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前言

十年前，智能手机还是新鲜事物，无人驾驶汽车尚未上路，电脑还无法与人对话交流。除了一两条装配线，机器取代人类工作的可能性还显得渺茫。然而，随着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不断涌现的能力开始盘踞新闻头条，俘获大众的想象力，研究人员和评论员向社会警示：那些需要专业知识、判断力、创造力以及丰富经验因而长期被认为不会自动化的工作，将很快会由机器更好地完成。工业化国家民众对此的关注与日俱增。

为此，麻省理工学院前校长拉斐尔·赖夫（Rafael Reif）于2018年春季成立了麻省理工学院未来工作特别小组（Task Force on the Work of the Future），致力于让公众了解新兴技术和工作之间的关系，就符合现实的技术预期展开公共讨论，探索共享科技繁荣的策略。特别小组的联席主席戴维·奥托教授、戴维·明德尔教授（David Mindell）和特别小组的执行主任伊丽莎白·雷诺兹博士（Elisabeth Reynolds）也是本书的合著者。特别小组的其他成员是来自麻省理工学院12个院系的20多名教员和20多名研究生。特别小组开展了大量调查研究，形成了众多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多以工作论文和研究简报的形式发布，本书对这些研究成果也多有引用（在本书的最后，我们将详细列出特别小组的研究成果）。

在深研未来工作的三年里，自动驾驶、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迅猛发展。但世界并没有因自动化而改变，劳动力市场也没有。虽然有大量私人投资，但在各种概念进入中期试验，被整合进商业计划，并实现技术早期部署的同时，技术投入应用的最终期限还是被推后了，这也是令人惊叹的前景自然演变的一部分。在真正的技术能够投入现实应用，并满足挑剔的顾客和管理者的需要之前，必须经历这些看似普通不过的辛勤步骤。

我们的研究并没有证实机器人将工人赶出工厂、人工智能让人类的专业知识和判断力变得无足轻重的糟糕状况。但智能化发展的确会带来消极影响：在技术生态系统提高生产率、经济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至少在2019年新冠疫情暴发前）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劳动力市场中的收入分配变得如此不平等，如此偏向于顶层收入群体，以至于大部分工人只能从大丰收中分到很小的一部分。

最近四十多年来，美国工人的工资增幅与生产率增速脱节。这种脱节造成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很多未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从事低薪、无保障的工作，劳动参与率下滑，向上的代际流动弱化，以及几十年来不断恶化的种族间收入和就业不平等，未曾有过实质性改善。尽管这些糟糕结果的原因之一是新技术，但它们并不是技术变革、全球化或者市场力量的必然结果。数字化和全球化带来的类似压力影响了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但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市场表现较好。

人类历史和经济学都表明，技术变革、充分就业和收入增长之间没有内在冲突。虽然任务自动化、创新和创造新岗位之间的动态互动往往是颠覆性的，但它们也是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创新增加了工人在给定时间内完成工作的数量、质量和种类；反过来，生产率提高又使人类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人类事业蓬勃发展。在一个良性循环的经济体系内，生产率提高为社会提供了资源，以帮助那些因技术转型升级而失去生计的人。

如果创新不能增加就业机会，人们就会对未来心怀恐惧：担心技术进步在使美国变得更加富裕的同时，也对大多数人的生计造成威胁。这种恐惧将带来高昂的代价：政治和地区分裂、各种机构的公信力丧失，以及对创新本身的不信任。随着“富人”和“穷人”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导致美国社会在如何回应经济阶梯底层人民的诉求方面出现了越来越深的全国性分裂，这种焦虑在美国政治中显露无遗。

未来的核心挑战，也就是未来要做的工作，就是扩大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机会以迎接、补充并影响技术创新。这要求我们要对涉及劳动力市场的法律制度、政策体系、社会规范、组织管理、企业治理进行革新，以建立新的“游戏规则”。

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技术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需要很多年才能显现。然而，留给我们应对的时间并不多。如果将20世纪制定并沿用至今的劳动制度适用于这些技术，我们将会看到与最近几十年相似的结果：工资和福利下行的压力增加，劳动力市场分裂加剧。

本书认为，更好的出路是创造未来的工作，收获快速发展的自动化和日益强大的计算机带来的红利，以此为工人提供更多机会和经济保障。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促进制度创新，弥补技术变革的短板。

我们正身处一个非常动荡的时期，已经不是2018年特别小组成立时预想的那种情景。在本书的研究和撰写进入尾声时，正值2020年全球应对新冠疫情之际，彼时很多国家的民众因疫情封控而居家生活和工作。远程视频、在线服务、远程教育和远程医疗等技术帮助我们适应了新的环境。这些远程工具看起来不像机器人，但它们采用自动化的形式，替代了大量在餐饮、保洁和酒店等低薪服务行业就业的底层员工。数以百万计的人失业，然而，引发这场劳动力市场危机的是新冠疫情而非技术进步。

早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我们对未来工作的研究就清楚地表明，在一个虽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但经济保障不足的劳动力市场上，许多美国人无法过上富裕的生活。新冠疫情的影响更直观公开地表明，尽管大多数低薪工人被官方认定为“至关重要”，但他们无法通过计算机有效地完成工作，因为他们必须亲临现场才能谋生。

有些人预测，机器人将很快取代这些工人。另一些人则认为，人类的灵活性是无法被替代的，正如在新冠疫情期间，正是人类而非机器的适应性，使我们可以重新开展工作。还有人认为，新冠疫情推动了自动化，把技术从未来拽到当前，我们学会了将机器部署到无法保障人类安全的工作中。无论未来如何发展，新冠疫情对技术和工作的影响在疫情结束后仍将持续很长时间，且这些影响可能与人们在2018年预期的情形大不相同。

一些其他因素也干扰了2018年的未来展望，这包括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间的博弈，美国国内的政治动荡和经济民粹主义激增，最终导致2020年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国会大厦发生了暴力袭击事件。这些压力正在重塑国际联盟，瓦解和重组全球商业关系，并激发了新型网络战，包括发布虚假信息、从事商业间谍活动，以及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电子干扰。美国和中国以前就有过摩擦，但没有像当前这样朝“脱钩”而去。最初的贸易摩擦现已演变成科技战。中国实现重大工业和技术目标的举国体制，对西方经济体由企业主导的分散式技术进步发起了挑战。中国政府重视数据积累和存储的主导权，这是否会带来技术进步，还有待观察。

中美博弈的影响正波及全球经济，并有可能阻碍创新。如果中美双方的冲突不存在，那么跨越时区和国界的研究人员就能顺利合作，越来越多的创新会在世界各地争相涌现。我们如何才能确保，无论何时何地，技术进步都能带来广泛共享的繁荣？如何才能保障美国在发明创造和引领技术方面的全球主导权，并让工人阶级从中获益？

为回答这些问题，本书分为两篇。第一篇主要探讨未来工作的演变以及关键技术在塑造未来工作时的作用。第二篇讨论如何引导政策、技术和劳动制度的发展方向，实现共同繁荣。

我们从一个基本观察开始：没有令人信服的历史证据和当代证据表明技术进步会将我们推向一个没有工作的未来。相反，我们预计在未来20年，工业化国家的职位空缺数将超过求职的工人数，机器人和自动化在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上将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然而，机器人和自动化等技术对工人的影响不全是正面的。这些技术与经济激励、政策选择和制度力量相结合，将改变可获得的各种工作及其技能需求。

这一过程既充满挑战，又不可或缺。发明新的工作方法、新的商业模式和全新的产业，会推动生产率的提高，催生新的工作。这种创新会带来新职业，产生对新型专业技能的需求，创造出报酬丰厚的就业机会。当前劳动力市场中的很多工作在1940年都还没有出现。美国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技术创新，以应对人类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如气候变化、疾病、贫困、营养不良和教育不足等。通过投资和创新应对这些挑战，将创造更多机遇，改善人类福祉。

第二个重要观察是，技术变革的重大影响正在逐步显现。计算机和通信技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巨大进步正在重塑保险、零售、医疗保健、制造、物流和运输等不同行业。但我们也观察到，科研成果从产生到广泛商业化、融入企业流程、大范围应用并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是有很长时滞的，通常是几十年。中小企业采用的新型工业机器人以及正在大规模部署的自动驾驶汽车，都是科技渐进式变革的例子。事实上，与其说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最深刻的影响，不如说是几十年前出现（但已大幅度改进）的互联网、移动通信、云计算以及移动电话等技术持续扩散的结果。

技术变革的这种时间效应为制定政策、发展技能和增加投资，以建设性地引导技术变革步入实现社会和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轨道，提供了机会。

本书的第二篇着眼于改革和重塑美国的政策和各种制度，以实现共享繁荣。只要我们愿意做出必要的改变，这一目标就可以实现。

我们首先考察如何培训工人，使他们在不断变化的经济中找到出路。要让工人在不断演变的工作场所中保持生产力，就需要在人生各个阶段——小学和中学、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以及成人继续教育——为工人提供完善的技能课程。美国教育培训体系有缺点，也有独特优势。比如，该体系为那些想重新规划职业生涯或被裁后需重新找工作的人提供了很多通道。我们认为美国必须对现有的教育和培训机构进行投资和改革，以建立新的培训模式，使持续的技能发展是容易获得的、有吸引力的，而且是物超所值的。

然而，即便是训练有素且积极进取的工人，也需要最基本的安全感。但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和政策长期不到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转化为广泛的收入增加。

与美国经济、科技水平和国际地位相若的瑞典、德国和加拿大，也都实现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并给工人带来更好的结果。使美国不同于这些国家的原因是，其特有的制度变革和政策选择不但未能缓解，在某些情况下反而加剧了这些压力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在美国，工人阶级发声的传统渠道持续萎缩，却没有培育新的制度或填补现有制度的漏洞。美国还允许联邦最低工资下降到几乎毫无意义的地步，使劳动力市场低薪工人的工资下限不断被突破。美国支持扩大与墨西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这提高了国民总收入，但未能解决贸易扩张导致的工人失业以及失业工人的再培训需求。

没有证据显示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普通工人困境的策略可以给美国带来回报。长期以来，美国的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在全球遥遥领先：整个20世纪，美国都在引领世界，尤其是二战后的几十年时间里，美国有着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与此相反，近年来劳动力市场开始失灵。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失灵是创新导致的，或者是我们在获得其他经济收益的同时值得付出的代价。我们能做得更好。

在缺乏审慎政策的情况下，市场上的好工作总是供不应求，而且有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利益，尤其是在民主国家。工作就是人类的核心利益。特别小组的研究咨询委员会成员乔希·科恩（Josh Cohen）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未来工作研究简报中写道：“工作不仅是收入来源，更是我们学习和锻炼感知力、想象力及判断力，进行社会合作，做出建设性社会贡献的一种方式。” 即便工作只是获得收入的手段，它也应该提供一种价值感（sense of purpose），而且无须失去尊严或屈服于独断专行的权威，无须屈就于不安全和不健康的环境，无须遭受身体或精神的退化。

认识到良好的工作对人类福利的重要性以及创新对创造良好工作的核心作用，我们自然要问，如何利用对创新的投资来带动就业创造，提高经济增速，并应对日益加剧的竞争挑战。

投资于创新可以做大经济蛋糕，这对迎接全球化和科技竞争激烈的世界经济带来的挑战至关重要。我们的研究发现，互联网、先进半导体、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无人驾驶汽车等技术是美国联邦政府在过去一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投资于研发带来的结果。这些新的产品和服务催生全新的产业和职业，它们需要新的技能，提供了新的创收机会。美国政府在支持创新方面成效显著，这些创新被发明家、企业家和创新资本用来支持和创建新的企业。

采用新技术必将周而复始地带来赢家和输家。工人、企业、投资者、教育培训机构和非营利组织以及政府等利益相关方的积极参与，可以让个体和社会的损失最小化，利益最大化，并帮助确保未来的劳动力市场为所有人提供收益、机会以及一定程度的经济保障。 hSuPnuKmDIwsaB+wFa/PyLX4yS3BrLxCLtKw8r9aSSg0r5RaWUiMa9YhbPRwXI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