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Z世代成为焦虑的一代

每当我与青少年的父母交流时，话题总绕不开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和电子游戏。父母们向我倾诉了许多故事，但往往都会落入几种经典的情节模式，其中一种就是“无休止撕扯”模式。父母煞费苦心地制定规则，设置红线。然而，电子设备无孔不入，孩子规避规则的手段更堪称创意非凡。家庭生活都快被科技引发的种种矛盾填满了。想维护家庭传统，延续基本的人际关系，竟然像一场抗洪大战。这洪流既淹没了家长，也吞噬了孩子。

大多数父母跟我聊天时，并不是聊孩子确诊什么精神疾病。他们只是隐隐担忧，孩子身上肯定发生了些古怪的事，似乎正在错失着什么。其实，随着孩子对手机越发沉迷，他正在错失的是整个童年。

有的父母向我讲述的故事就沉重得多了。他们的孩子仿佛被抽走了魂，人在而魂不在。波士顿的一位母亲向我讲述了她和丈夫为了让14岁的女儿埃米莉 摆脱Instagram所做的种种努力。社交媒体给他们的女儿带来了极大的伤害，令人揪心。夫妻俩在自己手机上安装了好几种程序，专门用于监控和限制女儿手机上的应用软件。家庭生活逐渐沦为一场漫长的战争。那天，埃米莉找到了绕过限制的方法，她破解了母亲的手机，关闭了监控软件，并威胁父母如果敢重新安装，她就自杀。这位母亲告诉我：

能让我女儿戒掉社交媒体和手机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全家搬去荒岛上生活。每年夏天，她都要参加一个为期6周的夏令营。那里禁止使用手机以及其他电子设备。每当我们从夏令营接她回家时，她都能恢复正常。但只要一开手机，她便又回到了焦虑和沮丧的状态中。去年我干脆没收了她的手机两个月，给了她一部老式翻盖机，她也恢复了正常。

男孩们的故事通常与电子游戏有关，有时也涉及色情内容，社交媒体倒说得不多。特别是当一个男孩从偶尔玩一玩游戏，变成过度沉迷时，那就更不会碰社交媒体了。一位木匠父亲向我讲述了他14岁的儿子詹姆斯的故事。詹姆斯患有轻度孤独症。新冠疫情暴发前，孩子在学校和柔道训练中的表现都不错。但学校因为疫情停课后，父母为11岁的詹姆斯买了一台游戏机，想让他打发时间。

起初，这台游戏机的确立了功。詹姆斯玩得不亦乐乎，还很享受里面的社群生活。但随着他对游戏《堡垒之夜》（ Fortnite ）上了瘾，他的行为便开始有些不对劲。这位父亲说：“自那时起，儿子变得抑郁、愤怒、懒惰，甚至会对我们发火。”见此情形，他和妻子决定釜底抽薪，没收儿子所有的电子产品。詹姆斯随即就表现出了戒断症状，包括易怒和具有攻击性。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肯出来。几天后，症状有所减轻，父母却左右为难起来：“除了网上那些人，他没有其他朋友。我们应该如何适度限制他呢？”

虽然这些故事的情节和严重程度不同，但是父母们普遍都感到困顿和无奈。大多数父母不希望孩子把宝贵的童年耗费在手机上。但不知为何，世道已大变。任何试图在技术洪流中逆流而上的父母，似乎都只能将孩子推向社会孤立的困境。

本章后面部分的数据和事实将向你们展示，我们的生活中正发生着什么样的剧变。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改变，心理状况也相应恶化。在解读数据之前，我想先分享几位父母的声音。他们已经感受到自己与孩子间巨大的鸿沟和严重的疏离感。他们正在力挽狂澜，想把孩子拽回现实世界。

潮起时分

21世纪最初10年，青少年群体中尚未有迹象表明，一场浩大的心理大危机正在逼近。 但刚进入第二个10年，情况就急转直下。每种心理疾病的背后都有诸多成因，如基因、童年经历、社会的客观现实等，各种因素交织，彼此影响，才最终导致疾病的发作。我尤其关注的是，为何在2010—2015年，Z世代和部分出生较晚的千禧一代的心理疾病发病率在多个国家都显著上升，而年长一代受到的影响就相对较小呢？为何青少年的焦虑症和抑郁症发病率会在那么多国家集体增长呢？

2018年初，我和格雷格写就了《娇惯的心灵》（ 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一书。如图1-1所示，这是该书中的一张图，数据截至2016年。现在我已对数据进行更新，以反映此后数年的情况。美国政府每年都会进行一项调查，让青少年回答一系列关于服用药物及心理健康的问题。比如，是否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悲伤、空虚或沮丧”情绪？是否有一段时间“对平时喜欢的大多数事物兴致寥寥，感到厌倦”？调查中有9个问题是关于抑郁症症状的，如果受试者对其中的5个或更多都回答了“是”，则会被认定为“过去一年中极有可能经历了抑郁发作”。

大约从2012年起，抑郁症的患病率就陡然攀升。图1-1和此后的大多数图表都会有一个阴影区域，以突出2010—2015年的数据，方便读者判断此期间的变化趋势。这个时期也就是我定义的大重构时期。从绝对变化来看，女孩患抑郁症的比例的增幅远大于男孩，且呈现出更为明显的“曲棍球棒”式增长曲线。不过，男孩数据的起点本就比女孩低，所以考察相对变化时，两个性别的增幅大致都为150%，即男女的患病率都增加到了原来的2.5倍左右。相对变化是指自2010年以来的百分比变化，以后我将一直以此为基准。此次心理大危机的发生范围极广，任何种族或社会阶层都没能幸免。 ^[1] 2020年的数据横跨了新冠疫情期的前后。2020年，每4名美国少女中就有1人经历了抑郁发作。2021年，情况继续恶化。虽然自2020年起，数据曲线呈现出更加陡峭的增长趋势，但从幅度看，增长主要还是发生于疫情之前。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青少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必须弄清楚，其中都有谁，他们在什么时候，遭遇了什么。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一问到底，找到最准确的答案。否则就无法挖出危机的真正根源，更无法解决危机。我的团队以寻找这些答案为己任，本章将详细介绍我们找到的证据。

深入而广泛地分析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数据后，我们发现了些许端倪，找到了解开谜团的线索。 首先，孩子们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与焦虑、抑郁相关的疾病上。这些障碍通常在精神病学中被归为“内化障碍”（internalizing disorders）。患者的内心常承受巨大的痛苦，感到焦虑、恐惧、忧伤和绝望。他们总是胡思乱想，心绪不宁，对社交场合感到退缩。与此相对的是“外化障碍”（externalizing disorders）。患者也感到痛苦，但会通过种种行为，对他人表现和发泄出来，如行为障碍、愤怒管理困难、倾向于暴力和过度冒险的行为，等等。在不同的年龄、国籍和文化背景中，女性遭受内化障碍的比例更高，而男性则更受外化障碍困扰。 也就是说，无论哪种性别，这两种障碍皆有，且内化障碍呈与日俱增的趋势，外化障碍则呈下降趋势。

通过图1-2你可以看到内化障碍发病率的飙升，图中数据显示的是美国大学生患心理疾病及精神疾病类型的变化趋势，受访者自称得到了专业人士的诊断。这些结果来自各大学的标准化调查，由美国大学健康协会（American College Health Association）汇总统计。 一开始，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发病率就高于其他疾病。此后两者涨幅加剧，无论是相对变化还是绝对变化，都比其他疾病恶化得更为迅猛。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大学校园里，新增的心理疾病大多是抑郁症和焦虑症。

其次，心理问题集中于Z世代内爆发，也波及了出生较晚的千禧一代。图1-3可证明这一点。图中调查的受访者按年龄被分为4组，所有人都报告了在过去一个月中，自己是否“高频率”或“持续性”地感到紧张。2012年以前，4个年龄组的数据表现都很平稳，没有任何预警信号。但突然间，最年轻的一组（Z世代在2014年进入该组）的曲线就开始急转直上。紧随其后年龄稍大的第二组（绝大多数是千禧一代）的曲线也呈显著的上升趋势，只是幅度不及Z世代。相对来说，年龄最大的两个组变化不大。出生于1965—1980年的X世代数据只出现了轻微的上升。出生于1946—1964年的婴儿潮世代数据竟然还有小幅下降。

焦虑是一种什么状态

焦虑与恐惧关联极深，但二者并不是一回事。根据《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Psychiatry ）的定义，恐惧是一个人面对某种威胁，或心里感知到某种威胁即将发生时的内心感受；焦虑则是一个人为未来潜在的威胁担心。 只要事出有因，这些情绪就是正常的。但反应过度时，它们就可能发展成心理障碍。

焦虑症及其相关障碍来势汹汹，几乎成了年轻人主要的心理疾病。从图1-2可知，在各种心理疾病中，焦虑症发病率的上升幅度是最大的，抑郁症紧随其后。2022年对威斯康星州3.7万余名高中生的心理状况的一项调查发现，焦虑症发病率从2012年的34%蹿升至了2018年的44%。其中，女孩和小众群体的增长更为显著。 2023年，针对美国大学生的一项调查发现，37%的学生持续性或经常性地感到焦虑，另有31%的学生有一半的时间感到焦虑。由此分析，大多数时间里不焦虑的大学生，只占总数的1/3。

焦虑是对动物在野外生存最有意义的一种情绪。自然界从不缺肉食动物，其他动物不想被吃掉的话，就得时刻保持警惕，随时拔脚逃走。动物反应得越快，越有可能生存下去，也越有可能把自身基因传递下去。哺乳动物的身体进化出了一种本能来应对威胁。有时候眼睛才刚看到危险，画面尚未传到大脑后部的视觉中枢，身体就已经开始产生恐惧反应了。 人类也是一样，有时会莫名感到一股恐惧，或者在还没反应过来时就能避开即将撞上的汽车。我们的身体里有一套快速反应系统，恐惧感就是这套系统的警铃。威胁一旦消失，警铃就安静下来，身体也不再分泌应激激素，恐惧感自然就消失了。

在危险到来的那一刻，恐惧会激活我们体内的快速反应系统，使其及时运转起来。焦虑会激活这个系统的部分反应。如果我们身边真是暗藏危机，那么感到焦虑，进而由焦虑激活系统也有道理。怕就怕身边事物只是正常运转，并没有什么危险，身体也动辄警铃大作，那我们的日子肯定不好过。久而久之，原本正常的、合理的、暂时性的焦虑情绪，就发展成了一种焦虑障碍。

现在，我们的警报系统不再只是对身体威胁做出反应了。我们的进化优势来自更大的脑容量，以及卓越的社群构建能力。所以我们天生就对社交压力敏感，总担心被孤立或羞辱。人们（尤其是青少年）有时更担心“社会性死亡”，而不是生理性死亡。

焦虑会在生理和心理层面给人带来许多影响。焦虑发作时，很多人会在生理上产生紧张感和紧绷感，胸腹部感到不适。 心理上，大家先是惧怕和担忧，一段时间后还会感到精疲力竭。认知的能力也会骤降，人们无法再好好思考，而是陷入胡思乱想。此时很容易形成认知扭曲，比如灾难化思维、以偏概全、两极化思维，等等。这些都是认知行为疗法关注的重点问题。对于那些患有焦虑障碍的人来说，认知扭曲会引发生理不适，生理不适又加剧了惧怕和担忧，惧怕和担忧进一步激化了焦虑情绪……于是形成了一个无休止的恶性循环。

通过图1-2可知，当代年轻人常见的心理障碍中，排名第二的是抑郁症。抑郁症在精神病学领域被称为MDD（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抑郁症有两大症状。首先是情绪消沉，如感到悲伤、空虚、绝望等；其次是几乎对任何事物都丧失了兴趣，不能体会到愉悦的心情。 这有点像哈姆雷特对生死的认知。在那个年代，自杀是有违上帝意愿的。哈姆雷特哀叹，人连自己的生死都掌握不了，他感慨：“人世间的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可厌、陈腐、乏味无聊！” 要确诊抑郁症，这些症状需要至少持续两周。同时还可能伴随生理性症状，比如体重显著减轻或增加、睡眠的急剧减少或增加、极度的疲惫等。此外，患者还可能伴有思维紊乱，比如注意力不集中，反复纠结于过往的过错和失败，不停自责，以及认知行为疗法要解决的其他障碍。抑郁发作时，患者容易走极端，在他们眼里，当下的苦痛是没有尽头的，唯有死亡才能终结一切。

抑郁症有个特点与本书主题高度相关，即其与社交关系联系紧密。当一个人不被社交环境接纳或他觉得自己没被接纳时，就有可能抑郁。抑郁会进一步让他丧失对任何事的兴致，让他无法打起精神来融入新圈子。跟前文的焦虑障碍类似，这也是一种恶性循环。本书将深入研究孩子们的友谊及其他社交关系。接下来你会明白，玩耍式童年才能巩固这些关系，而手机式童年则相反。

我通常不容易感到焦虑或抑郁，但在我生命中曾有三个时期经受过长期焦虑。当时我已经严重到需要药物介入，其中一个时期还伴随有重度抑郁。有了这些经历，我多少能理解现在年轻人的感受。有焦虑或抑郁障碍的青少年没办法轻易“振作起来”，或者“变坚强些”。心理障碍可能与基因有关，有些人天生就更容易产生这些障碍；也可能是思维方式导致，这些障碍既可以形成也可以消退；抑或是社会因素、环境因素造成。不过，2010—2015年，人类基因肯定没有变过。所以，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思维方式，以及社会和环境因素。我们要看看这些方面发生了哪些变化，以致焦虑和抑郁大面积流行。

真有那么严重吗

这些数据刚发表时，很多心理健康专家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数据不见得就能代表实际情况。《娇惯的心灵》出版后的第二天，《纽约时报》就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青少年的焦虑问题，无须小题大做》。 ^[2] 在此文中，有位精神科医生认为青少年使用手机引发了一场道德恐慌，大众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提出了几点重要的异议，比如呈上升趋势的数据大多基于受访者的自我报告（参见图1-2）。这不等于客观事实。有没有可能跟以前比，这一代年轻人更愿意给自己做诊断？或者他们只是更加坦诚，愿意如实地跟外人描述自己的症状？抑或是他们小题大做，误把轻微的焦虑症状当成了心理障碍？

这位医生的观点站得住脚吗？他确实正确地指出，我们需要考察多个指标，全面而准确地判断这场心理大危机是否真的存在。那么我们不妨把青少年自我报告的数据先放一旁，仔细看看那些更“客观”的数据吧。比如许多调查记录了每年因精神问题而被紧急收治，或者因自我伤害而就医的青少年人数的变化。这里说的自我伤害可以进一步分为两大类：一是自杀，患者常服用过量药物；二是“非自杀性自我伤害”，患者多是割伤自己，但没有死亡意图。图1-4显示的是近年来，美国的急诊室收治的非自杀性自我伤害的青少年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收治率呈显著上升趋势，与图1-1的抑郁症发病率的趋势一致，在女孩中更为显著。

2010—2020年，10～14岁青春期女孩的自我伤害率增加了近2倍，15～19岁女孩的自我伤害率只翻了一番，而24岁以上成年女性的自我伤害率有所下降。 由此可知，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初期确实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对青春期前和青春期的女孩们产生了剧烈的影响。这是条主要线索。图1-4统计的自我伤害行为中既有自杀未遂，也有非自杀性自我伤害，如割伤自己。孩子们能走到自杀这一步，这表明他们一定处于极度绝望中。非自杀性自我伤害是很多人，尤其是女孩和年轻女性，在经历焦虑和抑郁的折磨时会选择的应对方式。

近年来，美国青少年自杀趋势与抑郁、焦虑、自我伤害的趋势相似，只是自杀率的上升稍早几年。图1-5展示了美国10～14岁孩子的自杀率，数据显示的是该年龄组每10万个孩子中，每年有多少人死于自杀。 在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男孩的自杀率往往高于女孩。但如上文所述，自杀未遂及非自杀性自我伤害在女孩中更为常见。

由图1-5可知，美国10～14岁青春期少女的自杀率从2008年起开始显著上升。在此之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小范围内波动，2012年出现激增。2010—2021年，自杀率猛升了167%。这也是一条线索，引导我提问：20世纪第二个10年的初期到底发生了什么，青春期前和青春期的女孩们竟陷入这般境地？

自我伤害率与自杀率在快速上升，自我报告的研究也显示患焦虑和抑郁的人数在增加。两方面结合来看，心理大危机确实存在，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反驳质疑者。我并不否认，这部分的数据与人们变得更加坦诚，更愿意汇报自己的症状有关。这并不是件坏事。另外，我也不排除部分孩子的确过于敏感，把正常的焦虑和不适感病理化了。总体而言，自我报告的数据加上实际行为方面的数据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初期，甚至更早，肯定有什么大事发生过，严重影响到了青少年的生活。

智能手机与Z世代的形成

2007年智能手机的出现重新定义了所有人的生活。与之前的收音机和电视机类似，智能手机在诞生之初便横扫天下。图1-6展示了近百年来美国家庭在通信技术方面的消费数据。如你所见，每种产品都很受欢迎，几乎是一进入市场，销量便直线上升。在诞生的头10年，个个都是现象级产品，人人都在购买。

图1-6还展示了互联网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它经历了两个浪潮。首先是20世纪90年代，以网络和个人电脑的普及为基础，家家户户都开始步入互联网的世界。那时还没有宽带，接入网络的设备叫作调制解调器。到了2001年，网络和电脑已是绝大多数家庭的基本配置了。此后10年，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总体无碍。 ^[3] 千禧一代刚好在第一波浪潮中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千禧一代比之前的X世代更快乐。第二波浪潮是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的迅速普及。到2012年或2013年，它们已经进入千家万户。也正是从那时起，女孩们的心理健康开始恶化。男孩们的心理状况也更为多样和复杂。

手机算不得新东西，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青少年就开始用了。但那时的手机都非常“简陋”，没有上网功能，常被叫作“翻盖机”——用户手腕一甩，就能把屏幕翻开。在翻盖机时代，手机主要用于跟家人、朋友保持联系，沟通都是一对一的。用户可以打电话，也可以费力地按数字键盘来发短信。智能手机则完全不同，它可以让人们24小时连接互联网，自由安装各种应用程序。眨眼间，各个社交媒体的大本营便从电脑转移到了手机。手机频频发出各种提醒，催促用户去追踪其他人的动态，看别人在说什么或做什么。这种沟通方式看上去频繁，但并没给用户带来多少好处，不如面对面的交流。情况甚至比之前更糟了，因为很多年轻人深受其害。

关于早期智能手机时代的数据有多个来源可以参考。2012年，皮尤研究中心针对手机的持有情况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该报告显示，2011年美国有77%的青少年持有手机，但持有智能手机的仅占23%。 由此可见，当时的青少年若想访问社交媒体，主要还是依赖电脑。他们通常使用父母的电脑或家庭电脑，很难说有什么私密性和便捷性。而且他们一旦出了家门，就没有办法方便地上网了。不过也正是在那时，笔记本电脑和高速互联网快速普及。青少年要上网，还是有很多途径的，体验也还算便捷。这比他们拥有第一部智能手机要早得多。

直到青少年拥有了智能手机，他们才能够随时随地地上网。美国非营利组织“常识媒体”（Common Sense Media） 对美国的父母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2016年已有高达79%的青少年在使用智能手机，8～12岁的儿童中也有28%持有智能手机。

智能手机入手后，青少年开始在虚拟世界中度过更多时间。2015年常识媒体发布的报告显示，拥有社交媒体账户的青少年每天投入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约为2小时。整体来看，青少年平均每天有7小时的休闲时间（不包括上学和做作业）耗在了电子屏幕上。在这7小时里，他们可能打游戏，看奈飞（Netflix）的节目，刷YouTube，甚至浏览不法网站。 2015年皮尤研究中心也发布了调查报告， 给出了以下触目惊心的数据：25%的青少年报告称，他们“几乎一直在线”。到2022年，这个数据几乎翻了一番，达到46%。

“几乎一直在线”的孩子竟然这么多！这或许能回答我们的疑惑，解释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为何会突然恶化。孩子们对网络拿得起放不下，很多时候，Z世代明明没拿手机，表面上在现实世界中听课、吃饭、聊天等，心却已经飞走了。孩子们真正关心或焦虑的是虚拟社交世界里发生的事，而非眼前的所见所感。2015年，麻省理工学院的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 教授针对智能手机的影响写道：“我们总是心不在焉。” 这是人类意识和人际关系的一次深刻转变，严重影响了美国青少年的成长。这场转变就发生于2010—2015年，它拉开了手机式童年的序幕，也将彻底终结玩耍式童年。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时间节点格外特殊，即2010年6月，iPhone 4正式发布。 这是iPhone史上第一部配备了前置摄像头的手机。从此，自拍照片或视频变得易如反掌。同月，三星公司发布的Galaxy S手机也配备了前置摄像头。还是在这一年，Instagram作为一个仅能在智能手机上使用的应用程序诞生。在发布后的最初几年，用户是不能从电脑上登录Instagram的，台式电脑或笔记本电脑都不行。 2012年，Instagram被Facebook收购。收购前Instagram的用户数量还不算大，但收购后就开始了爆发式的增长。2011年底，Instagram的用户仅为1 000万， ^[4] 但到了2013年初，这一数据就已飙升到了9 000万。 ^[5] 我们可以说，智能手机和自拍共同塑造了当代社交媒体的新生态。这和前置摄像头的普及时间，以及Facebook对Instagram的收购时间一致。2012年是这个新生态的元年。到了这一年，女孩们纷纷发现，身边的人都在买智能手机，都在注册Instagram账号，都在拿自己跟别人比来比去。

接下来的几年，随着Instagram及类似Facetune这样的外部应用不断推出功能更加强大的“滤镜”和图片编辑工具，社交媒体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女孩们发现，无论自己修没修图，镜子中的自己总是比不过网上的其他女孩。

女孩们的社交活动转移到了社交媒体平台，这是网络给她们带来的最大影响。男孩则有不同的侧重点，他们对虚拟世界的探索有更大的“深度”和“广度”。受他们青睐的线上内容五花八门，如沉浸式多人在线视频游戏以及各种平台如YouTube、Reddit等。有了智能手机，这些内容就唾手可得，男孩们可以随时随地不花钱便轻松获取。

虚拟世界的活动实在是丰富多彩。很多青少年，其实还有不少成年人，已经无法集中注意力跟身边的人相处了。每个人的社交生活都发生了改变，即使是极少数不使用这些社交平台的人也未能幸免。所以我才把2010—2015年这段时间称为“童年大重构”。就在这短短的5年时间里，青少年的社交模式、行为榜样、情绪状态、体育活动，甚至睡眠习惯都经历了根本性的变革。2013年那些使用iPhone的13岁孩子（出生于2000年）的日常生活、个人意识和社交关系，与2007年那些使用翻盖手机的13岁孩子（出生于1994年）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这代孩子的焦虑和抑郁是理所应当的吗

当我在公开场合分享这些研究成果时，总会有反对的声音响起：“Z世代当然会抑郁，你自己看看21世纪是个什么状态！21世纪初就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然后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紧接着还有全球金融危机。陪伴这代孩子成长的是数不尽的问题和矛盾：全球变暖、校园枪击案、政治两极分化、不平等问题，还有越来越沉重的学生贷款。你说2012年非同小可？没错，那年刚好发生了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

2021年，《一代人的灾难》（ Generation Disaster ）一书出版。这本书的主旨即上文所说的观点：Z世代的心理健康问题来源于时代的动荡与危难。 我也同意，21世纪的开局的确不利。但从时间线上来看，这并不足以证明Z世代的焦虑和抑郁仅仅是国家或全球层面的威胁增加所导致。

我们姑且接受一个假定，即认为重大的社会危机，如“9·11”恐怖袭击事件、全球金融危机等，的确会严重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那么从时间上来看，受到影响的也该是千禧一代才对，这代人出生于1981—1995年，在21世纪初正好目睹了童年原本美好的世界在自己眼前土崩瓦解。他们望向未来，也只看到一片阴霾，阶层跃升毫无希望。但千禧一代平安地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心理疾病的发病率并没有显著上升。还有，如果金融危机等经济问题真是问题的根源，那么我们应该在2009年看到一场崩塌式的青少年心理危机才对。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年，随着失业率下降、股市回升和经济的回暖，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也应该有所好转。然而，我们找不到数据证明这个观点。我在图1-1的基础上添加了一条美国失业率的曲线，形成了图1-7。2008年和2009年，由于各家公司大规模裁员，失业率急剧上升。2010年起，失业率开始稳步回落，一路降到了2019年初的最低值3.6%。

我找不到任何经济事件或趋势来解释青少年患焦虑症和抑郁症人数的激增。同样，很难理解为什么一场经济危机带给女孩的影响要比男孩大，尤其对青春期前的女孩影响最大。

我常听到的另一种说法是，气候变化影响了Z世代的生活。毕竟跟前几代人相比，Z世代还年轻，要面对更长久的环境问题，难免焦虑和抑郁。我并不否认这种担忧的合理性，但我想强调，历史上，当一个国家或一整代人共同面对一个大危机时，并不曾导致精神疾病或心理疾病发病率的上升。这种情况与个人处理危机时大不相同。当国家受到军事力量或恐怖主义的攻击时，公民们通常会团结起来，大家情绪饱满，斗志昂扬，整个社会的自杀率都会下降。 ^[7] 研究人员还发现，经历战争的青少年在几十年后，会对他人展现出更大的信任感，以及更强的协作意愿。这些假设都是得到过实验验证的。 当年轻人围绕政治事业团结起来时，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众反对越南战争，还是70年代和90年代美国环境运动，他们会变得充满活力，而不是抑郁和沮丧。在人类的历史中，灾难从不少见，哪代人没经历或担心过灾难呢？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二战”、核危机、环境恶化、人口过剩、国债过重……这些问题层出不穷。只要所有人团结一致，共同面对危机，那么群体性抑郁就不会发生。人之所以会抑郁，是因为没有找到集体归属感，觉得孤独，觉得自己一事无成，没有价值。这些感觉正是童年大重构带给Z世代的影响，后续的章节我还会细讲。

群体焦虑（collective anxiety）可以将人们团结起来，并激励他们采取行动。社会运动，特别是亲身参与的线下行动，会带来兴奋感。过往研究发现，前几代参加政治运动的人们，往往会更加快乐，精力也更加充沛。蒂姆·卡塞尔（Tim Kasser）是2009年一项研究的负责人之一，这项研究是关于大学生政治激进主义和幸福感。 ^[8] 他表示：“参与政治活动本身对于提升幸福感有着积极的影响。”然而，近期对年轻激进主义者，包括对气候激进主义者的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现在政治活跃的人通常心理健康状况更差。 其实历史从来就不太平，每代人望向未来，都会发现风险和危机就笼罩在前方。只是现在的年轻人多是在网上参加运动。回想许久以前，人们还能亲自参加活动。社会运动的舞台从线下搬到了线上，给参加者带来剧烈的影响。这代年轻人在行动和体验上，与前几代人已截然不同。

气候变化假说也无法解释心理大危机的人口统计特征。数据告诉我们，青春期前的女孩们受焦虑和抑郁的影响最深。这很奇怪，就算为气候忧心，也该是高龄段的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受到的影响最大才对。毕竟阅历和知识水平决定了他们对全球性和政治性的问题更敏感，理解也更透彻。此外，这个假说也不符合时间线。我们都知道，2018年瑞典“环保少女”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出生于2003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发表演讲，引起轩然大波。但早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初期，许多国家就已经报告心理疾病激增。两者前后倒置，何谈因果关系？

一切看似分崩离析，但过往的每个时代情况都是如此。无论是我在20世纪70年代的成长岁月，还是我的父母在30年代的青涩时光，我们都曾目睹过类似的情景。这是人类历史的必修课。就算世界事件对孩子们的心理健康有所影响，那也不是因为2012年发生了什么剧变，而是因为这些事件开始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即通过青少年手中的智能手机，以社交媒体的形式，而非传统的新闻报道，涌入他们的意识。在这些社交媒体的帖子中，其他年轻人对于一个似乎正在崩塌的世界的忧虑和情感，以一种极易传播的方式，迅速在同龄人之间蔓延。

英语圈国家全军覆没

要判断美国青少年的焦虑和抑郁情绪是否与时事紧密相关，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方法：在国家间进行比较研究。这些国家有不同的时事，与美国在文化上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我选出了几组国家作为比较对象：有与美国在语言和文化上相似但发生的重大事件不同的加拿大和英国，也有与美国在语言和文化上大相径庭的北欧国家，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另外37个国家，这些国家每3年就会对本国15岁的青少年进行一次调查。我们马上会看到，不同组别的国家在同样的时间点，发生了同样的危机。这再一次说明，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初期发生了某种变化。

我们先来看看加拿大。这个国家在文化上与美国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加拿大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不像美国那样广泛而尖锐，加拿大人在经济上有更大的安全感。加拿大没有像美国那样陷入频繁的战争，也没有受到高暴力犯罪率的困扰，更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 然而，即便拥有如此得天独厚的优势，加拿大的青少年也没能躲过心理危机。与同时期的美国孩子一样，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也是直线下滑。

图1-8展示了加拿大女性中自我报告心理健康状况为“极好”或“非常好”的占比情况。要是挡住这幅图的右半部分，看2003年到2009年的数据，你会认为最年轻的女孩们（15～30岁）是全体女性中最开心的群体，未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2009年起这条曲线开始下滑，进而急速坠落。最年长（47岁及以上）女性群体的曲线却基本保持稳定。男性的数据曲线也显示出同样的趋势，只是跌幅相对较小。

跟美国的情况类似，加拿大青少年的行为变化与他们自我报告的心理健康水平也高度相关。当我们对加拿大青少年因自我伤害行为而紧急求医的比例进行图表化分析时，发现其趋势几乎与图1-4中美国青少年的情况完全相同。

英国的情况与美国如出一辙。尽管在文化上，英国和美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不像加拿大与美国那般接近。但是，英国的青少年依然没能逃脱魔咒，他们在同一时期，与美国青少年一样陷入了心理大危机中。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初期，焦虑症和抑郁症的发病率双双飙升，且女孩的问题更加严重。 行为数据的分析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图1-9列出了每10万英国青少年中故意伤害自己的人数，数据源自一项针对医疗记录的研究。与美国和加拿大相似，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初期，英国青少年身上似乎发生了什么事，导致他们自我伤害的人数急剧增加。

英语圈的其他主要国家也纷纷陷落，如爱尔兰、新西兰、澳大利亚。 图1-10是澳大利亚的数据，展示的是该国每10万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12～24岁）中因精神疾病急性发作而入院的人数。与其他英语圈国家一样，如果仅观察到童年大重构的起始时间（2010年），你可能还看不出什么端倪，但到2015年，孩子们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困境。

全世界都在沦陷

2020年，我聘请了一位研究助理——扎克·劳施（Zach Rausch）。他出生于1994年，在千禧一代中算是年龄较小的。当时他还在攻读心理学硕士学位，是以兼职的形式帮我工作。不久后，扎克成为我的全职合作伙伴，鼎力支持我创作此书。他搜集了全球多个国家的心理健康数据，并在After Babel上发表了多篇深度研究报告。After Babel是我们创建的Substack账号，里面的内容是为本书以及下一本书的出版做的准备，我们在上面为相关的观点和创意做测试。在其中一篇报告里，扎克对5个北欧国家（芬兰、瑞典、丹麦、挪威和冰岛）的数据进行了汇总分析，发现数据走向与英语圈国家高度一致。图1-11就是这几个国家11～15岁孩子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变化情况，时间跨度从2002年至2018年。 图1-11中的曲线走势与其他英语圈国家如出一辙，如果你不看2010年（童年大重构开始）之后的数据，那么一切都很正常。而一旦你往后看到2015年的数据，就会发现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

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和地区，它们不如北欧和英语圈国家那样繁荣富足。这些欠发达区域的情况又如何呢？在心理健康方面，国际性的数据多是针对成年人群体，针对青少年的不常见。 不过，我们还是在教育领域找到了一项全球性的调查，即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此调查从2000年起，每3年举行一次。调查对象是37个国家15岁的学生及其父母，每个国家接受调查的人数都有数千人之多。在众多涉及学业进展和家庭生活的问题中，有6个问题是关于他们对校园生活的感受。这6道题的题干都是陈述性的话语，学生要表达自己的认同程度，比如，“我在学校里感到孤独”“我在学校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或不被集体接纳）”，以及“我在学校很容易交到朋友”（该项为反向计分）等。

琼·特文吉和我一起分析了这6个问题的回答，并对2000年以来37个国家的情况进行了汇总，绘制了曲线。 图1-12是全球几个大区的变化趋势。2000—2012年，在学校感到孤独、没有朋友的人数比例还算平稳，但接下来就急转直上，唯亚洲除外。在西方国家，自孩子们可以带着智能手机上学，可以在课间自由地浏览社交媒体后，他们就变得“魂不守舍”了。大家跟身边的朋友们失去了沟通，永远挂心着线上的动态，身体和精神仿佛分了家。

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并不是引爆21世纪第二个10年这场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的根源，美国的数起校园枪击案、混乱的政治局面，同样不是罪魁祸首。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遭遇全球性下降，我发现唯一能够解释的合理理论是相关科技的变革，是这些技术改变了孩子们彼此间的交流模式。 ^[10]

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孩子是历史上第一批在虚拟世界中度过青春期的人。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初期，在我们放心地把智能手机交给他们时，就如同把Z世代的孩子送到火星上成长。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对自己孩子进行的最大规模的无控制实验。

本章小结

· 2010—2015年，美国青少年的社交生活大规模地从现实世界转移到了智能手机上，他们可以持续访问社交媒体、在线视频游戏等基于互联网的活动。我把这几年定义为童年大重构时期，我认为这就是近年来全球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激增的最主要原因。

· 第一批在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陪伴下度过青春期的美国孩子，表现出了更高的焦虑、抑郁、自我伤害和自杀倾向。这代孩子被称为Z世代，比他们更早的是千禧一代。在童年大重构开始时，千禧一代的大多数人已平稳度过了他们的青春期。

· 焦虑、抑郁和自我伤害如山崩袭来，孩子们无处可逃。女孩受到的影响更甚于男孩，且青春期前的女孩受到的冲击最大。

· 男孩当然也是这场心理大危机的受害者。他们患焦虑和抑郁人数的比例同样大幅攀升，只是幅度小于女孩。男孩常用的设备、使用的内容，还有心理健康问题的类型不同于女孩。第7章还会深入探讨这部分内容。

· 美国青少年的自杀率，不分男女，从2008年左右开始上升，到了21世纪第二个10年，更是急剧上升。

· 心理大危机的范围不仅限于美国。英国、加拿大等英语圈国家，以及5个北欧国家都未能幸免。不同国家都在大致相同的时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2012年后，西方国家的青少年在学校的疏离感普遍上升。由于缺少数据，其他地区的情况暂时无法判断。

· 在同一时期内，为什么全世界这么多国家的青少年都在集体焦虑、抑郁，表现出同样的恶化趋势？其他任何理论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们不可否认，很多因素会影响人的心理健康，但2010—2015年出现的这种空前增长，既不能通过全球金融危机来解释，也不能简单归咎于美国或任何特定国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我们不禁想问，手机式童年到底是如何干扰儿童成长，并引发或加剧其心理健康问题的？要找到答案，我们得先弄清楚童年的本质是什么，以及孩子们需要经历些什么事情，才能最终成长为健康的成年人。这是本书第二部分的使命。接下来，我将介绍童年大重构的前夜发生了什么，即玩耍式童年是怎么一步步被瓦解的。一切还要从20世纪80年代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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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不同群体的数据变化趋势，此处补充几点信息。自2010年起，美国青少年精神疾病的上升趋势普遍存在于各个群体中，不受性别、种族、性取向和社会层级的影响。总体而言，长期以来美国黑人青少年的焦虑、抑郁、自我伤害和自杀的比率都低于美国白人青少年，但从2010年起，这两个群体的数据都开始飙升。其中，白人青少年绝对增幅较大，而黑人青少年的相对增幅更为显著（因为他们的基线比率较低）。关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对比数据较少，但自2010年起，各阶层的抑郁比率都在急剧攀升。与异性恋群体相比，性少数群体的所有数据增幅都更为显著。只是自2010年起，因数据缺乏，所以性少数群体在自我伤害和自杀率上的变化趋势尚无定论。如需查阅这些数据，获取更多相关信息，可参阅本书的在线补充资料，特别是《2010年以来青少年的情绪障碍：研究报告合集》（ Adolescent Mood Disorders Since 2010: A Collaborative Review ）。

[2] Friedman, R. （2018, September 7）. The big myth about teenage anxiety. New York Times .

[3] 我注意到，在那10年当中，全球允许公民参与政治决策的国家的数量达到了巅峰。我在下一本书《巴别塔之后的生活》（ Life After Babel ）中将讨论这个现象。

[4] Protalinski, E. （2012, May 1）. Instagram passes 50 million users. ZDNET .

[5] Iqbal, M. （2023, May 2）. Instagram revenue and usage statistics （2023）. Business of Apps .

[6]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n.d.）. Depression data is from the 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2023）. National Survey on Drug Use and Health.

[7] 涂尔干在其1897年出版，并于1951年再版的代表作《自杀：社会学研究》（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 ）中提出了此观点。这一结论被后续研究陆续证实，如罗杰维奇（Rojcewicz）1971年和莱斯特（Lester）1993年的研究。

[8] Klar & Kasser （2009）. The quotation is from Petré, R. （2010, May 12）. Smile, you’re an activist! In These Times .

[9] Twenge et al. （2021）. Data from PISA. Survey data on school alienation was not collected in 2006 and 2009. The PISA data is available for downloa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PISA survey [Data sets].

[10] 劳施和我一直在寻找可能引起这场心理大危机的其他原因。除了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普及，有没有可能还存在其他因素，在同一时期影响到全球的青少年？比如，2012年是不是有某种新型化学物质被大范围泄露了？或者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全球性事件，影响到了那个时期的胎儿？我们的综述性报告《关于青少年精神疾病危机的其他猜测：一项综述报告》（ Alternative Hypotheses to the Adolescent Mental Illness Crisis: A Collaborative Review ）里有相关分析。 pdKfceOoim1aTLrwnavl/v7eh20dQKrUBDMQSLdfiIVhkiz88dPUwpllq4oMXT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