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前，对于孩子姓氏的协商往往发生在“独女户”家庭，女方家庭，尤其是女方父亲有传承姓氏和子嗣的需求，给女婿提供经济支持，以“招女婿”的方式实现女方家庭“传承香火”的目的。
随着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育龄夫妻可以合法地生两个孩子，这使得“二孩跟谁姓”的话题搬上了家庭的谈判桌。此外，随着女性主义意识的崛起，越来越多女性开始接受“去夫留子”的观念，即生一个跟自己姓的孩子并独自抚养。有不少网红博主，比如papi酱，为自己打造了“独立女性”的人设，宣传即使在生育后仍然会把自己排在第一位，这就是为什么papi酱被爆出孩子随丈夫姓之后在网络上遭到攻击，因为网友认为这和她“独立女性”的人设不符。这件事引起了网络上有关“冠姓权”的讨论，说明有不少网友达成共识，孩子随父姓不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我国法律在孩子的冠姓权方面走在世界前列。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六条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而在2021年颁布的《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五条表示“自然人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相比之下，现在还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习俗仍然期待女性在婚后改随夫姓，更不要说争取孩子的冠姓权了。例如，日本法律规定夫妻在登记结婚时，必须使用其中一方的姓氏。2015年，日本最高法院首次对“夫妻同姓”是否合宪进行裁决，最终以10∶5的结果宣判“夫妻同姓”符合宪法精神。而日本法务省2019年统计显示，超过90%的家庭都是妻子冠夫姓，这凸显了父权制的深远影响。
德尼兹·坎迪约蒂在其经典文章《与父权制的谈判》中谈到，中国属于经典父权制社会。她认为经典父权制的特征是“父系继承-从夫居复合体”。
从夫居是指婚后的居住模式，要求新娘与丈夫的原生家庭一起生活，父系继承指的是父系财产及象征符号的继承。东亚社会属于经典父权制。虽然从夫居逐渐被以夫妻和子代为主的核心家庭所取代，但是冠夫姓仍然象征着妻子从父家嫁到夫家，暗示妻子对自己的姓没有自主权，而是属于夫家的一分子，这反映了父系继承的延续。同理，孩子随夫姓象征着孩子是夫家的财产，延续着夫家的血脉，而母亲对其没有话语权。
在这一背景下，随母姓看上去是对父权制的挑战，但深究之后，我们发现事实并不必然如此，随母姓可能是对于父权制的延续，也可能是挑战。协商冠姓权涉及两个家庭的互动，涉及家庭内部的权力斗争，而不仅仅是夫妻两人的事情。因为孩子的冠姓权闹到夫妻离婚的情况，也频繁见诸报端。
早在一百多年前，我国的女性主义者何震就不满随父姓的传统，她把母亲的姓放在父亲的姓后面，把自己名字改为“何殷震”。这虽然对于母亲是一种认可，但还是延续了父权制。考虑到人只能有一个姓，到底跟谁姓才能称为平等，可能并不存在所谓“完美”的解决方法。
国内外有关孩子随母姓的学术文献很少。在那些已婚女性冠夫姓是根深蒂固的传统的国家，不会掀起有关孩子冠姓权的讨论。许琪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分析了自1986年到2005年中国姓氏的变革与原因，发现随母姓的情况虽然仅占出生人口的1.4%，但随时间推移呈现上升趋势。而随母姓更可能出现在母亲受教育程度较低，父亲社会地位低于母亲，母亲没有兄弟而父亲有兄弟的农村家庭。他认为随母姓是我国生育率下降背景下，家庭应对传宗接代需求的策略性选择。
在对40余位母亲进行访谈时，按照惯例，我们都会问子女的姓氏情况，以及是否考虑过随母姓。有的被访者认为跟谁姓不重要；有的表示讨论过，但丈夫及夫家不肯，也就不了了之了。还有几位表示“跟谁姓都一样”——但是，跟谁姓真的一样吗？倘若妻子跟丈夫提出让孩子随母姓，有多少丈夫及其家人会同意？
我们的被访者中，有八例孩子随母姓的情况，其中七例是二孩随母姓，一例是一孩随母姓。虽然随母姓的样本不多，但其中包括了多种情况，既有文献提及的“传宗接代需求”这一父权制背景下的随母姓原因，也有已有文献未曾提及的原因。我们把这八例“孩子随母姓”的动因分为四种情况：第一种是父权制的延续，这种情况通常由强势的女方家庭提出；第二种是孝顺型，女儿希望通过这种行为来犒劳辛苦带孩子的外婆和外公；第三种是性别平等型，这也是最符合时代潮流的动因；第四种是一时冲动型，认为跟着母亲姓挺有意思，随口一提就成了定局。冠母姓通常由妻子家庭或者妻子提出，因为很少有男性会主动让渡自身利益，哪怕只是象征性利益。以下对于这四种类型一一展开讨论。
在网络上，有人在质疑随母姓的必要性时，会指出即使随母姓，也是随女方的父亲姓，因此仍然沿袭了父权制传统。确实，有女方的父亲希望后代能随自己姓而在女儿生育前对孩子的姓提出要求，这被我们归类为父权制动因，因为这通常是女方父亲想要延续自己作为一家之主的姓氏与血脉而提出的。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女方原生家庭的经济条件要远远优于男方家庭，并且女方家庭在子女抚养和经济支持上付出更多。虽然都是随母姓，但这与性别平等动因的内涵迥然不同。我们的被访者宋钰涵、颜文婷和姜凯蒂就属于这一类。
宋钰涵和丈夫是大学同学，但父母始终反对他们的婚姻，因为双方家庭背景差距太大。宋钰涵的父亲是某“985”高校热门专业的大学教授，而男方父母都是出租车司机。“我爸始终是看不起他们家的，主要是经济实力方面，只不过我一直在坚持。”老大是男孩，约定俗成地随父姓。儿子才一岁多时，宋钰涵意外怀上二胎。“因为我爸爸比较强势，他总想生个孩子跟我们姓，所以二胎计划是早就有的，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本来打算想生二孩的时候再跟男方家庭商量二孩姓氏的事情，但是由于二孩“来得比较急”，所以立即提出来了，导致男方父母不是很开心。宋钰涵表示：
他们呢，也不知道是自卑还是怎样，总觉得什么事情都是我们家做主，心里就有点不爽吧。反正我爸那时候也挺严肃地跟我老公讲，也算是教育他吧。因为他第一个项目算是我老爸给介绍的，我老爸也有点像要挟一样的，说他这个样子一点也没有良心，都给他介绍项目什么的。他父母就感觉不答应这件事情，以后就再也不会管他们了。
即使宋钰涵在婚后主动给男方父母每个月三千元的家用补贴，即使她丈夫自己创业后的第一个项目是老丈人安排的，即使生完孩子之后的几年夫妻主要住在女方家里，即使在二孩出生后女方母亲还以小夫妻两人的名义买了房，但夫家还是对二孩随女方姓这件事是不情愿的。虽然夫家被迫接受了二孩随宋家姓，但一直耿耿于怀。宋钰涵表示：
那几年因为这件事情确实不太开心，反正这个疙瘩到现在其实还有的……他妈妈是本地人，非常传统，重男轻女很严重。我生了第一个儿子她就很开心，对我也特别好，现在就是感觉不一样了……因为跟他们姓的孩子他们就要带，第二个因为不跟他们姓，他们就不带了。
试想一下，如果性别反转——男方家庭一直在经济上补贴女方家庭，女方的工作需要仰仗于男方，男方在婚后给媳妇买了房，并且一孩随女方姓，二孩才随男方姓——那么这样的男方家庭会被认为非常开明，对媳妇仁至义尽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女方家庭仍然有怨言，会被认为不知感恩。而在现实情况中，女方家庭希望自己女儿生的第二个孩子随女儿姓，却还需要对男方家庭在经济上、育儿安排上进行不对等的付出，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说是父权制背景下，由于女方提出了反传统的要求而进行的过度补偿。
宋钰涵的父亲希望女儿的后代能跟自己姓，希望自己的姓能被继承，这是典型的父权制观念。宋钰涵认为有必要满足父亲的愿望，是出于对父亲的顺从，也符合父权制下对父命的孝顺与遵从原则。无论是宋钰涵还是其夫家的原生家庭，都沿袭了父权制的实践，但两家的结合反而导致了非传统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随母姓并非象征着女性实力的崛起，更准确的解读是在两家人的权力关系中女方家庭处于优势而导致的。宋钰涵作为生育和养育的承担者，既需要满足父亲的心愿，又需要在双方原生家庭中斡旋以达到平衡，她在其中付出了大量的认知劳动和体力劳动，她的行为也符合父权制的利益。
颜文婷是我们的被访者中唯一一例一孩随母姓，二孩随父姓的家庭，并且随母姓是男方父亲主动提出的，这和上海本地人的习俗有关。本地人指的是祖辈都生活在上海的居民，通常祖辈居住在浦东、闵行、嘉定等郊区。本地人更加遵循父权制的传统，当家庭没有儿子继承父系姓氏时，“招女婿”的情况更普遍。颜文婷和她丈夫都是青浦本地人。颜文婷的外公外婆生了三个女儿，她母亲是按照当地习俗“招女婿”的，她自己随母姓，从小叫外公为“爷爷”。在她母亲也生了女儿的情况下，她“爷爷”对于孙女的孩子也能随自己姓的愿望非常强烈。颜文婷表示：
订婚双方父母见面的时候就表达了这个意愿。当时他们（丈夫）家处于特殊情况——家里面遭遇了一些事故，所以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是非常糟糕的，婚房等等什么都没有准备……订婚时候我妈问：“你们现在房子没有，什么也没有，你们打算怎么支持？以后孩子打算怎么弄？”然后我公公一听，他也了解到我们家的整个家庭背景，就在饭桌上提出来，第一个孩子如果是男孩的话就跟我们姓，第二个不论男女都跟他们姓……如果第一个生女儿的话跟他们姓，再生第二个不论男女都跟我们姓，就等于给我们多了一点（传承）男孩的机会。然后当时也挺搞笑的，就说跟谁姓就谁家来带，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第一个生的是儿子，我妈就义不容辞、也挺高兴地来带这个孩子。
颜文婷表示，婚前约定好孩子随母姓的情况在青浦挺常见。在这样的氛围中，女方家庭随母姓的诉求可能更大，男方家庭面临的子女随母姓的污名化更小。
在受访家庭中，二孩随母姓的情况多见于两孩性别相同，或者第一胎是男孩、二胎是女孩的情况。如果第一胎是女孩随了父姓，而第二胎生了男孩，这种情况下男方家庭很少会同意男孩随母姓。姜凯蒂是我们的被访者中唯一一例第一胎是女孩随父姓，第二胎是男孩随母姓的情况。姜凯蒂是出生于上海的独生女，大学专科学历。她丈夫出生于东北小镇，在上海当理发师，没有读过大学，通过与她结婚拿到了上海户口。2007年他们结婚时，两人各自收入都没过万，她丈夫收入比她低，但好在当时房价尚未飙升，两人靠着自己的积蓄和借债，拼凑了12万付了位于闵行区的新房首付。婚后，她丈夫投资理发店失败，血本无归，凯蒂成为家中经济支柱。夫妻双方的原生家庭都离异了，凯蒂父亲读过大学，家里也有多余住房可以收租；她丈夫的父母都各自重组了家庭，父母没法提供他经济支持。可以说，两人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相差较为悬殊。
与宋钰涵的情况类似，在姜凯蒂家庭，孩子随女方姓是女方父亲首先提出的。与颜文婷的情况类似，他们在生一孩前就约定好了一胎如果是男孩就姓姜，如果是女孩就跟丈夫姓。结果第一胎是女孩。谈起父亲提出这一诉求的原因时，凯蒂表示：
没有跟他姓的孙子或者儿子，然后我爸爸其实有点想要有一个（跟他姓的后代），而且因为我爸爸还有一个哥哥，哥哥的儿子有点不争气，到现在还没结婚。我爸的意思是说我们姜家要断掉所有的血脉了，说不能断掉的。
凯蒂父亲跟她表达了有关孙辈姓氏安排的想法，凯蒂转达给丈夫，凯蒂的丈夫表示无所谓。但是，在二胎确定是男孩时，男方父亲有了其他想法。凯蒂表示：
他爸爸等我老二确定是男孩了，要生下来，要跟我们家姓了，然后他就跟我说，跟他们家姓比较好……后来我就直接丢了一句话给他：“我爸爸能够出上海一套房，你们家能出我们上海一套房吗？”然后他就说，也无所谓的，跟谁姓都一样的，他说到了东北以后就叫他姓刘好了，无所谓的。万一我儿子以后到了东北，他要人家叫他刘某某。我儿子（长大后亲耳听到了）直接回他一句：“我姓姜，我是跟妈妈姓的。”
姜凯蒂家庭对于孩子姓氏的协商很典型地反映了经济地位决定话语权。女方家庭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优势使她们在孙辈冠姓权的协商上占据主导权。姜凯蒂的公公与自己儿子很少联系，他们既没有多少情感联结，也没有经济来往，父亲在儿子生命中存在感很低。在这种情况下，公公提出孙子跟他姓的底气不足，在妥协之后又自我安慰地表示，至少到了东北孙子可以假装姓刘，维持自己表面的尊严，但被孙子㨃了回去。
双方父亲都希望男性孙辈能跟自己姓，这体现了父权制的传承。姜凯蒂说，她父亲一直以来也有“男孩偏好”，曾经表示“上海的房子总归是留给姓姜的”，言下之意似乎是自己名下的产权房会留给外孙，而非外孙女。
孩子随母姓的独生女被访者家庭有个共性，就是无论在育儿还是经济方面，娘家给予的支持在绝对值上都很多，相对而言也通常比夫家更多。何悦家庭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她毕业于上海的名牌高中和大学，毕业后考入某区级政府当公务员。她和丈夫都是上海人，研究生学历，也都是独生子女。她原生家庭的经济状况比丈夫的要好，婚后住在父母提供的房子里，距离娘家不远。大儿子出生后，由何悦母亲主带。二儿子出生后母亲表示带不动了，就请了娘家的亲戚来带。她丈夫在研究院工作，虽然收入比她高两三倍，但工作很忙，基本不着家。何悦跟我们说：
在大宝没出生前，老公说：“要是生个儿子我可以教他很多。”然后你发现他一点不教，我就觉得很讨厌，现在也习惯了……我出差五天，就布置五天的作业，然后等我回来就我一个人检查，我老公说他不会。
我们所访谈的高学历家庭的夫妻，妻子在育儿分工方面仍然是主要的承担者，并没有因为高学历而带来反传统的变革。但在二胎跟谁姓的问题上，是何悦主动提出二孩姓何的，她表示：
我提出的，觉得姓何也挺好听的，孩子主要是我父母在操心，跟我姓也是对他们有个交代吧……也是觉得两个孩子一个跟爸爸姓一个跟妈妈姓，挺有趣。
她的父母并不在意孩子的姓氏，之前也没跟二老商量过。是她在二孩快出生前，在讨论取名字的契机时提出了这个建议。当问及丈夫及公婆的反应时，她说：
一开始总归有点震惊的，但是取名这个事儿还是夫妻自己商量好就行了吧。后面我老公也慢慢接受了。（从震惊到接受）大概两个礼拜吧，跟他说了原因，他其实也还好，不是特别强调这个，后面就接受了。
看上去，何悦丈夫的父母对二孩随母姓并没有多少干预，是否随母姓主要取决于夫妻俩之间的协商。何悦的两个儿子主要都是女方家里在带，她认为孩子随她姓是给自己的父母一个交代，我们把这归为孝顺性动因。和性别平等动因不同的是，何悦并没有主动提及任何有关平等或者公平的元素；与父权制动因不同的是，孩子随母姓并不是为了延续女方家庭的血脉，也不是女方父亲主动提出的。除了贡献收入，何悦的丈夫基本不参与家庭事务。虽然他口头表示支持何悦的事业，但何悦清楚所谓的支持仅限于口头，“让他拿出实际行动改变是不可能的”。高学历女性的丈夫在这样的婚姻中明显是获益者——住在女方提供的房子里，只负责贡献精子和收入，其他什么事也不用管，第一个儿子还随自己姓，并且有高学历妻子负责高质量的育儿。在这种情况下，丈夫同意第二个儿子随母姓只是让渡了象征性权力，这样的权力让渡也改变不了实质性权力的分配，即何悦无力改变目前的性别分工不平等状态，她对丈夫在家庭事务上的不参与只能接受，别无他法。
出于性别平等动因而提出二孩随母亲姓，通常是母亲本人提出的。吴韶华是80后独生女，上海人，资深媒体编辑，她认为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她生育的头胎是男孩，随父姓，二胎是女孩，随她姓。关于二孩随母姓，她的态度很干脆：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要求啊，而且因为我们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嘛，我觉得这是蛮正常的一个要求，二胎就是跟我姓，不管他是男是女。
她在怀二胎时主动提出二孩跟她姓，丈夫同意了。她表示：
我丈夫没有任何问题，他父母我知道是有问题，然后被他顶住了，他成功顶住了我应该承受的压力。我们可能还有一点就是：第一胎是个男孩，然后已经跟他们姓了，对吧？好像比较棘手的问题是第一胎女的第二胎男的。同性别的还好，其实是先女后男会比较麻烦。
吴韶华的观点也印证了我们的观察。在我们的被访者中，只有姜凯蒂是“先女后男”并且男孩随母姓的情况，其余都是孩子同性别或者先男后女的情况。当问起吴韶华父母对二孩姓氏有什么偏好时，她表示：
没有，他们还蛮传统的，有时候我爸会觉得，为什么要跟你姓啊？他觉得这个好像也没有必要，但是我觉得再让第二个孩子跟我丈夫姓的话，我们吴家就要绝后了。因为我爸爸和他的哥哥，就是我伯伯，他们生的都是女儿，所以就是说我们下一代没有姓吴的了。这对于我来说不算什么理由，但是我觉得在他父母面前，可以跟他父母这么去解释。
吴韶华的父母对孩子的姓氏没有偏好，但她觉得“吴家要绝后了”可以作为说服丈夫家庭的理由。这一理由仍然暗含了父权制体系下对于男性姓氏传承的强调。虽然她并不认为传承父系姓氏很重要，但可以以此来说服深嵌于父权制体系内的长辈。
吴韶华家庭中对于孩子冠姓权的协商没有多少波澜。相比之下，李汪洋家的冠姓权之争显得一波三折。作为出生于东北的70后，李汪洋是我们本章唯一一个多子女家庭出生的女儿。和吴韶华父母一样，李汪洋父母从未提出过二孩姓李的诉求。她父母认为：
男孩是接户口本的，男孩子的姓肯定是跟着男方家的，女孩的话就算姓不变，感觉上还是嫁到其他人家里去。
李汪洋育有两个儿子。她丈夫出生于农村，丈夫还有一个妹妹。大儿子出生后主要由公婆抚育，老二出生后，公婆正在帮自己女儿带孩子，因此在孩子一岁前主要由育儿嫂抚育。老二出生后随她丈夫姓，但公婆并没有帮忙带孩子。她说：
后来和好朋友们讨论，好朋友们建议第二个孩子跟我姓……因为她们觉得老大已经跟老公姓了，老二跟自己的姓比较合理，就是觉得相对公平吧。后来和丈夫商量，虽然他不太愿意，但也最终同意老二改成随我姓。他主要是考虑到我想改，另外当时比较特殊，正好他妹妹的孩子需要照顾，他爸妈不照顾老二，丈夫比较为难，就改了。
虽然二宝改成随她姓，但她丈夫对这件事一直有心结，这让他不开心，经常会提及这件事。李汪洋表示，她丈夫是农村出身，思想比较保守，总是提及孩子随母姓在农村是会被笑话的。此外，她说：
小孩子也有疑问，哥哥弟弟都问为何他们的姓不同，我没想到合理的理由，不知道如何回答，这是我觉得承受压力的地方。孩子爸爸想改回他的姓，我觉得他开心对生活很重要，所以改姓，我是没意见，不过征询了派出所，说改过了就不能再改了。
她事后反省到，她丈夫希望二孩跟他姓是他“主权意识”的体现，“其实跟不跟我姓对我来说不太重要，只是当时头脑发热就改成跟我姓了”。
虽然李汪洋认为二孩跟自己姓更加公平，但她同时也受到了丈夫的压力。她对改姓这件事的评价是“头脑发热”，说明她回溯性地给予该事件以负面评价。她表示不知如何跟孩子解释二孩随母姓的事情，但其他二孩随母姓的被访者都认为这不是个问题。当吴韶华被问及：“如果两个孩子不同姓，有的受访者不知道如何跟孩子解释，你是怎么觉得的呢？”吴韶华表示：
我觉得目前好像就没有这个困惑，孩子们的反应是：“哦，你是跟爸爸姓的，我是跟妈妈姓的。”没有太多要解释的，（如果一定要解释）就说妈妈生了你呀，就直接这样说。我的儿子反而跑过来问我：“为什么我不跟你姓？”然后我开玩笑说他要跟我姓可以啊，就是要去问问爸爸家愿不愿意，可以的话我肯定欢迎啊。
对比之下，李汪洋虽然在改姓这件事上践行了性别平等，但同时她也感受到来自父权制的压力，没有办法以“这样才公平”为由理直气壮地告诉儿子，因为丈夫和公婆并不认同这样的观念。由于无法再改回父姓，随母姓已经成为既定事实。李汪洋在第一次访谈中并没有提及孩子随母姓的事情，只是提到自己父母认为孩子理所当然应该随父姓。在我们的追访之下，她才透露了这段经历，说明她并不以二孩随母姓彰显了公平为豪，这件事反而给她带来了不少困扰。改姓事件或许会给她的家庭生活带来更多冲突，这体现了性别平等和父权制传统之间的张力和冲突。
对于我们大多数被访者而言，提出孩子随母姓往往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但也有例外的情况。严冰表示她没有考虑什么，“就是随便一提，就这样做了”。当被问及会不会觉得一个孩子随父姓，一个随母姓更公平时，她说：
就是觉得好玩，没什么公不公平。随便跟谁姓都一样。我们家觉得跟谁姓没那么重要。孩子是亲生的就行。
根据她的叙述，我们把她归为随意型。这一随意不仅体现在二孩跟谁姓上，还在于二孩的受孕过程。严冰表示二胎是意外怀孕，谈不上有什么“决策”。她说：
怀上也是个意外……我不想生的，家里除了我都要我生，理由大多是儿子好带，他们觉得孩子该有个伴，而且基本上他们也帮忙带了。因为我和我丈夫都是独生子女，他们觉得我俩太孤单了。
和宋钰涵、颜文婷以及何悦夫妇一样，严冰和丈夫也是上海80后“双独”夫妻，在结婚和育儿方面得到自己原生家庭的大力支持。严冰是空姐，她丈夫在汽车公司上班，收入相当，但靠自己无法负担购买婚房的首付。双方家庭在购买婚房时出资金额相近，婚房买在女方父母家附近，儿子出生后由女方父母主带。三年之后，女儿出生，严冰的儿子干脆就住到了严冰父母家，由她父母每天送去上学。放学后，严冰父母先把外孙接到严冰家，烧饭、吃饭、洗碗，晚上再把他带回自己家居住。周末有时夫妻俩会带孩子去爷爷奶奶家玩。严冰的公公婆婆原本住在上海火车站附近的“老破小”里，房子拆迁之后用分到的金额补贴他们的婚房首付，再拿剩余的钱在远郊买了套房自住。自住房距离严冰他们的婚房较远。而严冰是闵行本地人，父母在闵行区有几套房产，严冰原生家庭的经济情况比夫家要好。
虽然严冰自称在二孩的姓氏方面只是“随便一提”，但提出之后丈夫立即答应，这样的无须协商背后也反映了两家人在经济实力、育儿照料分配以及夫妻权力关系的现状。女方家庭对严冰夫妻付出了更多时间、精力和金钱，这样的付出使严冰得到了二孩随她姓的合理性。
费孝通在《生育制度》里提到，在人类社会中没有过双系并重的亲属体系。
然而，我国不断变化的生育政策影响了家庭的育儿实践。学者沈毅和周雅静在南通的调研发现，在全面二孩政策开放后，夫妻双方都是80后独生子女的家庭呈现出“双系家庭主义”。女方原生家庭对小夫妻的经济付出是女方争取二孩姓氏的基础，从而达成了两孩姓氏一边一个的“并家婚”。
有研究认为，“并家婚”所体现的双系家庭主义——在亲属称谓、夫妻居住安排、亲属关系维系、养老和财产继承中都呈现出双系兼顾的特征。
基于在上海的访谈，我们发现，在上海的随母姓案例呈现出的情况无法简单用双系家庭主义来概括。更准确地来说，是母系家族为主的抚育模式——夫妻居住安排距离女方家庭更近，亲属联络和走动方面和女方家庭更为频繁，女方母亲和父亲是带孩子的主力。此外，由于被访独生女原生家庭的家境大多优于她们伴侣的原生家庭，因此在财产继承方面，可以预料的是，也是女方家庭会给小夫妻及孙辈留下更多财产。与过往研究发现不同的是，这样母系为主的抚养模式与曾经的“招女婿”不同，因为在居住安排上并非和女方父母长期同住，而是以夫妻-子女的一家四口核心家庭为主，祖辈在孙辈需要照料的特定阶段过来帮忙；此外，也并非像“招女婿”情况下多见的男方出身于多子女家庭、女方是独女家庭的组合。更多的是在独生子女政策影响下，两个“双独”家庭或“双独”夫妻双方的协商。随母姓的动因呈现出复杂性和多元性，虽然父权制动因与过去的“招女婿”动机一脉相承，但孝顺型、性别平等型和随意型动因都由育龄女性主动提出，这体现了年轻女性的主体性与能动性。
本章开头提到的papi酱事件反映了随父姓慢慢变得不再理所当然，这是我国家庭变迁的缩影，也反映了家庭结构以及居住方式的日趋多元化，以及代际互动中的母系化倾向。随母姓看似是一个细微的切入点，但牵扯了经济关系、照料投入、亲孝心理和性别平等意识。这个问题被看到、被提出，就是性别平等认知和议题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