父一样，脾气特别好，是路女士能够驾驭的类型。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住房制度改革过程中出现由住房福利化分配方式向住房商品化转变的过渡形态，许多家庭在那时以可承受的价格获得了私有房产。路女士用尽办法和门路，以有限的拆迁房资源，置换到一套方正的三居室，一家三口一人一间。新世纪初年，再婚后的路女士，又果断整合了现任丈夫老旧房产的拆迁钱款，在附近买了一套两房，并非常有远见地挑中了学区房。至此，她可以硬气地说：“你们以后两套房子就一人一套。”
嘉萱从小爱读书、学习，中学时代看过不少50后作家的作品。她发现妈妈和著名作家王安忆同龄，而王安忆的成名作《69届初中生》，讲述的是她们那代人波折坎坷的青年时代。以上海知青身份撰写回忆录《滚烫的泥土》作者之一，1970年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毕业后前往淮北农村插队落户的范康明，在《69届初中生：知青运动中最特殊的知青》这篇论文中指出，相比其他届，69届初中生是在1968年到1978年上山下乡运动中人数最多、在农村时间最长的“知青”群体。并且由于下乡前的文化程度最低，之后也较难从恢复高考制度的政策中受益，而成为中国体制变革中被淘汰最多的人群。
虽然读书不多的妈妈并不知道“69届初中生”这个一言难尽、意味深长的标签，但这代人的特性已深深渗入她的血液。高中时嘉萱的一篇作文获全国一等奖，她以母亲的经历为题材，书写母亲好强奋斗的人生道路和她对母亲的情感，记录下时代对母亲的烙印，也表达出自己对母亲的感恩情怀；但她还是没敢写出母亲真实的婚姻故事，只写下了她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的困难。
1990年代的中国城市社会中，普遍的家庭结构是双职工带独生子女，一位母亲独自带了两个孩子，是非常罕见且特殊的情形，嘉萱家成了镇上出了名的特困家庭。她回忆：
以前老师都知道，我读书是从小学开始，后面就再也没有付过学费，并且还有助学金、奖学金。我妈养我这个女儿，我觉得我是来报恩的，我从小属于那种不花家里的钱，而且帮家里挣一些钱的孩子。当时会有一些资助，包括慈善基金会的，还有区电视台帮困结对的活动，当时企业捐助结对的对象，每次都有我。这都是从学校这种官方的体系里一层层报上去的。
困难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嘉萱从小到大，都是典型的优等生。考试成绩经常是年级第一，各种比赛上都有突出表现，赢得奖项无数，而获得最多的就是“自强不息”奖。这两个因素叠加，学生时代的高嘉萱很是引人注目。
必须承认，路女士虽然“知识有限”，但一直有着超越阶层的远见和敏锐，在房产问题上是这样，对待孩子的教育也是这样。和镇上的本地人、亲戚街坊不同，她信奉知识改变命运，对孩子们的学业期待很高，也从不吝惜其中的花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她（妈妈）总是挂在嘴边，一点一点给我们去熏陶。她觉得她没有实现的梦想，她被上山下乡耽误了的，她要在小孩身上弥补。”嘉萱虽说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对钱财倒不是太在乎，因为从来不缺零花钱，买书、买杂志、买磁带等文娱开支，母亲向来无条件支持。
可能是因为更重视男孩，也可能是为了向前夫争口气，路女士对儿子管得更多、更严格，嘉毅算是会读书的，但也没少因调皮粗心而挨母亲的打骂。亲戚们都不理解，看不懂，当面背后时有议论。路女士的哥哥，即孩子们的舅舅很早发家致富，是镇上第一批开桑塔纳的有钱人，对路女士的教育理念十足不以为然，经常跟她说：“读大学有什么用？重点中学有什么了不起？只要给钱都能进。儿子读个中专技校就可以了，早点出来工作，补贴家里。”路女士就不听，铆着劲要把两个孩子都送进大学。
在嘉萱看来，正是这般愈困难愈好强，愈压愈韧的处境，令母亲的强势和在三人小家中的控制欲不受限制地生长起来。嘉萱提到：
因为又做爹又做妈，她这个角色持续了这么多年，什么都要听她的，不听她是不行的，她要说了算的。家里面因为没有一个力量可以跟她对抗。我哥她“鸡”得猛，反而我是她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她觉得小姑娘好像没花什么心思。我哥也蛮聪明的，所以还是让我妈给“鸡”出成绩了。
两兄妹中学时代都是学霸，却都在高考中失手，数分之差，没考上第一志愿的“985”大学，但也是亲戚朋友里最拿得出手的。路嘉毅从上海大学毕业，后在一家不错的民企当工程师。然而没多久，风华正茂的嘉毅竟罹患重疾：一种慢性炎症疾病，在保险类别上属于罕见大病。虽无生命之忧，也不影响生育能力，但心气毕竟不同了，日常也要保养，不能受累。为此，条件很好的女朋友抛弃了他。几年后，经人介绍，他和另一个镇上的本地人家庭里的独生女开始谈婚论嫁。
路女士这时又显出她入世随众的一面——不能让儿子在人前抬不起头。她让儿子在两套房子中挑一套作为婚房，并配置了6万元的标准彩礼金，这笔钱说多不算多，但靠母亲一人的收入攒下，也不容易。儿媳妇的父母都是本地农民，有几间拆迁房，没有社保养老金。婚后，儿子和儿媳妇先是住在女方家的房子里，路女士做出姿态，将新买的两室房子作为给儿子的婚房，出租出去，租金补贴给儿子。
嘉毅在同龄人里算结婚晚。次年，嘉萱也准备成家了，对象是大学同学代宸，从学校恋爱到工作，嘉萱已经在某区财政局当了几年公务员，代宸在英国获得硕士学位，回到上海后，与朋友合伙创业，事业经营得有声有色，顺理成章地谋划买房结婚。代宸是北京人，父母颇有一些家底，虽说京沪两地门户并不悬殊，但双方父母都不赞成孩子找外地人——在地域鄙视链上，京沪双城的家长有一拼。历经爱情长跑，得不到长辈祝福，也没有得到爽快的资助，嘉萱和代宸的小家庭建设殊为辛苦，“主打一个独立不靠父母的人设”。当初路女士嘴上说一人一套房，实际上，她和嘉萱的继父住在那套三室的老房子，并没有多余的房产给女儿；然而彩礼的习俗仍是不可免的，路女士收了女儿女婿的6万元，又心疼女儿辛苦，返还给嘉萱3万。代宸父母那边，为了表明态度，也是给儿子施压，以打借条的方式给儿子资助了买房的首付款。彩礼的事，小两口担心北京公婆不理解，瞒住了代宸父母；首付打借条，小两口又怕路女士和“娶媳妇没房子怎么行”联系起来，没敢告诉她。“反正有很多会引发矛盾的事，我们都瞒着双方父母了，原生家庭在我们婚姻关系里充当阻力多，我们只能自己加点润滑剂了。”
兄妹俩前后结婚，两人的孩子也差不多同时出生，都是男孩。两年后，嫂子意外怀二胎，路女士很不满，上门建议他们不要生。嘉萱知道母亲又过度控制了，但这次没有用，嫂子娘家不反对多生，也没有路女士那么高标准的教育理念，觉得多子多福挺好的。而且他们对路女士只带外孙不带孙子早有芥蒂，果不其然，嘉毅的二孩，又是个男孩，出生后就直接放在路家由奶奶带。三个小光头，倒也是人丁兴旺，其乐融融。孰料嫂子又病了，得了尿毒症，缠绵病榻，还做了换肾手术。“我妈知道的时候真的是崩溃了，怎么能这么苦，接二连三，对她命运打击也太大了，实在是一般人扛不住的。我觉得，我妈确实是特别坚强的一个人。”
嘉萱认为自己能做的，就是继续维持报恩的“人设”，不给母亲添麻烦，凡事靠自己的小家。她思前想后，对职业、育儿和孩子的教育道路进行了规划，不依赖母亲帮忙带孩子，也不占用娘家的资源，把学区房名额让给哥哥的两个孩子。当然，在做这些考虑的时候，她也不再接受母亲的意见和干涉。
路女士的鸡娃作风，对两个孩子的影响相当深远，以至于后来对待自己孩子，他俩都是家长中鸡娃的主力。母亲不仅“鸡”学业，还“鸡”乐器，说起来很不可思议。他们家是出了名的特困户，在那个年代，她居然能培养两个孩子都学乐器。嘉毅学二胡，嘉萱学扬琴，这两种乐器都是当时流行的民乐。最初在少年宫学，免学费，需要家长花时间接送，也要花精力督促和练习。嘉毅小学毕业时，少年宫不再开免费班了，二胡老师认为男孩是个好苗子，可以去老师家里上小班，学费也是按私教的标准。母亲看看两个孩子，精力和金钱都不够，只好让嘉毅放弃二胡。到了嘉萱，她像是遗传了妈妈的好强和聪慧，争强好胜，样样出色，成绩一骑绝尘。一手扬琴也弹得远近闻名，在小学高年级就进入了镇上中学的民乐团，和大孩子们一起练习、演出。
嘉萱小升初的时候，赶上基础教育体制改革，公办中学不再区分重点，新成立的民办学校发展势头很猛，把原来公办重点学校里的很多老师都吸纳过去，学费也很昂贵，达到每学期2000元。那是1997年，上海市职工月平均工资952元。而在前一年的1996年，由于“上海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各行业迫切需要适应市场需求，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破产兼并重组”
，全市下岗职工高达100万，“4050”工程应运而生，嘉萱妈妈路女士又踩到时代节点，在42岁的年纪下岗。镇里看她情况特殊，出于解决她家温饱的考虑，给路女士安排了一个项目制的工作，可她做得不太顺利。后来，她又捡起财务的专长，兼职代理记账，到处找工打，以多获得一点收入。
于情于理，民办中学与高嘉萱没什么关联。但路女士的执拗和坚韧产生了“有志者事竟成”的神奇效果。嘉萱表示：
为我的前途着想，她就要择校，当时招生会就去了，去了以后找教导主任，说了这种特困的情况。我觉得我妈社交能力蛮可以的，她跟教导主任聊得很好，因为我太优秀了，各种奖状，包括区一级的奖……她说我又是某中学校级民乐队的成员。我还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已经在他们中学的校民乐队里面了。所以教导主任就跟她说来参加第一届摇号，摇到号最好，可以把学费免掉，摇不到也能把我特招进来。
就这样，嘉萱免学费上了民办初中，后又保送到重点高中，成绩仍旧名列前茅，所有比赛仍旧拿第一。直到嘉萱自己成为母亲，开始投身10后的鸡娃大业，她才第一次醒悟到，学霸的诞生，可遇不可求。在她看来理所当然的认真细致、力争上游的品质，在儿子小代身上，却不是那么的“理所当然”。直到开始和身边人交流育儿话题，她才第一次知道，对于“这次为什么某某和某某都考得比你好？”这道每个家庭都遭遇过的灵魂之问，大多数孩子的回应，是并不惊人的相似：“那有什么，还有某某没我考得好呢，还排在我后面呢！”像嘉萱这样，有内驱力，善于自己琢磨学业状况和学习方法，每一次都要考好，每一次都要获胜的“自鸡娃”，凤毛麟角。娃爸老代不是嘉萱这一类的学霸，却也用自己的方式，获得了海归硕士学历，而儿子小代就更加不是了。
嘉萱和代宸谈了七年恋爱，结婚之后又过了两年二人世界，29岁那年决定要孩子，和她周围85后的小伙伴比起来，生孩子算是比较早的。嘉萱觉得那是自己运气好，早早遇到了真爱，多年来两人的亲密关系质量很高，是真正的灵魂伴侣，能聊到一块儿也能玩到一块儿，没孩子的生活也没感到无聊。决定要孩子，则是真正想明白了，完全准备好了：
我们当时是觉得要有一个爱情的结晶。产生一个有你的基因也有我的基因的生命很奇妙。但生完到现在六年多了，就觉得这个体验也一般，这是我自私一点的想法。但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我们也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了。以前也看到豆瓣上有人说，有些孩子童年有阴影，会觉得我为什么不能选择就被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如果遇到的好家庭，那当然好，但如果遇到没那么有责任心的父母怎么办？每个人都有生孩子的权力，我们不能说不负责任的父母就不能生了，只是说生孩子对孩子也是有一些不公平的。
一方面，嘉萱对生育行为是理性和清醒的，但另一方面，她自认为受母性驱动，把交织着爱、责任感和鸡娃雄心的情感强烈地投注到亲子关系中，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自己的母亲——路女士的影响：全力以赴地培养孩子，高标准地鞭策孩子，对孩子的成功人生负有无限责任，而这种成功，必须也只能通过在竞争中胜出才能实现。
然而小代不是嘉萱，“路式鸡娃法”的进展显然很不顺利，娃爸代宸看得很清楚。我们问他：你觉得高嘉萱在教育孩子方面，焦虑吗？
代宸： 我觉得，高嘉萱她，往好的地方讲，是在自我加压。比如有的事情（小代）明明超过了同龄人的小孩子，但是别人追上来了，她就非常着急、焦虑。估计是因为她自己小时候成绩比较好，对一些事情需要做出一定标准。
作者： 那是不是一种学霸对自我的要求，然后转化为对孩子的要求？
代宸： 对，应该是这种。高嘉萱有时候言语之中会透露一些，比如以前妈妈读书很厉害之类的。
作者： 这样子会给到孩子压力吗？
代宸： 我觉得不会。但是她会动气的，因为会难过，有时候（我）会实在听不下去。我跟高嘉萱很多年都没有争执了，这两年所有的争执基本上都是因为教育孩子的方法，因为我觉得她太凶了，我有时候也会犹豫，觉得可能是需要这样子，但有时候觉得这样的话，家庭氛围怎么能行？
像她陪孩子练琴的时候，我要么就出去倒个垃圾，要么就出去买个可乐。然后回来我就听听音频，把声音开到最大，在那儿用椭圆机。然后椭圆机完了我就去洗澡，尽量避免听到这些。
高嘉萱培养儿子的乐器是大提琴，相对冷门，器具昂贵且需要随孩子长大更换，私教费用、夏令营活动、演出、比赛等等，耗资相当不菲，这些都是物质上的开支，精神和情绪上的投入，更是日复一日、持续不断的。代宸不是那种“丧偶式育儿”家庭里的甩手爸爸，但像嘉萱那样付出，他做不到。嘉萱不埋怨丈夫，学霸的特质，赋予了她对自我和对他人的高要求，也培养了她反思和学习的能力。她表示：
当儿子练琴的时候有一些点过不去，我下意识发火的时候，不知道每个妈妈是不是都有过这种感觉，突然觉得自己很像自己的妈——控制不住的、歇斯底里的失控的刹那。那一刻我感到很害怕。我就觉得要避免成为我妈那样子，会去反省我刚才那样的做法是我没控制住。我觉得我妈带给我的影响是情绪控制上的问题，基因上的那种脾气，对工作，包括很多事情上面的要求比较高、负责任、死抠、较真。
怀着开放和持续学习的心态，嘉萱阅读了大量教育学、心理学的书籍，也沉浸式地全面吸收了国内外当下主流的育儿知识和信息。她越来越意识到，不能拿自己的成长经验去要求孩子，自己的经历既不典型也不普遍。尤其是对待男孩子，无论在亲子连接，还是性别维度上，她都需要更新和改进自己的认知、观念和方法。作为一个早熟的人，为人母后她又经历了新的成熟过程。但是，小代同学的大提琴，还是要好好学的，保留鸡娃本色的嘉萱努力形成了一套有别于母亲的简单粗暴，看起来兼顾了科学、平等和友善，足以自洽的教育方式。嘉萱表示：
我自己本身热爱音乐，从小学民乐长大，到我儿子，我觉得他节奏感是有的，让他学一门乐器也是为了培养他性格中坚毅的品质。希望他能长期坚持做一件事，从不会到会，让他有这样一个过程：原来这个东西我不会，只要我坚持练习，我都能学会。不过学音乐真的需要陪练，小孩子不会自发想练，需要父母陪到他热爱音乐，他自己悟到了才会愿意去练琴。我小时候学扬琴，也被我妈打过的，为了手型，认真练习那些事。
我自己比较懂音乐，很多训练都是从钢琴开始练习的，然后我自己比较喜欢小提琴，但还是让他自己选一个。刚开始你问他喜欢大提琴吗，他都会说喜欢，其实就是喜欢玩嘛，但到后面的阶段，他也会觉得枯燥，这个时候父母陪练也苦，孩子也苦。但我还是希望他学琴，这样有个特长，不希望他以后觉得别人都有特长只有自己没有，甚至说以后听到喜欢的歌可以自己演奏下来。
另外就是我觉得大家母子缘分一场，以后我很老了坐在摇椅上，他能拉一曲给我听，我觉得是非常满足的一件事。我有时候也会和他说，希望他满足我这个小小的愿望，当然还是更希望他享受音乐。等我百年以后，他来我的墓碑前，能够拉上一曲，是一种纪念，也是情感的表达。在这方面我想得开，不会说什么都是为了孩子，让他学琴其实也有我自己的私心在里面的。在他练得不开心的时候，我也会说能不能帮帮我，我想听，而不是用道德绑架，“我为了你，你必须练”，这样孩子也更容易接受。
高嘉萱成熟后回望母女关系，意识到在高中写下感恩母亲的作文时，她已经暗生出反叛的情绪，反叛的表现是：“谈恋爱很早，就跟我们班一个，也是学霸，相约着零志愿他填清华，我填北大，第一志愿都是交大，很稳的事情。现在觉得蛮傻的，其实还是叛逆，为了摆脱我妈的控制。”那个时候的高嘉萱还不知道，之后人生道路上的几次重要节点，她和母亲竟爆发了一次次冲突，母女关系成为对她困扰最大的难题。
冲突产生于母亲的矛盾心态，也与嘉萱越来越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精神有关。在择偶、择业、育儿这几件成年女性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中，以嘉萱资深学霸的处世习惯，每次决策都是思前想后、深思熟虑、全面权衡的结果，但偏偏母亲每次都反对，每次都闹得伤筋动骨，两败俱伤。最终又因为无法斩断的血缘联系而不得不建立边界，共同学习新的相处方式。
一、择偶
在嘉萱看来，她和代宸情投意合，并且校园恋情的感情基础深厚，小伙子性格好，情商高，能力强，家境也不错，难道还不算完美佳侣？而在路女士看来，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嘉萱表示：
见到代宸，我妈承认他是一个很优秀的男孩子，各方面都很不错。但就因为他是外地的，她考虑到我以后，生了小孩没有公婆照顾。她想得很远，因为她希望我最好找一个本地的、有好几套房子拆迁，能过去做少奶奶的。她希望我嫁得好，所谓嫁得好就是嫁到这样的家庭里。可是我们镇上本地人家庭，大多都不读书的，随便念个文凭，家里帮忙找个工作，有好几套拆迁房，躺平过日子。我妈是个异类。我怎么能看上那样的男孩子呢？
她就不同意，歇斯底里跟我吵，说不要活了，要跳楼。那个时候我也很犟，跟我妈去顶，真的是很顶。我当时跟她说你有一条命，我也有一条命，你拿这个东西要挟我是没有用的，你说你可以拿命来要挟，我也可以死，你可以死我也可以死！当时就可以顶到针尖对麦芒这种程度。
母亲的出发点可以理解，一心为女儿好的执念似乎也无可厚非，然而很难解释母亲的教育理念（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和务实建议（择偶首要考虑对方家的房产数量）之间的逻辑不自洽。同样难以理解的是，对于一向靠谱且优秀的女儿，母亲为何那么不信任嘉萱的决策能力？或许连路女士自己也没有分清，母女斗争的核心究竟是她对嘉萱强烈的爱、无尽的责任感，还是她无法接受已成年的女儿不再听话顺从，造成权威感的失落心理所致。
二、职业道路
婚姻大事拦不住，随着嘉萱与代宸结婚、生子，不得不翻篇。不过，路女士要求嘉萱夫妇第一次买房和第二次的置换大房都必须选在娘家附近，方便她照顾，以此维持母女间紧密的联系。而母亲对嘉萱职业道路的影响及双方的冲突，也因此绵延了更长时间。
从小受母亲谆谆教导，嘉萱选择的职业路线是追求稳定、看似体面的“铁饭碗”工作，这也是母亲认为在婚嫁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工作。2007年大学毕业后，她进了一家大型国企担任管培生，身边同学都不理解，因为那个年代外企的吸引力很大，薪资比国企高一大截。嘉萱英语特别好，大学时多次在英语竞赛中获奖，且她的工作能力也不错，为何不去外企赚高薪呢？管培生只做了半年，轮岗阶段，她在营业厅担任经理助理并从事柜面工作。“当时觉得其实是蛮辛苦的，没有升到经理级别，分配的活不是你想做的事。”薪资也没有太强吸引力，因此嘉萱试用期结束前就选择了离职，之后轻松考到政府机构下设的事业单位，几年后，又在同一个单位考取了公务员职位，升级为最稳定的公务员编制。
然而，体制内的职场经历，给高嘉萱的体验并不好：
这个工作就是一个螺丝钉，没给我带来什么成就感。我不会摆烂，做事认真就越做越多，而且吃力不讨好。
或许是一直以来学业上的“优越感”使然，我内心是无法苟同因实际利益而违背自己的价值观，去做一些顺应不良文化的事的。以前有局长，酒喝多了，会暗示说小高你工作不够主动，我就笑笑不说话，心想我要怎么主动。
我妈又矛盾了，一方面看到人家女儿工资很高，她会念叨，你看谁谁多有出息，她也希望我有出息。我说公务员能赚多少钱。另一方面，我表达出工作上不开心的事情，她就说，你这么好的工作，混混就好了呀。问题是我不会混呀，是她从小教我，把自己事情做好。
2017年，在踏入职场满十年之际，嘉萱决定辞职。代宸的公司经营得不错，他的年收入是嘉萱公务员工资的数倍，家庭经济上确实不缺她这份收入。小代进了幼儿园，无论是学琴还是其他兴趣和学习，家里都需要一个人全职投入。当然，最重要的是，嘉萱不想再忍受这份工作了。代宸理解和支持她，公婆也干脆地表示了赞同。代宸表示：“现在培养孩子多卷啊，需要一整个人力，父母的作用是老人代替不了的。”唯独母亲那边，嘉萱压根不敢告诉她，想着能拖多久是多久。辞职后，她在教培机构做兼职英语老师，没课的时候在外闲逛，假装上班，拖到下班时间再回家，居然也瞒了两三年。结果是一次机缘巧合，寄到嘉萱老房子的社保信件被路女士无意私拆，才穿了帮。
如嘉萱所料，又是一番大吵。对母亲私拆自己的信件，嘉萱本是挺生气的，但在母亲的怒火面前，根本无法沟通。路女士不满女儿放弃原先那么好的工作，更愤怒嘉萱竟能一直瞒着她，这次母亲气到撂下狠话：“死不瞑目！”几年过去了，路女士仍然一直挂在嘴上：“这么好的工作不要了，现在又不上班！”母亲老说这个事情她过不去，嘉萱明白，瞒着母亲辞职，对母亲的打击很大。
三、育儿方式
在公共资源的培育下长大的高嘉萱，并不认可公立教育。小代的幼儿园她选择的是民办幼儿园，希望孩子过得开心些，另外园方的教育服务质量也高一些，孩子能在课内工作日学到一些东西，而不是平时什么都不教，周末忙于知识类的补习。小代升小学的时候，母亲家有学区房的资源，但嘉萱想到哥哥有两个孩子，更需要这个学区名额，便主动表示放弃。实际上，她已经想好了，让孩子从小学就开始走体制外的国际路线，不留后路，不卷高考，一门心思出国升学，至于什么时候出去，再看情况，但最迟本科必须出国读。她表示：
从小我就给孩子选好，我也比较赞同走国际路线。培养阅读、体育这些东西对孩子是科学的、好的。这条路线我们已经替他做主了，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可能也是洗脑式的，或者说我们家庭文化式的东西，让他觉得自己将来一定会出国读书。因为他太小了，一年级，根本没有那个概念，所以我们家长必须帮他做一个选择。两手抓就太累了，应试要抓，素质教育也要抓，所以我们就放弃了，专心出国。
有的家长总说，问孩子愿不愿意以后留学，这个决定只能家长来做，孩子懂什么呀。还有很多家长是把这个决定放最后，等到中考，甚至高考了，再去决定说我是高考还是出国。我就想，决定得越早，越轻松。
双语学校费用高昂，学费15万，加上学杂费、餐费、课外活动费等等，一年至少20多万，这还不包括小代学习大提琴的费用。路女士也感到太费钱了，周遭的亲戚甚至阴阳怪气——“你高嘉萱自己一直读书好，现在还不是做家庭主妇；孩子读那么贵的学校，纯属烧钱浪费”。嘉萱无所谓，正如时下盛行的年轻人“断亲”之说，谈不来的亲戚，何必来往。经济负担重，她不依靠母亲，母亲也没话讲。
但她全职在家后，体会到主妇的忙碌和辛苦，碎片化的时间让她没有自己的专属时间来实施自己的安排。她请了个钟点工每天来家做晚饭，外包一部分家务，腾出下午的时间给自己。这样一个小小的决定，却再一次引起母亲的勃然大怒，因为她觉得自己不再被需要了。嘉萱看得出来，母亲并不是真正喜欢小孩、享受带孩子的人，小代调皮起来，路女士会拿针吓唬他。母亲无法接受的是从女儿生活中越来越淡出，似乎她因此就会显得越来越不重要。
但嘉萱已经知道对自己来说重要的是什么，在自己也做了多年母亲之后，她决定把握住自己生活和家庭的核心。小代一路就读的民办学校，同学大都家境优渥，二孩家庭是常态，单孩家庭仅占20%；小代小时候也不是没吵过要个弟弟或妹妹，但嘉萱和代宸很一致，认为不能要二孩，因为多一个孩子就意味着降一个阶层，以他们的生育观，供两个孩子走国际教育路线的负担太重了。母亲塑造了她，但她要成为和妈妈不一样的妈妈。
其实在我们的研究历程中，并未太关注母女关系。我们的受访者大多围绕着城市身份、良好受教育程度以及体面就业这几个标签。在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托儿机构退场，而公共托育服务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她们生育和休完产假之后要上班，势必家里要有人帮忙全职带孩子。大多数情况下，这个帮忙的人是自己的母亲、孩子的外婆。这看起来也很合理，没有比母女之间更紧密的联结了，比婆婆好沟通，比外人（保姆）贴心，有得选，谁不想让母亲来帮自己呢？
然而当和嘉萱的交流中浮现出母女关系的议题时，我们都被触动到了，因为我们也都可以选择自己的母亲帮忙，却和嘉萱一样拒绝母亲过多渗透进自己生活。上一代50后的女性，如果培养出一个好学上进的女儿，多半自己也有着争强好胜的一面性格，而在饱受剥夺和起落的时代摧残下，她们的婚姻、职业、生命体验，很少是顺利和愉快的。情绪稳定、心态正常，实属不易；不好相与、时有龃龉，才是常态。对我们来说，母亲比婆婆难对付多了，因为婆媳间能够把握界限、控制距离，而母女关系则复杂得多。
高嘉萱最终在每一件人生大事上都违抗了母亲。本书的作者之一蒋莱为了不依赖母亲和婆婆带孩子，在职读博士期间把孩子送进了全托幼儿园。沈洋老师的两度生育都依靠外包服务，一一经历月子会所、月嫂、育儿嫂。我们当然无法斩断和母亲的联结，只能尽己所能地划出边界，最大限度地避免亲情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