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西班牙学者布鲁纳·阿尔瓦雷斯在2018年发表的论文《西班牙的生育决策：关于异性恋夫妻如何选择生育的叙述》里提到，她的被访者在做生育决策时一般会考虑“生不生”以及“何时生”的问题。
相比之下，我们的研究对象——生活在中国社会的70后、80后女性，很少会纠结“生不生”的问题。是否生第一个孩子对她们而言是个不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人把生育自然化了，认为这是在顺从人的“天性”，或者她们自称比较“传统”，“是否生孩子”在她们看来并不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话题。
当85后、90后的人群成为主流育龄群体和生育政策的目标对象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注重个体感受大于别人眼光，也不会被“生了孩子才是真正的女人”等世俗价值观捆绑，不认为生育是人生必选项，也不想为了家庭去牺牲个人发展的可能性。单身时，休闲时间完全受自己支配，越是体验过自由的快乐，就越觉得生孩子之后的生活少了很多可能性。日剧《家族的形式》里的永里大介说过：“一旦体验了不结婚的自由，就很难放弃这样的轻松生活了吧。从某些角度看来，那些坚信着结婚就是终点的人说不定挺幸福的。明明在你结婚的那一瞬间就背上了离婚的风险。恋情总有一天会冷却，那之后剩下的就只有责任和烦恼。”大介的台词讲出了部分青年选择“不婚不育”的原因。虽然孩子丰富了父母的人生，带来独一无二的亲女亲子联结，但同时也会带来责任和烦恼。因此，越来越多未婚青年认为生育与否只是个人选择，而不是必须。
1970年代末出生的蒋莱老师，在生育一孩的决策中是没有纠结的，甚至觉得“早晚都要生，晚生不如早生”。而对于85后沈洋老师来说，是否生育是个值得权衡很久的问题。这种不同一方面来自学术训练的背景不同。作为性别研究专业的博士，沈洋对强制异性恋体制和性别不平等都持批判态度，对于女性在生育后的母职惩罚也早有耳闻，因此对生育并没有执念，觉得没有孩子的人生也很好，甚至更好。另一方面可能与出生年代和序列有关，作为85后独生女，她追求个人自由与个体成长，认为为孩子牺牲与妥协应该有个限度，认同性别平等的家务分工和职场分工，理解在性别不平等背景下高学历女性用脚投票选择不婚不育，由此也呼应了中国年轻人个体化与性别平等意识增长的趋势。
相较于生育一孩的理由，我们发现，决定生育二孩，更可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需要更多地涉及夫妻和两代之间的协商，而女性在二孩生育决策中发挥了强大的能动性。在我们的样本中，将近一半的被访者主动提出要生二孩，只有两个家庭是丈夫首先提出的。有四位被访者表示自己是意外怀孕，七位夫妇表示都想生二孩。有一个例外是被访者公公首先表示希望夫妻生二孩，因为他希望有孙子。
陈蓉在上海的调查显示，在有上海户籍的女性中，生二孩的女性集中于这样一个群体：年龄30至39岁，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从事白领工作，家庭年收入20万及以上。
目前国内学界很多研究集中于讨论二孩生育意愿，而众多研究发现，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是有差别的。这一研究揭示了已生育二孩群体的人口学特质，而我们的研究则探究了她们生育的潜在与深层次的原因。在0-3岁机构育儿普遍缺失、传统家庭内部性别分工依旧盛行、女性既要“主外”又要“主内”的情况下，她们为什么会生二孩？
她们生二孩的理由包括：恐惧“失独”，即失去唯一的孩子；生两个对孩子身心发展有好处。也有部分被访者表示生二孩是自然而然的行为，没有理由。还有的表示生二孩是计划外的，是意外怀孕导致的。
不少被访者生二胎的主要原因是害怕“失独”。被访者颜文婷
表示，她丈夫参加了同事的追悼会，目睹了白发人送独生子的悲痛场景，回家后异常感慨。颜文婷和丈夫都被这件事情所触动，这成为她生二胎的直接原因。中国目前有100万左右的失独家庭，并且每年增加7.6万个家庭。失独父母承受身心煎熬。害怕失独的情绪可能只有在计划生育政策被严格执行的国家和地区才会普遍弥漫。在全面开放二孩之后，被访者生二孩的行为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抵御日常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家庭策略。
受访者普遍认为有兄弟姐妹的陪伴，对孩子的发展有好处。不少想生二孩的被访者认为一孩太孤单，独生子女容易有性格缺陷，一孩环境不利于孩子健全性格的养成，由此想生二孩。何悦是上海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女，她的观点在被访者中比较有代表性：
因为我自己从小就觉得我要有个哥哥姐姐，从小就觉得一个人太孤单了，希望有个人能跟我一起，最起码有个人可以跟我一起商量……如果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他／她获得的关注过多，这对孩子的性格发展不好。生两个孩子对他们彼此都好……生了妹妹以后，哥哥的那种状态能看出来，（原本）想的什么东西都应该是我的，什么都以我为先、以我为中心的，这种情况在妹妹出生的时候是他要改变的。
然而，独生子女的性格是否没有多子女家庭的孩子“健全”，学界是存在争议的。有文献认为独生子女更加独立自主，更加有担当。此外，生了二孩之后由于父母处理不好两个孩子间的关系，而导致孩子出现心理问题的情况，也见诸报端。而被访者倾向于认为“独生子女性格容易有缺陷”的话语，很可能受到了独生子女政策背景下媒体对于独生子女性格讨论的影响。
有海外工作生活经历的三位被访者认为自己的二孩生育行为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多子女家庭才应该是常态，她们对于独生子女政策持批评态度。吴韶华曾在美国当访问学者。她表示：
人类历史上有兄弟姐妹是正常的一件事情，对吧？而且像我父母以前这一代就有很多兄弟姐妹：我爸有七个兄弟姐妹，我妈有五个，这对他们来说是很正常的，只不过是对独生子女这一代变成了一种反常而已。
胡明玉也表示：
因为我自己的经历（在中国也在美国待过），看到的大多家庭都不是一个孩子，所以我从来不觉得独生子女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我觉得没办法，那是国策，大多数人没有这个机会生。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生两个孩子或者更多的孩子是很正常的，我一直这么认为的。
她们的二孩生育行为暗含了对于一孩政策的不认同与挑战。
高学历被访者还认为，她们生二孩的理由可能与非高学历的女性不太一样——农村家庭生二孩甚至三孩可能会受到传统的男孩偏好与“传宗接代”文化影响，而上述被访者中没有一位流露出这些观念。生育理由是阶层化的，与学历和生活方式有关。“生两个孩子有助于两个孩子的性格完善”等观念与高学历女性所处的阶层有关。
至于意外怀孕，有些被访女性认为在“安全期”进行性生活可以避孕，结果怀孕了。显而易见，性交就会带来怀孕风险，最方便有效的避孕措施包括使用安全套和口服避孕药。“意外怀孕”很可能体现了权力关系的不对等，因为男性在性生活方面往往更主动，他们对于避孕与否似乎更有决定权；对于女性而言，男性戴套与否并不太影响女性的性体验，而男性会觉得“不戴套”更愉悦。因此“不戴套”更可能是男性主动提出，女性被动接受的。不想怀孕的时候做好安全措施，想怀孕就开始做好规划，这些都是性自主的体现。尽管我们的被访者主要是高学历女性，照理来说有着充足的避孕知识。知识是理论的，而性实践是互动的，“意外怀孕”似乎体现了女性在性关系中的不自主。
虽然多数被访女性是主动想生二孩，但也有很多女性是非自愿的。在意外怀孕之后的纠结，体现了理性和感性的纠缠，以及夫妻关系的微妙互动。比如李佳莉表示，二孩不是计划内的：“我们两个的第一反应都是不要。”然而丈夫的想法很快发生变化，强烈坚持要二孩。明知以当时的家庭条件，生二孩会更辛苦，李佳莉却也不想为此影响家庭关系。在叙述生育二孩决策过程中，她不断谈起不要二孩是更“理性”的决策，“理性”反映的是她的偏好，但是考虑到不生二孩会影响夫妻关系，为了家庭和谐的全局考虑，她还是战胜了“理性”。李佳莉在叙述中还提到了婆媳矛盾。孩子生病，她觉得应该带去医院，老人不同意，认为去医院是折腾孩子：
老人很强势。我跟她讲道理就变成挑衅她的权威了。我老公也不善沟通，但是会直接给我表示：别说了，不准顶嘴。
虽然李佳莉的学历比丈夫高、职业发展比丈夫更好，但看上去婆家和丈夫更强势，“理性”决策是否还包括了不生二孩可以规避婆媳矛盾？她没有明说，我们只是猜测。
李佳莉在生育决策中的纠结反映了将妇女的身体置于谈判的中心。虽然被访者在他们的生育决策中发挥了能动性，但女性同时也是传统生育文化、人口政策和父权制的复制者和实践者。各种权力作用于女性，影响了她们对于身体的自我治理。李佳莉的生育决策过程反映了这种微妙的、冲突回避型的自我治理。通过自我治理，显性冲突得以化解，并转化为自我调适和个人内心的纠结和冲突。
生育决策包括很多非理性的因素，反映了社会和家庭的权力关系，无法从单纯的成本收益角度来分析。不然，对于大多数职场女性而言，明知会身材走样，会受到母职惩罚，甚至要花费上百万元育儿，而孩子成年后可能会远走高飞，为什么还前赴后继做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难道仅仅是为了生儿育女带来的虚无缥缈的心理满足感吗？
对于二孩生育决策，我们能够共情大多数不愿生的母亲，因为生育一孩的经历，已经让我们把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注意力都分配给了孩子。但同时，作为研究者和育龄女性，沈洋老师也共情到了被访者中已生育二孩的母亲，尤其在她自己有了孩子之后——两个孩子好做伴是她们最频繁提及的生育二孩的理由，这也是沈洋自己生二孩的最大动力。
随着生育政策的进一步放开和我们研究进展的深入，三孩妈妈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有三位被访者生育了三孩，契机和理由各不相同。上海知青家庭独生女谷燕第二胎生了双胞胎，这大概是上海中产阶层最可能生育三孩的契机，也是少见的没有男孩偏好的生育三孩的契机。出生于湖北多子女家庭的林夕渴望自己也能生育多个孩子，她嫁给了二婚的上海富商，富商也希望找年轻、健康、貌美的女性为他多多繁衍后代，尤其是生儿子，于是两人一拍即合，五年内生了三孩。出生于江西南昌的张乐由于当地有普遍的男孩偏好，而她头两胎都是女孩，因此决心“追男孩”，生了三胎。
对于有执着的男孩偏好的家庭而言，计划生育政策并不构成阻碍。这三位被访者都是在2020年三孩政策开放前生育的三孩。除了谷燕符合全面二孩政策，林夕和张乐的家庭并不符合，她们都在生三孩前就做好了被罚款的经济和心理准备。根据《2022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2022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1:100。
2020年三孩政策开放之后，出生性别比有所上升，这很可能是因为男孩偏好导致的。因为在1980年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明显规律就是随孩次递增。2015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一孩的出生性别比为109.8:100，二孩为113.3:100，而三孩的出生性别比高达147.5:100。
三孩政策放开后，有男孩偏好的家庭可以光明正大为了“追男孩”而生三胎，且无须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惩罚。
受访的妈妈们基本都认为生一孩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也反映在她们的生育时机方面——超过半数的被访者在生育一孩前没有采取避孕措施。小丹表示：
我性格比较保守，觉得自己结婚以后肯定会生孩子，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一种责任，也是对家庭负责，我觉得如果不生的话可能这几年很自由，但很自私。对吧？说传宗接代这种话太封建了，我认为生男生女无所谓，但小孩子还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吧。
但也有部分被访者希望能够享受自由，或者因求学或工作计划而推迟生育时机。在金融行业工作的易佳生于1982年，她2008年结婚，2013年才生育第一个孩子。她表示希望能在婚后享受没有孩子的自由时光，所以刻意推迟了生育时间：
我们就真的是玩够了，然后才来要小孩。我觉得就很OK，我们虽然小孩生得晚，但是我们比很多人从容了很多。就憋了一口气，三年生了两个嘛，觉得也没有很累，整个节奏是自己掌控的……不管你从心理上面，还有经济上面，都会比匆匆忙忙要小孩要好很多。
胡明玉给出的推迟生育的原因令人耳目一新，她不光考虑了自己的事业发展，也在确认了丈夫在育儿上能够积极参与之后才决定生育。胡明玉28岁结婚，之后和丈夫一起去美国读书和工作，在美国读完硕士之后才生育第一个孩子，当时已经超过34岁，她表示：
我们俩结婚六年了我才有了老大，就是说（要确定）这个丈夫我能不能跟他生个孩子，我才生的这个孩子。
可以说，婚后六年是她对于丈夫的“考察期”。丈夫比较顾家，这给了她生育的信心。果然如她所料，在生完孩子后，丈夫的育儿参与很多，这也给了她生育二孩的信心。
胡明玉的经历与沈洋本人的生育决策形成映照，对于伴侣承担育儿责任有信心也是她愿意生孩子的原因之一。沈洋和伴侣在婚前婚后也经常讨论是否生育、何时生育的问题。伴侣的信号很明确：喜欢孩子，渴望成为父亲，愿意担负起育儿责任。沈洋这一边，虽然她也好奇成为母亲是一种什么体验，但对于女性而言，需要考虑的问题更多，做出生育决定通常比男性更谨慎，生育代价也更高。
在“生不生”这个问题上，沈洋夫妇达成一致，认为还是会试试看。在“何时生”的问题上，决定权主要在她，伴侣尊重她的决定，毕竟女性是生育主体。沈洋在2016年学成归国开始工作，2017年结婚，当时已经超过30岁，但考虑到在教学和科研方面都处于摸索阶段，工作压力比较大，因此自认为还没有到适合生育的时机。等到工作三年后，她自感工作走上了正轨，预计能完成规定的科研和教学工作量之后，才决定生育，而那时她已经是高龄产妇。
沈洋在34岁开始备孕，也是因为考虑到医学上公认35岁之后属于高龄产妇，35岁之后生育胎儿患唐氏综合征的比例骤升。在决定备孕前，她提前减轻了课时量，去三甲医院约了门诊，咨询备孕注意事项，然后开始补充叶酸。考虑到怀孕后一旦牙疼无法用药的话会比较尴尬，因此在备孕前她对发炎的牙齿进行了根管治疗。和易佳一样，她是在心理和经济上的生育准备都相对充分之后才决定生育。但是，在生育时机方面，现代都市女性普遍晚婚晚育，由于生理年龄的局限，并没有太长的时间可以拖延。
如前所述，生育二孩往往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因此二孩生育通常经过了精心规划。有部分被访者不得不进行规划，是因为在她们的家庭想生二孩时，单独二孩或者全面二孩政策尚未开放，她们面临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局限。单独二孩政策即允许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两个子女，于2013年年底实施。全面二孩政策2016年起实施，规定所有家庭都可以生育两个子女。她们有的选择等到符合政策要求时再生育二孩，有的选择出国生二孩。
徐小燕是我们生育多孩的被访者中唯一一个提到是受到长辈男孩偏好影响的。但由于她和丈夫都出生于多子女家庭，所以她选择等到全面二孩政策开放之后再生二孩。当被问及“怎么想到最近再生一个？”时，她表示：
一是政策允许。二是因为家里老人很希望再生一个。老人有重男轻女的想法，刚开始我觉得男孩女孩都一样的，但是老人有这个（生男孩）愿望。正好政策也开放了，就生一个吧，管他男孩女孩，给她生一个伴吧。
仇臻娅在生育二孩时并不符合国内的计划生育政策，但她争取了去美国访学的机会。她丈夫辞职跟她去美国，他们带上女儿一起，利用在美国访学的机会生了个男孩。何悦和她丈夫都是独生子女，他们虽然符合计划生育的政策，但她不希望两个孩子年龄差距有三年：
因为当时就觉得差三年的话，一个中考一个高考太烦，所以就往后推一年……既能交错上学，年龄又不会离得太近。
是否生、何时生二孩不光与主观偏好有关，还与经济条件、是否有生育支持体系等相对更加客观的因素有关。
三孩政策发布之后，出现了不少调侃和戏谑的段子。其中一个段子提到：“我不买三辆劳斯莱斯是因为劳斯莱斯限购吗？”——把孩子比作豪车，认为孩子是奢侈品，这反映了不断攀升的育儿成本。我们大多数被访者的经济水平在居住地都至少属于中产阶层，她们生一孩到三孩的条件具有很大共性，包括工作稳定、经济条件允许，这些都与被访者的高学历有关。大多数被访者都在事业单位或者公务员机构稳定就业，而这些工作通常都需要本科或研究生学历；高学历女性的配偶通常在学历和赚钱能力上与之旗鼓相当，使得家庭经济条件相对优越。超过15位被访者的家庭居住面积超过170平方米，超过一半的被访者在居住地拥有多套住房，至少一半拥有学区房。此外，在生育多孩的家庭中，越是出生序列靠后的被访者，她们或者丈夫的原生家庭家境就越优越。我们的70后、80初被访者在结婚时父母的经济资助都比较有限，而85后被访者往往在结婚时父母已经准备好了房产，使她们没有后顾之忧。
在房价飞涨以及消费主义盛行的中国大城市，生二孩逐渐变成只有中产及以上家庭才负担得起的生活方式。卡斯腾发现，乐于对孩子进行投资成为建构香港中产阶级家庭身份认同的重要维度。
在中国大陆也可以见到类似现象。在访谈时，我们感受到被访者们具有很高的协调家庭和工作的能力，当然她们得以兼顾工作和家庭，也离不开强大的代际支持和经济实力。在上海的被访者以1970年代末或者1980年代初出生的职业女性为主，即使经历了晚婚晚育，基本也在2010年前购房完婚，在婚后购买第二套或第三套住房——通常是为了孩子教育新购置的学区房——可以说，她们踏准了时代的节点。
受访的妈妈们毕业于中国GDP保持10%高增长的时代，又在住房收入比值相对合理的时候购房，在不限购的年代购买多套房，早已完成了很多90后和00后无法企及的资产积累。有的被访者的原生家庭无法提供经济支持，靠自己的积累购买首套房。现在想来，资产增值带来的获得感可能会强化她们生育二孩的动机。基于全市范围的问卷调研显示，在上海已生育二孩的户籍家庭以高学历高收入的为主。考虑到上海飙升的房价和高昂的教育成本，我们对这一结果并不奇怪。而对于很多90后和00后来说，在上海买房成为一种奢望，毋论生二孩三孩。不同年代年轻人面对的机遇和挑战不同。即使在2021年，上海房价还在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在增长，如今年轻人选择“不婚不育保平安”与“躺平”，背后透露出深深的无力感。从1970年代末到00后的育龄人群中，目前最有生育意愿和生育能力的，可能就是我们被访者这一代人。可以说，她们在都市多胎妈妈中很有代表性。
此外，生育二孩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父母辈对于孙辈的抚育支持。父母帮助不光降低了她们的家务以及育儿成本，也保证了她们可以全职工作。例如，颜文婷的母亲是家庭育儿的主力。她在怀二孩前首先询问了母亲的意见，在她母亲表示愿意继续带二孩之后，她才放心地怀孕。隔代抚育的普遍性与目前在国内0-3岁的托育机构普遍缺失有关，也与独生子女政策有关。大多数被访家庭中至少夫妻有一方是独生子女。上一代对于独生子女的经济和情感支持从子女求学阶段延续到子女生育之后。但是多子女家庭的女儿可能得不到像独生子女那么多的父母关注。
避孕技术和生殖技术的发展，使得不生育、体外受精、代孕等等成为可能。“生，还是不生”这一过去很多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逐渐在接受社会和个体的拷问。生育对很多女性而言是人生中最大的转变事件。高考考得如何，无非是进入重点大学或者非重点大学的区别，结婚可以离婚，但孩子的出生是从无到有的本质区别，是缱绻一世的纠缠和牵挂，值得深思熟虑。但是，如果要等到完全准备好才生孩子，那很可能这辈子都不会生了。
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来分析生育决策中的权力关系只是一个角度。生育涉及很多难以量化和言说的内容，比如自我实现、被需要的感觉、新的人生体验和身份认同。艾莉森·高普尼克在《孩子如何思考》中指出，大多数哲学思想都没能抓住这种由抚养孩子而产生的道德直觉，我们是因为照顾孩子所以才更爱他们。
或许，是这种爱组成了人类社会生生不息的道德基础。养育孩子过程中存在利他主义和无私奉献的元素，近似于构成宗教体验中的爱与关怀。关爱孩子让我们至少能获得一点点圣徒般的体验。
阿兰·巴迪欧在《爱的多重奏》里提到，没有风险的爱就好比没有死亡的战争，是不可能的。
恋爱、结婚、生育都是冒险，你敢不敢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