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变革的两个事实：任务自动化和创造新工作

技术变革让人类可以胜任以前难以完成的任务，或者更高效地完成传统任务。这些变化帮助人类摆脱了长达几个世纪的黑暗、饥饿、疾病、人身危害以及繁重体力劳动的持续威胁。 ^[1]

对于解决威胁人类的最紧迫问题，如气候变化、疾病、贫困、营养不良和教育缺失来说，技术进步是可取的，实际上也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技术进步并不一定能使每个人都受益，工人阶级很容易被忽略。工业化国家的多数成年人可以通过从事有偿工作（paid employment）来摆脱贫困。但这种情况并非常态，我们不应该视之为理所当然。 技术革命，尤其是自动化，是否会对市场上的劳动力构成威胁？

“威胁”有两种形式：一是自动化可以创造出更具生产力的机器，以减少人类的工作量，进而引发大规模失业 ；二是自动化可以重塑就业岗位的技能需求，只有少数拥有专业技能的劳动者才能获得超额回报，大部分居民则失去就业机会。

第一种可能，即工作岗位的丧失，与现实证据背道而驰。技术进步可以延长人类的预期寿命，使人们的生活更舒适、更惬意，通常还会创造更多新的工作岗位，而不只是摧毁工作岗位。如果自动化（或者其前身机械化）让人类劳动显得多余，那么在20世纪这段堪称有记录的人类历史上技术进步最快的时期，随着自动化迫使工人陆续从农业转向工业，再转向服务业，我们本该看到有偿工作的减少。然而，现实情况恰恰相反。1890—2000年，美国成年劳动力从事有偿工作的比例差不多每十年都会上升。 ^[2] 大量有关自动化和就业的研究，并未提供任何有力的证据表明自动化将导致总就业持续下降。 ^[3] 虽然近些年人们越来越关注技术性失业（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但工业化国家的总就业还在快速增长。

虽然没有任何经济规律表明技术进步创造的新工作一定等于或超过其摧毁的旧工作，但历史表明，这两种效应往往相伴而生。 ^[4] 下一章将详细说明，在我们研究的特定技术的每一种工作效应中，我们都发现，虽然技术变革蕴含着显而易见的巨大潜能，但速度并不如流行叙事中描述的那么快，取代的工作数量也没有那么多。虽然新技术本身通常令人瞩目，但一项技术从研发到商业化，再到进入商业流程、被标准化、被广泛采用，并对工人队伍产生广泛影响，这一过程可能会持续几十年。技术变革的这种演化步伐为制定政策、培育技能和激发投资提供了机会，由此我们可以改变技术变革的轨迹，使之创造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这些事实引出了一个悖论。自动化“节约了劳动力”，也就是将工人从特定的劳作或职业（例如收割玉米）中解放出来，那总就业为什么没有减少？最有力的回答是，自动化在减少劳动力需求的同时，也激发了三种创造新工作的“反作用力”。

第一，自动化可提升工人完成非自动化工作任务的劳动效率：屋顶工人用气动卷钉枪更快地安装好顶棚，医护小组借助检测仪器完成诊断，建筑师快速地远程提交设计图，教师可远程授课，电影制片人可利用计算机来模拟想象的动作顺序，长途卡车司机可利用云计算调度平台规划行车路线，确保不会空载。在所有这些场景中，一组子任务的自动化都大幅提高了工人的效率，从而使他们更高效地实现更大的目标任务。

第二，自动化推动生产率的提高，带来收入增长。大部分收入可用于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如更宽敞的房子，更安全的汽车，质量更好的食物，更有趣味的娱乐，更频繁和更远的旅行，更优质的教育以及更全面的医疗保健。消费需求的增加促进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最终提高就业率。

第三，也可能影响最深刻的是，自动化会让某些工作任务从人类劳动中消失，但同时带来全新的工作模式、商品和服务、行业和职业，提供全新的创收机会。一个世纪以前，计算机、太阳能或电视网络都还没有出现，航空旅行只是人们的幻想，汽车、电气化和家庭电话当时刚开始普及。然而，过去一百年出现的新行业、新产品和新服务催生了大量的新工作，对劳动技能的要求更高，支付的薪酬也高于以前的工作。这些创新改变了整个经济。

图2.1是1940年与2018年工人可从事的职业对比图。图中显示，2018年的职业中有63%在1940年闻所未闻，大量职业在当时并未被“发明”出来。 有些新工作与技术发展直接相关，如信息技术（IT），太阳能和风能，新产品的工程、设计、安装和维修，以及专业医疗服务。

然而，并非所有新工作都是“高科技”工作。有些工作属于个人服务，如心理健康顾问、聊天室主持人、调酒师、家庭健康助理和健身教练。这些工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收入增长（生产力提高的间接影响）带来的新需求和工业化社会的个人新需要。与此同时，农业和制造业等传统部门提供就业岗位的能力持续减弱，甚至不创造新工作。

不可避免的是，技术进步导致农业这样的传统部门就业萎缩。在其他部门，如制造业，全球化减少了劳动力的国内需求。有时，消费者的品位也随之发生变化。与此同时，在计算机、可再生能源和医疗保健等创新型行业出现了新职业。收入提高也创造了新的消费需求，如健身俱乐部。

过去几十年的投资催生了大量新岗位。20世纪下半叶，美国建立了研发（R&D）体系，使美国能够比其他发达地区更快速、更高效地从事创新。 比如，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现的计算机和互联网革命，以及当前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进步，都直接源于美国国防部专门研究和采用新技术的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这类机构的长期投资。这些投资不仅加快了创新，还为一代代专家提供了培训场所，形成了长达几十年的高科技行业就业集群。

创造工作的轨迹反映了20—21世纪创新的方向。20世纪前几十年，新职业和新行业主要出现在制造业和重工业，二战后的十几年里，新职业和新行业转向科技密集型行业（例如，摄影、冶金、材料化学等）。20世纪后期，信息技术革命促使新职业出现在仪器、信息电子行业。 创新促进了工作岗位的创造，同时公共投资不停地催化、资助、形成创新。

但是，这一过程无法让所有人受益。工作结构的变化在让一部分人致富的同时，难免使另一部分人陷入困境。工人、企业和政府必须进行高昂的投资，才能追上产品和技能需求转变的步伐。近几十年来，钢铁、采矿和纺织等行业生产急剧下滑，导致专业化从事这些行业的社区出现了集中和持续失业的现象。 虽然某些类似的转型是必要的，如正在进行的煤炭向清洁能源的转型，但由此带来的净收益可能无法抵消在劳动力需求曲线上处于不利位置的群体所遭遇的困境。

这一情境引出了本书的核心主题：是提高生产率促进民众生活水平提升，还是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取决于让生产率转化为收入的社会制度。这些制度将与占经济最大比重的劳动力市场相互作用。 美国在这一关键领域的许多方面都表现不佳。

过去40年，大多数美国工人的工资增长与社会生产率增长相背离。伴随普通工人工资增长乏力的是，这种背离导致劳动力市场弊病丛生，进而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没有大学学历的工人工资水平低下，工作不稳定，劳动参与率低，史无前例的收入不平等，以及种族间收入不平等和就业差距持续恶化，这些情况在过去数十年没有实质性改善。

当然弊病产生的原因并不单一，但有三个因素最为重要：第一，不断进步的工作数字化让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具备更高的生产效率，而受教育不足的群体则更容易被机器取代。第二，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加速导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激增，美国本土的生产性工作（production work）快速外包，导致制造业就业快速下降。第三，有助于普通工人争取工资与生产率同步提高的制度被削弱，这表现为工会成员急剧减少，联邦政府设定的最低工资水平实际上持续下滑，目前正在接近历史低点。

这些不利结果并非技术、全球化或市场力量的必然结果。在其他富裕的工业化国家，并没有出现如美国这样的收入不平等大幅扩大和普通工人工资严重停滞的情况。

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的提高、工作场所的技术不断进步、全球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其他相关因素，推动美国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但生产率提高并未带来居民收入的普遍增加。原因在于，推动工资随之调整的社会制度和劳动力市场政策失灵了。美国必须重振并升级这些制度和政策，以恢复生产率提高与工作改善之间的协同效应。本章其余部分内容将对此展开深入讨论。 1+RSjf80PG63fw6iaK99tafhsvAJr4SR+XmfhUJHw0YXinNWsGWPEbtGaejxiwh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