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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在2007年6月28日，也就是首部iPhone手机正式发售的前一天，你突然陷入沉睡。就像华盛顿·欧文1819年创作的短篇小说中的主人公瑞普·凡·温克尔一样，你与现世一别数年后才回归人间。一晃10年过去了，你环视四周，发现周遭环境大体如故。唯有一点让你看不懂，那就是人类的行为。大家手里都握着一块由玻璃与金属制成的长方形物体。无论是谁，但凡得片刻清闲，就立刻躬身，把这块玻璃举到眼前，久久凝视。人类的这种行为随处可见，列车上、电梯里、排队的队伍中……公共环境安静得诡异，连小宝宝都不哭闹，被这些长方形物体迷住。偶尔能听到人们交谈，但他们似乎都在自言自语，耳朵里还塞着一对白色的东西。
这个思维实验来自托比亚斯·罗斯-斯托克韦尔（Tobias Rose-Stockwell）的书《愤怒机器》（
Outrage Machine
），他也是我的研究伙伴。这个场景描绘了成年人在生活习惯上的剧变。我发现，这个情况在大龄儿童和青少年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回想2007年前，孩子们只是在功能手机上打字发短信。那个年代发短信是一件很烦琐的事情。短信大多是一对一的沟通，内容不外乎是约定好下次见面的时间、地点。没人会拿着传统手机，连发3小时的短信。但在童年大重构之后，青少年“刷”起手机来便一发不可收拾。他们将大部分时间投入与智能手机的互动中，对帖子的上传者是朋友，还是陌生人并不关心。只要他们睁着眼，就一定在为游戏、视频或社交动态挂心。到了2015年，青少年已不怎么在现实生活中参与社交互动了，他们既没时间，也没意愿。
当日常生活，尤其是社交生活，以这种方式彻底重构时，儿童和青少年的成长将受到怎样的影响？手机式童年会改变生理、心理以及文化元素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复杂而深入的相互作用吗？很多事情是孩子们必须去尝试和经历的，否则他们无法成长为一个健康、快乐又优秀的成年人。但手机式童年是否把孩子们和这些有益的体验隔绝开了呢？要回答这几个问题，我们先要回过头去看看，一个理想的童年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人类的成长很特别，并非匀速发展。我们的孩子一开始会成长得很快，然后变慢，接着再次加速。和人类比，黑猩猩的成长就稳定多了。它们的幼崽会匀速成长至性成熟，之后便能够繁育后代。
这似乎才是合理的。如果进化的目标是最大化后代的生存机会，那么尽快进入繁殖阶段难道不是最有利于生存的策略吗？
人类的成长偏就不走寻常路。在出生的头两年，孩子们的发育速度快得惊人，但接下来的7～10年，速度又会明显放缓。然后孩子在青春期再次进入极速生长模式，几年后就停止成长。神奇的是，人类大脑在5岁时就发育到了总体量的90%。
智人刚出现时，他们的孩子脑袋大，身体小，瘦弱不堪，还会四处乱跑，一副随时可能被吃掉的可怜样子。为什么人类会进化出一个如此漫长且充满危险的童年呢？
100万～300万年前，人类的祖先从早期的原始人类中分化出来，人类的进化达到了一个新境界，我们开创了文明的时代。文明的萌发，其中包括工具时代的到来，从本质上扭转了人类进化的方向。举个例子，人类学会了使用火把食物煮熟了吃。熟食易于咀嚼和消化，于是祖先们的下颌和消化道开始变小。与此同时，他们的脑容量不断增大：谁能活到最后，不再取决于谁跑得更快或谁的力气更大了，赢家是那些更会学习的聪明人。人类具备改变地球的能力是因为我们可以向彼此学习，还能不断汲取和运用祖先、族群积累下来的知识。黑猩猩很少这样做。
人类的童年之所以如此漫长，意义就在这里，以便孩子们有时间去学习。
既然进化的法则变成了“学得多才能活得好”，那么孩子们就没有必要再快马加鞭地奔往青春期了。大家慢一点儿，胜算反而大。表面上看，孩童时期，大脑没有长大多少，其内部却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的神经连接正在建立，旧的神经连接正在淘汰。随着孩子们日复一日地经历新体验，学习新技能，那些不常用的神经元和突触会逐渐消失，而常用的则会被巩固下来，越用越活。所以，漫长的童年其实是祖先留在我们基因里的一份礼物，让我们有充足的时间继承族群的智慧。这种学习推动着文明在代际间的传承，是一个人的必修课，是他走向成年的必经之路。
为了促进学习，进化不仅仅延长了童年期，还在我们的基因里植入了三种强烈的动机，这三种动机分别是：自由玩耍、学会与他人保持行为协同和情绪统一、社会学习。在玩耍式童年里，孩子们放学后通常会在没有成人监督的情况下自由玩耍。这种自由玩耍刚好能满足他们这些动机，但手机式童年颠覆了这一切。设计智能手机、网络游戏、社交媒体以及其他成瘾性产品的科技公司，把孩子们吸引到了虚拟世界中，而那个世界是无法让他们从这三种动机中获益的。
童年的任务就是玩。
古往今来，所有幼小的哺乳动物都要完成这个任务：通过恣意的玩耍来构建大脑的神经网络。对幼鼠、幼猴和人类儿童的大量研究表明，这些幼小的哺乳动物渴望玩耍，需要玩耍，当被剥夺玩耍的机会时，它（他）们在社交、认知和情感上都会受到损害。
通过玩耍，幼小的哺乳动物学会重要的技能，顺利成长到成年。玩耍也是神经元最钟爱的学习方式：大量的重复练习，配以明确的正负反馈以及极低的风险。小猫会笨拙地扑向一根毛线，因为这根毛线触发了它们视觉皮质中专门的视觉回路，使它们对任何看起来像老鼠尾巴的东西非常感兴趣。小猫们玩过了一根又一根毛线后，终将具备卓越的抓、拽、挠技术，成为捕鼠能手。蹒跚学步的孩子笨拙地走来走去，四处乱爬，再高的地方、再隐秘的角落都不怕，直到他们能在复杂的自然环境中移动。掌握这些基本技能后，他们要在多人对战游戏中，掌握更加复杂而高级的技能。游戏多种多样，有捉人游戏、捉迷藏、鲨鱼抓小鱼等。孩子们再长大点，就开始学习更为艰深的课程了。他们要在语言类的游戏，在闲聊、调侃、开玩笑等互动中理解他人的语气、当下的氛围，捕捉别人的微表情，以及举手投足间传达出的信息。他们还要训练自己救场的能力，知道一时失言后如何赶紧把话圆回来。斗转星移间，孩子们修完了一门门社交必修课，为将来在社会上立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会知道该怎么进行自我管理，如何参与集体决策，或应对比赛中的失利，等等。波士顿学院发展心理学教授彼得·格雷（Peter Gray）
是研究玩耍行为的知名专家，他表示：“集体玩耍活动让参与者学会自制，能控制住自己内心的霸道和独断，并与他人建立起稳固的合作关系。”
根据格雷给自由玩耍下的定义，真正的自由玩耍应该“由参与者自己来选择项目和主导进程，追求的是玩耍本身的乐趣，而不是被他人操控着，去实现其他的目标或效果”。
理想的玩耍方式是一群混龄的孩子在户外恣意疯玩，这种玩法最健康自然，且最有效果。不要害怕磕碰或摔跤，伤痕和眼泪也是成长的教具，它们让孩子学会保护自己，照顾他人。
一个有机会让人受伤的环境，才可能让人学会如何躲避伤害，不去受伤。当孩子与朋友们摔打在一起时；当他们假装自己是持剑角斗的骑士时；当他们想和朋友玩跷跷板，但又没能玩到一起，以至于其中一方跌落在地很没面子时——他们都在成长。这些场景完全不需要父母、老师和教练的介入，否则玩耍的自由度、趣味性和有效性就大打折扣。毕竟大人总是管不住自己，只要在场，就会迫不及待地发挥领导或保护的作用。
自由玩耍的优势之一是试错成本低。刚开始玩时，谁都笨手笨脚的，每时每刻都有人在出错。孩子们试了足够多的错，从小伙伴那里积累了足够多的反馈后，终将取得显著的进步。小学生逐渐为中学阶段做好准备，在为人处世上迎接更大的挑战。这些进步不是做家庭作业时取得的，也不是在课堂上听讲时收获的。成年人的教导可能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但信息本身对于塑造一个正在发育的大脑作用有限，真正发挥作用的还是玩耍。这也是认知行为疗法的核心观点：一个人想提高自己的情绪控制能力，就必须亲自去体验和经历，而不能仅凭知识的积累。没有大人监管的玩耍才能让孩子学会忍耐小伤小痛，控制自己的情绪，理解他人的情绪，正确解决冲突，以及尊重规则。孩子们天生就愿意学习这些技能，因为他们希望被集体接纳，希望和小伙伴们玩下去。
本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叫作“玩耍式童年”，我特意选取这个概念作为核心概念，并将其与“手机式童年”做对比。一个孩子拥有了玩耍式童年，就意味着他将大部分自由时间用于现实世界中与朋友的玩耍。如本书前言介绍的那样，现实世界有几大特征：具身性、实时性、一对一或一对少数几个人，而且发生在具有较高的准入门槛和退出成本的社群中，所以每个参与者都愿意用心维护关系。早在狩猎采集时代，人类的童年就是这个模式了。根据格雷的一篇人类学研究报告，
人类的童年是在长期的进化中衍变为这个模式的。我们的大脑“渴求”自由玩耍，玩得越多越好。无奈的是，在美国，曾经有很多孩子童年是要去做工的，时至今日依然如此。“打工式童年”泛滥于工业大革命时期。基于此惨状，数年后的195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宣言》将玩耍纳入基本人权的范畴：“儿童应有游戏娱乐之充分机会，此种游戏与娱乐之目标应与教育之目标相同。”
[1]
现在再看到青少年整日泡在互联网上的模样，你会不会担心？他们只要睁着眼，大概率就是在玩手机或类似的设备。他们不分昼夜地刷YouTube推送的视频，或者不停地滑动屏幕，在Instagram、TikTok等社交应用里流连忘返，没有尽头和节制。这些活动与自由玩耍正相反，它们具有虚拟世界的特征：非具身性、非实时性、一人对多人，而且要么是独自完成，要么是在准入和退出门槛极低的虚拟社群中进行。
尽管经过有效筛选，这些社交网站已经过滤掉明显有害的内容，但这些平台的设计叫人格外容易上瘾，会减少孩子们在现实世界里与朋友玩耍的时间。这种影响非常显著，我们甚至可以把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设备叫作“经验阻断器”。我不否认，智能手机为孩子们打开了体验新世界的大门，比如，网络游戏也算得上是一种玩耍，社交软件让大家和远方的朋友也能保持联系。然而，这些体验的获得是要付出代价的。他们牺牲的是人类成长所必需的关键体验，也是祖先们苦苦进化了无数代才得到的心血与成果。孩子们需要大量的真实玩耍体验，否则无法储备足够多的社交技能，让自己成长为一个健全的成年人。这就像给婴儿一台平板电脑，里面装满了与走路相关的电影，让他看着学。这些电影太好看了，以至于婴儿只会专心看电影，却不会真的迈开步子学习走路。
年轻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方式通常与自由玩耍大相径庭。实际上，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内容或者与他人互动的行为，与格雷眼中的自由玩耍大不相同。经营一个社交账号，就是在经营一个个人品牌。孩子们发出每一张照片、每一段视频、每一条回复，甚至每一个表情时，都要先掂量一下它可能产生的后续影响。每个行为并非总是“出于其本身的乐趣”。相反，每一个公开行为都带有某种程度的策略性。用格雷的话说就是：“每个人都是有言外之意的，他们想要实现的效果不等于字面上的意思，两者可以说是相去甚远。”当然，也有孩子只是浏览而已，从不发布内容，但因为持续的社会比较、无法实现的美丽标准，以及只是浏览而耗费的大量时间，剥夺了他们做其他事情的机会，致使他们也受到社交媒体的负面影响。
调查显示，青少年能与朋友恣意玩耍的时间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初期直线下降，这正好就是老一代功能手机向智能手机过渡的时期。图2-1展示的是1991—2017年美国八年级、十年级、十二年级学生与朋友的相处情况，声称“几乎每天”都能与朋友一起在校外玩的学生比例在不断降低。
图2-1 学生们每天与朋友的相处情况
资料来源：Monitoring the Future。
由此图可知，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最初10年，无论男孩还是女孩，他们的社交活动频率呈现出了缓慢的下降趋势。我将在下一章详细讲述这一点。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后，下降趋势更加迅速。如此猛烈的变化不只是童年大重构的一条证据而已，它们本身就是童年大重构的结果。这两条向下的曲线标志着一代人对现实世界的疏远，人类的童年由此转向了虚拟世界。这一转变“得益”于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大型网络游戏以及高速无线互联网的融合与推动。
人类儿童天生就喜欢与他人建立联系，他们会通过调整和同步自己的动作与情感来与他人协调。甚至在还不会走路时，孩子们也会跟成年人互动，一起玩游戏，轮流做动作，向对方传达情绪。成年人天生就有照顾可爱生物的倾向，
当他们努力逗乐小婴儿时，婴儿会回馈甜美的笑，笑到大人心坎儿里。这构成了一个相互增强的良性循环。婴儿出生仅几周后，就能控制几块关键的表情肌，模仿大人的表情。父母和婴儿经过无数次的对视和面部表情交流后，会产生深深的羁绊。
然而，智能手机干扰了亲子间面对面的互动，打破了这种羁绊。据皮尤研究中心报告，17%的美国父母认为，自己陪伴孩子时经常因手机而分心，另有52%的父母则表示有时会分心。
技术的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的新设备，这些新设备，尤其是智能手机，不断干扰亲子间的互动。手机的不停推送和消息提醒，把大人的魂都勾走了。一些父母在与孩子一起玩耍时，对手机的投入甚至超过了对孩子的关注。
小婴儿一旦开始学说话，就有了大量机会去学习如何与他人保持行为协同和情绪统一。他们会和大人产生更深的联结感，学习如何在互动中遵守秩序，等待自己做动作的正确时机，或在沟通时找到说话的正确时间点。很多简单的小游戏都是重要的课堂，在这些互动中孩子们要思考：还有多久轮到我来做搞怪的表情？这个轮流说押韵单词的游戏，还有多久该我说？参加游戏的每个人都要观察他人的表情，判断他人的反应，以捕捉到正确的发言和互动时机。发展心理学家把这种互动称为“你来我往”（serve-and-return），有点像对战式体育运动，如网球或乒乓球。大家轮流出招，有趣又好玩。过程有不可预测性，时机很重要。
与他人保持行为协同和情绪统一，是社交能力的关键，必须训练到位。其重要性不亚于体育练习中对肢体的掌控和训练。美国国家游戏研究中心（National Institute for Play）对此有以下论述：
孩子们学会与他人保持行为协同和情绪统一，能为他们后续的情绪管理打下良好的基础。如果孩子在儿童期没有过这种愉快、双向、互信的社交体验，那么后期他们就会出现情绪障碍或反常行为。在青少年时期，他们可能难以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依恋关系，成年后可能处理不好挫折，管理不了自己的情绪，面对风险和危机做不出理智的判断，进入更为复杂的社交环境后更是不能快速融入，妥善地与他人相处。 [2]
孩子们再长大几岁，就会喜欢同步行动类的游戏，会跟伙伴在同一时间做同样的事情。尤其是女孩，她们会齐声唱歌，一起跳绳，或者玩押韵和拍手游戏。比如玩“拍蛋糕”游戏时，她们会一边唱着毫无逻辑但节奏感分明的旋律，一边跟着节奏进行复杂的击掌动作。这些游戏没有什么目的，也无所谓输赢，乐趣就在于“同步行动”这件事本身。这是刻在人类基因里的本能，虽说大家都是独立的个体，却对高度同步的动作非常受用，能从中获得强大的默契与联结感。
人类学家早就发现，集体仪式是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16世纪和17世纪的欧洲探险家发现，当时几乎每个大洲的每个部落都有集体仪式。参加这些活动时，部落成员要跟着伴奏做整齐的动作。伴奏可能是鼓点，也可能是人声吟唱，或者是节奏激昂的音乐。
各个部落以此来强化成员间的信任感，修复受损的人际关系。伟大的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曾在著作中讨论过这些集体仪式产生的“社交电能”。
他认为，部落成员要在彼此间建立联结感，获取集体归属感，集体仪式是必不可少的。
很多实验已经证实，同步行动确实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在一个实验中，一群大学生被分成了几个小组，每人都拿了一个啤酒杯，还戴上了一副耳机。他们要跟着耳机里的音乐，轻摇手里的杯子。有一半的小组听到了同样的音乐，所以成员们也在同样的节奏下一起摇摆，动作整齐。另一半小组的动作则毫无协调性可言。这不怪学生们，因为另外一半同学听到的音乐就是各不相同。接下来，所有小组要参加一个以信任感为主题的游戏。游戏分为很多轮，在整个游戏中，只要小组成员齐心协力，都为集体的目标而行动，那么团队就能获得最高的收益。但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任何一个成员在任何一轮中背叛了集体的利益，那么他就能最大化自己的个人收益。结果，那些听到相同音乐的小组更为团结，成员间更加信任和协同。这些团结的小组自然也挣到了更多的钱，各自为政的小组挣得则更少。
面对面的同步动作，纷繁的集体仪式，都蕴含着玄妙而古老的力量。它们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件件珍宝，却也是被低估的一颗颗遗珠。成年人从中收获乐趣和幸福，儿童则从中汲取成长的力量。然而，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却把孩子们往相反的方向推去，孩子们加入的都是非同步的互动，体验更接近于工作，而不是玩耍。很多孩子经营着好几个平台的社交账号，那些经常使用社交媒体的孩子每天至少要花两小时来浏览和维护内容。
到2014年，几乎有1/3的少女沉迷其中，每周花费在这上面的时间超过20小时。想想看，一份全职工作每周的工时也就是40小时而已。孩子们简直是打了半份工，工作任务就是在社交平台上输出内容，同时消费其他人产出的内容。这些时间本来是可以用在现实世界里，与朋友们面对面地相处的。
维护自己的社交账号并不是什么好玩的差事，很多孩子也是苦苦支撑，逼自己坚持下去。否则他们就追不上“热梗”，甚至会被孤立。
渐渐地，对许多人来说，这变成了一种无意识的习惯，他们每天都会不自觉地频繁登录平台。虚拟世界的人际联系是虚浮而脆弱的，它们并不同步，也不私密，跟现实世界面对面的交流或一对一的电话、视频聊天没法比。社交平台上的沟通不需要面对面，无须用户亲自奔赴现场。用户进行线上沟通时，只需动动手指滑动屏幕和打字，全身上下调动的肌肉很少。我们是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四肢健全，会通过手势、表情、点头、摇头来交换信息，接收和解读对方的情绪，给予反馈。Z世代就不同了，他们正在学习用表情包来替代这些行为。
社交媒体对童年的第二大坏处，就是让孩子们不再有机会去练习与他人的协调行动。这也是对现实世界社会联系的破坏。当下，孩子一有时间就泡在网上，参加的多是非同步的互动，鲜有机会跟朋友面对面地相处。难怪从21世纪第二个10年起，许多青少年感到孤独，渴望建立真正的联系。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深思的呢？
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进化的方向就变了，会学习的人才能活得更舒坦。这里说的学习不是通过教科书或老师的课堂讲解获取知识，而是指孩子们顺应成长的本能，在人群中找到正确的榜样，跟随并模仿榜样的言行。
你可能觉得找个榜样并不难。父母不就是吗？那还真不一定。不可能每个父母都是群体中最优秀的人，所以孩子要打开格局，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找榜样。还有，小孩子终将长成大孩子，迟早要在孩子圈里当哥哥姐姐，所以也会格外留意身边这些榜样。
罗伯特·博伊德（Robert Boyd）
和皮特·里彻森（Pete Richerson）是两位杰出的学者，他们关注的正是基因与文化的协同进化。
两人发现，经过无数代的进化后，人类在自己的基因里留下了一些高效的心理策略，能让后代们发展得更好。这些策略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其中有两项与本书的主题极为相关，分别是“从众偏差”（conformist bias）和“声望偏误”（prestige bias）。
从众的好处不难理解。无论在什么环境，最安全的策略通常都是跟着大多数人行动，特别是到了一个新地方，你就更得入乡随俗了。当一个孩子转学到新学校时，他非常有可能模仿大多数孩子的行为，大家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这种来自同伴的影响常被称为“同伴压力”，即使没有明显的外部压力，这种影响也可能非常强烈。我认为同伴压力应该被称为“从众的魅力”才对。美国孩子在大约11岁，即小升初时，常常会发现周围伙伴都开通了Instagram账号。这促使他们自己也想注册一个。一旦注册了Instagram，他们就会知道周围伙伴都是怎么玩的，自己自然也要模仿。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想搞清楚周围人群的社交生态，应该要花不少心思和时间，至少要好几周才行。你要在不同的场合，观察不同的人群有什么样的反应，又在做着什么样的决定。但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孩子们只需要短短一小时，就能浏览上千条帖子，平均每条只要三秒。每条帖子都有数据指标作为直观反馈，点赞数和留言数会告诉你，这条帖子受欢迎还是不受欢迎。
因此，社交媒体平台堪称有史以来最有效的从众工具。青少年在上面待几小时，就会改写他们对是非高下的判断标准，什么是“酷”，什么是“土”，都将被重新定义。而父母可能苦苦念叨了好几年，都无法让孩子养成正确的坐姿或改掉抱怨的习惯。父母没有利用从众偏差的能力，因此在与社交媒体的社会化影响力抗衡时往往处于劣势。
除了从众，人类还有一种学习机制，就是识别并模仿那些有声望的人。乔·亨里奇（Joe Henrich） [3] 在声望偏误的研究方面做出了最主要的贡献。他是博伊德的学生。亨里奇发现，在灵长类动物的族群里，每个成员地位的高低与其战斗力的强弱成正比。最能打的那个就是首领，其他成员都得服从，不服从就得挨打。但人类的标准不同，我们的阶层地位由声望来决定。在远古时代，人类祖先把最有能力、最能创造价值的人推举为领袖。领袖可能是最会打猎的，也可能是最会讲故事的。
人们可以自己识别出卓越，但借助他人的评价往往更为高效。比如，身边许多人都说弗兰克是个神箭手，整个族群里就数他射得最准。如果你碰巧很看重射箭这项技能，那么你就会崇拜弗兰克，哪怕你从未亲眼见他射过一支箭。亨里奇指出，人们之所以对有声望的人物如此迷恋，就是为了靠近他们，以便通过向他们学习来提升自己的技能，并借助与他们的联系来提高自己的声望。有声望的人物也乐得被一众“粉丝”追随。这种众星捧月般的核心地位是他们的勋章，能让整个族群知道他们处在某条阶层链的高位。
硅谷的产品经理们深谙此道，在设计社交媒体平台的交互方式时，他们会特意量化并展示每条帖子和每个用户的数据，如点赞数、分享数、转发数、评论数、“粉丝”数等。Facebook早期的创始人之一肖恩·帕克（Sean Parker）在2017年接受采访时曾被问到Facebook和Instagram的目标。他承认，这两个平台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公众评价体系……这个点子就是利用了人的一个心理漏洞。既然是漏洞，那么像我这样的黑客自然就得抓住”。 [4] 程序员们把一个人的声望和其点赞数挂钩，这是在误导用户的心智，可能给孩子们带来灾难性的社交影响。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老规矩被彻底推翻。一个人的声望已不再取决于他具备的技能或创造的价值了。年轻的用户看到“网红”们的一言一行，深以为然，纷纷效仿。殊不知，这些言行举止在线下生活中可能会冒犯他人或贻笑大方，根本不适用于职场、家庭等现实场景。
20世纪，大众传媒蓬勃发展，影响广泛。从那时起，一个人的技能水平和其享有的声望就不再一致了。20世纪60年代，“因为出名而出名”这个说法渐渐流行起来，一个普通人可以资质平平，甚至毫无建树，但他只要在电视上露了脸，让数百万人看到自己，再掀起几轮舆论热潮，就能成为大众的焦点。
“因为出名而出名”这句话后来成了帕丽丝·希尔顿（Paris Hilton）的标签。经过传统主流媒体和各路小报的报道，她成为21世纪初大火的社交名人、模特。希尔顿有个衣橱整理助手，名叫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卡戴珊重新定义了这个标签，让全世界都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因为出名而出名”。她的“走红”源于自己的一段隐私录像。这段视频被泄露到网上，流传甚广。有了名气后，她顺势推出了真人秀节目《与卡戴珊姐妹同行》（
Keeping Up with the Kardashians
）。整个卡戴珊家族都在其中出镜，一时风头无两。到了2023年，卡戴珊在Instagram上的“粉丝”数量已有3.64亿，她妹妹凯莉的“粉丝”数量甚至高达4亿。
“网红”文化以流量为王，对青少年的价值观造成了冲击。孩子们原本应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一系列榜样，在这些榜样的指导下，积累实用的知识和技能，以便他们将来在现实世界中立足。但自21世纪第二个10年以来，无数Z世代的女孩不约而同地把“网红”当成了偶像。几个“流量王”成为“粉丝”们的人生导师，其行为成为范本，若细数其成就，似乎只有影响力大这一条而已。男孩们也不例外，他们追随着“大火”的男性“网红”，亦步亦趋。不过这些“网红”表现出的“潮”“帅”与“硬核”的行为放到现实世界里，很可能是有失分寸的。
孩子们既需要玩耍的体验，也想在行为上与他人保持协调一致，还希望学习社交技能。在缓慢成长的童年，在飞速成长的青春期，在不同的学习阶段和师生关系里，他们会通过各种形式来表达这些渴求。要让大脑健康发育，孩子需要在正确的时间，以合理的顺序，去体验有意义的事情。
发育过程中，哺乳动物和鸟类的特定脑区展现出极大的可塑性以适应预期出现的特定刺激。这种成长方式也被称为“经验预期型发展”（experience-expectant development）。
最好理解的一个例子就是发育的“关键期”。在某个关键期到来时，小动物必须学习某些技能。一旦错过，将来学习将变得极为困难。鸭子、鹅以及其他许多水栖或陆栖的鸟类在早期阶段都有一种称为“印刻”的进化学习机制。这让幼鸟知道，自己应该跟在谁的身后行动。在破壳后的几小时内，幼鸟的视野中但凡出现了跟妈妈体型类似又会动的物体，它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跟上去，忠诚追随。图2-2被很多心理学教科书引用过。图中的人物是动物行为学家康拉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他身后跟随着一群乖巧的小鹅，去哪儿都贴在他身后，寸步不离。原来，这些小鹅在关键期看到洛伦茨，对他产生了依恋。后续研究发现，关键期过去后，小鹅有可能建立新的依恋关系。
但最初的对象是深入骨髓的，永远不会被磨灭。
图2-2 对康拉德·洛伦茨产生依恋的小鹅
人类发展的关键期没有那么严格的时间节点，但也会在某些特定时间段经历若干个敏感期。在不同的敏感期，我们能更容易地学习和掌握不同的技能；敏感期结束后，则会吃力不少。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语言的学习。儿童能轻松学会好几门语言，而一旦进入青春期，语言学习的能力就急速减弱。
搬去海外居住的家庭，如果孩子年龄不超过12岁，他就能快速掌握当地语言，不带一点儿口音。孩子如果已满14岁，那么他的口音可能被人追问一辈子：“你原先是哪里人？”
对于文化的学习也是同理，青春期之后，孩子就会形成自己的文化认同。日本人类学家箕浦康子（Yasuko Minoura）研究过有短期赴美生活经历的日本孩子。20世纪70年代，他们的父母被公司派遣至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工作了几年，孩子们随迁赴美，后又回到日本。
箕浦康子关注的重点是，孩子在什么样的年龄赴美生活，更能融入美国文化，从而形成相应的自我意识、认知以及人际交往模式，且回到日本后也不再改变。她发现这个敏感期是9～15岁。在这个年龄段，如果孩子去美国生活几年，那么他就可能形成美国的思维方式。如果在15岁或更晚才回到日本，思维方式已经定型，很难再转变。15岁以后才去美国的孩子没有这个烦恼。因为他们从未感觉自己是美国人，而14岁以前就回到日本的孩子还可以重新适应，因为他们的文化敏感期还没过，可以重新学习日本文化。箕浦发现：“孩子处于敏感期时，会把生活的人际关系模式刻入自己的意识中，使它成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并对所处的文化产生深深的情感依附。”
当今时代，很多才十一二岁的孩子已拥有了人生的第一部智能手机。然后，他们在Instagram、TikTok、电子游戏等应用中度过了剩余的青少年时期。曾几何时，在玩耍式童年里，孩子们会参与适龄的活动，收获每个年龄段该有的体验。他们以这些体验为基础，在同龄好友的陪伴下，度过各个敏感期。这就是过去人类童年的标准与常态。但在手机式童年里，孩子们被卷入了互联网内容的激流。那些内容、服务原本是面向成年人开发的，现在却一股脑儿地扑向了孩子们。各种体验没有了顺序和逻辑，只如旋涡般汹涌，将孩子们悉数吞没。与过往时代相比，当代孩子的身份认知、自我意识、情绪模式和人际关系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互联网的影响就是根源。孩子们每天在网上浏览帖子，读留言，看评论……被无数内容牵着鼻子走。这些内容在引导他们的是非观与价值观，定义他们与朋友的关系，甚至重塑他们的理想和追求。处在社交敏感期的孩子，一旦对社交媒体上了瘾，终将被那些网站的文化所塑造。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Z世代的心理健康远不及千禧一代。Z世代太特殊了，他们是首批在智能手机的裹挟下度过青春期和文化学习敏感期的人。
以上分析并不是我个人的臆想。英国新近的一项调查就找到了直接的证据，证明社交媒体的确会对青少年造成伤害，因为青少年正处于学习社交的敏感期。在这项研究中，心理学家埃米·奥尔本（Amy Orben）领导团队分析了英国的两个数据库。他们发现，10～15岁的少年越是使用社交媒体，对生活的满意度就越低，两者呈负相关；但在16～21岁年龄段，这种相关性就没那么强。
该团队还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追踪调查，考察少年们如果在某一年增加了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下一年是否会报告自己的心理健康状况变糟糕了。结果证明，对于那些处在青春期中期的孩子们，答案是肯定的。女孩比男孩进入青春期中期的时间要早。相应地，女孩在11～13岁受社交媒体影响最深，男孩则是在14～15岁。
大多数社交媒体平台规定，13岁及以上的人才有权开设账号，实际上该规定并未执行到位。以上研究结果也清楚地表明，这个标准显然是太低了。13岁孩子的大脑正处于高度可塑的状态，他们积极地寻找榜样来模仿，万不可让他们以“网红”和陌生人作为榜样。他们应该出去玩耍，与朋友同步互动，和朋友们在现实世界里相处，让信息通过眼睛和耳朵，真切地传递到大脑中，以便从父母、老师以及身边的榜样那里学习社会技能。
看了这么多数据和分析，我们现在应该能明白前一章那些图中所呈现的明显的“拐点”到底是怎么回事。Z世代是第一代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陪伴下度过青春期的群体，他们与朋友面对面交流、肩并肩冒险的机会减少了。人类的童年被重构了，而这种重构主要就发生在2010—2015年。青少年因此变得更加焦虑、抑郁和脆弱。手机式童年席卷而来，孩子们本应该自由玩耍，练习与他人保持协同，并向身边的榜样学习社交。这些体验现在都让位于互联网，孩子们的时间都花在了智能手机等设备上。他们参加活动时，不再与同伴进行同步互动，学习的榜样也由算法推送而来。某种意义上讲，孩子们失去了自己的童年。
· 人类的童年与其他动物的童年有着显著的差异。从大脑的体积上来看，人类小孩的大脑到5岁时就已经达到成人大脑的90%，但接下来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去完成精细的调整。童年如此漫长，就是为了让孩子们充分地学习知识和技能。他们想传承文明，成为有用之才，就不能跳过这个阶段。
· 自由玩耍对于培养孩子的社交技能，比如纷争该怎么处理，和提升身体素质同样重要。现在，玩耍式童年已让位于手机式童年，因为儿童和青少年将他们社交活动和休闲娱乐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连接互联网的设备上。
· 自由玩耍让孩子们学会如何与他人建立联系，如何同步行动，又如何轮流参与。孩子们需要与他人保持行为协同，需要广泛而频繁地经历这种体验，从而与伙伴、队友，以及整个群体产生共鸣。社交媒体里的行动则正相反，基本上都是不同步的，且大多带有“表演”性质。孩子们不需要，甚至不能够与他人保持同步协调的行动。他们越沉迷于社交媒体，就越是渴求真实的社交互动。
· 儿童天生具备两种内在的学习机制，帮助他们吸收和学习本地文化。从众偏差促使他们模仿周遭大多数人的行为；声望偏误则驱使他们努力效仿群体中最有成就、最有声望的人。然而，为了提高用户参与度而设计的社交媒体平台，却剥夺了这一社会学习过程，削弱了家庭和本地社区文化的影响力，同时将孩子们的注意力引向了那些价值存疑的影响者。
· 社会学习贯穿整个童年。但在此过程中，可能存在一个文化学习的敏感期，大约从9岁持续到15岁。在这些年学到的知识和形成的身份更容易内化在孩子们心中。这个关键时期就是青春期。可惜也就是在这段时期，发达国家的大多数青少年开始拥有自己的第一部手机，从而把社交生活转移到了线上。
[1] See principle 7. Child Rights International Network.（1959, November 20）. UN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1959） .
[2] National Institute of Play. （n.d.）. Attunement Play .
[3] 2001年，亨里奇和弗朗西斯科·吉尔-怀特（Francisco Gil-White）合著了一篇论文。这是亨里奇在声望偏误方面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此后，亨里奇在多部作品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如其2015年出版的《我们成功的秘密》（ The Secret of Our Success ）一书。
[4] Sean Parker in Axios : Allen, M.（2017, November 9）. Sean Parker unloads on Facebook: “God only knows what it’s doing to our children’s brains.” Axio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