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罗伯特·索洛

我是在2021年1月的最后一周给本书写序的，60年前，同样的时间，我们一家刚抵达华盛顿，开启我在肯尼迪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为期一年的工作之旅。当时美国经济还没有从1960年“典型的战后衰退”中走出来，我记得，失业率大概在7%左右。

此时，还出现了另一个更困难的问题。二战后发生的三次典型衰退都伴随着一次比一次高的失业率。一些经济学家、许多国会议员以及财经杂志的编辑都指出，这种高失业率不同于以往的模式。它并不反映商品和服务需求的不足，而是反映了失业工人与就业岗位不适配的事实，也就是说，他们从事着并不适合自己的工作，掌握的是错误的技能，或者毫无技能，又或者接受了不适配的教育。这导致传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降低失业率毫无作用。

每当出现意料之外的长期高失业率，大家就倾向于采用单一因素进行简单释疑。比如，将失业归咎于失业群体的特征。这种方式有一定的合理性，毕竟失业者的素质往往要比就业群体差一些。无论导致失业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正常的职业流动和职业选择过程最终会使素质最低的人成为失业的重点人群。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让没有接受培训的人接受培训就可以提高就业率。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类比：想象一下，某个体育馆要举办一场高中篮球比赛，体育馆里固定座位的数量是恒定不变的。如果观赛免门票，则到场观战的人数很容易超过座位数。那些积极且行动迅速的人很容易抢到座位，反应慢的人就只能站着。假设我们对没有抢到座位的人进行培训，让他们更积极、反应更迅捷，在下周比赛时，这些人将有很大一部分可获得座位，但座位总量是不变的。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得到一份工作远比抢球赛座位复杂得多，但两者间的逻辑是相通的。

对于经济顾问委员会推演合适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说，失业是一个重要事项。时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沃特·海勒（Walter Heller）布置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评估当时正在兴起的结构性失业理论。这是在华盛顿而不是在麻省理工学院，我记得这项任务只花了我三周的时间。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结构性失业的确存在，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它将持续增加。

显然，将失业归咎于失业者的特征并不是对超预期的长期高失业率所做的唯一的简单化解释。另一个同样常见的简单化解释是剧烈的技术变革。我第一次听到“自动化”一词是在1961年的辩论中。如今，我们又开始听说“机器人要来了”（或许某一天它们就真的来了）。

然而，当前的情况与那时有所不同。如果排除新冠疫情的影响，美国失业率本质上并没有呈现长期上升的趋势，至少目前还没有。但是，我们此刻正身处另一个更为复杂的环境之中。

过去几十年，美国实际工资率增速与单位工时产出增速基本趋同。这意味着两者之比，即产出中用于支付工资和薪水的份额没有变化。虽然短期内会有波动，但波动不大。这种情况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似乎发生了变化，实际工资增速赶不上生产率的增速。这不是因为生产率提速，而可能意味着某种技术进步。差别就在于实际工资变化的滞后。这一情况引发了很多经济学解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戴维·奥托（David Autor）广为人知的发现：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的低工资和高工资岗位，但承载美国梦的中等技能岗位却消失了。与此同时，社会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程度持续扩大。

还有很多因素都可以对此做出解释，且各因素之间并不相互排斥。比如，中等技能岗位可能转移到贫困的低收入国家；工人阶级逐渐失去了议价能力，工会在私人部门几乎消失不见就是明证；雇主们态度强硬；在集中度高的行业，大公司的市场势力（market power）甚至可能大幅度增强。问题不在于从一系列原因中挑出一个原因，而是衡量每一个原因的权重，但这很难做到。因此，如果失业是一种病，对症下药当然也就同样棘手。

此外，我不想给大家留下教育和培训是次要因素的印象。首先，维持一支适应能力强的技能劳动力队伍是提高生产率的关键。其次，提高教育的可及性有助于缩小不平等，尽管美国在这方面显然做得并不好。最后，教育和培训可以维系共同文化和对公民身份的认同。我在这里想表达的是，更多或更好的培训并不一定会带来更高的就业率。

在20世纪前七十多年的时间里，美国资本主义用四分之三的国民收入支付工资和薪水。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这一比例基本不变。然而，过去的大约四十年里，这一比例持续下滑。到新冠疫情暴发之际，国民收入中用于支付工资薪水的份额大约仅有三分之二。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依然较高。在这一占比水平下，劳动力市场的任何重大变化必定对经济的其余部分产生影响，而这些影响又会反馈给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以外的扰动会直接影响劳动力市场中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并不是要重谈未来技术需要新工作技能的老调，而是转向对经济的广泛调查和研究。毫无疑问，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或许是机器人到来之际，我们将需要另一份这样的研究报告。现在，让我们打开本书，看一看现在的人们正在思考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