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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结束后，我去听了西诺波利先生指挥的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我非常喜欢第九交响曲，特别是每当听到《欢乐颂》，心中就充满了喜悦（可能大家都这样想吧）。“音乐是多么美好的东西啊”，这句话虽然是老生常谈，我还是忍不住说了出来。这一次我去听第九交响曲，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
二十年前，我用《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的版税创建了社会福利法人小豆豆基金会，用于全方位地支持日本第一个专业聋哑人剧团。每当别人问起“为什么要创建这个剧团”，我总会说：“我出生在音乐家的家庭，从小有很多机会去剧院或会堂参加音乐会，自己成为演员后，更是经常去看戏剧、歌剧和芭蕾等。大家都会发表‘那个不错，这个没意思’之类的意见，但对失聪的人来说，却难得有作品使他们真正懂得并感受其中的趣味，所以他们去剧院和音乐厅的机会就非常少了。因此，我希望有一种演出，能使听得见的人和听不见的人都感到同样的快乐。”
美国有世界上最知名的美国聋哑人剧团，这是一个专业剧团，我三十年前就和剧团的人成了朋友。这个剧团在百老汇得过“托尼奖”特别奖，被誉为美国的国宝。我常常想，日本也有这样的专业剧团就好了。特别是从一九七一年开始，我在美国住了一年，经常去看演出。我很早就认识了许多日本的聋哑人士。当被问及“想不想看一下美国的专业演员表演的戏剧”，大家都说：“一定要看看，一定要看看。”我便和美国聋哑人剧团的人算了一下路费、住宿费和餐费，感觉还有能力邀请他们来日本，就订了一个计划。特别凑巧，那时日本文化财团对我说，如果我能和美国聋哑人剧团一起演出，并将他们的话翻译成日本的手语，将英语台词用日语讲出来，一起去各地公演，他们可以负责邀请的费用。那是一九七九年的事。我喜出望外，立即向剧团发出了邀请。这次公演在日本各地都得到很高评价，NHK和很多电视台都做了转播，手语受到了广泛关注，人们发现手语原来这么美好，这么富于感染力和表现力。当时几乎掀起了一股手语热。
此后又过了两年，美国聋哑人剧团再一次在日本举行公演，我也在各地参与了演出。节目有很多，最使来宾们感动的是美国代表性的剧作家桑顿·怀尔德的《小城风光》。现在我支持的日本聋哑人剧团的成员，就是看了那次公演的第一场演出后才聚集起来的。大家都觉得：“如果聋哑人也能成为专业演员的话，我们想试一试。”现在剧团已经有大约二十名专业演员了。剧团擅长用手语表演狂言
，十三年前因为创造新的视觉艺术形式获得艺术节奖，也收到了很多来自国外的邀请，去年去了俄罗斯、德国和匈牙利演出。狂言是我一向尊敬的大师三宅右近从开头手把手教的，每年都要在国立能乐堂举行“春季手语狂言大会”。
我们在表演节目的时候，总是尽量让听力健全的人和失聪的人能一起快乐地欣赏。除了狂言，我们还尝试演出了新的戏剧。现在电视和电影中需要用手语，人们几乎都来请日本聋哑人剧团的演员去教。就在近期，他们还参加了酒井法子的《星之金币》和电影《我爱你》的制作。
由于我们的基金会获得了社会福利法人的资格，必须建一个职业培训场所。我在品川区的大崎物色了一块地皮，建起了小豆豆文化馆。演员们也在那里排演戏剧，但主要的功能还是给残疾人士创造一个工作的环境。现在，在馆长的指导下，大约有二十人在从事印制T恤衫和制作点心纸盒的工作。文化馆还开了教手语的学习班，由几位聋哑人演员进行指导。聋哑人演员教的手语非常有趣，评价很高，学习班总是人满为患，人们甚至要排队等候。有很多主妇都成了手语翻译，有的年轻艺人也过来学习手语。每当我想起这些，心中就充满感激。长期以来，用手语说话总是让人感到难为情，但现在对大家来说，能用手语交谈已是引以为豪的事了。我身为基金会的理事长，得到了大家很多帮助，同时也要解决筹集资金等许多重要问题。
另外，我发现手语是一种极好的交流工具，这是听力健全的人无法想象的。用口头语言进行对话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外国人，就会想，这可怎么办呢？但美国聋哑人剧团的一位男演员曾对我说：“无论对方使用的手语和我的多么不同，只要给我三个小时，我就能和他进行日常交流。如果给我一个星期，我甚至可以和他讨论哲学。”如果世上的人都使用手语，我们也许可以更快地和外国人交谈。人们经常问我：“手语难道不是各国都一样吗？”因为手语也来源于生活，不同国家的手语有相当大的差异，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本来是谈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不知不觉把话题扯远了。因为我很想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创立的剧团，哪怕说上三言两语也好，就写了上面的话。这是我创立聋哑人剧团的起因。
听德累斯顿乐团演奏第九交响曲的时候，我还想起了一件早已淡忘多年的事。小时候爸爸带我去看过电影《贝多芬传》。那时候，从国外引进了许多讲述音乐大师的电影，比如描绘舒伯特的《我的歌在轻轻祈求》等。看《贝多芬传》是五十多年前的事，电影的梗概我已经记不清了，但记得有一幕是贝多芬的耳朵渐渐变聋，破旧的木百叶窗“啪嗒啪嗒”大声响着，但贝多芬完全听不到，真是非常可怜。我印象最深的是，贝多芬最后创作第九交响曲的时候，耳朵已完全失聪，他躺在床上，这时音乐会正在演奏第九交响曲的乐章和《欢乐颂》。音乐声传入我们耳中，但是从电影画面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贝多芬无法听到这些。第九交响曲演奏完毕，观众们热烈鼓掌，可是镜头转到躺在床上的贝多芬时，立刻陷入一片沉寂，贝多芬就在这沉寂中悄然离世。贝多芬有一个品行恶劣的侄子，在他临死的时候，这个侄子还偷窃他的钱财。我还记得自己厌恶地看着那个侄子，心想，他真是个坏蛋。观众们那么热烈地鼓掌，只有贝多芬听不到，他以为自己失败了，临死之际心中充满了绝望，实在太可怜了。我为他哭泣了很久。
听了德累斯顿乐团的第九交响曲，我的重大发现就是：我要创立聋哑人剧团，这其中还有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原因。我的前辈和同伴中，有很多演员说过：“由于观众掌声的鼓舞，我才能坚持到现在。”可如果听不到掌声呢？我真想告诉那些听不到掌声的人，他们在为你鼓掌呢。贝多芬在一片沉寂的世界中，还写出了那样杰出的乐曲，他真是一个天才。但得不到周围人的理解，他心里该多么痛苦啊。这真是太可怜了。只因为耳朵失聪，不管观众的掌声多么热烈，由于没有人告诉他，他以为自己并没有被人们认可，孤寂又凄凉地死去了，实在令人叹息。我对这一幕有强烈的感触，才在日后与聋哑人交往，并创立了这个剧团。如今发现原因，连我自己都十分惊讶。也许有人认为，贝多芬虽然听不到掌声，但是《欢乐颂》在他的心中回响，这就足够了。可我还是想告诉他，人们在为你鼓掌呢。
在小豆豆所在的巴学园里，有几个身有残疾的孩子，但是校长先生从来没说过“要帮助他们”之类的话。先生只是说“要一起来啊，大家要一起来”，所以无论干什么，我都和他们一起去做。尽管如此，如果我没去听西诺波利先生指挥的德累斯顿乐团的演出，也许就不会想起自己是因为贝多芬才创立聋哑人剧团的。
另外，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和我还有一个因缘——如果没有第九交响曲，我便不会来到这个世上。
我的父母就是在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音乐会上相识的。当时父亲是新交响乐团（即现在的N交响乐团）音乐会的主办者，母亲则是东京音乐大学（当时叫东洋音乐学校）声乐系的学生。再稍微扯远一点，人们经常会产生疑问：为什么在日本，总是到了十二月，也就是年底的时候，音乐会上就要演奏第九交响曲呢？其实这个做法是我父亲提倡的。我曾经问过他，原来竟出于一个令人同情的理由，现在的音乐家可能都不愿意相信。简而言之，当时日本的音乐家都非常清贫，尤其到了年底，要买过年的年糕，身负债务的人也不能不还债，总之很需要钱。那时候如果举办音乐会，演奏第九交响曲就一定能卖得出门票。因为第九交响曲中有合唱的部分，这一点太重要了。当时对各个音乐学校的学生说一声，他们就会免费来参加合唱。即便不是父亲那个时代，我在音乐学校上学的时候，也被邀请参加过好几次合唱，当然也是没有报酬的。据父亲说，学生们不仅不要报酬，还会对自己的父母和亲朋说：“我要在日比谷会堂演出。”所以会卖出很多门票。一个人只要帮忙卖出几张，会堂的座位就满了。因此，能救急的第九交响曲总要放在最困窘的年底演出。如果国家对文化事业伸出一点援助之手，第九交响曲也就不必非得放在年末演出了。在国外，第九交响曲能在人们喜欢的任何时间演出。
再说我妈妈为了参加合唱，和大家一起来到了日比谷会堂。那一天，妈妈穿着亲手编织的深绿色毛线衫和裙子，戴着绿色的帽子。妈妈那时候非常漂亮，从事电影行业的作家川口松太郎曾数次邀请她做演员。漂亮的妈妈穿上手织的绿色洋装，一定更加动人，在人群中非常引人注目。而另一方面，爸爸当时被称为“日本的海菲兹”，是天才小提琴家，而且十分英俊。妈妈站在合唱团高高的台阶上，当然能看清楚乐团最前面的爸爸。不过，爸爸能从合唱团的众人之中发现妈妈，倒的确让人佩服。而且爸爸还是近视眼呢。这也许是冥冥之中有神灵的指点。这一天两人相识，此后开始交往，再后来就结婚了，不久生下了我。所以我听到的第一首催眠曲是《欢乐颂》。我还不太会说话的时候，就开始唱：“欢乐女神，圣洁美丽……”可是，也许妈妈的发音不太正确，也可能是我小时候听得不准，反正我用德语唱的歌词仅仅是发音接近，很不准确。每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芥川也寸志先生就会哈哈大笑，直笑得落下眼泪来。
不管怎么说，我是在《欢乐颂》中长大的，真是非常幸福。柏林墙被推倒后，我去了东德，到歌词作者席勒的故居凭吊。席勒的故居比想象的要小，我在那里再一次回味着那句歌词，“在你光辉照耀下面，人们团结成兄弟……”，感觉很幸福。
柏林墙被推倒的时候，伯恩斯坦指挥的交响乐团演奏了第九交响曲。这一举动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由此可以看出这段歌词的重要性。
如果贝多芬没有写出第九交响曲，也许我就不会来到这世上。我一边对德累斯顿乐团的演出报以热烈的掌声，一边在心中祈祷：但愿在二十一世纪，真的会“人们团结成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