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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美国接连迎来了两部描述海外华人的电影，一部是科幻片《瞬息全宇宙》，另一部为动画片《青春变形记》。在影像艺术层面的讨论中，无论是剧情疯狂的平行宇宙转换，还是画风可爱的青春期成长故事，这两部叙事手法与核心思想迥异的电影都聚焦到了亚裔，并且特指华人家庭中的母女关系。
两部电影都算得上成功之作，《青春变形记》好评甚多，《瞬息全宇宙》更是大获全胜，拿奖拿到手软——被烂番茄评为2022年最佳奇幻／科幻电影榜首、全美最佳上映电影第二名，囊括奥斯卡金像奖七项大奖，并造就杨紫琼成为首位拿下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项的亚裔演员。可惜的是，这两部电影都未能在中国大陆公映（《瞬息全宇宙》曾亮相于2023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富有特色的华人家庭母女关系议题也未能在简体中文信息平台上引发讨论。
女性主义视角下，母女关系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议题。美国心理学家、性学家南希·弗莱迪在她的代表作《我母亲／我自己》中写道：“母女关系是女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关系，诚实地审视这层关系只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好处。”
许欣宁则发现，东方文化传统中的父权文化观里，仅仅因为女性被视作孕育生命的容器，就将其塑造为遵循“万物之母”特质的“大母神”。在这个系统里，母亲是温柔贤淑、无私奉献、无畏万难、无欲无求、从父从子的模范妈妈；女儿，则由于会成为未来的母亲，而天然地与妈妈亲密无间。
对此，印度学者阿加瓦尔的解释是，女性生育行为的另外一面，是孩子在母亲身边成长过程中形成自己的身份。到了一定年龄，儿子会放弃原有的身份，或是原有的儿子身份被母亲放弃；相反，女儿身份没有被放弃的理由，因此，母女之间的纽带被培养成为永久的连接。
这种永久的连接，在坊间话语中，被轻巧地概括为“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而在爸爸那边，女儿则获得了暧昧不清的“小情人”的称号。仅仅在字面意思上，“小棉袄”还是“小情人”，就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和价值，相比起“小情人”所蕴含的异性间由性吸引带来的情感价值，“小棉袄”承载的功能要复杂得多：既好看又好穿，既贴心又保暖，在外有面子，在家有里子。不难看出，在母子、母女、父子、父女这四个亲子关系的维度中，母女关系被赋予的连接和回馈的期待是最高的，随之而来的是硬币的另一面：这种连接所带来的压迫和困扰也是最强烈的。
《瞬息全宇宙》反映出对立型的中式母女关系，母亲在要求女儿遵循传统价值观和道德准则方面持严厉态度，女儿则试图追求自我独立和自由；《青春变形记》则传递出女儿、母亲、外婆三代女性的共生关联，她们之间的“共生”，体现在期望和压力的“传承”上。正如上野千鹤子所言：“所有女性一旦成为母亲，就会开始对孩子施压，她们既是压迫者，同时也是牺牲者。”
如果说这些西方影视题材的认知难免存在表面化与刻板化的问题，那么身处中式环境下的作品的体认与批判则要直接得多。有趣的是，国内学界围绕母女关系的议题，90%以上亦是基于文学或影视作品的探讨。其中，“相爱相杀”“爱恨交织”“依赖与疏离”“共情与断裂”等都是其间的常见语言。对此，山东艺术学院电影学专家王颖副教授，通过回应弗莱迪所说的“诚实地审视这层关系只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好处”指出，弗莱迪所言的“诚实”主要是指要突破主流文化所潜移默化和约定成俗的观念，比如母女之间十全十美、理想化的爱——事实上这并不存在。突破某种惯性思维或者文化、社会观念的束缚，剥除掉附着于“母亲”和“女儿”身上那想当然的符号化的外壳，会发现母女关系正是复杂的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在一对同性别的、有着至亲血缘的女性之间，共生、分离、和解、传承，爱恨交织，穷尽着人性中的一切可能性。因此，母女关系成为现代电影至为偏爱的题材。
然而，屏幕上的故事，并不能指点屏幕下的生活。大多数70后、80后的中国女性，受着“小棉袄”的规训长大，走在一条默认有一天自己也会成为母亲的成长道路上。妈妈既是赋予她生命的来处，也是她必将踏入的未来，全心全意地爱妈妈，信任妈妈，听从妈妈，成为妈妈，是亲密无间的母女关系的应然状态。直到她面临选择专业、职业、发展地域，乃至择偶和越来越多的人生重大决策；直到她自己也为人母；直到妈妈的要求和她的愿望发生冲突；直到发现妈妈希望的她的人生并不是她想要的人生。在妈妈无微不至的爱与全然掌控的界限难以划清时，在孩子的自我意识与女儿角色无法协调时，母女关系痛楚而复杂的一面才被揭开。
有关我国母女关系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讨论非常少，艾华的著作《性别的主体：中国城市中的母与女》属于为数不多的研究之一。艾华在书中提及，在传统中国社会，嫁出去的女儿相当于泼出去的水，无论是整个社会还是学术界，对于婆媳关系的关注远高于母女关系。因为在传统宗法家庭的正式结构中，在父系继承制和从夫居的婚姻制度下，女性与婆婆的关系被认为是女性生活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这种对于宗法社会和父权制的过分关注，限制了对于母女和父女关系的学术讨论。
艾华的研究发现，大多数女儿，无论其年龄和出生年代，都感到她们比自己母亲拥有更多的选择和更广阔的人生，而这些人生的可能性与中国剧变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密不可分。然而，尽管声称与母亲不同，但女儿的自我认同是通过不断提及母亲以形成对比和参照来构建的。虽然女儿认为自己与母亲对于自我的理解不同，但她仍然与母亲紧密相连，作为其自我形成的条件。
触发我们在这一章对母女关系良多感慨的是两位80后妈妈——高嘉萱、吕小滢。最初把她俩归入同一个类型的契机，是她俩在各自所属圈层中，由于只生育一孩，而成为周围少数派的妈妈。一开始，我们好奇现代高学历女性为什么愿意生二孩，而在一个周围人都生二孩的环境下，“为什么不生”同样值得探究。但随着了解的深入，我们发现，生活在上海郊区某镇的高嘉萱和广东某四线城市的吕小滢，竟然有许多相似之处。譬如她们自幼都是家里懂事的乖女儿；学生时代都是学霸；在婚姻中都属于“上嫁”；还都在工作之后修读在职研究生学历。并且，在有了自己的小家后，她俩都自然地帮衬娘家、关照母亲，堪称是教科书级的“小棉袄”典范。话题转到母亲，她们谈兴更甚，这才发现，她们的母亲走过的这辈子，浓缩了时代波澜对个人命运的反复拨弄，经历了跌宕起伏和许多戏剧性的变迁，非常辛劳，非常丰富，但也非常地悲催。当然，对那代人来说，这或许根本不是巧合，而是常态。但回望上一代妈妈的历程，细厘母女关系中的普遍与特殊、正常和反常，并进而探讨母女关系对新一代女性生育观的影响，也是今天母职概念演进和认知发展的应进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