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成长的动力：冒险式玩耍对儿童发展意义深远

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等许多西方国家都为了保护儿童安全做出了两个错误的、自相矛盾的决策。一方面，人们认为现实世界危险重重，绝不允许孩子离开大人视线去自由探索。哪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儿童面临的违法犯罪、暴力伤害、酒后驾驶等风险已经大幅下降。 ^[1] 与此同时，人们对网络世界却格外放心，在儿童网络保护机制的设计方面，显得漫不经心。于是孩子们可以自由徜徉于互联网世界，沉醉于虚拟版的“狂野西部”，任由各种风险吞没自己。

我们举个例子来看看父母们的局限。很多父母担心自己的孩子一不小心就落入色魔的魔爪。但在当今时代，大多数针对儿童的性犯罪者是活跃于线上的。互联网实在是太便捷了，能帮犯罪分子快速找到儿童，与儿童分享非法视频。2019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写道：“科技公司报告称，互联网上关于儿童性侵的图片和视频数量在急速增长。仅过去一年，就有多达4 500万张非法图片被科技公司识别，并打上标记。现在，识别系统已不堪重负，无法再有效地追踪了。” ^[2] 我们把时间拉近一点儿看，就在2023年，《华尔街日报》（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还发表了一篇深度报道，揭露了“Instagram用算法给恋童癖者推送卖家，帮恋童癖者购买非法内容，高效地连接起了各个有‘小众癖好’的人”。 ^[3]

还有一个真实的例子。伊莎贝尔是个14岁的女孩，家住美国罗得岛州。她在《自由报》（ The Free Press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让我们知道，在保护孩子这件事情上，美国父母真是抓错了重点：

在我10岁时，我第一次观看了非法影片。当时本是机缘巧合，我不小心点进了一个网站，后来出于好奇，又多次访问。网站没有任何年龄审查机制，不要求用户提供身份证明，甚至都不会弹一个窗口，询问我是否满18岁。这个网站很好找，可以说你想躲都躲不开，跟我同龄的孩子常常浏览。那么我妈妈呢，她不管我吗？当然管，她可就在隔壁房间，用心地给我做饭，确保我每天能吃上9种不同颜色的蔬菜水果。我的妈妈是个尽职尽责的母亲，什么事情都要抓，十分严厉。但我还是接触到了网络非法内容，我的朋友们也一样，大家都在看。

伊莎贝尔的文章简单又直接地揭露了一个血淋淋的事实：在现实世界中，父母们对孩子管教严格，保护过度；在网络世界里，父母们疏于监督，对孩子保护不足。真正要保护孩子的安全，我们就不该让孩子过早地上网，而应该让他们去户外尽情玩耍。

户外的自由玩耍让孩子们有机会处理各种危机和麻烦，他们可以切实提高体能、心理素质和社交能力，从而建立强大的自信，相信自己有能力应对任何新环境。这种自信堪称对抗焦虑的一剂良药。接下来，本章将阐述大脑的两大模式。首先是“发现模式”（discover mode），健康的童年离不开充分的自主性和大量的自由玩耍，它们可以让大脑持续开启发现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孩子们会形成良好的依恋系统 ，以及处理日常基本问题的能力。反过来，当父母们陷入担忧，纷纷选择过度保护的育儿方式时，孩子们的大脑就会开启一种“防御模式”（defend mode）。这种模式会导致孩子的依恋关系不够安全，削弱孩子识别和处理风险的能力。接下来我将解释这些术语具体的含义和运用，以及为什么说发现模式才是焦虑的一代需要的解药。

发现模式与防御模式

在之前人类进化的几百万年间，我们祖先的生活环境极为多变。日子一向是时好时坏，既有富足安逸的太平时代，也不乏物资匮乏、危机四起的坎坷岁月，更莫说那些时不时出现的干旱和饥荒。 我们的祖先需要心理适应机制来应对顺境和逆境。环境的多样性促使古老的神经分化出了两大新系统。一个叫作“行为激活系统”（behavioral activation system），当一个人发现身边有好事发生时，该系统就会被激活。 比如，某个人和他的部落成员饿得眼冒金星，却突然发现旁边竟然有棵硕果累累的樱桃树。大家沸腾了，每个人都心花怒放，恨不得立刻冲上去大吃一顿。这就是行为激活系统，但我给它取了个更加直观的名字——发现模式。 ^[4]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行为抑制系统”（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当一个人察觉到危险时，这个系统就会被激活。假设大家正兴高采烈地摘着樱桃，突然听到附近豹子的咆哮声。这时，所有人会停下手中的活动，刚才还旺盛的食欲瞬间便被抑制。因为身体出现应激反应，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潜在的危险上，大家脑子里只想着怎么逃。我把行为抑制系统叫作“防御模式”。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焦虑状态，他的防御模式会持续不断地被激活。

两个系统共同构成了一个能够迅速适应环境变化的机制。这很像大楼里的智能恒温器，温度低了自动开暖气，反之则开冷气。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默认模式，具体是哪种，取决于这种动物在进化过程中经历了什么样的环境。有些动物很幸运，在进化过程中很少面临突然死亡的风险。它们可能是在食物链顶端的顶级捕食者，也可能是生活在某个没有天敌的小岛上的草食动物。这些动物往往情绪稳定，从容自在，很乐意靠近人类。它们平时的默认模式就是发现模式。不过，在受到攻击时，它们也会切换到防御模式。相比之下，一些动物就不那么幸运了，比如兔子、鹿等。自古以来，它们就处于水深火热中，动辄就要被吃掉，所以神经永远紧绷，一惊一乍是常态。无论何时何地，这些动物一发现不妙，就会飞奔而逃，所以防御模式是它们的默认模式。只在极少数情况下，它们觉得整个环境极为安全时，才会缓慢且试探性地开启一下发现模式。

对人类、狗等高度社会化的哺乳动物来说，默认模式对其性格有着决定性的影响。长期处于发现模式的人类和狗，除非面临直接威胁，往往比其他同类更快乐、更友好，对新环境和新体验也更加好奇。相对地，那些长期处于防御模式的人类和狗，会更加地戒备、焦虑，非常缺乏安全感。在他（它）们看来，新环境、新朋友、新创意意味着潜在的伤害和风险，而非机遇。对部分人类祖先而言，这种长期的警惕性还是有点意义的，毕竟那时的环境可能真的是危机重重。说回当今时代，那些在动荡和暴力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依然会出现这种状态。可到了如今，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既稳定又安全，孩子们若还长期处于防御模式，那么他们的学习和成长注定会受到阻碍。

无比戒备的Z世代大学生

发现模式促进学习和成长。我们想让年轻人在家中、学校里、职场上昂扬向上，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引导他们进入发现模式。发现模式和防御模式到底会表现出什么样的区别呢？我想用大学新生的例子来回答。图3-1展示了一个大学新生可能出现的两类行为。某个新生会更偏向于哪一类，取决于他的默认模式是发现模式还是防御模式。默认模式由他的童年经历和基因共同塑造。显而易见，一个新生如果习惯了开启发现模式，那么接下来他肯定能如鱼得水，在学业和社交上快速获益和成长。那些通常处于防御模式的孩子则可能举步维艰，既学得少，又成长得慢。

这一对比有助于解释2014年左右众多大学校园中所发生的突变。图3-2揭示了当Z世代首批大学生入学而最后一批千禧一代也迎来毕业之时大学生存在问题的变化情况。唯一急剧上升的疾病类型是以焦虑和抑郁为主的心理障碍。

Z世代甫一入大学，大学的心理咨询室就压力倍增。 ^[6] 回想千禧一代求学时，他们朝气蓬勃，那一代人总是处在发现模式中，时刻精神抖擞。然而到了2014年，大学校园迎来了焦虑的一代——Z世代，从此发现模式便让位于防御模式。遥想2010年，那时的很多书籍、言论、演讲者和观点并没有引起多大争议，但到了2015年，它们突然就被认为具有攻击性、危险性和创伤性。美国的各所住宿大学虽谈不上完美，但对年轻人来说，已经是相当安全、友好又包容了。然而，在2015年左右，不仅美国，连英国 ^[7] 和加拿大 的大学校园文化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学生的反应普遍而剧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接下来我要阐释的是，玩耍式童年才能自然地促进大脑发育，激活儿童的发现模式。而手机式童年起到的是反作用，会把孩子拉入防御模式。

孩子具有反脆弱性

20世纪80年代，研究人员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沙漠里进行了一项宏大的实验，项目名为“生物圈2号”，这是史上最大的人造封闭生态圈项目。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将来在外太空创造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态圈做准备。生物圈2号的设计目标是为8位居民提供长期生活的环境，他们在这个封闭系统中的氧气、水源和食物完全依靠内部的生态循环来供给。

可惜的是，这个目标从来没有达成。生物之间，包括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纷繁复杂的相互作用，连续的失败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比如，他们为了构建一个雨林生态系统，种植了许多树木，许多树苗一开始都能茁壮成长，但不知为何，长着长着就会突然倒下，根本长不大。后来研究人员才搞明白，小树苗的成长离不开风的助力。刮风时，树苗被压弯，迎风面的树根会被微微拔起，而背风面的木质会被轻轻挤压。树苗很“聪明”，会长出更长更粗的根系，以便给迎风面的树根提供更大的抓地力，同时还会改变背风面的细胞形态，以增强抗压力。

那些会依据生长条件而改变性质的木头，被称为“应力木”。一棵树如果很早就接受大风的考验，它在长大后会更加壮硕。但如果把它种在一个安逸的温室里，那么不等长大，它可能就会倒下。

儿童的成长和应力木的原理是相通的。人类在童年时也要经历多种考验、锻炼，才能成长为一个刚强的成年人。生物圈2号里夭折的树苗印证了一个概念——反脆弱。这个概念是我在纽约大学的同事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提出的，源自他2012年出版的《反脆弱》（ Antifragile ）一书。塔勒布发现，生活中有些东西非常脆弱，比如玻璃酒杯，人们要小心保护才好。它们一击即碎，哪怕只是被打翻在餐桌上，也会破碎。有些东西就很结实，比如塑料杯，哪怕从桌上掉落到地上都没关系。只是这些东西无论多结实，也不会因为经受摔打而变得更强韧，顶多是不会被摔坏而已。

然而，有些东西就是需要被摔打，因为它们经过历练后才能变得更强。塔勒布用反脆弱来形容这种越挫越勇的性质。其实，没有生命的东西极少具备反脆弱的属性。这种属性更多地体现在那些复杂的机体或系统上。它们天生需要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运作，别无选择。这“悲惨”的生活或许是进化所致，或许是人为设计。 最典型的反脆弱系统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它需要在人类童年时期接触灰尘、寄生虫和细菌，才能得到适当的发展。父母在过度清洁的环境中养育孩子，实际上是在妨碍孩子免疫系统的反脆弱性发展，反而伤害了他们。

心理免疫系统同样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得到锻炼。 孩子们需要学习如何解决、消化、战胜困难，以及如何疏解挫败感，处理小擦伤与小摔打，应对他人的取笑、排挤，以及不公正的环境和待遇等。孩子不能一触即溃，动辄“内耗”几小时甚至好几天。与人相处，纷争和委屈在所难免。修行者和佛教徒早就明白，追求幸福不能靠逃避或自我麻痹，让我们难受的人、事、物是躲不开也灭不掉的。幸福来自内心的清醒与笃定，人要学会不以身外之物来定悲喜，不让外界的噪声牵着自己的情绪走。我的孩子还没学会走路时，我和妻子读到了一本我们心中最好的育儿书。 书中的观点认为，父母要时不时地给孩子“制造”点麻烦和挫折，让孩子明白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有些事情是说发生就会发生的。所以我们会对孩子说：“想看《天线宝宝》的话，你得先收拾好你的玩具。你如果坚持不听，那我们要暂时禁止你看了。对，你姐姐有时候就是能破例，没办法，生活就是这样。”

很多父母出于怜子之心，总是尽力满足孩子的要求，不否定，不扫兴，有什么问题都帮孩子兜底。这样的做法可能是在伤害孩子。孩子失去了锻炼的机会，很难形成自我管控力，无法容忍挫折和不顺，情绪管理也一塌糊涂。多项研究都发现，娇惯或虎妈式育儿方式下长大的孩子容易有焦虑障碍，自我效能感差，即孩子不相信自己的能力，不相信自己可以实现目标，这样的孩子进入大学后也很难适应。

孩子们天生具备反脆弱性，所以被保护过度的孩子很容易在青春期陷入防御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他们难以去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很难交到朋友，会更加焦虑，动辄便会被日常生活中的冲突击倒。

反脆弱性需要在冒险式玩耍中开启发现模式

反脆弱性是解开人类发展诸多谜题的关键。比如，为什么孩子们在玩耍中会刻意去冒险？为什么他们一旦掌握了某项技能，就要去挑战更高的难度？比如一旦他们掌握了在平缓的斜坡上滑滑板的技能，就会转移到更陡的斜坡上。那些一看就知道会受伤的活动，为什么孩子们非要参加，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尝试？研究游戏的专家早就发现了答案。2010年，挪威学者埃伦·桑德塞特（Ellen Sandseter）和利夫·肯奈尔（Leif Kennair）指出，刺激的经历会让人学会战胜恐惧。

临床心理学中有个长期令人费解的现象。桑德塞特和肯奈尔的研究正是基于这一发现：人类的恐惧症主要集中在一些几乎不会致死的事物上，比如蛇，有时候一条小蛇也能吓到人，再如封闭空间、黑暗、公开演讲和高处等。很少有人会对那些在现代生活中造成死亡的风险因素产生恐惧，比如汽车、阿片类药物、刀具、枪械和垃圾食品。还有一点也很奇怪，成人的恐惧症很少与童年的悲惨经历相关。 那些从树上摔下来过的孩子，长大后反而最不怕爬树。

我们可以从进化的视角来审视这个谜题。常见的恐惧症是祖先们在数百万年的狩猎采集生活中进化来的，对某些东西（比如蛇）的恐惧，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是共通的。我们与生俱来会对某些东西保持警觉，只要我们经历过一次与它相关的危险或不快，或者看到身边的人怕它，以后就会格外关注它，很容易发现它的存在。但其实一个小孩只要多接触几次恐惧的源头，就会逐渐了解和战胜它，甚至操控它，恐惧感也就会消散。

随着孩子们的成长，他们开始对那些曾经令他们感到恐惧的事物产生浓厚的兴趣。他们可能会慢慢靠近恐惧源，向父母和哥哥姐姐们求教，学习如何辨别哪些情况是危险的，哪些则不那么危险，并最终战胜自己的恐惧。在这个过程中，恐惧会步步退散，最后化作内心深处澎湃的成就感与刺激感。下次跟孩子散步时，你可以掀开一块石头，让他触摸一下石头下的小虫子。一开始，他一定是惊恐中掺杂着好奇，但又克制不住伸出去的小手指。一旦触摸到了虫子，他的惊恐和好奇就变成了莫大的欢乐，以及一丝丝厌恶，还有几声得意的大笑。他勇敢地摸到了虫子！下次遇到虫子时，他就不会再战战兢兢了。

我在写这一章的内容时，正值2022年秋。我家迎来了一条小狗，名叫“威尔玛”。它娇小玲珑，体重才3千克。我们第一次带它去熙熙攘攘的纽约街道上散步时，它害怕极了。一条条大狗经过，把它吓得不知所措、全身紧绷，以至于连出来散步时要做的“大事”都做不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威尔玛逐渐适应了一些。清晨时分，我开始带它去公园里，解开狗绳让它和其他狗一起奔跑玩耍（见图3-3）。一开始它依然害怕，但它的应对方法堪称桑德塞特和肯奈尔研究成果的范本。它会慢慢靠近大狗，但当对方抬脚准备靠过来时，威尔玛又会立刻逃离。有时候，它会跑到我身边来寻求保护。它的内心进行着一场反恐惧大战，所以跑是跑来了，但速度并不会减慢，只是围着我绕两圈，便又冲向了大狗，开启新一轮试探与追逐。它在寻找一个平衡点，让心中的快乐和恐惧能和平相处。它在发现模式和防御模式间反复横跳，慢慢地摸透了大狗们的心思。它还开发出自己的交友策略，加入了其他狗的社交圈。它会与同伴们一起玩耍、打闹，哪怕偶尔被踢翻也无所谓。

儿童和小狗一样，都是天生的冒险家。追求刺激是他们战胜童年时期的恐惧必须走的路，也是构建一个健康的大脑必不可少的经历。只有这样，才能让发现模式成为大脑的默认模式。孩子们需要去荡秋千，荡着荡着还跳下来；需要去树林里探险，去垃圾场寻宝；需要和朋友们一起坐过山车，一起被吓得惊声尖叫。在这些刺激的活动中，他们练就了一系列能力，包括独立识别危险、应对危险，以及不害怕出差错。就算是受点伤也不足为惧，无须向大人求助。

桑德塞特和肯奈尔给冒险式玩耍下了一个定义：存在身体受伤风险的激动人心且充满刺激的游戏活动。他们在2023年发表的论文中进一步阐明，冒险式玩耍还需要处理一些不确定性因素。 两人指出，冒险式玩耍一般要去户外，孩子们可以自由玩耍，而不是参与大人组织的活动。小朋友们通常会选择一些危险度不那么高的活动，即使受伤，伤势多半也不会太过严重，通常就是擦伤或割破皮而已。

桑德塞特和肯奈尔研究了孩子们在大人放手时喜欢寻找的刺激，发现了6种深受他们喜欢的“危险”活动：攀爬高处，比如爬树或游乐场的攀爬架；体验速度，比如荡秋千或从滑梯上一溜烟滑下来；摆弄危险的工具，比如挥舞锤子或操作电钻；探索危险的元素，比如玩火；参与粗暴的肢体游戏，比如摔跤；以及隐藏，比如捉迷藏、探险，对迷路或与家人走散毫不畏惧。如果没有大人阻拦，孩子们会想方设法地“闯祸”，冒险——这跟20世纪90年代的我们一模一样。父母们要注意，这些体验是网络游戏给不了孩子的，就算是狂野、逼真到了极点的《堡垒之夜》也不行。 我们是有血有肉的生物，孩子们得先学会在现实世界中掌控自己的身体，再去虚拟世界里遨游。顺序不可颠倒。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孩子们成群结队地疯玩，天不怕地不怕。那时的游乐场照片可以帮我们回忆一下当时的场景。 图3-4中的设施看着就令人汗毛直竖，如果有小孩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绝对要受重伤，搞不好会有生命危险。

图3-5展示的是一个游乐场的大转盘，在我看来，这是有史以来发明的最棒的游乐设施。想让它转起来，孩子们就必须齐心协力，一起使劲。参与的人越多，它转得越快，尖叫声也越大，这些都极大地增强了游戏的刺激感。在疯狂旋转中，孩子们会体验到离心力带来的独特身体感受。他们在玩耍中长了见识，同时也获得了无与伦比的体验。要是躺在转盘的正中心，还能体会到意识的飞旋，其实就是被转晕了。在此基础上，还能开发出无尽的高级玩法，比如在旋转中站立，或者挂在扶手外侧，甚至在旋转时和转盘上的其他孩子扔球玩。

玩大转盘时，一不小心就会磕着碰着，但不会有大碍。这些小伤小痛是自我保护的教科书，孩子可以从自己熟练和笨拙的动作中获得直接的反馈，学会如何驾驭自己的身体，如何保护自己和伙伴的安全。

研究儿童玩耍行为的学者们认为，轻微的擦伤本就是游乐体验的一部分，而非问题。英国已根据此观点，在游乐场增加了建筑材料、锤子和其他工具。 ^[8] 当然，这些都得在大人的看护下才能使用。一位极开明的夏令营组织者告诉过我：“孩子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也没关系，只要不是永久性的创伤就好。”

遗憾的是，因为大转盘有风险，如今它已难得一见。美国人动辄便诉诸法律，这些设施很可能会招来官司，游乐场的负责人对此可谓提心吊胆。从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的游乐场就开始大刀阔斧地“砍掉”有风险的游乐设施。

图3-6展示了如今在纽约市的游乐场里最常见的设施。孩子们在这些设施上玩耍，确实没什么受伤的风险。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学不到真本领，没机会搞明白到底怎么做才能不受伤。

这些超级安全的游乐设施，我孩子三四岁时还挺喜欢，6岁以后就兴致寥寥了。他们要追求更刺激的体验，于是在科尼岛找到了新的乐园（见图3-7）。全世界的游乐园都在绞尽脑汁地设计项目，试图让孩子们体验到高空和高速带来的快感——二者刚好在桑德塞特和肯奈尔提出的6种刺激范围内。这些游乐设施给孩子们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惊恐和兴奋，同时受伤的风险几乎为零。每次我开车带孩子及其朋友们去科尼岛时，车上最热门的话题永远是：“今天谁敢挑战那个最吓人的项目？”

乍一看旧时游乐场的照片，你或许会暗自庆幸：“谢天谢地，幸亏它们都没了！”哪位父母愿意让孩子冒这样的风险呢？但我们对有风险的户外游戏一刀切，其实也是得不偿失的。撰写本章时，我有幸见到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儿童玩耍行为研究专家玛丽安娜·布鲁索尼（Mariana Brussoni）。她向我介绍道，孩子们玩游戏时每小时受伤的风险，比进行成人指导的运动项目还要低，且游戏还能给成长带来更多的好处。 因为孩子们全程需要自己拿主意，自己去制订和执行规则，彼此的矛盾也是自己去解决。布鲁索尼正在积极推广户外冒险式玩耍，因为她坚信从长远来看，这样才能培养出真正健康的孩子。 她认为，在设计儿童游乐场地时，我们的目标应该是“给予孩子最必要的保护，而不是无死角的保护”。

各位儿童玩耍行为研究专家，如布鲁索尼、桑德塞特、肯奈尔，还有格雷，都在强调一点：孩子们有反脆弱性，大人要允许他们冒险式地玩耍，否则能力无法被培养起来，孩子们也战胜不了童年期的焦虑。就像我的小狗威尔玛一样，孩子们到底能承受和应对多大的风险，只有他们自己能掂量清楚。他们的大脑正在经历着“期待式成长”，进行着一轮轮的调整和打磨。小树苗接受了微风的历练，长大后才抗得住大风。同理，孩子们从小就经常接触小的风险，长大后才能在大风大浪中举重若轻。温室里长大的孩子，可能还没到成年就被焦虑击垮了。

常有人问我为何对互联网如此戒备，总在提醒父母们多长几个心眼，但又对户外玩耍如此支持。我这些年不断劝父母们既要放心也要放手，一定把自由和独立的玩耍还给孩子，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说到反脆弱，难道孩子们就不能在网上接受历练吗？反正网络世界里也不乏挫折、压力和挑战。

我鲜少看到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手机式童年也能培养孩子的反脆弱特质。人类的进化塑造了现在的童年模式，孩子的大脑期待着现实世界的挑战与刺激。他们需要的互动是面对面的，双方能同步行动的，形式是一对一或者一对少数几人的，而且还要在人员相对稳定的群体内进行。身体的发育也需要孩子们跑起来，跳起来，并适度冒险。虚拟世界里的对战几乎不会调动肢体，对发育来说，好处微乎其微。在社交技能的培养上，他们需要学习如何建立和维护友谊，这需要具身的互动，比如一起玩耍、拥抱和肢体接触。这些互动的试错成本非常低，并且能立刻纠正。孩子们可通过肢体语言表达明确的改正态度，比如有分寸的一声道歉，伴随真诚而歉疚的表情。他们微微一笑、拍拍肩膀、握握小手，通过简单的动作彼此就能和好如初，继续玩耍了。双方都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不少技能，知道了怎样做才能修复关系。可是虚拟世界的社交就全然不同，互动不是具身的，双方行为也不同步，彼此的关系可能转瞬即逝。有时候可能只是个小错误也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因为在互联网上，信息是可以永久存在的，谁都看得到。生活中没有半点交集的网友们会肆意地展开尖锐的批评，孩子即使道歉，也可能被“群嘲”。和好的信号也常常模糊不清，让人拿不准问题到底有没有解决。孩子们在网上学社交，学到的不是经验，而是无力感、无能感、空虚感，以及对未来社交生活的焦虑。

所以我的态度并不矛盾，在现实世界里父母确实该放手让孩子去玩；但在虚拟世界中要提高警惕，晚一点儿再让孩子自由地使用手机等设备。线下环境才是人类童年进化的舞台，孩子们之所以具备反脆弱性，也是为了适应这个环境。每个小差错、小伤痕都是他们成长和学习的助推器。如果把孩子送去火星，那么环境的属性就一定不能匹配成长的需求了。试想一下，一个孩子若是在火星跌倒，后果会有多惨烈？那可能会损坏航天服面罩，当场丧命。火星环境是苛刻的，要在那里生活，防御模式才是首选。网络世界固然没有火星那般险象环生，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小错会酿成大祸，后果不堪设想。孩子很难适应网络世界的病毒式传播、匿名性、多变性以及被网暴的风险……这些挑战对大人来说也是棘手的。

我们需要重新调整我们的监护策略：给孩子更多机会，让他们去体验现实世界，在那里学习和历练；推迟孩子进入互联网的时间，毕竟现在的网络生活益处不多，防护更是无从谈起。

玩耍式童年的式微

你是几岁起可以独自一人出门的？你什么时候第一次获得父母的允许，可以独自到几百米开外的朋友家玩，或者和朋友去公园、商店？我曾向许多听众提出过这些问题，我注意到这一点一直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

我先让1981年之前出生的人举手。他们属于X世代（出生于1965—1980年）、婴儿潮一代（出生于1946—1964年），以及所谓的沉默的一代的最后一批人（出生于1928—1945年）。我让这些年纪稍长的听众们回忆一下，自己最早可以自由出门的年龄是多少岁。当我指向会场中他们所在的区域时，大家都高声作答。刹那间，回答“6岁”“7岁”“8岁”的声音响彻全场。有时候，我的演讲会被这个环节拖住，无法进行下去。因为大家都在欢笑，向彼此讲述自己和邻居家孩子经历过的一场场奇幻冒险。接下来，我让1996年及以后出生的人（即Z世代）举手，让他们大声喊出自己获得自由的年龄。他们的答案就有显著的差异了。大多数人在10～12岁之间，只有少数几个是八九岁，也有几个十三四岁的。千禧一代的答案则介于两者之间，范围较广。

几项深入的研究证实了这个差异的存在。美国 、加拿大 ^[10] 和英国 的孩子们曾拥有很大的自由度。他们从一年级或二年级开始，就可以步行上学，在临近街道上闲逛，与伙伴们开发各种游戏，陷入冲突又解决冲突。20世纪90年代，这三个国家的育儿方式都发生了变化，父母对孩子们的安全更加用心了，保护得更到位，也更恐慌了。

随着孩子可以独自出门的年龄越来越晚，另有一项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时间分配的方式也有了变化。70年代，女性开始大量进入职场，在家的时间相应大幅减少。尽管如此，到了90年代中期，根据父母的报告，他们陪伴孩子的时间反而变长了。图3-8显示了1965—2008年母亲们报告的每周可以陪伴孩子的时长的变化。无论母亲是否有大学教育背景，多年来，这个时长的变化都不大，甚至还呈轻微下降趋势。到1995年，曲线却突然抬头，特别是代表受过大学教育的母亲的那条曲线，涨势更为明显。父亲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只是绝对数值较低，1995年之前平均每周约4小时，2000年左右增加到每周约8小时。

另外一项研究考察了孩子们是如何分配时间的，数据也是来自父母的报告。结果显示，1981—1997年，美国孩子的自由玩耍时间明显缩水。 孩子们投入了更多时间去参加由学校或成人组织的活动，玩耍或看电视的时间则下降了。英国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 这是为什么呢？孩子们独自玩耍的时间变少了，却得到了父母更多的陪伴，大人们不都忙得不可开交吗？

研究团队认为，大学录取难度的提升可能是一个原因。美国的父母们，尤其是高收入群体，在20世纪90年代心态大变，他们开始将孩子视作需要精心呵护的高级赛车，父母则充当赛车的养护团队。团队殚精竭虑地为赛车保驾护航，只为把孩子送入顶尖大学的赛道。

这个说法与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的观点一致。她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过一项定性研究，其著作《不平等的童年》（ Unequal Childhoods ） 记录了美国父母的两种育儿理念。一种叫作“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在富裕家庭中是主流。父母们认为，孩子的成长需要一个家庭付出大量的心血，给予到位的关照和培养。父母必须给孩子看《小小爱因斯坦》（ Baby Einstein ）节目，以提高孩子的智商。不过后来有研究表明，这类节目没什么效果，看或不看都没区别。 父母们找来各种有益的活动，填满了孩子的日程表。孩子们在汉语班、数学班之间疲于奔命，能自主安排的时间越来越少，自由玩耍也变得越来越奢侈。

在工薪阶层和贫困家庭中，拉鲁发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育儿理念，她称为“成就自然成长”（natural growth parenting）。这个理念认为，孩子就是孩子，他们若能在一个干预较少的环境中成长，将自然而然地发展为有自理能力和责任感的成熟个体。不过最近一项关于家庭教育的研究发现，到了21世纪第二个10年，许多工薪阶层的父母已经转向协作培养。他们对风险的预防力度也上了个大台阶。

20世纪90年代，美国父母纷纷调整了自己的养育理念，起初这一转变只是在受过大学教育的父母中显现，随后逐渐扩展到更广泛的父母群体。自80年代起，父母们越来越担心针对孩子的绑架和性犯罪。尽管如此，那时的中小学生在放学后和周末时，还是可以自主决定怎么玩的。他们跟街区里不同年龄的孩子混在一起，大家一块儿寻找刺激，四处冒险，解决矛盾，强化自己内心的反脆弱性，集体享受着发现模式带来的快乐，直到路灯亮起，才各自回家。那些课后时光对孩子的社交能力培养以及心理健康意义重大，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学校教育中的其他环节（课间休息除外）。

英语圈国家集体恐慌

后来我们才知道，孩子们失去独自行动的自由，并非升学压力所致。虽然这种焦虑可能促使美国中上阶层的家庭改变教育方式，但它不足以解释为何在加拿大和英国这些大学升学压力相对较小的国家，父母们也在同一时期做出了相同的改变。心理学界和社会学界对此做过许多解释。比如在城市规划与面貌方面，城镇化进程加速，随着汽车数量的激增，街道变得更危险了。还有，自20世纪末起，邻里之间的关系疏远起来，背后的原因很复杂。街坊邻居们不会再时不时地看看户外的情况，观察一下周遭是否有危险，需不需要搭把手照看一下玩耍的孩子们。 20世纪80年代最显著的变化可能是父母们日益增长的恐惧感，他们认为周围的每个人每件事都可能对他们的孩子构成威胁。

2001年，英国社会学家弗兰克·富里迪（Frank Furedi）出版了一本非常有影响力的书——《偏执的养育》（ Paranoid Parenting ）。 ^[12] 书里讲了很多英国的实例，其情形与当今美国发生的事情惊人地相似。其中一个例子是，一位母亲实在是放心不下孩子参加学校的活动，竟然开车跟在校车后面，一跟就是几小时，直到孩子安全抵达目的地。

富里迪的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因为它出自一位严谨的社会学家之手，而非什么自封的“育儿专家”。富里迪指出，父母们的养育理念之所以改变，是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社会、经济、技术领域产生了一系列变革。有线电视的兴起带来了24小时不间断的社会新闻，新闻报道着令父母们毛骨悚然的案件。女性步入职场后，托儿所和课后托管项目数量剧增。各路“育儿专家”大量涌现，发表一些迎合社会潮流和政治立场的建议，而非科学理论或常识。

在这些因素之外，富里迪还发现了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成年人之间的关系淡漠了。这是当时养育理念转变的主要原因。富里迪解释道：

纵观古今四海，成年人之间似乎有种默契：不管看到哪个孩子遇到了麻烦，一定会伸出援手，哪怕自己只是个陌生人。在很多国家，成年人如果在公众场合看到哪个孩子行为不端，是一定要管管的。这仿佛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英国和美国的新闻媒体不断报道成年人虐待儿童的案件。案发场所涉及托儿所、运动队、童子军、教会等。部分案件的确是真实发生的，性质极其恶劣。有些机构为了自身名望，避免公关危机，竟然主动包庇虐童犯，隐瞒真相数十年之久！而有些案件则纯属捏造，或是道德危机的产物。 ^[13] 有些托儿所的工作人员极其无辜，被无端指控对儿童进行变态性骚扰和实施恐怖仪式等。这些指控来自非常年幼的孩子。后来人们才知道，原来孩子们做证时受到了成人的恶意诱导，所以才编造出这些荒诞的情节。 ^[14]

这些丑闻虽然真假参半，但客观上也推动了未成年人保护政策的制定。在案件的侦查和报告上，我们有了更全面有效的机制。不过这也造成了一个悲哀的副作用。社会上人心惶惶，父母们觉得再也不能让孩子独自跟陌生人待在一起了，谁都不行。孩子们被耳提面命，一定要离陌生人远一点儿，特别是成年男性。谷歌的Ngram数据库记录了每年出版的书籍中，各个单词和术语出现的频率。该数据库显示，“陌生人危险”（stranger danger）这一说法20世纪80年代初首次出现在英文书籍中。之后并没引起大规模的关注，出现频率保持平稳。90年代中期，其出现频率突然一路攀升。与此同时，成年人之间心照不宣地形成了一种新的默契，那就是尽量远离别人家的孩子，别跟他们说话，也别管他们的行为对不对，总之什么都别管。

所有人都独善其身，不再帮着别人照顾孩子，每个家庭都只能孤军奋战。养育孩子的难度陡增，恐慌牵扯着父母的情绪。父母们需要花更多时间陪伴孩子，特别是妈妈，正如我们在图3-8里看到的那样。

富里迪还指出，这个现象在英美父母中尤为常见。他说：“持续监督孩子被认为是负责任的育儿方式，这是非常典型的英美思维。” 他指出，在整个欧洲地区，从意大利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及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孩子们都有极大的自由，可随意出门玩耍，尽情探索自然，但英国和美国的孩子就不行。书中介绍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父母对孩子更放心些，他们允许孩子自己步行上学。但英国的父母不管孩子去多近的地方，大人都要亲力亲为，开车接送。

正是20世纪90年代这种充满焦虑的育儿理念的流行，导致到了2000年，英语圈国家的孩子们能在户外自由玩耍的机会越来越少。不管以哪种标准来衡量，都不必怀疑公众场合的安全性，当下社会比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安全。违法犯罪、性骚扰，甚至酒后驾驶，都比之前几十年少了太多。 然而，现在还能自由外出玩耍的孩子屈指可数，以至于邻居看到后都要打电话报警，找来警察、儿童保护机构来跟父母沟通。在美国，父母甚至可能因此入狱，原因就是给了孩子“过多”自由。而在30年前，父母自己明明是享受过这种自由的。 ^[15]

这就是Z世代的成长环境。无数成年人、学校和其他机构紧密合作，不停地告诉孩子们这个世界是多么危险，千万不要以身试险，不要陷入纠纷，不要试图找什么乐子。哪怕这些体验是“经验预期型大脑”在期待式成长过程中最需要的，是克服焦虑所必需的，是将他们的心理状态调整成发现模式不可或缺的。

安全主义与概念蠕变

澳大利亚心理学家尼克·哈斯拉姆（Nick Haslam）首次提出了“概念蠕变”（concept creep） 这一术语，意指近几十年来，心理学术语在两个方向上不断扩展：一是向下扩展，将原本涵盖不到的轻度症状、轻微不适都包含了进来；二是向外扩展，将原本涵盖不到的新情况，或概念上没什么关系的现象也纳入自身的定义范围。很多术语“管得越来越宽”了，也就是其定义在蠕变，比如成瘾、创伤、虐待、安全等。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安全就是指人身安全而已。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情绪安全”一词才开始在线上浏览器中高频次出现。1985—2010年是童年大重构的萌发时期。在此期间，“情绪安全”一词的出现频率直线上升，增长了600%。

人身安全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任何人但凡心智健全，都不会拒绝使用汽车安全带和烟雾报警器。与此类似，还有个概念也很重要，叫作“心理安全”，意思是某个群体内的成员可以畅所欲言，无须担心因出言不当而被惩罚或羞辱。每个人都可以分享创意，并与他人讨论。 能否保障员工的心理安全，是评判职场环境优劣的一条黄金标准。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反而可以彼此批评，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提出不同意见。大家畅所欲言，才能真正考察创意和观点的可行性。我们再看看校园里常说的“情绪安全”概念，就会发现它过于宽泛了。情绪安全的概念逐渐转变为：我不应该因为他人的言行而苦恼，其他人没有权利“刺激”我的情绪（见图3-9）。

格雷格和我在《娇惯的心灵》一书中就已提到过，在Z世代，以及他们身边的老师、咨询师等中，“安全”这个概念正在向外蠕变，已经成为一种普遍且不容置疑的价值观。我们用“安全主义”这个术语来描述“一种文化或信仰体系，其中安全已经成为一种神圣的价值观，人们不愿意为了其他实际和道德考量所要求的权衡而做出妥协。‘安全’超越了一切，无论潜在的危险多么的微不足道”。 那些从小没在游乐场受过伤、被灌输了安全主义的学生，有时希望安全主义也能贯穿到他们的教室、宿舍和各种校园活动中。

图3-10把安全主义对自由的抑制效果表现得淋漓尽致。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一个朋友给我发来的这张照片。这所小学竟然不允许孩子们自由地玩捉人游戏，想玩必须在成人的监管下玩，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万一发生矛盾怎么办？万一有孩子被排挤怎么办？

这所小学发布了一系列愚蠢的指导和禁令，来“协助”孩子们玩其他游戏。比如，孩子们想玩触身式橄榄球，就必须由成人来监督和裁判，校方似乎是铁了心要杜绝一切人际冲突。即使有些冲突不可避免，学校也要设法避免。孩子们本来可以通过这些冲突，学习掌控局面，解决纷争，为将来在民主社会的生活做好准备，但现在是无望了。

美国父母如惊弓之鸟，谁都信不过。既信不过邻居、路人的品行，也信不过自己孩子的能力。许多人现在近乎认同应该全面剥夺儿童的自由时间。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的一份报告显示，父母们普遍认为，孩子至少要满10岁才能独自在自家门口的院子里玩； ^[17] 至少应该12岁才能一个人在家里待1小时；至于自己出门去公共公园这种地方，那就得等到14岁了。受访者中不乏X世代和婴儿潮时期的人，他们一边给出这些数字，一边感叹，自己当年才6岁或者8岁就能自由出门了。

反脆弱性与依恋系统

在本章前面的部分，我将发现模式和防御模式描述为一个动态系统的组成部分，该系统能够快速适应变化的环境，类似于恒温器。这个系统是依恋系统的一部分。哺乳动物的定义是，由雌性产下幼崽，而不是由卵孵化而来，并由母亲分泌乳汁喂养长大的动物。出生后的幼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非常脆弱，极度依赖母亲的保护。在这期间它们必须实现两大目标：一是学习技能，提高生存能力，为成年后的生活做好准备；二是避免被天敌捕获。小家伙们不想被吃掉的话，就得时刻跟紧妈妈。但随着哺乳动物的成长，它们的大脑需要通过练习奔跑、打斗和交朋友等技能来建立连接，这就是为什么年幼的哺乳动物如此渴望离开妈妈去玩耍，冒点险也无所谓。

跟紧和离开妈妈，这是看似矛盾的两大需求。调节这些相互冲突的需求的心理机制就是依恋系统。英国精神分析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最早提出了这个概念，他曾研究“二战”时亲子间的分离带给孩子的影响。图3-11展现了依恋系统的运作原理，由心理学家戴尔德丽·费伊（Deirdre Fay）制作。

成年人可以充当孩子的“安全基地”，给孩子无微不至的关怀与保护。每个孩子都至少需要一个这样的安全基地，这个角色通常是妈妈，但也可以是爸爸、祖父母、保姆，或其他任何人。如果一个孩子在童年只需要注意安全，别的什么都不用管，那么他踏踏实实地待在安全基地就好，不需要一个复杂的调节系统。但事情从来不会这么简单，一旦孩子学会了爬行，他们就渴望去摸一摸没碰过的，嘬一嘬没尝过的，玩一玩没见过的。他们需要长时间处于发现模式，因为那是他们学习，也是神经系统发育升级的过程。但不可避免的是，总会出现问题。孩子可能摔倒，在头上撞出个大包；可能会惹毛一只猫；还可能会遇到陌生人靠近自己。每当危机来临，防御模式便被激活。孩子会匆忙地返回安全基地或号啕大哭。哭是孩子在向安全基地发出求救信号。

通常，一个建立了安全型依恋的儿童能在几秒或几分钟内恢复平静，切换回发现模式，继续他们的学习和发现之旅。这个过程每天可能会发生几十次，每个月可能就是几百次。几年之后，孩子必将变得更勇敢，更愿意自己独立地去探索。他或许会想独自走路去上学或去朋友家玩，全程无须父母陪伴。 ^[19] 随着年龄增长，孩子渐渐能够将安全基地的角色内化，自己就能给自己安全感，无须大人在身旁守护。

步入青春期，青少年开始寻求亲密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会借鉴与父母建立依恋关系时形成的心理架构和“内在工作模型” 。青少年会将这些模型应用于与恋爱对象的关系中，以及未来与配偶的关系中。但是，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就被限制在家里，无法进行那些对培养他的反脆弱性至关重要的外出活动，他就不会有足够多的时间让自己成长。他的大脑会长期处于防御模式，总是习惯性地依赖大人的守护，这反过来加剧了父母的过度保护。一个恶性循环由此产生。

在理论上，我已经描述了养育一个孩子的基本原理。但在实际操作中，抚养孩子充满了不确定性，难以管控和预判。有些孩子明明在一个民主的家庭中长大，父母从不吝啬给予孩子自主权、玩耍时间、尊重与呵护，但孩子还是产生了焦虑障碍。那些被过度保护着长大的孩子，到最后反而大多平安无事。养育孩子没有固定的成功模式。培养一个完美的孩子，也没有攻略可依。但我们应该记住，人类的童年是有一些基本特征的：孩子天生具有反脆弱性，冒险式玩耍有利于他们的成长，与此同时，孩子也需要一个安全基地，这在必要时提供援助，帮他们切换回发现模式。玩耍式童年比手机式童年更符合这些特征。

本章小结

· 人类大脑有两种工作系统，可分别将我们带入两种模式：发现模式，用于把握机会；防御模式，用于抵御危险。1995年之后出生的人，更容易陷入防御模式。与早期出生的人相比，这些人总在担心潜在的威胁与危险，对新的体验鲜有好奇心和探索欲。他们是焦虑的一代。

· 所有孩子与生俱来都具有反脆弱性。免疫系统要在细菌的考验下才能变强，树苗要在风的吹拂下才能成长。同理，孩子们也要去学习处理挫折、失败、冲击和摔打，否则无法造就顽强的生命力。父母的过度保护是在干扰这个过程，把孩子推向脆弱和恐惧，导致他最终成为一个弱不禁风、畏首畏尾的成年人。

· 孩子们的茁壮成长，离不开大量的自由玩耍时间。玩耍中经历一点儿小伤小痛，反而有利于他们克服恐惧。孩子们会主动寻求他们能够应对的风险和刺激，以此来克服恐惧，增强技能。但在线上进行的冒险，效果会大打折扣。

· 在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英语圈国家的父母们开始被恐慌笼罩，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媒体对负面新闻的报道增加和新闻周期的加速。大家越来越疑神疑鬼，谁都信不过。看护孩子的时间陡然增加，育儿的状态也更偏向于防御模式，整天杯弓蛇影，对周围环境中的潜在风险和威胁保持高度警觉。

· 将安全置于一切之上，这被称为安全主义。它反而是一种很危险的思想，因为它削弱了孩子们学习自我保护以及应对风险、冲突和挫折的能力。

· 依恋系统演化的目的是让幼小的哺乳动物在感受到威胁时能够寻求安全基地的庇护，同时在成长的道路上学习必要的生存技能。这种系统确保了孩子们在探索世界和发展能力时有一个安全的避风港。然而，现在父母出于恐慌，纷纷选择把孩子限制在家里，阻碍了孩子们从必要的经历中获得成长，而这些经历对于他们变得坚强和建立安全型依恋关系至关重要。

· 在现实世界中度过一个玩耍式童年，孩子们才会朝气蓬勃，茁壮成长。反之，如果孩子们被过度保护的育儿方式和沉迷于手机的生活方式束缚，他们的成长和发展就会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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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graham, C.（2015, April 14）. There’s never been a safer time to be a kid in America. Washington Post . Let Grow.（2022,December 16）. Let Grow takes a look at crime statistics.

[2] Bowles, N., & Keller, M. H.（2019, December 7）. Video games and online chats are “hunting grounds” for sexual predators. New York Times .

[3] Horwitz, J., & Blunt, K.（2023, June 7）. Instagram connects vast pedophile network. Wall Street Journal .

[4] I take the labels “discover mode” and “defend mode” from Caroline Webb’s excellent 2016 book, How to Have a Good Day .

[5] See, for example, Petersen, A.（2016, October 10）. Students flood college mental health centers. Wall Street Journal .

[6] A version of this graph first appeared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 Belkin, D. （2018, May 4）. Colleges bend the rules for more students, give them extra help. Wall Street Journal .扎克·劳施和我从美国高等教育研究所（HERI）获取源数据，重新绘制了图表，并增添了更多年份的数据。详见美国高等教育研究所2023年数据。

[7] See examples in 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2018）, and also see Gosden, E.（2016, April 3）. Student accused of violating university “safe space” by raising her hand. Telegraph .

[8] See research on “adventure playgrounds” described by Rosin, H.（2014, April）. The overprotected kid. Atlantic . See Barry, H.（2018, March 10）. In Britain’s playgrounds, “bringing in risk” to build resilience. New York Times . Whipple, T.（2019, January 25）. Taking risk out of children’s lives is putting them in danger. The Times .

[9] Sagdejev, I.（2009）. Hampton forest apartment homes playground [Photograph]. Wikimedia Commons.

[10] Tremblay, M. S., & Brussoni, M. （2019, December 16）. If in doubt, let them out—children have the right to play. Conversation . See also the decline in walking to school （Buliung et al., 2009）; Canadian parents and legislators should read the work of Mariana Brussoni.

[11] Thanks to Eli Finkel, who re-created the graph from the original study （Ramey & Ramey, 2009） in his book The AllorNothing Marriage and then provided me with the data points to create my own graph.

[12] Furedi（2001）. Greg and I had a chapter in 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titled “Paranoid Parenting,” which was influenced by Furedi, but to our great regret we had failed to quote or cite Furedi directly.

[13] See summary in Tiffany, K.（2021, December 9）. The great （fake） child-sex-trafficking epidemic. Atlantic .

[14] For an overview of the day care sex abuse panics and the false charges they engendered, see Casey, M. （2015, July 31）. How the day care child abuse hysteria of the 1980s became a witch hunt. Washington Post . See also Day-care sex-abuse hysteria. （2023, June 23）. In Wikipedia. Accessed June 28, 2023.

[15] For an infuriating recent example, see Skenazy, L. （2022, November 16）. Suburban mom handcuffed, jailed for making 8-year-old son walk half a mile home. Reason .

[16] Haefeli, W.（2004） We’ve Created a Safe poster. The New Yorker © Condé Nast.

[17] 参见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的报告（第50至51页）。家长们给出的答案，与他们对居住地区安全性的感知略有关系，但并不显著。有些父母对居住的社区很满意，认为所在社区非常适合抚养孩子，但他们给出的年龄也仅比文中提到的年龄小一岁。See also for similar results Grose, J., & Rosin, H. （2014, August 6）. The shortening leash. Slate .

[18] Fay, D.（2013）. Diagram of a secure attachment [Photograph]. In Becoming safely attached: An exploration for professionals in embodied attachment . Box and right-hand text added by Haidt.

[19] 参见埃姆斯（Ames）和伊尔克（Ilg）1979年出版的著作《你的6岁孩子》（ Your Six-Year-Old: Loving and Defiant ），书中第7章列出了一个6岁孩子在上一年级之前应该做到的事情，包括“能否在邻里范围内，即家附近4～8个街区内，独自前往商店、学校、游乐场或朋友家”。 3+/VW30guaL0eu2UgSAT1+3BWeUeMgiXCiLGTU7DL3SOJ/oi1ZauOzpVjU9gNYW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