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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纯洁的象征还是罪恶的隐喻，香水在西方潜意识中，给人的最初印象总是一种女性化的嗜好。尽管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两性通用的芳香产品，但这些产品主要用于保持个人卫生，或是为了抵御令人不适的异味以及疾病。直到20世纪初，随着男性性别规范的演变，以及市场营销的推波助澜，专为男性设计的、以提升魅力为目的的香水才逐渐兴起。
在西方的文化想象中，香水与女性的形象是密不可分的。因此，长期以来对男性使用香水的争议颇多，仿佛一旦使用香水就会真的损害男子气概一样。然而，因为需要在力量与精致考究之间找到精妙的平衡点，男性气质这一概念也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不断演化的，比如中世纪骑士的理想化身就不适用于旧制度时期的宫廷贵族或19世纪的市民阶层。随着时代和观念的转变，人们对男性使用香水的宽容度也发生了变化，虽然这种变化的影响力远盖不过人们对男性激素的痴迷。
这里，我们需要先澄清一个误解。在“香水”这一模糊的概念下，实际上存在两类截然不同的产品，其社会功能和象征意义也大相径庭。第一类是为了给使用者添香，从而通过香味向周围释放魅力和留下特定的印象。这类产品的用途通常是吸引他人，或至少是为了被感知并引发他人好感。而另一类可以被归于卫生用品，其作用在于减弱、掩盖或消除体味。这类产品的气味转瞬即逝，为了确保在社交场合中不会留下痕迹，只能在使用当下可被闻到。
19世纪盛行的古龙水和薰衣草水便是后者的代表，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净化洗漱用水并为其增加香味，在剃须等日常梳洗流程中被广泛使用，但总是一冲即净。这类产品因带有香气但不留痕迹，而受到男性的青睐，在他们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
香水买卖的行业历史或许能为“香水”这个词的暧昧不明提供一些解释。在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时期，行会对手工业和商业进行着监管：香水手套匠拥有生产芳香剂的特权，这些芳香剂主要是为了掩盖手套制作过程中产生的羊膻、矾鞣和其他各种鞣制的气味；而杂货商则仅被允许销售这些香氛产品，并对产品瓶身加以美化和装饰。与此同时，药剂师和理发师则通过配制具有治疗和清洁效用的芳香产品，参与塑造了西方人对香氛世界的想象，多亏了“卫生香水”那符合道德标准的效用，他们得以守护和传承了这一香氛传统，特别是在圣公会对民间习俗有极大影响力的英国。
因此，在19世纪的商店里，我们既可以看到香水手套匠的香氛水，也可以看到杂货商的装饰瓶，以及理发师和药剂师的卫生用品。这种多源头的演化进程增加了从文化视角看待香水的难度，因为不同的使用场景和标准，它们成为不同的产品，在涉及性别问题时，情况就更复杂了。
基督教认可向上帝敬献香水的行为，也能容忍把香水作为卫生用品使用，但除此之外的任何目的，尤其是以魅惑为目的使用香水的行为，都被视作对神明的亵渎。正是抹大拉的马利亚作为罪人匍匐在基督脚下奉上了香膏，给香水的世俗用途判了无期徒刑。自此以后，香水使用的合法性只能建立在对全能神的崇拜之上。香水可以在祈祷时作为与上帝之间“上下”沟通的媒介，但一旦用于人类之间的“横向”交流，便会被视作堕落的表现。在《圣经》中，与香水有密切关联的三位人物——以斯帖、朱迪斯和莎乐美——都对她们周围的男人产生了致命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男性长期以来会将香水这一诱惑的特质与女性联系在一起，并对其充满怀疑与戒备。
在世俗生活中，女性对香氛的使用更是受到了严厉的谴责，因为它反映着一种企图遮掩的心态：女人们想用香味覆盖住来自夏娃的原罪的气息。长久以来，女性自然散发的体味被等同于罪恶的气味。也难怪罪恶的气息有时也被女人的气息（odor di femina）
所指代，这一表述源自莫扎特的歌剧《唐·乔万尼》中的一句台词［我似乎嗅到了女人的气息！（Mi pare sentir odor difemmina！）］，这句台词背后所要表达的正是女人的气息所代表的“邪恶本质”。
参考上述信息，可能会让人觉得任何一款男性香水都有玷污阳刚之气的嫌疑。然而，在某些历史时期，例如在旧制度时期，使用香水，甚至是浓烈的香水，对男性来说并非难以接受，而且也不一定会削弱他们的阳刚之气。18世纪香水商的一本账本就揭示了以下事实：贵族用来打理假发的粉末有时会用香料来熏制。例如，贝蒂纳侯爵购买了“元帅粉”
（包含鸢尾、橙花、玫瑰、芫荽和公丁香）；拉特雷穆瓦耶公爵则购买了塞浦路斯香粉；夸尼公爵则偏爱康乃馨香粉。
在那个时代，男性使用香水的主要原因仍然与卫生有关。正如历史学家乔治·维加埃罗（GeorgesVigarello）在《洗浴的历史》（ Le Propre et le Sale ）中所阐述的那样：17世纪和18世纪初的人们是用干洗的方式进行沐浴的，无论男女，都会用浸有香气的白布擦拭身体。这种沐浴方式将香水归于卫生产品，故而这种用途并不会被谴责。此外，男性使用香水，尤其是浓烈的香水，亦是为了抵御污浊的空气，并认为可以避免疾病的传播。西蒙·巴贝（Simon Barbe）在1693年出版的《法国调香师》（ Le Parfumeur français ）一书中提出的“随身携带的香气配方”就说明了这一点：“将四颗麝香颗粒和两团麝猫香膏放入研钵中捣碎，加入四滴秘鲁香脂，然后用少量棉花将混合物包好，放入您的盒子或吊坠（雕刻精美的分瓣式珠宝）中。”
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强加在西方男性身上的社会理想反而将香水的使用空间压缩到了极致。正如历史学家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在《男人的历史》（
Histoire de la virilité
）中指出的那样，19世纪重塑了“男德”。几乎不分社会阶层，黑色西装成为男性的标准服饰，与女性服饰的华丽面料和色彩形成鲜明对比。性别二态性就这样通过着装被加深了。再进一步说，就是社会对牺牲个人为价值观献身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尽管此前这一观念对普通大众来说还相对比较陌生
：1872年，法国重新实行义务兵役制，男性专属的社交场所在不断增多（从吸烟室到俱乐部，再到妓院），为捍卫荣誉而进行的决斗也被普及开来了。
19世纪，在医学工作者们的著作中，关注点依然停留在女性的体香上，但医生们也会强调健康男性散发的那种自然而浓烈的体味：博物学家朱利安—约瑟夫·维雷（Julien-Joseph Virey）在他的《人类的自然史》（ Histoire naturelle du genre humain , 1800—1801）中写道，“只通过体味就能分辨出谁是精力充沛的健康男人，谁是又娇弱又‘女里女气’的男性，因为对健康男人来说，存于体内的精液会被身体再吸收，并使汗液、体液和身体的各个部位散发出一种强烈的、氨味的，甚至带点腥味的气息；而体弱的人则会散发出酸性或淡薄的气味，就像孩子或娘娘腔那样”。
19世纪的生活常识类书籍里，几乎没有提供任何有关男性嗅觉标准的信息，最多只是给出一些需要严格遵守的建议，尤其是在吸烟方面，因为这可能会让女性不悦。香水目录中也没有“男性”或“女性”的类别：香水、香精、肥皂、发用油膏和香醋水……这些产品的使用似乎都没有性别之分。唯一专供男性使用的化妆品——胡须蜡，通常是不含香气的（偶尔会带有紫罗兰香气）。
然而，1906年，来自美国的高露洁面向法国市场，发布了一份宣传册。这份标题为《高露洁香水公司向绅士推荐的卫浴用品》的宣传册，打破了人们关于男性使用芳香产品的疑虑。彼时在美国，市场营销正在兴起，针对不同目标群体制定文案的策略正在逐渐清晰起来，两性间对同类产品的不同需求和使用习惯也终于有机会被看见了。
该宣传册推销了高露洁剃须皂、高露洁牙膏，同时也推荐了高露洁紫罗兰淡香水，广告词十分具有诱惑力：“沁人心脾”，“能够无与伦比地消除剃须刀带来的火辣感”，并且能给沐浴过程带来“怡人的芳香”。此外，手册里还介绍了“各种香味的花露水，如随性（Caprice）、维奥里（Vioris）、天芥菜（Héliotrope）、开司米花束（Cashmere Bouquet）、铃兰（Muguet）”等，也都是推荐给男性使用的。然而，这些产品依然主要是服务于个人卫生：花露水只是用来净化沐浴用水并为其增添淡淡的香味。值得注意的是，宣传册中没有提到“手帕香精”（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淡香水”或“香水”），这种香氛产品通过浸润男士们随身携带的手帕，让他们沉浸在芬芳中。
过去男性的香水使用习惯，实际上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相契合的，也是整体卫生观念的一部分，符合当时按照性别进行气味分类的做法。在19世纪，男士使用古龙水、发膏等都主要是为保持个人清洁，对于他们来说，只有在一定的亲密关系中，才能充分展示自己独特的气味形象。除此之外，他们身上的香味都会使他们的男性气概受到质疑。这就是为什么在当时的小说中，香味成为用于模糊性别的工具，尤其是被视为男性同性恋的特征。
在路易斯·德·海尔迪（
Luis d'Herdy
）于1899年问世的作品《人鱼男》（
L'Homme-Sirène
）中，男主人公埃德华·奥尔在忏悔室中所散发的香味就引发了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误会：“当他跪在硬木小凳上，专心致志地等待忏悔时，他身上的天芥菜花香
很快就充斥了那个狭小的封闭空间……当他详尽地告解完自己的过错，并坦诚地回答了忏悔神父的细致提问后，忏悔神父对他进行了耐心的教诲，为他赦免了罪过。好心的神父轻声说道：‘安心去吧，我的女儿。’他从那微妙而愉悦地撩动鼻息的香气中，推测自己面对的是一位女性忏悔者，并叮嘱道：‘今后可要小心，不要再陷入那令主忧伤的肉体罪孽中了。’”
这个乌龙揭示了香水在当时作为女性标志的重要程度。然而，正如前文所述，也是在同一时期，高露洁公司正在力荐男士们在洗浴用品中加上天芥菜香水。所以，问题并不出在香气的成分上，而是出在香气的浓郁程度上，这成为神父辨别忏悔者身份的依据。在19世纪末的文学作品中，猛喷香水的同性恋男性形象屡见不鲜。对他们来说，张扬的香水味是表明自己性向模糊的一种方式。
1850年，塔米西耶（Tamisier）香水公司在《高雅风尚》杂志（
Le Bon Ton
）
上发布了一则广告，用于宣传他们的新产品“拿破仑水”，广告里介绍这款香水是“于1810年为皇帝调制的，主要在他沐浴时使用”，同时还强调“它满足所有洗浴需求，留下的是一种感觉而非香味”。这种“不会留下香味的淡香水”一直到不久前都是男士的理想选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香水的卫生功效更被看重，而用于提升魅力的香气则被认为会削弱阳刚之气。
说到霍比格恩特（Houbigant）那款著名的“皇家馥奇”（Fougère Royale），它开创了一个新的香型家族，而这个香型家族几乎完全属于男性。这款诞生于1882年的香水，由薰衣草、天竺葵和香豆素组成了它的谐调。尽管这种组合可以根据大众的接受度进行调整，但其基本调性却始终如一。像19世纪的所有香水产品一样，这款馥奇调香水最初是男女通用的。然而，随着20世纪初的到来，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市场营销崛起，美国品牌的影响力逐渐提升，香水的性别差异化趋势开始显现：产品目录开始区分出专门为男性设计的香气世界，其中就包括了馥奇调。随着产品种类的增加，香水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吸引男性和女性。
然而，香水是一种无法仅通过目录就能远程理解的产品。因此，香水瓶、香水包装以及围绕香水的各种宣传信息，都是让消费者在进入商店之前就了解并喜爱香水的重要因素。在所有可以用来描述香水的词汇中，“蕨（fougère）”
有着独特的优势：表面上，这种植物没有什么气味，但它能唤起一些积极、阳刚的价值观联想，比如力量、自然，以及严谨而朴素的低调感，保证了它会被那些排斥浓香的消费者接受。介绍一款香水是“馥奇调”，可能会给人专业的印象，能够丰富介绍者的话语并提升产品价值，但同时也可能等于什么都没说。因为，除非是专家，否则很少有人知道这种术语的真正含义。
在女性香水中，紫罗兰调高居榜首长达一个多世纪，它的成功毫无疑问是因为它象征着19世纪人们对女性的期望：矜持和谦逊，像是一朵默默地生长在树叶间的美丽小花，只有有心人才能欣赏到它的美丽。而馥奇调则构成了紫罗兰调的对立面，非常男性化。“馥奇”这个词本身就带有安抚作用，仿佛是一道防线，抵御了坏品味的侵袭。
20世纪，男子气概的陈规被打破，男性香水的使用有了更多的灵活性。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瓦解了前一个世纪遗留下来的军事理想。新的男性气概应运而生，类型多样且更加开放。而男性也逐渐开始接触到那些原本服务于女性的消费品。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馥奇调在市场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主导了男性卫生用品，并挺进了魅力型香水的领域。在此基础上，其他香调应运而生，为传统的男性气味增添了前所未有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