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扩大和大分化

自20世纪60年代起至80年代初，美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人无论受教育程度多高，无论男女，他们的收入都在增长（见图2.2）。实际上，在此之前的二十多年里，即自二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也取得了辉煌成就。收入不仅快速增长，而且分配也较为平等。图2.3显示，按每小时总产出衡量，1948—1978年美国劳动生产率提高108%，年均增长2.4%。同一时期，生产工人和非管理人员的平均工资（由于没有这一时期的平均工资数据，所以用工资中位数代替）同步增长95%。

图2.3显示，美国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同步增长到1973年戛然而止。这一急刹车的直接原因是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APEC）实施石油禁运，全球油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上涨了三倍，许多工业化经济体因此陷入衰退。 ^[5] 虽然禁运只持续了6个月，但美国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生产率增长停滞了10年。当国际油价于20世纪80年代初回落时，居民收入增速明显慢于之前的30年。 ^[6]

1973年的石油价格冲击，即众所周知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为何会导致工业化国家脱离二战后生产率快速上升的发展轨道？ ^[7] 至今，经济学界对此也没有达成共识。不过，就本书而言，这个故事的核心与其说是经济增长放缓，还不如说是图2.3所示的第二个关键的经济现实：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的不同路径。1948—1978年，美国生产率和工资中位数均实现翻番，但此后两者就背道而驰。1978—2016年，美国单位小时总产出（又称生产率）增长了66%，年均增速1.3%。然而在同一时期，生产工人和非管理人员的工资仅提高12%，工资中位数增长11%。与此同时，至少直到21世纪初，工人的平均工资增长大致跟上了同期的生产率增速（下文将详述）。不断提高的生产率和停滞不前的工资中位数之间持续扩大的鸿沟，通常被称为“大分化”。

在这一大分化中，潜藏着教育、种族、民族、性别及地区等多个方面的不平等。最突出的是，尽管工资中位数整体上实现了温和增长，但其分布更偏向强势群体，尤其是白人男性和白人女性（图2.4）。1979—2018年，白人男性的单位小时工资中位数增长了7%，但黑人男性和拉美裔男性仅分别增长1%和3%。虽然历史上（包括当前）男性和女性的收入存在巨大差距，但女性收入增速更快，这对缩小性别差距具有积极作用。然而，同男性一样，女性内部的种族间不平等依然存在。1979—2018年，白人女性的单位小时工资中位数增长了42%，但黑人女性和拉美裔女性的工资中位数仅分别增长25%和26%。

生产率和工资中位数增长的背离，是不是意味着中位数工人的生产率没有提升，只有高工资、高学历工人的生产率在大幅提高？ 这一观点难以检验，因为经济数据测算的是行业和整个经济的平均生产率，而非单个工人的生产率。其他国家也经历了学历工资差异的不断扩大，以及生产率增长与中位数收入增长脱节的情况。这一情况表明，各国共有的技术因素而非制度因素可能是部分原因。但美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经合组织（OECD）的报告指出，1995—2013年美国生产率（年均增长1.8%）与工资中位数增长（年均增长0.5%）之间的差距为1.3%，在可获得数据的24个国家中，美国排第三，仅次于波兰和韩国。 ^[8] 相比之下，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和日本的这一差距约为美国的一半（0.7%），而德国、奥地利和挪威的这一差距只有美国的约六分之一（0.2%）。

如果生产率提高，但工资中位数并未增加，那么，额外的生产率去了哪里？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两个部分。这里先给出第一部分，本章稍后给出第二部分。首先且最重要的是，收入增长偏向于收入在工资中位数之上的工人。1980年之后，四年制本科学历工人的实际工资大幅增长（见图2.2），硕士学历（如工商管理硕士、医学博士、法学博士、哲学博士）工人的实际工资增幅更大。事实上，大学及以上学历男性的实际工资增幅从1980年的25%提高到2017年的50%。相比之下，无大学学历男性的实际周工资在1980年左右就达到峰值，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持续下滑。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末及新冠疫情暴发之前几年的劳动力市场高压时期，工资有所反弹，但是，2017年大学、高中及以下学历男性的周平均工资较1980年下滑了10%~ 20%。

虽然女性的工资增长比男性更强劲，但同样存在不平等。1980—2017年，大学及以上学历女性的实际工资大幅增长了40%~60%。而大学以下学历女性的工资增幅不到10%。

高学历工人的工资快速上涨，其他人的收入却裹足不前，这解释了为什么在平均工资上涨的情况下，工资中位数却陷入停滞。也正是因为不同学历的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美国总体的不平等程度才不断攀升。虽然工业化国家都经历了不平等的扩大，但是，在很多领域美国都是一个极端案例。 ^[9] 传统的供求力量可以部分解释其中的原因。整个20世纪可谓创新浪潮期迭起，从电气化、生产流水线、汽车运输到电信，这些都强化了劳动力市场对正规教育、技能和认知能力的需求。二战及朝鲜战争后颁布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使美国大学生数量激增，市场需求得以满足。 ^[10] 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高校毕业生供需的良性互动才被打破：美国年轻人的大学入学率持平，但男性大学入学率下降，而大学工资溢价激增。进入21世纪，大学毕业生工资溢价更是超过1915年设定的增长上限。 ^[11]

这段历史充分说明，要提高个人和总体生产率，就必须投资于提升教育和技能水平，正如过去一个多世纪所做的那样。然而，这段历史并没有说明，为何过去40年中虽然中位数工人的教育水平迅速提高，其工资收入与生产率增长却出现了脱节。

由于工资中位数增长停滞，高学历工人的收入上升，所以国民收入中的更大部分流向了这些高收入阶层。1979—2018年，税前国民收入流向顶层10%人群的份额从35%上升到47%，这意味着10%的个人获得了近一半的国民收入。与此同时，国民收入归于顶层1%群体的份额从11%上升到19%，这意味着1%的个人获得了近五分之一的国民收入。与此同时，国民收入中流向底层50%人群的份额从20%下降到14%。 ^[12]

顶层群体的收入增长有很多原因，比如技术带来的“超级明星”效应使一些部门的顶层工人和企业（如谷歌、脸书、埃克森美孚、迪士尼、贝莱德）获得了超大市场份额，下调顶层收入人群的税率（这一税收实际上是对向高管支付高额薪酬的惩罚），以及改变向高管、经理和生产线工人合理支付薪酬的相关社会规范。 ^[13]

在收入集中度及其上升程度方面，美国也是一个异常国家（outlier）。在英语语系的工业化国家、西欧和北欧国家中，无论是国民收入归属顶层1%人群的份额，还是该份额在过去40年的增幅，美国都遥遥领先。 ^[14] 虽然理论上税收和转移支付可以削弱税前收入集中度的上升态势，但是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相比，美国并没有更努力地通过税收缩小不平等（不过，有趣的是，加拿大和瑞典也没有比美国做得更好）。 ^[15] 最后的结果是，美国税后不平等程度变得更高，而且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幅度也比其他工业化国家更大。 EhO0O1PuTmlxHwy5wOCA/tm3/YIElMrPFy+Ix7EjfOeH6D6+OCA0Dp+9eoi6F6M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