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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们为文学设定了很多壁垒，龙朔文人一辈子都被困在了壁垒中，初唐四杰则打破了这些壁垒。他们既打破了地域和阶层的壁垒，也打破了古与今的壁垒。这两个方面，对形成大一统帝国文化来说是必要的，也是大一统帝国坐稳了江山之后的必然。
这四个人里，王勃（650—676年）和杨炯（650—约692年）同岁，都是永徽元年（650年），也就是唐高宗登基那年出生的，是标准的高宗朝的人。骆宾王（约640—约687年）和卢照邻（约635—约686年）比他们要年长个一二十岁。
王勃是太原王氏，属于山东士族，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太原王氏，是王绩的侄孙，是知名的文化家族里近支的小孩。杨炯是弘农杨氏，跟隋炀帝是一个品牌的，属于关中士族，他的祖辈是隋末的武将，他的堂伯父杨德干是高宗朝的名臣，以处理政务见长。
如果要给个直观的印象，王勃和杨炯站在一起，大概有点像林黛玉和薛宝钗的感觉。他们的近亲都很显赫。王勃这边文化人多一点，杨炯这边武将和实权人物多一点。杨炯的文化修养不差，但是在王勃面前多少有一点敬畏。王勃则是天纵才子，是可以狂一狂的。
卢照邻是范阳卢氏，也是山东五姓之一，按他自己的说法，也是“燕地之高门”。只不过我们今天看不到他的近支长辈当过什么官，这个“范阳卢氏”对他来说，大概只是一个牌子而已。卢照邻的情况，跟王勃、杨炯不太一样，更像中晚唐的山东士族的情况。
四杰里，就骆宾王这个“骆”不是显赫的姓氏，这个姓氏可能来自越人。不过，骆宾王据说也是神童，家庭教育应该也不错。骆宾王家里可能是地方上的儒素之家——在当地势力比较大，有点家底，但家里没有人在朝廷做官，更没有汉朝或者南北朝的显赫祖先，把这个姓氏抬起来。
从阶层上说，王勃和杨炯处于士族的上层，跟朝廷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但跟权力中心还是有一定距离；卢照邻和骆宾王处于士族的下层，父辈不是官员，但还是保持着儒家的教养。这已经覆盖了中古可能从事文学创作的上限和下限。
“王杨卢骆”这个排名，历来有很多争议，不知道是按什么排的，也有好多人说不合理。但是我发现，这个顺序正好是他们四个人门第的顺序，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从地域上说，王勃和卢照邻来自北齐故地，杨炯来自北周故地，骆宾王来自陈朝故地，“后三国”在四杰里凑齐了，这也是历史遗留的地域隔阂被打破的表现。三国的文学都没有被遗忘，而山东显示出微弱的优势，南方表现出微弱的劣势，这实际上也是整个唐朝的文学地理格局。
与地域壁垒的打破相关，四杰也打破了文体上的壁垒。北周擅长的宫体五律，北齐擅长的五言古诗，南朝擅长的歌行，他们都可以写。在他们之前的两代人，没有文体上的全才，特别是都不太会写歌行。四杰这一代重新学全了，也就打破了古今的壁垒，把唐以前的诗学资源都继承下来了。
四杰擅长各种文体，而且不是按出身的地域各会各的，而是几乎每个人都是什么都会。王勃是山东士族，对五言古诗很有兴趣，但是他的五律和歌行也都写得很好。杨炯以五律见长，歌行差一点，但是也没少尝试五言古诗。骆宾王是五律和歌行写得好，不太写五古，但是他在写五律的时候，也借鉴了五古重视写个人情志的优点，也不是光像南朝宫体诗那样刻画形象了，所以写出了像《在狱咏蝉》这样的杰作。卢照邻虽然是山东士族，也写晋宋体的五古，但他还是五律和歌行写得好，创作结构上反而跟骆宾王更像。
四杰里有三位都擅长歌行，他们这是有意在前两代人不擅长的领域里开拓。他们写歌行，肯定不是跟他们看得见的活人学的，而是跟古代留下的诗集学的。写歌行，在他们这个时代，就是复古的一个突出表现。但是他们写的歌行，跟他们之前的古人写的又不太一样，篇幅更长，格律更精致，把歌行的精致推向了顶峰。这又是他们在复古中的创造。
这四个人里，王勃和骆宾王更突出一点，杨炯和卢照邻相对一般。
王勃和杨炯虽然年纪小，但是出道早，活动的时间未见得比骆宾王、卢照邻晚。他们都是唐王朝标举的神童。杨炯十岁的时候就举神童试，到弘文馆——当时国家文学的最高机构——去待制，这是很高的一个荣誉。当然实际上这不是真正的翰林，就是一个给小孩子的荣誉，勉强可以类比今天的少年大学生。
到二十六岁的时候，他又老老实实地正式参加科举考试，考中了进士，做了校书郎，这是当时清流最好的起家官，可以说是所谓“宰相根苗”。能做校书郎的，在全国的同龄人里也就摊上一两个，比例非常低。但是我们这本书里讲到的诗人，基本上都是校书郎出身，或者是由相当于校书郎的清流官起家。可见校书郎这个群体在唐代文学中占的分量。杨炯二十六岁就当上校书郎，是很了不得的。
王勃虽然没有应神童试，但是他十六岁就考中了进士，那年上官仪刚死了两年，王勃的文学生命基本上跟上官仪接上了。中了进士，他就马上做了朝散郎，也是清流散官，跟校书郎性质差不多。这是非常大的荣耀，所以大家会有一个王勃很早慧的印象。民间传说王勃是十四岁写的《滕王阁序》，其实是他二十六岁时写的。但是因为老百姓不能理解王勃十六岁中进士、做朝散郎是什么样的成就，也不能理解二十六岁写《滕王阁序》同样是不朽的，所以人们最后就用这么一种变形的方式来记忆王勃的早慧，这说明王勃留给人们的印象确实是早慧的。
王勃的前途本来一片大好，他小小年纪就成为皇子的笔杆子，是有希望成为未来的上官仪的。但是因为写了那篇《檄斗鸡文》，他就被贬黜了。当然，为这么一件小事，就贬黜这么一位一百年都没出现过的大才子，这件小事肯定是借口，应该是朝廷看着这位大才子不顺眼了。不仅要贬黜王勃，还要连累他的父亲，把他父亲贬到交趾，也就是今天的越南，去做县令。还要找他父亲的碴，像《西游记》里说的一样，“问个管教不严之罪”，说明这时候的王勃在朝廷心目中还是小孩子。
本来被贬黜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王勃这时候还很年轻，又已经有了那么高的名望，过几年还是有希望回来的。但是很不幸，王勃在去交趾探望他父亲的途中，掉到海里去了，虽然没淹死，被救起来了，但是他受了惊吓，还是死了，死的时候才二十六岁。他就是在这路上写的《滕王阁序》，非常漂亮的一篇骈文，这篇骈文让他不朽，也成为他的绝唱。如果不是因为意外死了，他也许有机会成为武朝的上官仪。
王勃死的那年，他的同龄人杨炯才正式中了进士，做了校书郎。杨炯做校书郎已经够年轻的了，但是这一年王勃已经把他辉煌的一生过完了。杨炯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刚刚当上校书郎，就要整理亡友的文集了，心里应该也是很感慨的。二十六岁的校书郎，按说也是前途一片大好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杨炯也没有走进那一片大好的前程。后来杨炯的官位也不高，四十三岁去世的时候，还是县令。
像王勃、杨炯这样的神童，是属于他们的时代的。唐朝刚建立的时候，比较热衷于造神童。因为这个时候新的士族秩序还没有建立，权贵和清流还没有分开，跟皇权关系密切的家庭说话还好使。权贵社会就会倾向于让出身优势家庭的孩子早出名，早扛事，要制造佳话。这是一个新王朝好大喜功的作风，客观上也只有新王朝才能做到。所谓权贵社会，说到底还是一个结构比较简单的社会。等到新的士族秩序建立了，家家都有孩子，前面排的队越来越长，就没办法造神童了。所以到唐朝后期，像韩偓、韦庄这样的大家子弟，也得四十好几了才中进士，不是他们没有王勃、杨炯聪明，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家庭没有权势，只是时代不同了。
唐王朝辛辛苦苦造出来的神童，并没有为唐王朝所用，因为大环境仍然不适应这光辉灿烂的新一代。不过，王勃和杨炯的耀眼光芒，即使只是一闪，也让所有人都看到了，给所有人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这是好的。这才有了后来武朝那些词臣的好日子。
卢照邻是四杰里年龄最大的，比王勃、杨炯大十六岁。传说杨炯说过“愧居卢前，耻居王后”。杨炯跟王勃是好友，应该不至于真的看不起王勃。当时认为杨炯会有这种说法，可能主要是看卢照邻比他们年长很多，所以“愧居卢前”。王勃跟杨炯是同龄人，王勃还不像杨炯那样举过神童，所以觉得他会“耻居王后”。其实，在那个时代，已经到了那个层次，四杰未必会这么想。
卢照邻虽然有个范阳卢氏的郡望，但是出身寒微，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很一般的人。卢照邻不像王勃、杨炯那么辉煌，他没中过进士，当然在唐代中进士不是那么必要的，尤其是初唐时候这个制度还不完备。他没中过进士，但是在二十岁左右就做了亲王府的典签，跟一般进士及第的待遇是一样的。二十来岁就这个待遇，放在中晚唐还是让人不敢想的。后来卢照邻在仕途上没什么升迁，差不多王勃去世的时候，他得了恶疾，非常痛苦，折腾了十年才死。他过得相对贫寒，后来又生了很痛苦的病，所以他的作品显得激越一些。
骆宾王，跟卢照邻一样生在贞观年间，闻一多考证他比卢照邻小六岁，比王勃、杨炯大十岁。后来有研究认为他生于武德二年（619年），就是刚入唐的时候出生的，这样他比卢照邻也大很多了，比徐惠都大，那为什么还算到四杰里，不太好理解。但是这个说法的所有证据，都是说他哪年哪年就开始自称“老”了，这个不是证据，诗人是喜欢过分地说老的。一个诗人十几岁就说自己老，完全有可能，三十岁头发就白了，也是有可能的。没有过硬的证据，比如他在武德年间、贞观年间就做了什么官了，就不能把他的年龄这么往前推。我们看到骆宾王人生最主要的活动，是在武则天执政期间，是在王勃死后，这个是过硬的证据。当然也可以说骆宾王大器晚成，身体还特别好，在武朝虽然已经是个很老的人了，但是还在活动。可除了他的诗，也没有证据说他这时候是个很老的人。所以我还是维持闻一多的原判，认为他比卢照邻小六岁，这样“四杰”这个群体是同一个辈分，比较合理。骆宾王和卢照邻比王勃和杨炯大十几岁，但是因为出道晚，所以跟他们算同一个群体，只是骆宾王和卢照邻显得更成熟、更沧桑一点。
骆宾王早年也是做低级的文官，一开始在王府里做主簿，最辉煌的时候做到朝廷里的侍御史，负责给皇帝和大臣们提意见，是被看重的清流官。但他的官运止步于此，之后先是被罢官下狱，出来后又挣扎着做了个小县丞，再后来又被罢官了。这时候已经是武则天执政了，骆宾王最后干脆就投了造反的徐敬业，给他当笔杆子。
这段造反生涯，反而成了骆宾王人生的高光时刻。他写了一篇《讨武曌檄》，声讨武则天。武则天看到这篇檄文，在政治上并没有太当回事，一开始当笑话看着，直到看见“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两句时才突然严肃起来，说了一句：“宰相安得失此人？”意思就是，这样一个人，怎么没有笼络住，让他跑到敌对势力那边去了呢？
是啊，大唐好不容易有了这样的人，怎么又失去了他呢？不仅失去了一个骆宾王，实际上四杰都失去了。失去四杰的，不是武则天，而是初唐。失去四杰，不是因为武则天篡位，而是因为虽然有了四杰，但是宰相还不认识他们。初唐没有留住四杰，就像隋朝没有留住大一统帝国。根基的稳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骆宾王写《讨武曌檄》，跟王勃写《檄斗鸡文》一样，也是有典的，他模仿的是陈琳骂曹操的那篇檄文。几百年来，仗打了不少，但是好久没有这么风流文雅的檄文了。
武则天也接招了，她比她丈夫有文化，或者她觉得曹操比曹植更好接受。她看出来骆宾王在扮演陈琳，自己也很开心地扮演起曹操来，表现得像曹操一样大度。
平心而论，《讨武曌檄》并不是一篇完美的檄文，没有《滕王阁序》那么完美。开头扯了一堆有的没的，拿着一知半解的儒家伦理来回念叨，并没有击中武则天的要害，只显得自己气急败坏。作为一篇檄文，这是不合格的，因为他没有替他的东家“正名”，说明武则天为什么值得讨伐。这些内容，只是对陈琳檄文的拙劣模仿，难怪武则天听了只是笑。
只有“一抔之土未干”两句，里面带进了人的感情，把国家大事转化为了普通人都能体会到的家庭矛盾。“我死以后，谁来帮我照顾我年轻的孩子呢？”这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担忧。只有这句，是能激起民众共情的，也是真正能打击到武则天的。一篇檄文里有这样的句子，就比较有力了。
唐代文学之所以能超过六朝文学，也无非是因为里面加进了“人”，有了更多的主观意志和感情。而要在文学里加进“人”，不是想加就能加的，首先你自己要是个人，要得到足够的涵养。唐朝到骆宾王这里，已经可以往文字里加入人的情志，王勃往文字里加入的情感与意志就更多，说明这一代人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涵养了。
骆宾王不是写《讨武曌檄》才出名的，他早就出名了。写了《讨武曌檄》之后不久，他就在乱军中失踪了，作为一个文学家，文学生命就可以算结束了。骆宾王主要的文学活动时间，还是在徐敬业起兵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