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抛却福音主义，等于抛却了维多利亚中期英国的道德特质。
——大卫·英格兰德（David Englander） [4]
一度极具影响力的“世俗化”理论宣称工业化、城市化、理性精神和宗教衰落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不过有越来越多的史学家质疑宗教信仰在19世纪英国渐渐消亡的趋势这一说法。透过实证研究，并重新更广泛地定义“宗教”为包括信仰的多种表现形式，而不局限于参与正式的教堂活动和崇拜，史学家发现宗教在19世纪英国大众文化和身份认同中不但未见消亡，反而持续占据中心地位。宗教不仅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科技发展中幸存下来，还被确立为维多利亚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主要价值观之一。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到文化，几乎在人们所有的生活领域中，宗教信仰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无上地位至少要持续到19世纪晚期。于是，宗教在揭示英国社会本质方面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在20世纪90年代，有关19世纪英国的研究开始关注宗教的作用。 [5] 若不了解相关宗教背景，就不可能听懂19世纪英国的故事。所以，要充分理解当时发生的动物保护运动，分析它的发展和特征、优势和弱点等，我们必须同时考量与运动发生无数相互作用的基督教传统。
经过诗人、思想家、神职人员、官员和一般民众持续数十年的发声和行动，到了19世纪初，动物保护运动已变得越来越有组织。在1800年和1802年，英国国会当中首度有议员提出废除斗牛和奔牛活动的动保法案，只是提案最后因微弱的劣势而以失败告终。不过，在经历过1809年、1810年和1821年的多番失败尝试后，第一个反虐待牲畜法案终于在1822年通过了，首度被列入成文法典，那就是著名的《马丁法案》（ Martin’s Act ）。其实早在1809年，一个反对超载和虐待马匹行为的“利物浦防止肆意虐待野兽动物协会”（Liverpool Society for Preventing Wanton Cruelty to Brute Animals）就成立了，只可惜未能长久营运下去。 [6] 而第一个得以长久运作的动保团体“防止虐待动物协会”（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最终于1824年在英国成立，后来更获得“皇家”（Royal）头衔，成为“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Roy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此后数十年，动保团体的数目不断增长，例如“禁止虐待无助动物协会”（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Cruelty to Dumb Animals，约1824）、“理性人道对待受造动物促进会”（Association for Promoting Rational Humanity towards the Animal Creation，1831）、 [7] “动物之友协会”（Animals’Friend Society，1832）、 [8] “有效禁止虐畜妇女会”（Ladies’Association for the More Effectual Suppress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1835）、“苏格兰防止虐待动物协会”（Scottish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1839）、“都柏林防止虐待动物协会”（Dublin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1840）和“国家动物之友协会”（National Animals’Friend Society，1844）纷纷成立。在接下来的20年里，许多团体经历了分裂和整合，它们共同构成了19世纪前半期动物保护运动的主要力量。当时的这些团体主要关注对工作动物和食用动物的虐待，例如马、驴、牛、羊和猪等，虐畜行为在街头上几乎天天上演。它们亦特别关注涉及虐待动物的流行娱乐活动，例如斗牛、斗鸡和斗狗。早期团体将精力集中于对虐待事件和虐待者的稽查与起诉上，它们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社会的市集、繁忙街道、老弱马匹屠宰场和娱乐场所中一股鲜明可见的道德改革和监察力量。 [9]
早期动保运动发生之时，英国社会不仅正面临人口快速增长、工业化与都市化等众多改变，还正处于宗教复兴和政治紧张的时期。复兴于18世纪的英国圣公会福音主义运动，在19世纪初时已蔓延至各教派，其思想亦渗入了维多利亚社会中每一个角落。福音主义强调赎罪、良心行事以及因信得救，并致力于传播福音和倡导多行善事。这股福音潮流对当时人们的个人信仰、家庭生活，以及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10] 福音主义尤其深刻地影响了公共道德领域，创造出一种带有强烈道德主义色彩的国家文化，并引起了一场捍卫宗教与社会道德秩序的道德改革运动，大至废除奴隶制度和改革监狱，小至禁酒运动和遵守安息日，还包括打击赌博和卖淫等败坏道德礼俗的恶习。 [11] 在自助、私人慈善和民间结社等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支持下，福音浪潮在日渐工业化的社会中释放了大众基督徒的巨大能量，促使大众积极行善、为帮助弱势群体而开展的慈善项目数量也空前激增。具有明显道德和慈善性质的反残酷对待动物运动，能够首先被视为这股深受福音派复兴影响的社会改革力量的核心要素。
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后的政治形势，激发了福音主义在英国的复兴，使其具有独特的政治属性，反残酷运动亦在价值等各方面受其影响。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以及1793年到1815年间与法国时断时续的战争，使英国产生了巨大的危机意识与维护英国体制的决心。由于社会上多数人担心席卷法国的革命狂潮以及各种激进想法将蔓延至英国本土，因此英国政府一改过去对激进势力的宽容态度，民间亦兴起一股自发性的爱国热潮，共同捍卫教会与国家体制，以求维护英国社会和政治稳定。当时的英国统治阶层与大部分民众都认为，国家的宗教信仰、人民道德和政治稳定全都是密切相关的，而不忠诚和不道德的行为立刻会令人联想到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兴起的雅各宾主义及其可怕后果，因此也被视为对基督教和英国政体的巨大威胁。当时政治意识形态造成的紧张局面不只助长了福音派的复兴，还推动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一场气势汹汹的道德改革运动。各种在改革者眼中属于败坏道德礼俗与破坏公众秩序的行为，比如酗酒、嫖妓、不守安息日、赌博、制造公共骚动、出版反宗教与政治反动读物或是贩卖色情刊物等，都受到严厉禁止和打压。此时宗教、政治和道德改革之间的关系相互交织，反残酷运动也涂上了独特的家长式、道德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这些特征一直持续到维多利亚时代中期。
道德重整运动的家长式心态与惩罚作风，鲜明地反映在早期反虐待动物运动上。早期运动团体的组成人士大部分都是信奉基督教的中产人士。对他们来说，虐待不会说话的动物很难和“优秀阶层”联想在一起。那些手持铁棍的车夫、拿木棒的牧人、在斗兽场吼叫或发出嘘声的下层民众，以及富人家中的仆役，都是在道德上“令人担忧”的族群。他们所谴责的，自然也多限于下层人士的虐待动物行为，如鞭打驴马、虐待牲畜、非人道屠宰，以及斗鸡、熊狗相斗等娱乐；对于上层人士的相同行为，比如说猎狐、射鸽等，却多避而不谈，或仅是清谈而无实际改革作为。同样，运动改革者受到19世纪阶层观念的影响，相信其所属的“有教养、优秀”的阶层有义务肩负起其所应尽的社会责任，即通过言传身教或严刑峻法教化那些比他们“劣等”的阶层。例如，著名的贵格派反奴隶运动领袖T. F.伯克斯顿（T. F. Buxton，1786—1845）在1824年“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成立大会上就清楚地宣称，这个协会的目的“不仅是要防止动物虐待发生，也是要让那些低下阶层的民众，尤其是那些本职工作就得照顾动物的人，能够培养一定的道德感，能够在思想与行为上都能如居他们之上的人们一般值得称许”。 [12] 而国会议员兼“理性人道对待受造动物促进会”主席W. A.麦金农（W. A. Mackinnon，1789—1870）在1831年年会上谈到充斥于下层民众的不人道行为时，同样表现出家长式的态度：“让这些人被好好地教导，让他们的道德原则被纠正过来，让他们知道公众舆论对这些残酷行为的看法。我相信有朝一日，他们将能够与今日我所有幸交流的在座各位一样人道。” [13]
对于关注道德的基督教改革者来说，虐待动物的问题不仅在于给动物造成了痛苦，还在于他们相信这些行为会败坏人性乃至整个英国的道德风气。常常伴随熊狗相斗、斗鸡、下层工人苛待工作动物等动物虐待事件出现的社会道德问题，例如打架闹事、醉酒和扰乱公众秩序，同样令改革者感到忧虑。首个参与起诉虐待动物案件的志愿组织“扫除恶习会”（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Vice）在报道熊狗相斗的案件时，批评该行为滥用了上帝赋予人类对动物的统治权柄；他们同时亦指出，此等场合会“大量聚集游手好闲、妨碍治安的人，增加闹事和酗酒发生的概率，并且导致公众的危险与骚乱”。 [14] 伦敦在1855年前最主要的活牲畜供应地史密斯菲尔德市场（Smithfield market），亦常是反残酷团体严厉批评的对象。但他们百般谴责与要求当局关闭和迁址，不单是因为这个人兽杂处之地日日上演着打骂牲畜、令其缺水缺粮和肢体残缺等惨剧，还由于这个市场内部的拥挤污秽及其周边遍布着各种败坏道德的场所，因此运动者认为它是“所有最堕落的贫民窟渣滓的聚集之地”，并会“造成道德污染之扩散”。 [15]
早期的反残酷运动，除了具有显著的家长式道德判官作风以及阶级属性之外，还有鲜明的爱国主义色彩。在战后保守爱国主义盛行的时期，早期反虐待协会的会议或报告中都有“净化这个国家，使其从可憎的秽行与耻辱中解放”“增进英国福祉，维护基督教之荣誉”的宣言。 [16] 由于当时民众的不虔诚与本土激进的雅各宾主义被视为对国家稳定的主要危害，所以此时的动保改革者尽管横跨各党派，据称有“辉格党、托利党、改革派、反改革派” [17] 等，却都坚守着一个共同底线——对基督教与国家秩序的维护，这种团结局面一直维持至19世纪30年代初。由众多圣公会牧师组成的“理性人道对待受造动物促进会”，经常高调宣示其维护基督教和国家尊严的决心，坚决反对任何危害社会秩序的事情。该促进会的主要领导人物，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托马斯·格林伍德（Thomas Greenwood）牧师在某次题为“论国家的残酷”的讲道中，就特别强调了爱国心、政治活动和动物保护之间的关联性。他将导致“法国这个基督教国家的大灾难”（指法国大革命）归因于法兰西民族的两大劣根性，即“缺乏男子气概”和冷酷无情。因此，英国若想避免步法国之后尘，当务之急是停止虐待动物。格林伍德牧师利用战后英国国内弥漫的爱国情操，热切地号召国内“真正的爱国者”手持“神圣的慈悲之盾”守护动物，并鼓舞“基督的忠诚战士”团结起来，献身于维护基督的慈悲原则，尤其当其他国家都已弃之而去时。 [18]
早期运动中这种强烈的政治、宗教正统观念与热情，一方面赋予了动物保护运动额外的救国政治意义，另一方面却也可能构成了运动团体分裂的根源。在对宗教异端包容度不高的社会环境中，运动成员一旦逾越了传统基督教的界限，就可能被视为对运动目标甚至国家不忠，从而成为运动打压排挤的对象。19世纪30年代初，运动内部出现的第一次大分裂也正起因于对非传统基督教观点的恐惧。在这场自清活动当中，“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和“理性人道对待受造动物促进会”的部分成员联合提出抗议，指责从1826年起担任“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名誉秘书长的犹太素食者刘易斯·贡珀兹（Lewis Gompertz，1784—1861），称其著作《道德探索》（ Moral Inquiries ，1824）中疑似隐含古典异教学说——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内容，而他因此被迫离开了协会。 [19] 他们不仅批评贡珀兹支持古希腊哲人波菲里（Porphyry）这个“不值得怜悯的基督教敌人”所宣传的饮食习惯，更声称贡珀兹受到了约翰·奥斯瓦尔德（John Oswald）的影响——奥斯瓦尔德是雅各宾俱乐部的一位成员，并曾在其著作《自然的呐喊》（ The Cry of Nature ，1791）中提倡印度教的素食主义。在独尊基督教的改革者眼中，奥斯瓦尔德犯了“宣扬恐怖的法国大革命，并煽动他人摒弃人性，使成千上万的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重大罪行。 [20] 在运动起步的数十年内，古典传统、东方传统或激进政治传统中存在的一切智识资源，要么被视为无关紧要，要么被视为危险而遭到摒弃，甚少为运动所援引。出于对协会排外的宗教立场以及效率低下等问题的不满，贡珀兹另起炉灶成立了跨宗教派别的“动物之友协会”。这个协会持续营运至19世纪40年代末期，并在数年内开展了相比“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广及更多城市的工作。 [21] 然而讽刺的是，在1844年又有另一群人自“动物之友协会”分离而出，这次脱离的部分原因是贡珀兹相信动物可以永生这非正统基督教的思想。 [22]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从动保运动一开始，基督教传统就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了其他传统，成为该运动认同、合法性和灵感的主要来源。在19世纪上半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年会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其成员再三强调其坚定的宗教立场，如宣告“我们以基督徒的身份相聚于此”“以基督徒的身份发言”“以基督徒的身份共同努力”等。就连通过决议、感谢支持者时，他们也这么强调：“我们感谢各界所给予的支持——但我们是基于基督教原则接受这些协助的；若非基于此原则，我们这个团体也将凋零枯萎。（欢呼声）” [23] 如同当时大多数跨教派的慈善团体或道德改革团体，运动中来自不同教派的神职人员和平信徒改革者，大多能超越教派间的分歧，在基督教的大旗下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24] 到了19世纪晚期，由于政治紧张局势逐渐缓解和福音派狂热逐渐降温，动物保护运动也变得更愿意容纳多元的政治和宗教观点，对相异意识形态不同的资源持更开放的态度。然而在此之前，动保运动的宣传和教育材料一直广泛使用基督教语言与论述，在动保团体的重要场合必然会有祷告和诗歌吟唱的环节，而改革者亦常把无神论与残酷画上等号，这一切都明确反映出运动的基督教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