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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一下，当你的第一个孩子10岁时，一位你从未见过的、拥有远见的亿万富豪就选中了她，邀请她成为火星上第一个永久性人类居住地的一员。你的孩子之所以脱颖而出，是因为学习成绩优异。当然，基因分析结果也给她加了分，但你不记得什么时候授权过什么人给孩子做过这个分析。更让你惊讶的是，孩子竟然已自行报名参加了这个项目。理由是她对外太空充满热爱，而且她所有的朋友都参加了。她央求你一定要同意。
你知道孩子意愿强烈，所以没有直接驳斥，只答应会好好了解一番。然后你发现他们选择孩子作为火星移民，是基于适应性的考虑。毕竟火星上的生存条件很特殊，特别是重力比地球上要小得多，孩子比大人适应得更好。如果一个孩子在火星上经历青春期和随之而来的生长高峰，那么他的身体将会永久性地适应火星环境。如果成年后再移居过去，适应性就没有这么好了，至少目前从理论上看是这样的。至于在火星上长大后，孩子们能否再回到地球上继续生活，就未可知了。
令人恐慌之处不仅限于此。首先要担心的是辐射问题。地球上所有动植物的进化都是在地球磁层的保护中完成的。亿万年来，太阳风、宇宙射线，以及其他有害粒子流不断冲击着我们的星球，是磁层将它们大部分阻挡在外或使其发生偏转。火星是没有这样的保护层的。孩子去了火星之后，身体里每个细胞的DNA都将不断地被离子穿透。离子数量之巨，非地球环境可比。该项目的规划者已经给火星移民基地建了一个保护罩，但这是基于成年航天员的身体数据而建的。据研究，成年航天员在太空生活一年后，罹患癌症的风险会略有增加。
孩子们要面临的风险可能会高出不少，因为他们身体里的细胞还在快速增殖、分化，比成年人活跃太多，更容易受到损伤。规划者们考虑到这些风险了吗？针对孩子们的安全研究做到位了吗？如你所知，根本没有。
其次要担心的是重力问题。经过漫长时间的进化，地球上的生物已根据地球独特的重力条件进化出目前最优的身体构造。从生命诞生的那一刻起，每个生物的骨骼、关节、肌肉以及心血管系统就在重力的作用下发育，而地球的重力是集中的、向心的、基本稳定不变的。我们的身体一旦脱离这股持续的牵引力，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成年航天员在太空的失重状态下生活几个月后，肌肉便会退化，骨质也会疏松，体液还会异常地积聚在不应该积聚的身体部位，比如颅腔，这会对眼球施加压力，导致眼球变形。
火星也有重力，但大小仅相当于地球的38%。一个成长于火星的孩子，其身体将接受数年的低重力影响，所以他的骨骼、心脏、眼睛和大脑都极有可能出现发育畸形。项目规划者们充分考虑低重力对儿童生长发育的影响了吗？如你所知，依然没有。
那么问题来了，你会同意孩子参加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你意识到这是一个荒唐至极的想法——把孩子送往火星，她可能永远无法返回地球。试问哪位家长可能点头？这个项目背后的公司野心不小，他们急于抢先竞争对手一步，在火星上确立自己的地位。其领导层似乎对儿童成长一无所知，对孩子们的安全问题也漠不关心。更糟糕的是，他们根本没有认真寻求孩子父母的同意，甚至没有跟孩子父母核实确认，孩子只要在确认书上的一个框里打钩，表示自己已经得到父母的支持，就可以启程去火星了。
没有任何公司能够未经我们同意就带走我们的孩子，并将他们置于危险的环境中，否则他们将承担巨大的法律责任，对吗？
千禧年之交，美国西海岸的科技公司搭乘互联网技术的东风，打造了一系列改变世界的产品。一股“技术乐观主义”的思潮涌向天南海北。人们认为，多亏了这些产品，生活变得更轻松、更好玩、更高效了。其中一些产品促进了人们的联系与交流，可能会成为越来越多的新兴组织的福音。这一切如新纪元的曙光，这些科技公司的创始人被誉为英雄、天才，甚至全人类的恩人，一个个如同普罗米修斯，把神的礼物带给了人间。
但科技改变的不仅仅是成年人的生活，它对孩子们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以来，电视成为儿童和青少年的挚友。后来，新兴科技产品便携性、个性化和互动性的优势远远超越以往的科学技术。父母们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2008年，我儿子才两岁，但他已在我的第一部iPhone上，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划屏。许多父母发现，只要塞一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给孩子，就能让他开心地玩上好几小时，不给父母添乱。这甜头大家多少都尝过，但这样真的没问题吗？没人能回答。但其他人都是这么做的，所以大家就觉得这应该没问题。
至于其产品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何影响，科技公司极少甚至完全没有研究过。研究健康课题的人员和团队也无法从这些公司拿到任何数据。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科技产品的确在损害孩子们的健康。在证据面前，科技公司大多极力否认，混淆视听，大玩公关手段。
最为恶劣的要数那些精于运用心理学技巧来提高“用户黏性”的公司。孩子们处在脆弱的发育时期，大脑正在不断地对外界刺激形成新的反射机制，却被这些公司用伎俩牢牢拴住。其中就包括了社交媒体公司，它们对女孩们的健康造成重创。另外，还有游戏公司和色情网站，主要瞄准男孩们的心智。
这些公司把令人成瘾的内容打包成一条条信息流，源源不断地传输到孩子们的眼睛和耳朵里。这些内容取代了孩子们的体能活动和面对面社交，重构了一代人的童年，改变了人类的发展进程，其规模之大、程度之深，令人难以想象。这场重构的高潮发生于2010—2015年。不过，本书将从20世纪80年代讲起，那时的父母就开始陷入恐慌和过度保护式育儿了。这股风潮始终不散，穿越了新冠疫情时期，延续至今。
那么，迄今为止，我们是否用法律武器约束过这些公司呢？美国于1998年出台了《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
Children's Online Privacy Protection Act
，COPPA），为大多数其他国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提供了样板。依据此法案，不满13岁的儿童在与网站签订合约（即“用户服务条款”）以注册新账号时，必须获得父母的同意，否则网站不可获得儿童的个人信息或侵犯其权利。这实际上将“互联网成年”的年龄设定在了13岁，但其出发点并非保障儿童安全或关爱儿童心理健康。
[1]
法案也未严格要求公司查验用户年龄。所以儿童大可勾选一下声明自称年龄达标或填写一个假生日，便可尽情沉迷于网络世界，无须父母知情或同意。在美国，已有40%未满13岁的儿童创建了自己的Instagram账号，
[2]
但从1998年起，联邦法律却没有进行过任何修订。相比之下，英国已经在采取一些初步措施了，美国部分州也在跟进。
一些科技公司的行径与传统的烟草、电子烟公司如出一辙，它们精心制造出高成瘾的商品，并巧妙地绕过了限制向未成年人出售的法规。科技公司跟某些石油公司也很类似，后者曾拼命抵制“含铅汽油禁令”。在20世纪中期，已有大量证据告诉我们，仅美国一个国家的司机，每年向大气层排放的铅就高达数十万吨。这些铅严重影响了孩子们的大脑发育，受害者人数以千万计。大量孩子的认知能力受损，反社会行为的发生率增加。但石油公司肆无忌惮，对含铅汽油的生产、宣传、销售一如既往。 [3]
当然，现今的社交媒体公司和20世纪中期的大型烟草公司还是大不相同的。对成年人来说，社交媒体公司的产品大有用处，它们帮助成年人查找信息、寻找工作、结交朋友、寻觅爱情；让购物和社会活动的组织更加高效；让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更便捷。大多数人对禁烟都举双手赞成，但对社交媒体的限制尺度却很难一锤定音，因为它实在是太有价值，太有用，也太让人爱不释手了。尽管部分成年人对社交媒体和其他在线活动已经过度沉迷，但就像对待吸烟、喝酒和赌博等问题时一样，让当事人自行决断就好。
不过未成年人不一样。人类大脑寻求奖励的部分成熟得相对较早，但前额叶皮质要等到25岁左右才能完全发育成熟，它对自我管控、延迟满足以及抵抗诱惑至关重要。青春期前的儿童处在一个尤为脆弱的发育阶段。他们进入青春期后，常常在社交中感到惶恐不安，容易受到来自同龄人的压力，任何能在社交上给他们带来认同感的活动都容易叫他们沉迷。我们不允许这个阶段的孩子购买烟草、酒类，也不让他们赌博。同样是使用社交媒体，青少年付出的代价明明比成年人高，但收益却微乎其微。我们还是让孩子先脚踏实地，把地球上的日子过好，再去考虑火星的事情吧。
本书关注的人群是出生于1995年之后的孩子，
[4]
他们常被称作“Z世代”（Gen Z）。更早的那一代被叫作“千禧一代”（Millennials，出生于1981—1995年）。有些搞市场营销的人认为，2010年是Z世代的终点，自那以后再出生的孩子应该被称作“阿尔法世代”（Gen Alpha）。对此，我有不同意见，Z世代，即焦虑的一代，不可能已经迎来了终点。除非有一天，我们能摒除影响童年的一切焦虑因素，让孩子们不再焦虑，否则Z世代将无休无止。
感谢社会心理学家琼·特文吉（Jean Twenge）的开创性研究，为我们阐释了不同的世代为何会表现得如此不同。背后的原因包括了他们孩童时代经历的大事件（如战争或经济大萧条），以及他们在未成年时期使用过的设备的变革（从收音机到电视，再到个人电脑、互联网，直至iPhone）。 [5] Z世代的第一批人在2009年开始进入青春期。彼时正值几股技术浪潮登上历史舞台，并彼此融汇：21世纪最初10年迅猛扩张的高速宽带、2007年面世的iPhone，以及实现了高度病毒化传播的社交媒体。2009年，“点赞”“转发”或“分享”按钮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社交媒体的变革，改变了网络世界的社会动态。2009年之前，社交媒体连接的大多只是现实生活中的朋友，没有如今这些让人可以及时反馈、让信息得以广泛传播的功能，所以当时的社交媒体“毒性”尚轻。 [6]
没等几年，第四股浪潮也汹涌而至，它给女孩们带来的冲击远大于男孩。2010年，智能手机增加了前置摄像头；2012年，Facebook（现改名为Meta）收购了Instagram。这两件事对自拍照的兴起与流行可谓居功至伟。在其助推与裹挟下，大量青少年精心策划、打磨、上传照片和视频，把自己的生活展示给身边的熟人以及陌生人看。这里的“看”不是简单地浏览，展示者还要接受他人的评判。
Z世代成为历史上第一批兜里揣着“门户”度过青春期的人。这个门户就是智能手机，会将他们从周围的人身边吸引走，带他们进入一个新宇宙。那里比现实世界更加刺激，令人上瘾，且幻化无穷。但正如我后面要说的，那里并不适合儿童和青少年。想在这个宇宙中左右逢源，孩子们得耗费大量的精力去打造和管理他们的个人形象，且要持续发力，不可松懈。这对于获得同伴的认可来说至关重要，在青春期的孩子眼里，同伴的认可就像氧气一样，同时也是避免网络羞辱的必要条件，否则他们将迎来青春期的地狱时刻。Z世代的孩子每天都要花几小时聚精会神地浏览手机屏幕，透过一张张欢乐开怀的照片，审视他人的生活，如朋友、熟人，乃至素昧平生的“网红”们。用户生成视频、流媒体娱乐内容越来越多。这些内容会自动播放，或者由算法推荐，而算法的设计宗旨就是尽可能地延长他们的在线时间。与此同时，孩子们与身边的朋友和家人玩耍、交谈、接触的时间大大减少，甚至连目光交汇一下的机会都少之又少。这减少了他们参与具身社交（embodied social）的机会，而具身社交对人类健康成长是不可或缺的。
Z世代的孩子们体验着一种激进而崭新的成长模式。身在其中，他们每个人都成了实验的观察对象。这种模式让他们不再像父辈、祖辈那样，与身边小小的、紧凑的社群亲密接触，彼此互动。而在过往岁月中，人类正是以小社群的形式不断繁衍进化的。我们可以把这种模式称作“童年大重构”，最先被重构的这群孩子就像是被送去火星长大的第一批人。
技术固然在重塑这一代孩子的生活体验和精神状态，但这只是童年大重构的主线之一。我们还要看到第二条主线：父母们好心办坏事式的过度保护，以及限制孩子在现实世界中的自主权。孩子的茁壮成长离不开大量自由自在的玩耍经历。这一需求在整个哺乳动物界都是显而易见的。在玩耍过程中，他们要处理各种小挫折、小挑战。这些体验就像一种预防针，让他们为今后迎接更大的挑战做好准备。但因为一系列历史及社会的原因，自20世纪80年代起，自由玩耍的时间就开始减少。到了20世纪90年代，减少的趋势加剧。在美国、英国和加拿大，越来越多的父母开始担忧，如果他们允许孩子独自外出，孩子极有可能会成为绑架犯或恋童癖者的目标。与此同时，随着个人电脑的普及，孩子们在家门外自由玩耍的时间进一步减少。因为电脑里的世界更好玩，更让他们坐得住。
我建议将20世纪80年代末当作从“玩耍式童年”（play-based childhood）向“手机式童年”（phone-based childhood）过渡的开始。这个过渡期很长，直到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中期才结束，那时，大多数青少年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智能手机。“手机式”在这里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我指的是所有既能联网，又能消耗休闲时间的个人电子设备，包括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能联网的电子游戏机，以及最重要的拥有无数应用程序的智能手机。
无论玩耍式童年，还是手机式童年，我所说的“童年”也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包括了童年时期和青少年时期。我只是不想把概念写得太长，否则得说“手机式童年时期以及青少年时期”。发展心理学家通常将童年和青春期之间的过渡标记为青春期的开始，但孩子们进入青春期的时间有早有晚，而且近几十年来呈现出越来越早的趋势，所以将青春期等同于青少年时期已不再准确。
下面是本书对各个年龄段的定义。
· 儿童： 0～12岁。
· 青少年： 10～20岁。
·
少年（teens）
：
13～19岁。
· 未成年： 所有未满18岁的人。我也会用“孩子”这个称呼，因为“孩子”比“未成年人”听起来更加亲切、随和。
儿童和青少年之间有一段时间是重合的，这是我有意为之，因为10～12岁的孩子正处于从童年向青春期过渡的阶段，这个阶段也被称作青春期早期。此时的他们跟儿童一样活泼爱玩，但也开始发展青少年时期才有的、复杂而高级的社会情感与心理体系了。
随着“玩耍式童年”向“手机式童年”转变，许多儿童和青少年很乐意待在家里享受线上世界的美好，但他们失去了用双脚丈量土地、与人交往的机会，这些体验对所有哺乳动物的成长都有着重大意义。孩子们原本该通过这些真实的运动、面对面的社交活动，发展基本的生存能力，克服童年期各种天生的恐惧，并练就独立性，逐渐减少对父母的依赖。在虚拟世界里，与朋友们的互动并不能完全弥补这些经验上的缺失。更甚者，当孩子们把玩耍和社交的阵地转移到网络世界后，他们会频繁地进入成年人的平台，浏览面向成年人的内容，甚至与成年人进行不良的互动，这很可能危害他们的健康。因此，尽管父母在现实世界中奋力扑杀各种风险，限制孩子自由活动，却又往往不自觉地在虚拟世界中给予了孩子完全的自主权。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大多数父母自己也不知道网上到底有什么，更不用说知晓应该管什么，以及怎么管了。
本书的核心论点就是，1995年以后出生的孩子成为“焦虑的一代”，主要是因为父母的上述两大趋势——现实世界中的过度保护和虚拟世界中的保护不足。
我想再聊一下本书将使用到的特定表述。首先是“现实世界”，指满足下列4项特征的人际关系和社交活动。这些典型特征已经存在了数百万年。
1. 具身性（embodied）。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身体语言进行沟通，我们能察觉他人的身体语言并且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他人的身体语言做出回应。
2. 实时性（synchronous）。 即交流是在同一时间进行，伴随着有关时机与顺序的微妙提示。
3. 沟通主要发生在一对一或一对少数几个人之间。 任何时刻，都只进行一个对话或一个互动。
4. 发生在社群内，且社群有着较高的准入门槛和退出成本。 所以，成员们有着强大的动力去维护彼此的关系，及时修复裂痕。
相对地，当我提到“虚拟世界”这个概念时，我是指一系列满足下列4项特征的人际关系和社交活动。它们的历史很短，不过是最近几十年才有的现象。
1. 非具身性（disembodied）。 沟通双方无须调动表情、手势等，只需要留言即可。对方可能是人工智能（现在很多情况下，已经是了）。
2. 非实时性（asynchronous）。 双方通过基于文字的帖子和评论进行沟通（视频通话除外，这种沟通是实时的）。
3. 大量的一对多交流。 可以向潜在的庞大受众传播信息，可以同时进行多个互动。
4. 社群的准入门槛不高，退出成本极低。 谁不开心了，都可以轻易地拉黑他人或退群。社群的生命很短，成员的关系很脆弱，说散就散。
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边界其实很模糊。我和我的家人的生活是非常贴近现实的，哪怕我们常用视频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来保持联系。相反地，两个生活在18世纪的科学家倒可能离虚拟世界更近，因为两人仅仅通过书信往来。区分两个世界的关键是，一个人为了维护人际关系，需要下多少功夫。如果我们在一个无法轻易退出的群体中长大，那么我们的行为就会像老祖宗们几百万年来一直遵循的那样：学习如何为人处世、如何管理自身行为和情绪，以呵护这些宝贵的人际关系。不少网络社区也找到了方法，提升成员对关系的维护意愿和力度，以及集体归属感。但总体而言，如果孩子们成长于一个个网络社区，面对不停更迭的成员结构，互动时连真实姓名都不用，想退出时只需要点击一下按钮就好，那么他们大概率学不会老祖宗们的社交技能。
本书分为4个部分，分别阐述了2010年以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变化趋势（第一部分）；童年的本质以及我们是如何毁掉这个时期的（第二部分）；新出现的手机式童年所带来的伤害（第三部分）；从家庭、学校、社会角度出发，我们应该如何修复这些伤害（第四部分）。只要我们联合起来，采取行动，一定能扭转局面。
第一部分仅有一章，概述了21世纪13～19岁的青少年们心理健康面临危机和幸福感下降的实际情况，揭示了快速过渡到手机式童年所带来的破坏性有多大。从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初期开始，焦虑、抑郁和自我伤害率就在急剧上升，这反映了心理健康状况的下降，其对女孩的冲击最为严重。男孩的情况更为复杂，各方面的涨幅虽不如女孩大，但涨势抬头得比女孩更早。
第二部分深入挖掘了背后的原因。21世纪第二个10年爆发的心理大危机，需要我们回溯到20世纪90年代。那时父母们日益增长的恐慌以及过度保护式育儿才是根源。我阐述了智能手机和父母的过度保护，如何像“经验阻断器”一样，使得儿童和青少年难以获得他们最需要的具身社交经验，包括冒险式玩耍、文化的亲身传承，乃至过渡仪式（rites of passage）
，以及恋爱关系。
第三部分通过对研究成果的展示，我阐述了手机式童年给儿童的成长发育带来了哪些伤害。我发现了4大伤害：社会剥夺（social deprivation）
、睡眠剥夺（sleep deprivation）、注意力碎片化（attention fragmentation）和成瘾（addiction）。接下来我将重点关注女孩群体。
社交媒体的使用不仅与心理疾病有关联，更是心理疾病的直接病因。我将以经验性证据为基础，解释这个病因的多种作用原理。男孩也会遭遇心理健康问题，但病程稍有不同。我阐述了童年大重构是如何让男孩们的“未能成功启动”率（rate of failure to launch）急转直上的。未能成功启动是指难以从青少年过渡为成年人，并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在第三部分的结尾，我想探讨一个问题：以手机为主导的生活给我们所有人（包括儿童、青少年和成人）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我还会暂时抽离学术视角，俯身去灵性的世界里寻找答案。原谅我只能称其为灵性的世界了，我讨论了6种古老的精神实践，这些实践可以帮助我们所有人在当下生活得更好。
第四部分是我提出的若干点建议，每一条都是当下可以落地，也是迫切需要落地的。我的建议以相关的研究成果为依据，希望能够帮助科技公司、政府、教育机构以及父母解决各种“集体行动问题”。这些问题一直是社会学界研究的重点，但任何人都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就解决掉。如果各方能够联合起来，相互配合，就有希望打破僵局，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加光明的未来。
我是纽约大学的教授，会给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课，也常受邀去高中和其他大学演讲。我发现，Z世代的孩子们身上都有几项特质，这些特质极有可能帮助他们扭转局势。
首先是积极主动的心态。他们追求进步，希望自己越来越强，而且大多数孩子对新颖的沟通方式持开放态度。其次是远大的抱负。他们的内心深处奔涌着改变世界的激情，希望给人间带来更多的公正与温情。他们擅长组织活动，实践心中的想法，而组织的平台也正是社交媒体。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逐渐清醒，他们开始识破科技公司对自己的操纵与利用。随着活动经验的丰富，以及创新能力的提升，他们必将找到自己这代人的破局方法，其效率和效果都更胜于我的建议。我相信，他们更有能力去落到实处，让方法带来实效。
我是一名社会心理学家，不是临床心理学家或研究传媒的专家。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已迫在眉睫又错综复杂，我们无法仅从单个学科的角度来理解。我的研究领域涵盖道德、情感和文化。在过去的学术征程中，我收获了不少方法和思路。我将把这些应用到儿童成长和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研究中。
积极心理学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从那时起我便投身于该领域，在学术的海洋里四处探寻，想搞清楚人类的幸福感到底源自何方。我的第一本书《象与骑象人》（
The Happiness Hypothesis
）
审视了东西方古代文明，总结出了古人的10个“幸福奥秘”。
我曾在弗吉尼亚大学担任心理学教授（直到2011年）。当时我开设了一门叫作“幸福学”（Flourishing）的课程，就是基于这本《象与骑象人》。现在我在纽约大学的斯特恩商学院任教，这门课几经改版，一直活跃在本科生和MBA学生的课程表中。随着我的学生从千禧一代过渡到Z世代，他们的手机从翻盖的变成了智能的，我观察到学生们越来越焦虑，对设备越来越依赖。我能了解到这些情况离不开学生的坦诚。他们向我分享内心的煎熬，描述对各种新兴技术的爱与恨。
我写的第二本书是《正义之心》（
The Righteous Mind
）
。这本书阐述了我关于人类道德感的心理基础演变的研究成果。我探讨了为什么品行端正的人会在政治或宗教立场上产生分歧，尤其关注了人们对于融入道德社群的需求，这些社群往往为人们提供了共同的意义和目标。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意识到，对成人用户来说，社交网络无疑是生活和工作的利器。但对孩子们来说，社交网络替代不了现实的社群。数十万年来，正是现实世界的社群生活深深滋养了人类幼崽，塑造了他们的精神世界，记录了他们的成长足迹。
我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深入研究，其实真正起步于我的第三本书。格雷格·卢金诺夫（Greg Lukianoff）是我的好友。2007年，他得了严重的抑郁症，之后便去学习了认知行为疗法。这段经历让他能在很早的时候便察觉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且形势危急。当时他看到很多学生陷入了扭曲的思维模式，认知行为疗法对这些模式是明确反对的。
2014年，格雷格感到情况有些蹊跷，一些学生竟然主动要求学校加大所谓的保护力度，避免一些书和演讲者让他们感到“不安全”。格雷格意识到，学校似乎在有意无意地诱使学生们走入一个个心理牢笼，使其认知发生扭曲，坠入灾难化思维（catastrophizing）
、两极化思维（black-and-white thinking）
、情绪化推理（emotional reasoning）
等思维陷阱。这些认知扭曲实际上可能导致学生抑郁和焦虑。2015年8月，我们两人以“娇惯的心灵”为题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阐述了这一观点。
这篇文章的观点肯定有站得住脚的地方。毕竟在当时的象牙塔里，的确有部分课程、学术思潮 [7] 无意间在诱发学生们的认知扭曲。但到了2017年，问题背后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青少年的抑郁和焦虑问题在多个国家同时暴发，波及各个教育水平、社会阶层和种族的青少年。以1996年为分水岭，此年以及之后出生的孩子们，在心理体验方面，与此前出生的孩子们存在明显差异，哪怕他们的出生时间只相差几年而已。
格雷格和我决定继续完善《大西洋月刊》的那篇文章，将其扩展成一本同名书。在这本书中，我们努力寻找这场心理大危机的原因，借鉴了琼·特文吉2017年讲“互联网一代”的那本书。可惜那时的我们觉得，技术的发展和危机的恶化之间只有相关性——十几岁的孩子一旦有了智能手机，就开始变得更加抑郁。那些玩手机玩得最多的孩子，恰巧也是抑郁问题最严重的孩子。积极参加线下活动的孩子是最健康的，活动可以是团体性的体育项目、宗教社团活动等。
当时我们都认为，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所以还特意告诫父母，不要被我们的发现吓到，不要过激地应对新技术和新设备。
2023年，新近的大量实验性研究（experimental research）
和相关性研究（correlational research）
已充分说明，社交媒体对青少年造成了伤害，尤其是对正在经历青春期的女孩。
在创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之前的判断还是太简单了，危机的成因其实相当复杂。问题不仅源自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作恶，更与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转型纠缠在一起。这是一场降临到未成年人群身上的转型，改写了孩子们的童年模式，且对男孩和女孩的影响同样深远。
100多年来，我们做了大量工作来改造这个世界，希望给孩子们建造一个安全的成长港湾。20世纪初，汽车逐渐普及，随之而来的却是成千上万的儿童因车祸丧生。20世纪60年代相关法律出台，强制要求乘客系安全带。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们又规定车辆必须为孩子配备安全座椅，这才遏制住了惨剧的势头。
[8]
20世纪70年代，我还在念高中，但很多同龄的朋友已经在吸烟了。有了香烟自动贩卖机，烟草对于这些小烟民来说是唾手可得的。后来，美国政府发布禁令，坚决取缔了这些香烟自动贩卖机。这个禁令当然给成年烟民带来了不便。自那以后，他们必须去商店购买香烟，还得依照店员要求出示证件，以证明自己的年龄吸烟合法。
几十年来我们多管齐下，不遗余力地为孩子们摒除各种风险。针对儿童的诸多保护措施也没影响到大人的自由，在很多问题上，我们允许成人自主决定。但猝不及防间，我们构建了一个虚拟世界。成人可以沉醉其中，随心所欲地畅享新奇的体验，但儿童几乎没有防御能力。
随着证据越来越充分，我们已经知道，手机式童年正在逐步让我们的孩子在心理上变得不健康，在社交上变得孤立无援，并感到极度不快乐。我们真的不在乎这些代价吗？或许终有一天，我们也会如20世纪那般明白一个道理，为了保护孩子，大人不妨承受些许不便。
我在本书第四部分提出了多项建议，以弥补我们已经犯下的两大过错：在现实世界中对儿童的过度保护（他们需要从大量的直接经验中学习），以及在虚拟世界中对孩子的保护不足（他们在青春期特别容易受到伤害）。我的建议都是基于第一部分至第三部分介绍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甚至部分结论尚处于争议之中。我自己大概率也有谬误之处，我将尽力通过不断更新本书的在线补充资料来纠正这些错误。
即便如此，以下4项建议仍至关重要。我对这4项建议充满信心，因此我将它们称为“基础性改革”。这些建议将为数字时代的儿童奠定基石，让他们能更加健康茁壮地成长。这4项建议分别是：
行动建议
建议1：孩子上高中前不使用智能手机。
不要让孩子过早陷入不分白天黑夜可随意上网的状态。第一部智能手机可等到他14岁左右再给，在此之前仅提供一部功能手机（basic phone）
就好，里面的应用程序不多，也没有网络浏览器。
建议2：孩子16岁前不开设社交媒体账号。 孩子的大脑尚在发育，最是敏感而不堪一击。此时的孩子不该贸然进入社交媒体的汪洋中，被一轮又一轮尖锐刻薄的比较、一波又一波由算法推荐的“网红”影响。
建议3：学校内禁止使用手机。 无论是小学，还是初中、高中，只要学生在上学，就要收好一切可接发信息的设备，如智能手机、智能手表等。设备应该被锁在专用的手机储藏柜或袋子里。只有这样，孩子们才能把注意力从网络中抽离出来，回到与老师和同学的面对面交流中。
建议4：让孩子有充足的自由玩耍（即没有父母监督和陪伴的玩耍）时间以及自主权。 这样孩子能自然而然地掌握社交技能，克服焦虑情绪，今后成长为有自我管理能力的年轻人。
这4项基础性改革操作起来都不难，前提是大家要齐心协力，一起行动。这些措施的落地也不需要花一分钱，就算立法机构什么支持都不给，我们也能采取行动并看到成效。如果一个社区真能动员大多数的父母和学校切实落实这4项改革，那么我有信心，不出两年，这里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会得到显著改善。鉴于人工智能和空间计算技术（如苹果公司的首款头戴式“空间计算”显示设备Apple Vision Pro）正在突飞猛进地发展，虚拟世界将变得更加逼真，更加让人上瘾。问题已刻不容缓，我们必须立即开始行动。
我在写《象与骑象人》一书时，对古人的智慧和祖辈的觉悟肃然起敬。先圣们若来到当下，目睹了手机式童年的汹涌泛滥，会如何引导我们去处理这场危机呢？他们一定会让我们放下智能设备，重新掌控自己的思维。早在公元1世纪，哲学家爱比克泰德（Epictetus）就哀叹过人是多么软弱，动辄便允许他人操控自己的情绪。他说过：
如果你的身体任人摆布，你肯定会感到不满。那么，你为何不对自己思想的脆弱感到羞耻呢？仅仅因为他人的批评，你就变得思维混乱而且不安。 [9]
有些人在网上查看“提到了我”的帖子，或看到别人发布了针对自己的内容，就心神难安。这些人对于爱比克泰德的担忧想必能感同身受。也有人很少被别人“提到”或“吐槽”，他们只是默默浏览着无穷无尽的推送内容，被其他人的新鲜事、评价、动态淹没。公元2世纪的哲学家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给自己的忠告定能让那些默默浏览内容的网友有所领悟：
你无须浪费时间去在意别人的想法或做法，除非他们能影响到全体民众的利益。你越是在意，就越是无法做好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你满脑子想的都是某某做了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者哪些人说了什么、想了什么、接下来又要干什么。反正你有想不完的分心事，但就是不能集中注意力，好好想想你该想的事。
X世代（出生于1965—1980年）及之前的成年人自2010年以来，抑郁症或焦虑症的发病率在临床上并没有显著上升。
但在技术狂潮的冲击下，他们也被无休止的提示音和乱七八糟的信息折磨得更加心神不宁和精疲力竭。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能制作出以假乱真的照片、视频和新闻报道了，线上生活八成会变得更加乌烟瘴气。
[10]
我们不需要无条件地容忍这一切。对于自己的思维，我们当然可以重拾掌控权。
本书的读者不只限于父母、教师或其他关爱孩子的人群。无论是谁，只要你有兴趣去了解这场划时代的人际关系和认知转型，如何让我们失去了思考力和注意力，让我们做不到忘我地关怀他人，也建立不了亲密关系，那么你就是最佳读者。
衷心希望这本《焦虑的一代》能帮助人们重获真正的人类生活，无论你是哪一代人。
乔纳森·海特
[1] 要详细了解《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可参阅：Jargon, J. （2019, June 18）. How 13 became the internet’s age of adulthood. Wall Street Journal 。2023年，美国两党突然对如何保护儿童免受社交媒体的伤害产生了极大的热情，加利福尼亚州和犹他州率先采取了有力的行动，此外，美国国会还接到了多项相关的提案。第10章还将进一步讨论这些提案。
[2] Thorn & Benenson Strategy Group （2021）; Canales （2021, May 13）.有报告指出，未满13岁的儿童中，有40%已经在使用Instagram，其中部分儿童已遭受虐待和性骚扰。与此同时，这家科技巨头还在考虑开发一个儿童版的Instagram应用程序。详情参见 Business Insider 。
[3] Drum, K. （2016）. Lead: America’s real criminal element. Mother Jones . Kovarik, B. （2021, December 8）. A century of tragedy: How the car and gas industry knew about the health risks of leaded fuel but sold it for 100 years anyway. Conversation .上述两篇文章介绍了含铅汽油的历史及其对儿童大脑发育和成年后犯罪行为的影响。此外，油漆和水管里的铅也是导致铅中毒的来源。
[4] 皮尤研究中心将Z世代的起始年份定为1997年，但我认为这个时间有点晚了。2014年入学的大学新生就已经显现出新世代的行为特征了。琼·特文吉（Jean Twenge）选择将1995年作为互联网一代的出生元年。我在两者间折中一下，把1996年作为Z世代出生的元年。出生年份固然不能精准划定代际间的界限，但就如特文吉在她2023年的新书《代际转换》（ Generations ）中所言，世代间的差异确实是显著存在的。
[5] 琼·特文吉在2023年出版的著作《代际转换》中详细论述了这一观点。此外，她出版于2017年的作品 iGen 也值得一读。
[6] 关于这个故事，可参阅：Haidt, J., & Rose-Stockwell, T. （2019）. The dark psychology of social networks. Atlantic 。尽管Tumblr网站在2007年推出了“转发此博客”功能，但其影响力远不及Twitter 2009年推出的“转发”功能。
[7] 诸如触发警告、安全空间和偏见响应小组在内的现象日益增多，这些都在《大西洋月刊》（ Atlantic ）的这篇文章中讨论过。
[8] Durocher, A. （2021, September 2）.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ar seats: Then and now. Safe Ride 4 Kids .
[9] Epictetus （1st–2nd century/1890, chapter 33）. The Enchiridion.
[10] .参见我与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共同撰写的文章：Haidt, J., & Schmidt, E. （2023, May 5）. AI is about to make social media （much） more toxic. Atlantic 。该文章讨论的是人工智能将如何加剧社交媒体已造成的四大问题，人工智能技术将进一步放大社交媒体的负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