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从不平等中得到了正回报吗？

过去40年，美国是否本该在改善普通工人的处境方面做得更好？对大多数读者而言，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但是，以自由放任的视角看待美国经济的人也许对此并不认同：在他们看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极端不平等是保持美国经济活力、经济流动性和超常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且也可能是值得付出的代价。根据这种逻辑，美国不可能在不牺牲其他理想结果的情况下做得更好。

这种说法准确吗？对于不平等是促进还是阻碍经济增长，国别研究并没有给出定论。 ^[30] 尽管如此，对于美国的情况，数据给出了一个更明确的结论：美国从不平等中得到的是低“回报”。

在美国，不平等的不利回报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考虑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率。一个常见的经济假说是，一个国家对收入不平等的容忍度越高，该国的就业率越低，因为生产率低的工人会被最低工资“挤出”劳动力市场，从而导致失业。根据这一逻辑，几乎没有最低工资的美国应该比其他同等国家更接近充分就业。但是，数据并不支持这一论断。虽然美国男性和女性的就业率明显处于中等水平，但与其他同等国家（如加拿大、德国、英国、瑞典）相比，这一数字在过去20年中急剧下滑。

考虑经济表现的第二个衡量标准：向上的代际流动。在工业化国家中，美国因其极端的贫富差距而引人注目。事实上，要找到另一个更不平等的大国，我们就必须将范围扩大到中国或巴西等相对欠发达国家。如果美国的高度不平等和与之相伴的经济活力能够为儿童提供更好的攀登经济阶梯的机会，那么美国不平等程度虽高，但在促进代际流动上值得赞赏。图2.9描述的现实情况却相反。在富裕的民主国家中，美国代际流动性最低，远低于法国、德国、瑞典、澳大利亚或加拿大。正如皮凯蒂和他的同事指出的 ^[31] ，当父母处于收入分组中的最低20%时，其子女成年后进入最高20%收入组的可能性在加拿大是13.5%，几乎是美国的两倍。 向上流动性并不是美国因不平等程度过高而获得的红利。

代际流动性高并不一定表示劳动力市场强劲，反之亦然，但两者确实紧密相关。研究表明，美国代际绝对流动性的下降几乎完全可以用各代年轻人实际工资中位数的增长来预测。 ^[32] 当各代年轻人的工资中位数强劲增长时，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绝对代际流动性就高。当各代年轻人的工资中位数增长平缓时，绝对代际流动性也随之下降。

考虑美国从不平等中获得“回报”的第三个方面是较快的经济增长。通常情况下，穷国比富国增长得更快（当然也有重要的例外），因为它们搭上了来自富国的重要创新（如电气化、通信、医药等）的“便车”。而富国没有“便车”可搭，因此，它们的增长往往更慢。这种追赶现象解释了图2.10所示的1960年各国的初始GDP与1960—2011年的GDP增长之间呈L形关系的原因。1960年，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与欧洲、亚洲和北美等地的所有其他主要国家相比，美国在1960—2011年的总体增长率却是最慢的。那些在1960年时比美国远为贫穷的国家的平均增长率要快得多。如果与这一逻辑相反，人们曾预期美国会凭借其经济活力，实现比其他工业化国家更快的增长，那么，增长率数据丝毫没有证明美国达到了这一预期。

在近期，美国曾有过比欧洲国家更快的增长，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互联网繁荣。 ^[33] 但从最近半个世纪的经济数据看，美国在同类国家中并不突出。此外，自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以来，工业化国家的生产率明显放缓，其原因仍鲜为人知。 不幸的是，美国也未能幸免：其生产率增速和其他发达国家同步放缓。

近几十年来，虽然美国劳动力市场几乎没有给普通工人带来什么好处，但美国创新生态系统的优势不容忽视。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美国都是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经济体。的确，鼓励企业家精神和敢于冒险的美国商业文化与我们在美国收入分配顶层看到的极端不平等相关。 ^[34] 创新文化在历史上造福了美国，今天仍让美国受益。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美国劳动人口面临着经济上严重不利和不安全的状况，这肯定会减少他们的机会，阻碍他们的流动性，进而阻碍个人、家庭和社区对自身及其子女的教育、健康和安全进行投资。

美国是否必须放弃其创新文化，以确保经济增长的收益能够惠及普通工人，使他们的薪酬、工作条件和经济安全都能得到提高和改善？没有证据表明美国需要面临这样的权衡取舍。 美国在创新领域的领先地位由来已久：在整个20世纪，美国都在引领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这种领先地位甚至更加确定无疑。相反，上文提到的劳动力市场弊病，如低质工作岗位、工资增长乏力、生产率与工资增长脱节等，都是最近才出现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失败是创新的必然结果，或者是为了获得创新带来的其他经济收益而值得付出的代价。 WYIuLAOlu22OUbg4OG58ZzMtpKJoiuMhyAbMmz4sK28IG7ZRBeAlo6aXcbPdzc4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