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婉儿的时代

这个女性政治的时代，恰好是近体诗最后定型的时代。这是巧合吗？我认为不是。近体诗的定型，体式的定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实际上意味着诗歌文化的定型。我一直说诗歌是贵族性的体现。贵族性和贵族血统是两回事。随着士族社会的发展，贵族血统越来越不重要，贵族性越来越重要。

为什么贵族血统要让位给贵族性呢？因为靠血统来判定贵族是原始的方法，比较粗略。一个现实的问题是，随着士族社会的发展，士族的后代越来越多，士族的种类也越来越多，大家都是士族，让谁上不让谁上呢？刚有士族社会的时候，大人物就那么几个，孩子就那么几个，有什么资源当然就是这几个孩子的。等到士族的孩子多了，再通过各种联姻，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阶层的时候，资源就不够用了，需要从这个阶层里优中选优。既然要优中选优，原始的办法也就不够用了，需要更有选拔性的办法，需要把原来选士族的办法批量操作。

士族阶层扩大的背后，是平民的生存空间被挤压，跟士族绝对没有亲戚关系的平民甚至不太可能留下后代了，活下来的所有人都是士族。士族中有相当一部分也会阶层下降，过上平民的生活。但他们还是士族的后代，还保留着士族的某些教养，他们中的优秀子弟，仍然有发扬祖先光荣的需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处在这个阶层的人，物质生活也要过得比原来处在这个阶层的人好一点，读书的机会更多，因为还记得一点祖先读书做官的经验，这些人也会更倾向于支持孩子读书。所以，这些人的素质不一定比最高阶层的孩子差。这时候，就要求从这么多士族后代里选出真正有士族性的，汉代以来看父带子的那种办法就太落后了，参考门第来确定个人品第的方法就不适用了。而且这个过程中，九品中正制也腐朽了，中正们越来越不中正了，越来越求保险了，中正制这样一种本来很有效率的制度，越来越成了例行公事，这时候就呼唤一种新的制度，一种更强调个人的制度。

所以隋朝的时候，就实行了科举制度，取代了从曹丕以来的九品中正制。这个科举制度，直到清末才被废除。从外在形式上看，科举是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不再像过去，一个大中正来看一看、说两句话，就给这个孩子下个结论。但是从考试方法上看，它跟现在的高考不一样，它不是知识性的考试，而是文学艺术的考试。按规定的文体，写几篇文学作品，拿给考官看，来决定一个人能不能成为官员。拿给考官看什么呢？不是看这个人写得好不好，而是通过他运用文字的方式，来判断这个人的性格，看是否有士族性。当然这个也是看写得好不好，但是跟我们今天理解的文学好不好的标准还是不一样的。这种方式，其实还是变相的中正制。从直接看人，变成看文学作品，因为看文学作品更快捷，光看这个人的话，这么多士族子弟，看不过来了。所以科举制可以理解为批量操作的中正制，只是形式上不得不廉价了些，内在精神还是一脉相承的。

中正制变成科举制，还有一个前提，是大家都会写诗。有人说是科举制要考文学，所以促进了文学的发展，这可能是一个倒因为果的说法。就好比说，有人说中国足球要想好，只要高考考足球就行了。大家想想，如果现在改成高考考足球，会有什么后果呢？马上家长就造反了。老师也造反了，说我一直寄予厚望的尖子生不会踢足球。最后这个政策只能不了了之。这是因为中国的足球没有群众基础。优秀的人才都不会踢足球，大家也都不认为会踢足球很重要，所以高考考足球这个政策就实行不下去。唐朝考试能考写诗，先得有这个群众基础，优秀的人才一般都会写诗，而且全社会都认为会写诗很重要，这个政策才能实行。所以说，不是因为考试考写诗，唐朝人的诗才写得那么好，而是因为唐朝人诗写得好，才有可能考写诗。

在隋代和唐代，实行科举制的同时，还有各种举荐的方式作为辅助。中正制还有保留，这是一个中正制和科举制并行的时代。这个时代，科举制只是选拔人才的方式之一，看诗还是为了看人。近体诗之所以在武朝定型下来，因为新的人才选拔观念是在这个时代定型下来的。这个新的人才选拔观念，就是以诗来判断一个人的士族性。一个人出身再寒微，只要他的诗表现出了士族性，他就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才。这个观念，从汉朝以来一直在发展，在这个时候定下来，是统治者推了一把。这个时代的统治者是女性，是这个时代的统治者推了一把，这也许是跟女性政治的特点有关的。

说到女性政治，不知道大家想到什么？会不会觉得女性政治更温和、更和平、更注重交流？但是从武朝的事实来看，这几十年的女性政治可以说是很恐怖、很血腥的。女性的天性并不会更柔顺、更温和，这些属性都是男权社会建构出来的，并不是雌性的天然属性。如果说有雌性的天然属性，我想首先是选择、排斥。从繁殖地位来讲，雄性要求尽可能多的资源，雌性要求尽可能好的资源。当然我们人类在文明的包装下，这个性别差异已经变得很复杂，或者不明显了。到可以做大事的层面，比如说从政，可能不存在性别差异。如果有差异，一定不会是人类社会建构出来的那些差异，因为做到这个地步的人，不会再受那些没必要的规则束缚。如果说还有差异，那应该是生理性的、本能的差异。

武朝其实实现了一个转变，从贞观的大一统、团结为主、唯才是举，转变为开始鉴别人才了。这个当然首先是历史的趋势。所以武朝结束以后，盛唐仍然在继续鉴别人才，甚至越来越强调清浊了。只能说，这个趋势在武朝被推进了一把，被定下来了。这也许跟性别无关，如果说跟性别有关，就是女性在潜意识中更强调选择。

在这个女性政治的时代，这些皇室女性的身边，一直有一位女性在辅佐她们，号称“女宰相”，她就是上官婉儿（664—710年）。上官婉儿就是上官仪的孙女。传说，她母亲怀她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神人，把一杆秤交给她，说“以此称量天下”。就是说，她肚子里这个孩子将来是衡量天下人才的人物。在当时，衡量天下人才的最终责任在宰相，就像武则天说的“宰相安得失此人”。当然，生下来是个女孩子，上官家也只好暂时把这个梦忘了。

后来上官仪因为得罪了武则天被杀，她的儿媳和孙女被没入后宫为奴。上官婉儿虽然以婢女的身份长大，但是很小就表现出天赋，很小就会写诗。当时流行的诗，就是“上官体”，就是她祖父的体。从小表现出天赋，意味着童年教育好。上官婉儿的母亲姓郑，是“山东五姓”之一，出身于山东士族，也是大家闺秀了。所以上官婉儿虽然是婢女身份，但是也受到了比较好的童年教育。上官婉儿十四岁的时候，武则天把她留在身边，做草拟文书的工作。

这件事有点难以想象，武则天和上官仪是政敌，上官婉儿身份上已经是罪奴了，武则天怎么能对上官婉儿这么好呢？这两个人怎么互相面对呢？首先不得不说，这是武则天的一个惊世骇俗之举，恨你就特别恨，爱你就特别爱，这是女性政治家会有的特点。其次，作为一个女皇帝，武则天身边需要这么一个亲密的辅助者，这个人客观上只能从后宫的女性里选，只能从奴婢里选。那么从奴婢里选谁呢？她宁可选这个政敌的孙女，因为她有文化。这个选择，一方面说明，武则天的用人标准是看个人才能的，家庭背景的不完美，她可以接受。另一方面也说明，政敌之间的关系，尽管是你死我活的，但是两个人日常面对的时候，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残酷。统治者对政敌，总归是比对普通人、下等人亲密的。与此类似，关陇贵族跟山东士族的关系也是这样。

后来上官婉儿主要的工作，就是草拟文书，这是清流官的工作。但是从南朝以来，这个工作主要由皇帝信任的士人担任，往往是出身比较寒微的文士。这些文士对皇权的依附性比较强。历史地看，上官婉儿的地位更多的还是皇帝的私人秘书。但是后人在上官婉儿身上附加了很多美丽的想象。因为她的这个工作，寄托了人们对清流的想象。大家愿意想象她是女宰相，而不仅仅是女中书舍人。大家喜欢想象她可以“称量天下”。

上官婉儿称量的这个“天下”，就是武则天身边的宫廷诗人群体。据说这些诗人聚在一起写应制诗，由上官婉儿来评判，谁写得好，就把锦袍赐给谁。有一次本来已经给了东方虬了，结果宋之问后交卷，交上来的诗特别好，上官婉儿就把锦袍要回来，给了宋之问。

这里面有意义的是“评判”这个行为，上官婉儿被置于“评判”诗人的这个位置，反映了唐人对清流之首的想象。她还可以把已经给出去的奖品要回来，就是说，她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随时做出调整，不必考虑任何成文的规则。这其实是高级人才的选拔方式。

这种不拘一格的选拔人才方式，主要的依据就是对诗歌的鉴赏。上官婉儿自己的诗不见得很好，但是大家对这个人物的想象是“称量天下”，说明这个时代对以诗取士这种变相中正制的看重。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近体诗最后定型了，并且就是在武则天身边的宫廷诗人，这些争夺锦袍的、接受上官婉儿“称量”的诗人中间定型了。

武则天出身于关陇集团中比较低的阶层。她的父亲武士彟在李世民建立唐朝的过程中有很大功劳，开国之后也担任过重要的官职，是李世民的功臣。但是他被叙述为经商起家，不属于贵族，在这个集团里地位相对低。武则天本来是李世民的才人，跟徐惠起家是一个品级。但是李世民不是很喜欢她，她也没升上去。李世民死了以后，她又成了李治的皇后。先做父亲的妃子，再做儿子的皇后，也是很任性。有人说武则天代表寒素阶层，其实不是的，她也是关陇集团里的，真正的寒素是没有入宫做才人的机会的，只不过她身份不高。她属于关陇集团的边缘，伟大的人物一般都产生于这个阶层。真正关陇贵族的核心要出一个女皇帝，甚至哪怕公主想做女皇帝，反而没这么容易。

骆宾王说武则天“地实寒微”，这种骂人话是不能当真的。他这话的源头在于褚遂良说过武则天寒微。可是褚遂良说谁寒微不能说明这个人寒微，因为他们褚氏也是旧族，骂谁都是这一句，只要看你不顺眼，门第再高也看你“寒微”。所以这些话都不作数的。

其实武则天的母亲身份比较高，她母亲姓杨，是弘农杨氏。武则天在文化性格上也比较像关陇贵族的性格。李治在她之前的两个女人，王皇后是太原王氏，属于山东士族，萧淑妃是兰陵萧氏，属于南朝皇族，萧氏也很早就跑到北朝来，跟关陇贵族早就有婚姻关系。这两个女人可能是李世民给他挑的，都属于当时认为比较有文化的士族高门，这也体现出李世民结交士族高门的决心。但是这两个女人李治都不喜欢，最后还是跟出身于关陇集团的武则天在一起了，大概李治还是更习惯跟关陇集团的女儿在一起。

武则天自己就是关陇集团的，她打击关陇贵族，主要是因为关陇贵族不能容忍李姓江山落在皇后手里，不能说她是打击关陇的，她跟寒素和山东士族也都没有特别的交情。客观上她跟之前一切篡位的权臣一样，需要依靠寒素士人；也跟李世民一样，需要跟山东士族继续示好。她和上官婉儿以诗取士，看诗就行了，不太看出身门第的。她并不针对哪个阶层，但是她的策略客观上有利于山东士族和江南士族，因为他们的文学基础比较好。所以武则天任用的宫廷文人，出于山东士族的比较多，正好这时候山东士族愿意出来做官的比李世民那时候多了。江南士人在这个时代也最后荣耀了一下。这个时候山东士族进入宫廷，开始写应制诗了，也更多地接受了新体诗发展的成果，成为了靠文学出身的一批新贵，也成为了近体诗的样板。终于有全面继承六朝诗学成果的文学之士进入了庙堂，写出了好的宫廷文学，四杰没有实现的夙愿，终于在这一代人身上实现了。 uBSbWFiBx8EC0+RF5LOqnCZGZt2S8R1qzqfpkoFKuXtBJthGvSR7yzg6UWAbtvz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