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被困回龙坡

茅头告诉老唐，总统带着政府迁都重庆以后，他们便开始做防御日本人的准备，城破的那天，他们按照预案，在南京通往回龙坡山道最险要处，炸毁了山崖，封闭了通道，然后坚持固守在这里整整八年。八年来，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时时刻刻做好了万一日寇入侵，跟行营共存亡，舍身报国的准备。八年来，他们吃糠咽菜，最艰难的时候没有粮食，就吃柿子，吃得他们拉不下去吐不出来，人都变成了干柿饼。

老唐相信茅头说的是真的，他亲眼目睹，行营上下包括孩子，一个个面带菜色，瘦骨嶙峋，衣衫褴褛，眼前种种情景，加上茅头绘声绘色的讲述，老唐和他的部下们听得眼泪汪汪，感动极了。

茅头的讲述与事实基本相符，但是在关键点上，他也多少有点夸张、虚构。蒋总统迁都，茅头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知道的是，过去没事就到行营来的各种贵客们就像过季的蝗虫，突然都销声匿迹了。紧接着发生了一起对于行营所有人来说无异于灾难的大事：那年秋天，大雨滂沱，后来又发生了一次不大不小的地震，结果山体发生了大滑坡，唯一那条通往外界的道路被崩塌的山体给阻断了。

依据他们自己的力量，根本就无法重新打通那条唯一的通道，他们连忙派人到南京报告灾情，希望上司尽快派人帮助。派出去的人很快就胆战心惊、狼狈不堪地回来了，向李祝有和茅头报告，国民政府已经跑了，南京已经被日本人占了，日本人正在杀人，见男人就杀，见女人先奸后杀，南京城血流成河，惨不忍睹。

李祝有和茅头都傻了，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先藏起来再说。所谓的藏起来，就是不再指望打通山道，刚好利用山体滑坡造成的封闭，暂时躲避在行营里，只要不被日本人发现，再想办法活下去。为了避免暴露行藏，他们严令所有部属不得外出，谁擅自外出，一经发现，按汉奸处置。其实用不着他们严令，日本人在南京城烧杀掳掠的消息已经吓坏了大家，不要说擅自离开，就是命令谁离开行营到南京城里去看看，都没人敢去。

从此，他们就躲藏在行营里，刚开始还比较不错，有行营充沛丰富的物资储备撑着，饿不着冻不着。然而，坐吃山空，即便采取了食品限量的措施，仍然于事无补，熬了不到半年，食品告罄，再熬下去只有等死。这个时候，漫山遍野的柿子树就成了他们的救命粮，柿子本身很涩，结在树上的时候基本上不能吃，经过了深秋霜降、冬季的寒冷，柿子掉落地上，很快自然缩干成了柿饼子。说来也怪，挂在树上的新鲜柿子涩得要命，可是掉在地上变成了柿饼，就不涩了，反而还挺甜的。

食物短缺，没人能解决这个问题，除非是跑到外边找吃的，可是，外边的局面对于他们而言，就是令人魂飞魄散的地狱，那个曾经出打探消息的人回来之后，描述的种种大屠杀惨象，让行营里的人们把越过那道崩塌的山梁视为畏途。而且，还有绝对不准擅自离营的严令，所以根本就没人敢外出谋食。每天定量供应的三两粮食只能熬命，时时刻刻摆脱不掉的饥饿感成了所有人的梦魇。

李祝有和茅头两个人，作为行营的主管、副主管，表现还真不错，坚持和大家同甘共苦，尤其是茅头，饿得浮肿，走路都一步三晃，却从来不利用职权多吃一口。李祝有身上储藏的肥肉很快消耗殆尽，半年下来就成了瘦子，原来被肥肉撑开了的皮肤，现在成了松弛的皮囊，松松垮垮的挂在他的身上，看上去活像一只干瘪的麻包。

饿急了，凡是能吃的东西都成了美味，山上风干了的柿饼子成了大家的美食。茅头担心柿饼子被吃光了，就组织大家统一收集，然后统一储存，统一分配。其间，李祝有多次提及自己种粮食：“我过去就看这么大的地场，光种一些花花草草都浪费了，还不如种点粮食。”

李祝有的出身用现在的身份等级标准衡量，属于土豪。他爹是大财东，据说他们老家的那个县，有一多半田亩都是他们家的。在县城里还有绸缎铺、药材铺，同样，县城里的买卖也有一半是他们家的。有钱却没功名，就是富而不贵，如果再没有文化，就是标准的土豪。那会儿虽然社会上没有正式给他们家这种有钱人缀上“土豪”的标签，但是土豪的自卑和向往逼着他们摆脱土豪的身份和命运，为此，李祝有老爹花大价钱供李祝有读书上学，一心指望李祝有能够给他这个土豪家族镀层金，光宗耀祖成为权贵之家。可惜的是，李祝有并不是个能读书的人，虽然并不愚笨，却绝对不是读书的料，书本在他眼里就是专门用来折磨人的。被他爹硬逼着好赖读完了县城的高小，算是能识文断字、会四则运算了。他爹知道要指望他这一辈子通过读书出人头地就像猴子变成人一样难，便走了个捷径，花钱疏通关系，给他谋了个政府官员的职位。

他们家不在乎钱，在乎权，如果一时半会儿弄不到权，能有个名也算是给家族脸上贴了层薄薄的金。李祝有身上生来保留了难以去除的土腥味儿，在政府机关当了一个小科员，他爹就开始在家乡吹牛，说他儿子现在是政府官员。可惜好景不长，考试院严查未经考试成为政府公务人员的违法行为，在政府公务人员的位置上没法继续混了，被清理下来不但要退货，还可能被处罚，那样不但亏大了，名声也就坏了。

李祝有他爹又花了一大笔钱，通过关系把他安排到了总统行营，总统行营不属于正式的公务员岗位，近似于现在的事业单位，用人可以不经过公务员考试，可以躲避考试院的查纠。李祝有家里有钱，用钱拱着他一直混到了行营主任的位置上。这个人就有两大爱好：一是爱钱，二是爱种庄稼，别人家栽花，他在凉台上、小院里种蔬菜、麦子，本来他还想种稻子，可惜种稻子要有水田，行营的凉台、小院里没法蓄水插秧。

此时到了关键的时刻，李祝有又开始在种地上动脑子了。茅头知道他那点爱好，再说他是主官，自己是次官，人家有了主意，跟他商量事给他个面子，不跟他商量直接下令他也得干。于是，回龙坡行营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变身成了农民，草坪、荒地都被开垦出来种地。李祝有从小就在农村长大，种地还算是内行，翻地、过水、刨垄，地里活都在他的指导下进行。除此以外，李祝有还规定，今后所有人拉屎撒尿不准使用行营房子里的冲水马桶，一概要在外面的茅厕解决。为了防止有人偷用室内厕所，他下令把所有室内厕所都给封死了。这个时候大家才明白，他在行营边角处搭盖的那个墙圈子是干啥用的，那是茅厕，是为了种地攒肥料用的。

这个茅厕可把行营的人们害苦了，第一，不管内里多急，都必须跑出去到茅厕解决，茅厕距离最近的建筑也有一百多米，远的有三百多米，不论是大便还是小便，憋着熬过这段距离，都是对人憋功的极限考验。第二，茅厕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冲水、防臭功能，屎尿味道能把人熏得昏过去。第三，这还不够，每天除了女士，男人都要轮班给厕所换土。换土就是把头一天人们排泄的秽物清理出来，堆在茅厕外面，李祝有说只有经过发酵的屎尿才能成为粪肥，清理出来的屎尿堆在茅厕外面晾晒，就是发酵的过程。

这样一来，就不仅仅是茅厕里臭，整个行营的空气中时时刻刻都弥漫着一股难闻的味道。头天的秽物清理完了以后，再用新土填进茅厕，这样人们便溺的时候，可以有个地方落脚。男人们轮番干这种活，苦不堪言。经过多次抗议、请求，最终由一天一清理，改成了三天一清理，男人们轻松了点，可是受苦的是所有人，每个人进入茅厕，都要像深入雷区的士兵，胆战心惊，小心翼翼，稍不留意，脚底下就会踩到“地雷”。地雷是大家对粪便的委婉命名。第四，还有一个严重缺陷，李祝有的茅厕不分男女，行营的服务人员大都是女性，茅厕却只有一间，这样就带来了一个烦恼：每个人进厕所之前，都要发出信号，有的时候是咳嗽，有的时候则更直接：“有没有人？”如果里边有异性，就只好暂时离开，再急也得憋着。一直到茅头出面干预，强烈要求再建一个茅厕，把男女分开，才算改善了这种尴尬的局面。

秋天本来是丰收的季节，行营里却开始平地、施肥、耕种了。大家都觉得奇怪，怎么秋天种地呢，李祝有说先种一茬冬小麦，再晚就来不及了。行营里没有别人懂得种地，只能听他的，地平好了，撒种的地垄也弄好了，李祝有提出了一个令所有人目瞪口呆的问题：种子，种麦子要有种子，这是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人人都懂，可是，懂归懂，想得起来却就是另外一回事儿。整个行营就没有一个人想得起来，种麦子还要种子，也许有的人想过这个问题，却以为李祝有胸有成竹，谁也没想到，他根本就没有种子。

作为副手，茅头对李祝有一直保持着表面上的尊重，大家辛辛苦苦干了半年，大粪也攒成了一座小山，到了临了却是一场闹剧，他实在难以忍耐，跳着脚破口大骂，把李祝有骂得躲在自己的屋里不敢露面。骂归骂，茅头却不能不承认，目前，除了种地再无出路，就根本目的而言，李祝有是对的。骂累了，茅头还得找李祝有商量找种子的事情，李祝有建议带几个身强力壮的男人，从行营总统别墅下面的密道潜出去，看能不能找到农家，想办法弄点种子回来。

茅头说，种地你是行家，我不懂，弄种子只能你亲自出马，我去了万一弄回来的用不成，就白搭功夫了。李祝有迟疑一阵，终于答应了。茅头便把行营所有男人召集起来，选了几个比较健壮、伶俐的，让他们陪着李祝有潜出行营搞种子。李祝有带着几个人，还带了武器，为了保卫行营，行营里负责安保的工作人员有配枪，而且是德国造的玻壳抢。

李祝有几个人沿着总统别墅下面的密道潜出了行营，密道的出口在行营外面的一个山崖下面，也不知道当初修这条密道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出了密道，基本上没路，一边是几十丈高的悬崖，一边是陡峭的野山坡，李祝有几个人都晕了，李祝有忍不住喃喃咒骂：“混蛋们，把出口修到这里，万一总统从密道跑出来，还不是死路一条。”

他们毕竟不是总统，也没有总统那么娇贵，既然来了，当然不能就这么回头，只能硬着头皮趟着野草从荒野里朝西边走。他们不敢朝东边走，东边离南京城区近，怕遇上日本人。绕过了一道山脚，远处山洼洼里有袅袅的青烟，几个人顿时兴奋起来，忙不迭地朝那缕青烟奔了过去。果然，那是一家农户，算是运气吧，农户家正在做饭，他们给了点钱，总算混着吃了一顿人饭。说起麦种的事儿，农民犯愁了，他们是种稻子的，从来没有保留过麦种。

李祝有说稻种也行，只要有，他们花钱买，绝对不白拿。他们每个人都随身带着枪，农民看到了以为是山里的土匪，吓得要死，此刻听到他们要稻种，哭丧着脸解释，稻种他们也没有，前两年政府不知道抽什么疯，说是要改良稻子的品种，增加稻子的产量，规定所有农户种稻的季节一律要到政府农业局下属的种子站去领稻种，不准随便种植土稻子。这两年农民都习惯了到种子站去领稻种，谁家也都不再留稻种了：“现在日本人来了，政府跑了，下一季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该到哪里找稻种啊。”

最终，他们从农民手里买了几十斤红薯，李祝有说，种不成麦子和稻子，就种红薯，红薯也是粮食，也能活人。李祝有带着弟兄们回到了行营，受到了热烈欢迎，从此以后，他们不但开始种地，也有了一个出入行营的密道，并且跟行营外面的几户农家建立了有限联系。说是有限联系，主要就是他们从来不敢对农户说自己是干啥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以防农户报告给日本人。

回到行营以后，李祝有还真懂得种地，把原来的厕所改成了薯苗栽培的地方，从外面运进来一些臭烘烘的土肥，将红薯掩埋了起来。过了些日子，红薯都生出了芽子，李祝有便指导着大家按照每块保留一到两根芽子的规格，将红薯切开，种到了地里。

“老兄啊，”茅头对老唐说：“就这么一片院子，这么多张嘴要饭吃，苦啊。”

行营当时有五十多个人，二十多个男人，三十多个女人，人聚在一起，再苦再累也闪不过人类的原始本能，逐渐就有男女偷偷摸摸的事情以顺应异性相吸的规律。行营内并没有男女不准恋爱、结婚的规定，人们之所以偷偷摸摸，更本质的原因还是那个年代的人，对于男女关系的羞怯感。最终，连茅头自己也难逃这种异性相吸的基本规律，跟主楼接待室的接待组长大美勾搭成奸了。这里说他勾搭成奸，是从法律定义上说的，他们生活在这个相对封闭隐秘的区域，失去了合法成亲的法律保障，从法律意义上，男女睡在一张床上，都是非法的。

反倒是李祝有，或许是一心一意扑在种麦子上，心无旁骛，或许是太难看没人看得上，或许是心性太高没有看得上的人，也有可能他真的忠于在老家带着两个孩子留守的老婆，反而没有发生男女关系，从法律意义上说，成了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接下来，这个小小的社会中，就有了第二代，人口开始增长，给本来就捉襟见肘的供给增加了更加沉重的负担。好在他们可以种红薯，就靠野柿子和红薯，偶尔也能从密道里出去找附近的农家买一些粮食搀和在一起果腹，他们居然熬过了这么的多年。

中午茅头留老唐他们吃饭，老唐想起了李祝有：“你们李长官呢？”

“这不，又带着人出去找粮食种子去了，他一直没死心，想靠种粮食活下去。”听到李祝有出去找粮食了，老唐又是一阵感动。

午饭吃的是蒸红薯面裹干柿子饼，老唐他们哪里能吃这种东西，勉强陪着吃了几口就告辞，切身体会了茅头他们这么多年的艰难坚守，老唐感动得眼泪汪汪的。得知日本人投降，政府还都南京，行营的人也都激动的眼泪汪汪的，老唐离开的时候，信誓旦旦的说，一定要把茅头他们坚持敌后，坚守总统行营的英勇事迹报给给总统，即刻展开救援行动：“胜利了，不能让你们这样的抗战英雄再吃苦受罪了。”

老唐带着他的人踏上了返程的路途，站在横断道路的那道山梁上，他回首遥望，行营里，人们朝他挥着手，距离很远，看不清人们脸上的表情，但是，老唐却能想象得到，那些人，每张脸上都绽放着希望的光焰和衷心的感激。 SJys6JQaN9n+RFHMwJnOoziboEOxVCbD4isEB0LZAF8FinbzeiUR59dPoAs46cy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