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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这场革命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然而，对于新疆来说，这一变革带来的是更为复杂和动荡的局面。新疆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多元，长期以来与内地的联系既紧密又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轨迹。清王朝在新疆设有伊犁将军等一系列统治机构来维持秩序。但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清王朝统治土崩瓦解，新疆的旧有统治秩序也面临着崩塌的危机。伊犁地区的革命党人响应武昌起义，于1912年1月7日发动起义，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新伊大都督府”，而当时的新疆巡抚袁大化并不愿轻易放弃权力，双方陷入对峙，新疆局势陷入混乱，战火一触即发。就在这关键时刻，杨增新登上了新疆的政治舞台。
杨增新，字鼎臣，云南蒙自人。他自幼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饱读诗书，1889年考中进士，随后步入仕途。早期他在甘肃等地任职，积累了丰富的地方治理经验。1907年，杨增新被调往新疆，先后担任阿克苏道尹等职务。在新疆任职期间，他对新疆的局势和风土人情有了深入的了解。面对辛亥革命后新疆的乱局，杨增新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当时，伊犁革命党人的力量不断壮大，而袁大化在与革命党人的对抗中逐渐处于劣势。袁大化为了摆脱困境，决定将新疆的统治权交予杨增新。杨增新在权衡利弊后，接受了这一任命。1912年5月，杨增新被袁世凯任命为新疆都督兼民政长，开始了他在新疆长达十八年的统治。
杨增新深知，新疆局势复杂，民族、宗教问题交织，稍有不慎就会引发更大的动荡。因此，他上台后的首要任务就是稳定局势。他采取的第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裁军。当时新疆军队成分复杂，既有旧有的清军，也有新成立的革命军，军队数量庞大且纪律涣散。杨增新认为，庞大的军队不仅耗费大量的财政资源，还容易引发内部矛盾。于是，他以各种借口逐步裁减军队，将军队数量控制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规模。例如，他先是以财政困难为由，裁撤了一些战斗力较弱且成分复杂的部队。在一次裁军行动中，他将某支由多地招募而来、管理混乱的军队就地解散，给予一定的遣散费用，让士兵们各自返乡。同时，他对保留下来的军队进行严格的训练和管理，提高军队的素质和忠诚度。他亲自挑选将领，将一些亲信将领安排在关键岗位，掌控军队的实际指挥权。对于那些可能对他的统治构成威胁的军队将领，他则采取分化瓦解、明升暗降等手段予以处理。有一位颇具威望的将领，在军中影响力较大，杨增新担心其势力膨胀，便将其调任到一个偏远地区担任虚职，同时安插自己的亲信到原部队掌控实权。
在政治上，杨增新实行“无为而治”的策略。他尽量减少政府对民间事务的干预，让新疆的各个民族按照自己的传统和习惯生活。在官员的任用方面，他采取了一种平衡的策略。他既任用汉族官员，也大量任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官员。他深知，新疆的稳定离不开各民族的支持，只有让各民族在政治上都有一定的参与感，才能赢得他们的信任。在南疆的某个县，他任用了一位在当地维吾尔族民众中威望颇高的阿訇担任县长。这位阿訇熟悉本民族的习俗和事务，在他的治理下，当地社会秩序井然，民众安居乐业，民族矛盾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同时，他对官员的选拔和考核非常严格，要求官员必须廉洁奉公，不得欺压百姓。一旦发现官员有贪污腐败行为，他会毫不留情地予以惩处。曾有一位官员在征收赋税时，私自提高税率，中饱私囊。杨增新得知后，立即将其革职查办，并将其贪污所得全部追回，返还给百姓，以此来警示其他官员。
在经济上，杨增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新疆的经济发展。他深知，经济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当时，新疆的经济以农牧业为主，工业基础薄弱。杨增新鼓励发展农牧业生产，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兴修水利设施，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他派人到内地学习先进的灌溉技术，在新疆各地修建水渠，改善农田灌溉条件。在一些地区，新修的水渠使得大片原本干旱的土地变成了肥沃的良田，农作物产量大幅提高。他还积极发展商业贸易，加强新疆与内地以及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他在新疆各地设立关卡，对进出口货物进行管理，征收关税，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他对一些重要的商业行业进行垄断经营，如茶叶、丝绸等。他通过与内地的贸易商合作，控制茶叶、丝绸等商品的供应渠道，在新疆市场上形成垄断，获取了丰厚的利润，这些利润一部分用于充实财政，一部分用于改善民生。通过这些措施，新疆的经济在他的统治下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
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上，杨增新采取了极为谨慎的态度。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地区，民族和宗教问题处理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新疆的稳定。杨增新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严禁官员干涉宗教事务。他深知宗教在新疆各民族中的影响力，因此他与宗教上层人士保持密切的联系，通过他们来稳定民心。他定期邀请各地的宗教领袖到乌鲁木齐，举办宗教交流活动，在活动中，他认真听取宗教领袖们对地方治理的意见和建议。对于一些涉及宗教纠纷的案件，他总是谨慎处理，尽量避免引发民族矛盾。有一次，两个不同教派的信众因为宗教仪式的问题发生了冲突，杨增新亲自前往调解。他耐心地倾听双方的诉求，依据宗教教义和当地的习俗，提出了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成功化解了这场冲突。同时，他也利用宗教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他宣扬“忠君爱国”的思想，将宗教教义与政治统治相结合，让民众在宗教信仰中接受他的统治。他鼓励宗教领袖在讲经时，融入爱国、守法等内容，引导信众支持政府的管理。
杨增新统治新疆期间，还面临着来自外部的威胁。当时，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建立。俄国国内局势动荡，一些白俄军队逃窜到新疆境内，对新疆的安全构成了威胁。同时，英国也试图通过新疆来扩大其在亚洲的势力范围。杨增新深知新疆的战略地位重要，他采取了灵活的外交策略来应对外部威胁。对于俄国，他采取了中立的态度，既不支持苏维埃政权，也不支持白俄军队。他一方面允许白俄军队进入新疆避难，但同时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管理和限制，防止他们在新疆境内闹事。他划定特定的区域让白俄军队驻扎，派专人对其进行监管，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禁止他们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另一方面，他也与苏维埃政权保持一定的联系，试图维护新疆与俄国之间的正常贸易往来。他与苏维埃政权的代表进行谈判，就边境贸易、人员往来等问题达成了一些协议。对于英国，杨增新则坚决抵制其在新疆的扩张行为。他加强了新疆的边防建设，在边境地区增设堡垒、哨所，增加边防驻军。拒绝英国在新疆设立领事馆等机构，维护了中国在新疆的主权。英国曾多次派人到新疆，试图与杨增新协商设立领事馆的事宜，杨增新每次都以各种理由拒绝，明确表示新疆是中国的领土，不容他国干涉内政。
在文化教育方面，杨增新的态度较为保守。他认为，新疆的文化教育应该以传统的儒家文化和宗教文化为主，不主张大规模地引进西方文化和现代教育。他担心西方文化和现代教育会冲击新疆原有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因此，在他统治期间，新疆的文化教育发展相对缓慢。学校数量有限，教育内容主要以儒家经典和宗教教义为主。不过，他也并非完全排斥新思想的传播。在一些大城市，如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也出现了一些传播新思想的刊物和团体，但这些都在他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会派人对这些刊物和团体进行审查，一旦发现有激进、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内容，就会立即取缔。有一个宣传民主共和思想的团体，在伊犁地区活动较为频繁，杨增新得知后，认为其思想过于激进，可能会破坏新疆的稳定，便下令将该团体解散，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警告。
杨增新在统治新疆的十八年里，通过一系列独特的统治手段，维持了新疆的相对稳定。然而，他的统治也并非一帆风顺。在他统治后期，新疆内部的矛盾逐渐激化。一些新兴的政治势力对他的统治方式不满，他们渴望进行改革，推动新疆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杨增新长期的独裁统治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1928年7月7日，杨增新在参加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的毕业典礼时，被军务厅长樊耀南等人刺杀身亡，结束了他在新疆长达十八年的统治生涯。
杨增新治疆十八年，其“塞外王”的统治术在民国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既有其成功之处，也有其局限性。他在复杂的局势下维持了新疆的稳定，使新疆没有陷入大规模的战乱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他的统治手段虽然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治理方式。然而，他的保守和独裁也阻碍了新疆的现代化进程，使新疆在文化教育等方面与内地的差距逐渐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