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耳朵”事件

天气预报说东京这段时间要下大雪，非常大的雪，结果一点雪花也没看到。不过，这对我来说倒是大好事，因为几年前我在一个大雪天有过一次非常惨痛的遭遇。

那天晚上我要在东京附近的一处地方演出，午饭是在家里吃的。有演出的日子里，吃饭是一件麻烦事，大家都为了吃饭费尽辛苦。如果在快要演出前才吃饭，由于我的胃消化速度是别人的四倍，大脑的注意力全被牵扯到那里了，没办法把精力集中到台词上。所以我总是在演出前就早早吃完饭。不过饭吃得太早，演出的时候肚子太饿，对身体也不好。但无论如何，我不愿把太多的时间和能量用在消化上。我并不是神经质的人，在这件事上虽然采取了一些权宜的做法，但还是会注意分寸。

就说这一阵子，我演的是玛琳·黛德丽的戏剧《玛琳》，除了第一幕和第二幕在后台，直到戏剧以她那场有名的音乐会结束，我没有一刻离开舞台。除了十五分钟的休息时间以外，我一直在舞台上演出，台词长达两千行。还有一种计算台词的方法是看到底有多少句。在戏剧《玛琳》中，自问自答和大段采访形式的独白要比对话多得多。剧本中，玛琳的台词有两千行，而且我的剧本是B5 大小的。所以在演出的两个小时里，真是一秒钟也不能分神。

再说我有惨痛遭遇的那个大雪天。雪是从前一天晚上开始下的，东京已经积了很厚的雪。午饭后我想吃个苹果，人家送给我的苹果放在公寓小阳台的纸箱里。我把那个阳台称为“南极”，需要冷藏的东西就放在那儿。打开铁门后，纸箱并不在跟前，而是放在另一头。雪还在纷纷扬扬地下着，天气非常冷，我快步跑过去，把手探进纸箱里拿出苹果。苹果是我喜欢的“富士”，正中间可以看到三个大字“日本一”。

“哎，说它是日本第一呢。”

我两手各拿一个苹果，满心佩服地端详着。这大概是在苹果变红前，先在正中间贴上“日本一”的字样，等后来把字样去掉的时候，周围的部分都变红了，唯独字样所在的部分还是白白的，这样，“日本一”的字就清晰地留了下来。

我拿着苹果，想看一看雪下得多大了，就向外张望，这时才发现从那里几乎看不到天空。此前，我还没有从“南极”看过天空。这座公寓在设计上颇有特点，阳台上方有一条很大的混凝土梁，为了防止鸽子飞进来，阳台栏杆上方有铁丝网状的篱笆，高高地伸展上去，从混凝土梁和篱笆之间约三十厘米的缝隙才能看到天空。

我斜着身子，侧头去看天空，但还是看不清雪到底有多大。我把身子斜得更厉害了，想不管怎样也要看清楚。当时真是糊涂，本来可以回到房间，从窗口很容易就能看到，我却非得从那一线窄窄的缝隙中看，因为当时我想直接看看天空。这个“南极”的混凝土地板上有一处需要留心的地方，我以前就发现了。那里本来有面隔离墙，发生火灾时可以隔开旁边的屋子，现在只剩下一道铁栏杆，大约二十厘米高。这道铁栏杆横在那里，像是马拉松比赛的终点。我一直很留心这里，刚才拿苹果的时候也是“嘭——”地跳过去。可是，我在狭窄的阳台上斜着身子费力地去看下雪的样子时，不知不觉就靠近了铁栏杆。我好不容易看到了灰蒙蒙的天空和雪花，知道雪下得的确很大，一边想着“啊，好冷好冷”，一边向屋里走去。

这么写，大家可能会感觉我的行动非常缓慢，实际上这一系列活动总共只用了大概五秒——从房间里出来，来到“南极”，再跨过铁栏杆拿出苹果。

“哇，日本第一。”“雪下得怎么样了？”“哦，还在下呢。好冷，好冷。进屋吧。”

这期间一共五秒钟。可就在要跑回房间的那一瞬间，不知什么时候，我的脚已经靠近铁栏杆了。我猛地抬腿要跑，脚却伸进了铁栏杆下面。随着“啊——”的一声，我的身体横着飞起来，脸重重地撞在了混凝土和铁门上。

“嘭！”

发出一声巨响。这个时候，我却没有“好痛”的感觉，手里拿着的苹果顺着敞开的房门滚进了房间。在手触地之前，我的脸先撞上了什么东西。我想站起来，却看到鲜血啪嗒啪嗒落在了混凝土地板上。“啊，眼睛还看得见。”我真是格外冷静，接着站起来，匆匆地向冰箱走去，这是因为想起了几十年前的一件事。

这件事是泽村贞子女士告诉我的。我一直叫泽村女士“妈妈”。有一次妈妈在电视剧中扮演一个死去的人，她躺在那里拍摄的时候，布景中天花板上的荧光灯忽然掉下来，正砸在她脸上。拍摄现场一片骚动，大家七嘴八舌地问：“没事吧？”妈妈叫道：“别叫了，拿冰给我！快拿冰给我！不早点冷敷的话，脸要是肿了，今天就没法拍了！快点拿冰！”

爸爸还在家里等着妈妈，这天如果拍不成，就只好改天再在这个布景中重拍，妈妈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这天最好尽量拍完。冰送到了妈妈手中，妈妈用湿毛巾包着冰块，放在被打中的脸颊上冷敷。脸颊居然没有肿，电视剧继续拍了下去，妈妈顺利回到家中，爸爸正在等着她呢。这件事我是几十年前听妈妈说的，这时候却忽然想起来了。“晚上还有舞台演出，脸肿了可不得了！”也许是这个念头刺激了大脑，我居然想起了已经淡忘多年的往事。

我往塑料袋里装上水，放进冰块，匆匆忙忙抓起旁边一块脏乎乎的抹布般的东西包起冰袋，放到脸上冷敷。我还没来得及照镜子，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受伤了，但能确定伤在脸上。然后我跑进洗手间认真地照镜子。右眼的眼角上方伤口比较深，血好像就是从那里流出来的。右眼下面颧骨那儿也有血迹，擦不掉。仔细一看才发现看着像血迹，实际上是那里的皮蹭破了，长约两厘米半的地方露出了肉。上面的皮肤已摇摇欲坠，我正想把它拿下来，却发现展开那块皮肤，它正好盖在红色的三角形的肉上。“嗯，那就这样吧。”我当时这么做真是幸运，后来才知道这样的伤口被称为“狗耳朵”。另外我嘴唇上面、鼻子下面的地方也撞破了。我本来以为情况更糟糕，现在发现没什么严重的，就想，这样去剧院行不行呢？但是鲜血还在往外流，我便给平时做健康检查的医生打了个电话。那是一位内科医生，我说了情况，又很认真地说：“我在‘南极’受伤了。”

电话中传出医生惊诧的声音：“在南极受伤了？！”

于是我解释了一番，最后说道：“没什么严重的，就这样没关系吧？”

医生慌忙说：“不行不行，撞破的地方一定要缝上才行。”

“缝？”

这对我来说可是生平第一次，我大吃一惊，几乎吼了出来。医生又提醒我：“是呀。今天外科大夫不在这里，请您立刻去有外科的医院看看。请您一定要去啊。”

我给事务所打了个电话，说了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事务所立刻为我联系了一家熟悉的急救医院，办好了手续，可以立刻就去。我的经纪人来接我去医院。我换了衣服，在房间中找了一圈，想看看苹果到底滚到哪里去了，但是哪儿都没有，好像已经消失了。我有些不甘心，本来想把它吃掉的，真是遗憾。事后我发现一个苹果从沙发底下滚到了钢琴的踏板下面，另一个也莫名其妙地滚到了一把椅子下。因为在饭后想吃点水果，才引发了这件事，所以我还是想吃点什么。去医院后，会有一阵子什么东西也不能吃，我找了一圈，拿起一块很大的糖放在嘴里。正在这时，经纪人来了。看到她推门进来，我说道：

“真不好意思，让您担心了。”

但我嘴里塞了一大块糖，说出来的话就成了：“怎不好意稀，浪里担心了。”经纪人的眼睛本来就很大，吃惊的时候，眼睛就像要鼓出来似的。听了我的话，她的眼睛真像是要掉出来了，满脸忧虑地问道：

“你说话已经这样了吗？”

经纪人的声音已经带了哭腔。那时她一定在想：“看这个样子，今晚的戏是演不成了。”我完全没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形，非常吃惊，赶紧把糖从嘴里拿出来，说：“没关系，我能说话。”事后，我把这件事讲给朋友们听，大家都说我“真是个满不在乎的人”。我自己也觉得的确如此。

总之，我们就这样去了医院。令人吃惊的是，大雪天的急救医院挤满了老爷爷老奶奶，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大家好像都是摔伤。我一边用脏乎乎的抹布冷敷脸，一边被带进放射室。我挺意外的，但想想这种情形下的确可能骨折。在这种场合，拍X光片真是再屈辱不过了。好像没有专拍面部照片的X光机，我站在拍胃肠X光用的台子前，脸朝下，摆出一副“对不起”的姿势照了一张。然后医务人员又告诉我：“好，屏住呼吸。”我又把脸贴在机器上，还是站着，把右耳贴在机器上照了一张侧面的，这也好像在说：“我做了一件错事。”连总是不知反省的我也在想：“再也不这样做了。”

外科大夫就是院长先生，他是一位豪爽而幽默的人，曾经在美国学过很长时间如何处理这类事故中受的伤，是这方面的权威。先生拿起X光片，对着光看了一番，说道：“嗯，没关系，没有骨折。”又说：“如果运气不好的话，撞在鼻子那里，也许就会撞死。”

我悚然一惊，如果我死在“南极”，手里的苹果早已不知飞到哪儿去了，人们不会知道我究竟为什么死在这种地方，只好得出结论说：“她本来就是个怪人嘛。”大概就不了了之了。如此想来，肯定有很多人去世后还被人误解。

先生又接着说：“您真是很幸运，要是撞得稍微偏一点，就撞到了眼睛上，那也不得了。人在瞬间还是能进行自我保护的。”

我得知自己原来运气这么好，也高兴起来。

另外，先生看的那张脸部X光片，也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一直认为自己的颧骨比较高，头盖骨的形状很怪异，但是看到那张正面照片，却发现脸部的轮廓细长美丽，让人着迷。再说侧面那张，我本来以为自己后脑勺扁平，实际上却是漂亮的圆形。我入迷地看着这张照片，问道：“先生，这么漂亮的头形真是我的吗？会不会和别人的弄错了？”

先生说道：“这就是你的，今天只有你一个人拍了这种X光片。”

看到自己头部的X光片这么漂亮，我非常激动，把两张照片拿在手里看了又看。最后先生吩咐护士：“把照片收起来。”护士把照片拿走了。先生开始看我的伤，眼睛上方比较深的伤口必须进行缝合。令我意外的是颧骨那块皮肤几乎要脱落的伤口。先生看着伤口，说道：

“这里是最麻烦的。这种伤口叫‘狗耳朵’，就是皮肤像狗的耳朵那样呈三角形脱落。这种伤一般很难恢复原样，大多要留下伤疤，伤在脸上的话真是很麻烦啊。”

先生又说道：“不过，这个‘狗耳朵’的皮肤还留在上面，非常好。如果皮肤没有了，那就不妙了。”

我很想说“本来我觉得这块皮挺碍事的，还想把它拿掉呢”，但终于没说出来。

先生似乎非常担心这个“狗耳朵”，几次三番地把那块皮翻起来又盖上，最后有些遗憾地说：

“今天先把它放在上边，用创可贴贴起来，看看情况怎么样。如果实在不行，就只能从别的地方取一块皮肤移植上去了。那样大多也会留下伤疤，真是很麻烦啊。”

我这才深深地感到自己做了一件蠢事。我问先生：

“从别的地方取一块皮肤，那从哪里取呢？”

先生答道：“这个嘛，可能是屁股上吧。”

我不由得笑了出来，把屁股上的皮肤移植到脸上，还是觉得很滑稽。先生看到我笑了，亲切地说道：

“没办法啊，是要从屁股上取皮肤。因为您是演员，还是尽量别留下伤疤为好。”

我慌忙说道：“先生，没关系，我并不是靠脸来工作的。”

先生说：“您为什么这么说呢？请别这样说，我们试试看吧。鼻子下面的伤口要缝上。”

我又一次在心里念着：“要缝。”

现在都是用显微镜一边观察伤口一边缝合。我躺到病床上，一位年轻的医生过来，在我脸旁边支上一架像显微镜的东西。这位医生也有点怪。给我缝眼睛上边的伤口时，医生说道：

“睡觉的时候还是闭着眼睛好啊。”

我很惊讶，问道：“睡觉的时候确实是闭着眼睛好啊，还有不闭眼睛的时候吗？”

“要是缝得稍微粗一点，眼睛就闭不上了，如果细细缝的话，就没关系。”

“那么请您给我缝得细一点吧。睁着一只眼睛睡觉还是挺奇怪的。”

医生说了一声“好，那么就缝得细一点”，开始缝起来。因为注射过麻药，我倒是不觉得疼。我闭着眼睛，时时听到剪刀剪断线或者什么东西的声音，感觉很奇怪。

这位年轻的医生真有趣，他一边为我缝着鼻子下边的伤口，一边说：“很少有大人要缝这里，一般都是小学生。大人这个地方也会受伤，真是很少见。”

不过医生还是认真地为我缝好了伤口，总共十四针，也许是十六针，最后叮嘱道：“不要再冷敷了，今天晚上也许会肿一阵子，您要有个心理准备。”

我看到了医生的正脸，非常年轻英俊，他穿着白衣服，显得和谐极了。

我对院长先生说晚上还要演出，先生在绷带上面贴了与皮肤颜色相同的胶布，叮嘱道：“在这上面化妆时，请千万不要揭去胶布，也千万不要直接把化妆品涂在绷带上。”于是，治疗全部结束了。眼睛上方是绷带和胶布，脸颊那里是绷带和胶布，鼻子下面还是绷带和胶布，而且还可能肿起来。这个样子，今天晚上的戏还演得成吗？

那天我演的戏剧叫《妮诺契卡》。匆匆赶到剧院后，我急忙开始化妆，并把大致情形向一起演出的演员简单说了说。舞台剧和拍摄电影及电视剧不同，也许还能蒙混过去，不被人看出来。终于开幕了，一切都照常进行。《妮诺契卡》这部戏曾被拍成电影，由葛丽泰·嘉宝主演，但它最初是出现在百老汇的舞台上。作为舞台剧，它富于喜剧性，又有很强的讽刺意味，非常有趣。演出结束后，女制作人飞奔过来问道：

“听说您脸上受伤了，是真的吗？在观众席上一点都看不出来。真了不起啊，靠着精神的力量就能不让脸肿起来！”

不管我多么能干，也没法靠着精神的力量不让脸肿啊。

这全亏了泽村妈妈，我心中十分感激。的确，脸上一点都没有肿。绷带和胶布贴在脸上，也许人们能看出脸稍稍有点向外鼓，不过我的脸型本来就有点弯曲，可能真的看不出来。如果是个鹅蛋脸的漂亮女演员，那一定会被人看出来的。两天后，我遵从医嘱又来到医院。不知道“狗耳朵”到底怎么样了？医生拿下绷带，高兴地说道：

“嗯，很好。也许用不着把屁股上的皮肤移到这里了。”

我也高兴起来。

一个星期后要拆线了。取下创可贴仔细一看，我不禁吃了一惊，眼睛上方就像漫画中缝合的伤口似的，黑色的线像拉链一样历历可见。结果，“狗耳朵”的恢复能力让医生都感到惊讶，并没有留下什么疤痕，长得非常平整。眼睛上方的伤口却很深，但不久也看不出来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眼睛也能闭上。

这件事过去之后，有一次我看电视，看到节目中有一位男演员，他曾经被汽车撞伤。他说：“鼻子下面缝了几针，我请求医生尽可能缝得细一点，越细越好。”听了这话我不禁笑了。看来我真是个糊里糊涂的人。就算信赖医生，一个女演员似乎也该表示一下对容貌的关心吧。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照了照镜子，想看看旧伤现在怎么样了。眼睛上的伤和“狗耳朵”完全没有痕迹了。只有鼻子下面嘴唇上面那处伤，根据光线的不同，还能看出一点来。但想一想，等年纪再大一些，嘴唇周围的皱纹出来后，大概就看不出了。我偶然和助手说了这个想法，她立刻趴到桌子上。我以为她哭了，没想到她是在笑。“女人都为了脸上能少一些皱纹绞尽脑汁，真没听说还有您这样的人。”说完她又笑了起来。

我想到要写下“狗耳朵”事件，是因为这还是第一次受这么重的伤。我从小就到处蹦来跳去，可是从来没有受伤，想想真是挺奇怪的。

说起我当年的淘气事儿，可真是不胜枚举。比如有一次我走在小学礼堂后面那条小路上，忽然看到路上铺着一张报纸。“哎？一张报纸！”我全力向前跑去，不偏不倚地跳到报纸正中央。没想到那是厕所的掏口，盖子已经挪开了，掏口上面只盖了一张报纸，于是我掉进了厕所里。

还有一次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快走回家的时候，我发现路边有一大堆沙子。“不是在海边，却有这么一大堆沙子！”我大为兴奋，朝着沙堆猛跳过去。谁知道实际上是一堆抹墙的灰泥，只是在上面盖了一层沙子。所以我扑哧一声掉进了灰泥堆，一直没到胸口，靠自己无论如何也拔不出来了。我手里提着的鞋袋也好，鞋子也好，双肩书包也好，全都成了铜像一样的颜色。直到妈妈傍晚出来接我时找到我，我都一直站在黏糊糊的灰泥里，只露出一个脑袋。

战时我们疏散到青森县的时候，我把月票弄丢了，那时没有车票卖，我只好一个人沿着铁路线走到学校。有一天，忽然从岩石对面的拐弯处驶来一列火车，这是临时运货车，出乎我的意料。当时我正走在铁桥的枕木上，桥下就是河水。那个时候东北铁路还是单线的，一时间真是前后左右都无路可去。无奈之下，我从枕木的间隙钻了下去，靠手臂吊在枕木上。下面就是哗哗流淌的河水，火车轰隆轰隆地从上面经过，我在心里数着有多少节车厢，反正是非常非常长的一列运货车。我的手臂快撑不住了。为了不让自己唯一的那双木屐掉到河里，我拼命地用脚趾钩住木屐。火车终于过去了，我把双肩书包当作杠杆，又爬回了桥上。很久以后，我才发现山本有三在《路旁之石》一文中描写了同样的场面。

像上面说的那种事还有很多，不胜枚举，可是我一次也没有受伤，这固然是比较幸运，另外也多亏了我的瞬间判断力。我能敏锐地感觉出该如何去做，并发挥想象力来行动。

可是长大以后，我决心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到处乱跳了。有个原因是一个曾经和我交往的男孩子说：“我总觉得你会掉到一个大洞里摔死。”我从此变得小心翼翼，每当乘坐电梯的时候，总要先确认一下电梯的底板是不是好好地在那里，经常被人笑话。当电梯门打开的时候，万一电梯是没有地板的，那可不得了。剧院和电视台播映室的落脚处都不太稳当，又比较昏暗，我更是小心万分，夸张一点说，简直像宫本武藏 那样紧张。

当然，我代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去访问的国家，有的地方内战不止，有的地方可能埋着地雷，有的地方也许有游击队出没，还有荒山野岭或者坎坷泥泞之处，什么样的地方都有。所以，我遵从当地人的告诫，无论看到什么，绝对不会“哇”地跳上去。

不过，也多亏了小时候喜欢跑来跳去，后来即便是去穷困的农村，过河的时候，河上只架了一根竹子当桥，我也能立刻判断出能不能过得去，脱下鞋子轻轻松松就走过去了。有位当记者的小伙子在河对面说：“不好意思，我有点害怕，不敢过去。”我很同情他，这大概是因为他小时候不喜欢跑来跳去吧。

我如今既然这么小心，“狗耳朵”事件又是怎么回事呢？若是有人问我，我只能说是因为下了大雪，才会搞成那样。所以这一阵子东京没下雪，真是让人高兴。 VFCwZJXfFvjBXOFVoRhXJpiT60JXZTE8LqM4784Pv1qNNIlKamyZQ34sr26VrfN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