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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的纪录片《望长城》第一次以平民化的视角守望中华传统文化，第一次大规模地表现了普通人的生活，将如此众多的平民百姓的面孔展现在国家主流媒体上。《望长城》的主题从“长城”变成了“长城两边的人”。从宏大意象的表现转向对现实中普通人的关注。在对长城的寻找中，带出了长城两边普通人的生活。拍摄者用平视的目光、平等的交流，展示了一个平民社会的众生相，这在当时是一次伟大的创举，也是一次脱胎换骨的艰难转身。它第一次让中国电视纪录片走向大众。这时的拍摄者已经不再以“教化”者自居，而更多是以一种“发现者”的身份去寻找。寻找，贯穿在《望长城》的始终。《望长城》之后的一系列中华传统文化题材纪录片以大众的视角，展现传统文化与普通人之间的关系。
1991年播出的纪录片《望长城》开创了纪录片平民话语时代。在《望长城》刚刚开始拍摄的时候，为了走出一条创新的道路，摄制组抛弃了剧本，抛弃了既定的故事和内容，仅仅有总导演定下的几条颠覆性的原则——拍摄人物，拍摄过程，使用同期声。可真到拍摄的时候，摄制组无从下手，甚至都不知道要拍什么。茫然无边的寻找，让摄制组发现了，“寻找”恰恰就是一种拍摄思路，也是一个拍摄主题。于是有了开头大雾中寻找长城的一段，有了寻找王向荣的一段，有了寻找张腊梅的一段。展示长城，变成了“寻找”长城，这个关键词终于让《望长城》找到了它的美学定位与文化定位。不同于全知视点，“寻找”的视点限制了纪录片的观看范围，使原来的宏观叙事变成了个人体验，变成了一个个细小生动的生活片段，每一个片段都是个体生命的一个横截面。《望长城》用平等的姿态和视角去挖掘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和事，把他们推到前台，让他们自我诉说。《望长城》第一次让大众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参照系，这个世界就在自己身边，甚至就是自己的生活，片中人物说的话就是他们平常说的话，片中人物的经历和情感就是他们的经历和情感，这让观众产生共鸣。
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不仅将镜头对准了众多美食，更对准了美食背后的人们。这些与美食有关的人物中，没有美食家，也少有顶级厨师，甚至厨师都不多，更多的是平凡的普通人，这其中有街头卖馍馍的老汉，有豆腐坊的母女，也有多年没有回家的城市女孩。《舌尖上的中国》不愿将美食作为一种职业化的产物，而是将其看作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看作源于自然的一种物质，并讲述食物与人的关系、自然与人的关系。这种平民意识与纪录片中的平视视角相互契合。《舌尖上的中国》采取了与之前的纪实美学同样的平视视角，尊重普通人，与他们平等沟通，并以他们的视角看待问题。但《舌尖上的中国》还有一点与之前的纪实美学不同，就是在平视视角之外，还时常出现“仰视”的视角。如在表现老黄制作黄馍馍的镜头时，用仰拍镜头拍摄老黄布满汗珠的脸。在表现藏族望果节人们的祭祀活动时，大角度仰拍人们向空中抛洒青稞粉的动作。除了仰拍人物外，还有很多对于食物的仰拍镜头。在老包家的竹林中，放置于地面上的镜头仰拍高高的竹子；在青藏高原，仰角拍摄一株青稞，在灿烂的日光和湛蓝天空的衬托下，摇曳的青稞充满生机。这种仰视画面不仅表达着对于普通劳动者的尊重，更表达着对他们的赞美。而在对自然的仰视画面中，也同样表达着对于大自然的尊重和赞美。这使得纪实画面不再是冷静客观，而带有了情感的温度，带来了一种情绪的表达和精神层面的提升。
不同于其他美食题材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远离饕餮盛宴，远离豪华的知名餐厅，甚至较少触碰烹饪大师的精湛厨艺，而是把焦点放在了普通人的日常美食上，它们都来自于普通人最本真的生活。徽州的毛豆腐、绍兴的黄酒、东北的酸菜、兰州的拉面、西安的肉夹馍、岐山的臊子面、宁波的年糕，这些都是每个地方的平民百姓日常餐桌上再常见不过的食物，似乎登不上大雅之堂，但在《舌尖上的中国》的镜头下，却华美高贵。这源于纪录片的一种根本的创作基调——平民视角。《自然的馈赠》一集中，浙江省遂昌县的老包做家常笋汤时，毫不吝惜使用价格比春笋高出20倍的遂昌冬笋，因为在他眼里这只不过是从自家毛竹林里采的一种小菜。在为食物付出了劳动的人眼里，每一种食材都是他们辛苦劳动的成果，都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并无贵贱之分。而这背后体现的是食物回归最初的本质，人与自然回归最淳朴、最本真的关系。平民化的视角带来了对食物平民化的理解，也使食物体现了最本质的价值。
平民视角之下的食物更饱含了浓浓的亲情。家乡的味道、妈妈的味道是印在每个人脑海中最深的记忆。在《时间的味道》一集中，对于呼兰河畔长大的朝鲜族姑娘金顺姬，故乡的味道是令她魂牵梦萦的泡菜的味道；对于湖南苗族姑娘小王，故乡的味道则是田沟里捕捞上来的鲜嫩鱼肉的味道……她们的父母烹饪美食只为给远归的孩子做上美美的一顿饭，理由简单又无法拒绝。味道的记忆直接作用于人的身体，而身体是人类自我认同中最重要的基础。我们回忆中的某种味觉带来的美妙感受总是联系着个人成长过程中某个阶段的珍贵瞬间，联系着围绕食物的人和事，联系着某种深深的情感。在讲述宁波年糕时，小女孩宁宁与外婆一起做年糕的情景，很多人童年记忆中可能有类似的场景。解说词这样表达：等宁宁长大的时候，也许不会记得年糕的做法，但那种柔韧劲道的口感，承载着家庭的味道，则会留在宁宁一生的记忆里。在这里，食物的味道不仅仅满足着味蕾，更代表着儿时的回忆，代表着浓浓的亲情，它们不起眼，不奢侈，但却能引起共鸣。人最深层的记忆往往是某种感官体验，味道常常能够成为人们最真实、最久远的一种记忆，而味道所连接的也不仅是食物，更是背后的故事和某个人生片段。
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不仅聚焦在美食上，更聚焦在生活中那些为饮食而奔波的平常百姓身上，聚焦在食物背后付出辛勤劳动的人们身上。在表现食物本身之外，更多画面则是在表现如何捕猎、采掘、加工、制作食物上，人的行动被推至前台。片中并没有概括讲述制作这些食物的过程，而是时常将叙事重点转移到一个个具体的人物身上，表现他们的情感和命运。
隆冬季节到湖北嘉鱼县采挖莲藕的圣武、茂荣兄弟每每走过农贸市场看到藕节时，总会念叨：“这些藕是不是我们挖出来的？有一种亲切感。”劳动者朴实的自豪感单纯而可爱。在《时间的味道》一集中，记录了离家多年的金顺姬在家乡味道的牵引下，回到故乡的故事，平淡却饱含深情。刚刚回到家时的拥抱，清晨起床与窗外母亲的对视，在自家大院子里在妈妈的指导下做泡菜，每一个生活细节司空见惯，却又十分抓人，对家的眷恋，对母亲的情感就在这日常的每个细节中不经意地展现，勾起每个人内心深处对家的记忆。
大澳村做了一辈子虾酱的老奶奶独守偏僻一隅，片中用长长的固定镜头表现她安静地坐在那里，旁边摆着的是与她一起做了一辈子虾酱、去世不久的老伴的遗像。没有多余的语言，也没有激烈的情节，但这空寂中却透射出无穷的人生况味和深沉的命运感。湖北挖莲藕的兄弟自豪地说，家里盖房子的钱，孩子们读书的钱，全是他们挖藕挣的，只要身体好，这个活儿还可以多干几年。而在豆腐作坊里，全家人吃完饭后，二女儿都要独自等待从豆腐作坊工作归来的姐姐吃完已经变凉的一餐饭，她告诉姐姐，不希望姐姐像自己的母亲一样，一辈子待在豆腐作坊里。“而对于妈妈和姐姐来说，生活中的很多部分已经和豆腐坊牢牢长在了一起。”纪录片并没有对人物命运进行纵向的全程记录，而是截取某个横断面，表现一种生活状态，而这种瞬间的状态其实牵连着他们的过去和未来，集合着他们的烦恼与矛盾、希望与憧憬，从一个细微的侧面展露个体的人生际遇和命运变迁。这些普通人的生活细节折射出关于人生、命运的哲学思考。
正是对个体的关注，赋予了纪录片强烈的个性特征。纪录片《望长城》第一次在纪录片中表现了一个个鲜活、有个性的人物。我们看到了司马迁故乡那个修鞋老汉的骄傲甚至轻蔑，唱民歌的放羊娃的羞涩，王向荣母亲对摄制组的依依不舍，煤矿工人张腊梅的委屈。《望长城》记录的人物内心是复杂而柔软的。这正是一个人真实的内心世界。纪录片第一次与观众产生了“共情”，让他们的情感与片中的情感对接，而“共情”之后，则是“感染”，情绪的感染和思想的感染，再然后则是自然而然、自发地产生“意义”。
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同样记录了一个个与食物有关的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食物是每个人的生存必需，但每个人对食物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食物也带给制作食物的人不一样的人生命运。乐观自信的老黄总是开怀笑着并自认为：“我做的黄馍馍是最好吃的！”香港的年轻人阿添和家人经营着近60年的腊味店，五光十色的现代生活中阿添依然保持着坚定踏实的生活理念：“花多点心思认识一下你在做的事情，就一定会从里面获得更大的成就感。”而在湖南大山里的姑娘龙毅从小就渴望走出大山，坚信“现在苦几年，以后就能幸福很久”，勇敢执拗的性格让她用自己的行动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她的讲述中却依然带着对故乡的深深眷恋。一个个蜻蜓点水般的简单情节勾勒出了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其中散发着的个性色彩使得片子也带有了独特的个性魅力。
个性化的表现正应和了这个个性化的时代。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中，人们获得信息越来越容易，信息越来越公开化，缺少独家也很难令人产生新鲜感，而唯有每个人的个性是机械时代无法复制的，它就隐匿在社会日常生活中，平民生活的各个角落里。不同的饮食带来不同地域的个性，而人与食物的关系又反映不同人的命运，并由此凸显出不同的人物性格。《舌尖上的中国》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方式强化了这种个性，这就是大跨度的跳跃、拼贴。城市与乡村、南方与北方，老人与年轻人，不断跳跃中更显个性差异，形成一种陌生化，陌生化带来新鲜感和刺激感，这是这个时代的人们极为渴望也极难获得的。在视觉的陌生化背后，又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因为每个个性迥异的人物，其性格特征可能都是普通观看者性格中的一个侧面，使其感到陌生又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