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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一场以改善动物待遇为目标的动物保护运动于英国悄然萌兴。1824年，第一个反虐待动物协会成立并成功延续。 [1] 在接下来的近百年间，数以百计的类似协会及其地方分支机构亦相继涌现，一场波及英国本土，且影响力远布大英帝国的动物保护运动也蔚然成形。自18世纪末思想发端，至19世纪初组织行动，及至一战爆发所带来的运动重大变迁，人类历史上第一场动保运动在所谓的“漫长的19世纪”（long nineteenth century）期间，不仅改变了英国大众“看待”和“对待”动物的观念，更使“善待”动物这一价值观念成为英国国民认同中的一项关键元素，甚至延续至今。运动中渐次发展而出的各项目标、论点和策略亦日趋丰富与成熟，并与今天的动保运动具有高度延续性。是以我们也许可以说，这场萌发于19世纪的动保运动，无疑或直接，或间接地为今日蓬勃发展于全球各地的动物权益运动，埋下了根基，也建立了典范。由于这百年事业，在我们所栖居的星球已然迈入“人类世”之今日，世人已愈来愈越意识到重新审视人与动物之伦理关系的迫切性。在学界，一个方兴未艾的“动物转向”趋势更相应而起，既为历史悠久的动保思潮所驱动，更成为其进一步发展之驱动力。
本书旨在追溯当今动保运动倡议最为关键的前身——英国第一场动物保护运动，通过探讨运动如何挪用英国社会中的各项重要文化和智识传统，包括基督教传统、激进政治传统、演化思想、自然史以及文学传统等，呈现运动的动态形塑历程与社会改造潜能。本书指出，通过挪用19世纪丰富而多元的文化与智识传统，第一场动保运动不但完成各项动员任务、推进运动发展，更同时参与这些传统的重构工作，使其进一步在广大社会中协助促进了人与动物伦理关系的发展。如同一场运动无法脱离其时代而自成，一本著作亦是如此，本书便自当代动保运动和相关学术研究中获得了甚多灵感和助力。
自20世纪70年代起，动物伦理在英国渐获重视。个中缘由，不外乎西方世界在此时兴起了又一场激昂的动物解放运动。伴随着运动的勃发，倡议者、评论家与史家也滋生了探讨过往动保运动的兴趣。早期的动保运动往往被视为“现代感性能力”（modern sensibility）的一种展现。在这至今未息的现代感性能力与动保运动史的重建工作方面，不论在学术作品还是大众叙事中，约略可区别出三种解释模式。
第一是思想解释。由于长久以来思想之力量在历史进程中备受重视，又或者依常理假设，“思想”必然促发“行动”，所以一些学者往往将现代动物保护运动的起源，追遡到近代早期以及启蒙时期以来的智识发展。他们大量引用表达人道主义情感的文学和哲学作品，以及能重构人与动物关系的科学发现等，认定思想所发挥的历史形塑力。 [2] 传统思想史普遍侧重“伟大思想家”和“经典著作”的倾向，使得哲学家和科学家诸如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等人的观点在历史叙事中备受强调，并被认定直接促成了时代集体思维的转变。第二是社会经济解释。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物质决定论，以及受其影响不小的社会经济结构解释观也盛极一时，尤其是在政治史方面，而在动保史领域也不例外。为了解释19世纪动保运动的兴起，学者多认为工业化与都市化等社会经济结构性因素是人类转变对于动物的态度的主要促因：工业化使经济主要生产模式不再仰赖动物；都市化使城市人与动物不再有真实接触的机会，逐渐崛起的中产阶级因而转而拥抱宠物；以及社会中上层阶级将其自身价值施加于劳动阶级的霸权控制等。这些被认为共同造成了起源于城市中产阶级的组织化动物保护行动。 [3] 第三是社会心理解释。心理层面的解释也经常伴随社会经济解释，形成社会心理取向（socio-psychological approach）这一特定的解释学派。采用此类解释的学者通常用运动支持者的内在心理情结，如隐藏欲望和恐惧不安等情绪，来解释运动之兴起与消退。例如，在一部记述19世纪反动物实验运动史的重要著作《维多利亚社会的反动物实验运动和医学》（ Antivivisection and the Medical Science in Victorian Society ）中，作者理查德·法兰奇（Richard French）首次针对“反动物实验者之心灵”进行深入剖析。 [4] 他认为运动热潮源于反动物实验者对宠物的热爱，而这种热爱则源自性压抑的维多利亚时代社会中，大众“对肉体和潜伏体内的暗黑‘低级自我（lower self）’的恐惧”。 [5] 随后的著作例如詹姆斯·特纳（James Turner）的《思及禽兽》（ Reckoning with the Beast ）和卡罗尔·兰丝伯利（Carol Lansbury, 1929—1991）的《老棕狗：爱德华时代的英格兰女性、工人和活体解剖实验》（ The Old Brown Dog: Women, Workers, and Vivisection in Edwardian England ），同样对于剖析动保行动者的内在心理世界展现出格外的兴致。特纳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动物爱好者或动保运动者，多半是想通过关爱动物及帮助它们，排解自身对于性、人类的动物性（animality），以及社会压力的焦虑和内疚感。而提倡“善待动物”的懿行，不但可以在“后达尔文时代”作为“对人类拥有野蛮兽性之说最有力的驳斥”，还可为饱受工业时代压力折磨的都市人提供“抵御现代化冲击的心理屏障”，并且能使因阶级压迫而“深感罪疚的新兴中产阶级”将注意力从“被剥削的工人”转移到受虐待的动物身上。 [6] 兰丝伯利同样认为，在20世纪初期，有众多工人和妇女声援一只受活体解剖的“棕狗”，他们支持反动物实验，并非因为真心关怀实验动物的痛苦，而是由于他们自己在抑压的工业化社会或父权制度下，有着相似的经验而被运动吸引。部分女性改革支持者的动机，更被说成是“出自一种被虐之欲望，希望如她们所见的解剖台上的动物一样被制伏并被施加痛楚”。 [7] 根据兰丝伯利的说法，这些暗藏的身份认同和欲望冲动，不但排除了运动者真心关怀动物的可能，也部分解释了20世纪初反动物实验运动衰退之因，因为这从不是一场真正为动物而发的运动。 [8]
这几个主要解释模式——思想解释、社会经济解释和社会心理解释——对于我们恰当地理解动保运动势必有所影响。首先，思想解释和社会经济解释虽然有助于在历史大背景中定位动保运动，但这两者往往将与动物虐待无关的思想或物质条件视为运动兴起与发展的充分解释因素，运动则为其直接产物。 [9] 然而，存在于抽象领域中的各种纷杂思想是透过什么样的过程，又如何作用于物质世界中的实际事件和行动？关注点各自不同的历史行动者，又是怎样从其身处环境中相竞的各种观念寻得可用之材并创造出意义的？在这两类解释中，动保运动在挪用思想资源或诠释物质条件时，所展现出的中介（mediating）角色和历史能动性（agency）总是被略而不提。其次，从社会心理角度解释动保运动的著作，则倾向于回避或淡化运动者自我宣称的动机，以求揭示深藏于历史探究对象的复杂心理，或潜意识中的所谓“真实”动机。因此，运动参与者为动物而发的理性行为往往被翻转成为“非理性”之作为， [10] 对受苦动物的真实同情心也同遭否定。 [11] 这些解释趋势，自然不幸断阻了对动保运动的实际理据和运作的探究，也加强了当代广泛存在的偏见，即视动保运动者为多愁善感、病态痴迷和非理性之流。
然而，在后结构主义的智识浪潮冲击下，无论是新文化史所倡议的传播与接受理论，还是以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为代表的剑桥思想史学派，皆对思想和文本本身意义的确定性提出了质疑。学者不再假定语言或文本之意涵来自其语言或文法结构，而是产生于特定时空、语境脉络下之“用”。在研究上，则因此着重于探讨不同思想传统的多重阐释与挪用，借以发掘不同“利益群体”（interest groups）或“诠释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y）在面对支配性的文化结构时，尚能展现的一定能动性与文化创造力。 [12] 历史中的中介主体，小至某一读者，大至整个诠释社群，在文本意义生成中所扮演的角色，转而成为探究的对象。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和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等新文化史家与社会思想史学者所阐述的“挪用”（appropriation）概念，亦明确彰显了即便是平民百姓，亦有其解读概念与事件的独特模式，并且透过一个建构性的意义创造过程，善用身边的各种文化形式，以实现自身利益、满足自身需要和完成自身任务。 [13] 此外，在后结构主义同样带动的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的激发下，以加雷斯·斯特德曼·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率先挑战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19世纪英国史研究中盛行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使人们注意到语言和论述亦具有现实的中介与建构力量，因此应当关注“意识”（consciousness）和“行动”（action）的解释，从而纠正了马克思主义过度简化的物质化约论（material reductionism）或社会学的结构化约论（structural reductionism）。继语言学转向揭露了唯物论解释的有限性之后，行动者所宣称的信念、提出的动机、表露的想法，以及从前被忽视的历史主体的实践和经验，开始在历史分析中占有了席位。 [14] 一方面，“语言”和“言语行为”（speech acts）在意义建构过程中被赋予了更大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这些意义同样不再被认为是仅存于文本之中，或是文本作者所预设的内在含义，而是由众多持有不同利益、关注点和需求的历史行动者的诠释行为彼此激荡与角力产生。此外，随着史学中各种决定论观点日益受到挑战——不论是文本的、正典的还是社会经济决定论的，众多历史行动者的中介力量亦在社会运动分析中得露锋芒。 [15]
另外，社会学中的社会运动研究理论的发展亦面临与史学类似的问题。譬如，早期社会心理学对集体行动的解释，倾向于将社会运动描述为自发、杂乱无章的，并且是由心理失调或反常引发的。有鉴于此，发展于20世纪70年代的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ies），首先聚焦于运动群体获取和部署资源的理性活动，从而修正运动者不具理性的负面形象。而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的文化框架视角（cultural framing perspective），则更充分地考量了运动中的观念要素，以及结构和意识形态如何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转化为行动，将对历史主体的意义诠释带入分析之中，补充了在马克思主义和韦伯式社会科学范式下，对运动兴衰的决定论式结构性解释。 [16] 这些理论皆对本书聚焦运动的动员过程与传统挪用具有一定启发作用。
除此之外，20世纪70年代社会史中“底层史”（history from below）取径所带动的广纳边缘群体为历史探究对象的“史学民主化”趋势，再加上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史和动物研究，同样使得动保运动研究充满了发展的希望。除了主题上日渐多元，分析视角也推陈出新。希尔达·基恩的《动物权利：自1800年以来的社会和政治变革》（ Animal Rights: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since 1800 ）一书，除了全面描绘19世纪动物保护运动，亦提醒了视觉作用也是历史变革的力量。 [17] 其他重要研究亦以不同取径探讨了动保运动的不同面向，如从阶级、性别、种族、民族和帝国等角度理解动保运动；或聚焦动物实验、狩猎、表演动物、素食主义等具体议题。 [18]
对于动物伦理争议中不同行动者的立场与脉络的侧重，同样在近年带动了多重视角的探究，使历史考察更趋周全与持平。艾玛·格里芬（Emma Griffin）对于牛狗相斗这一民间休闲娱乐活动和上层人士狩猎活动的研究，就是其中一例。格里芬不采取传统以改革者为中心的叙事，而是转从休闲运动参与者的角度出发，将动保运动置于日益工业化和都市化的英国，以及国内的政治斗争脉络中分析。 [19] 此外，19世纪迅速发展的动物实验及其反对运动也吸引了一众科学史家投入其中。这些科学史家多能顾及更广的科学发展脉络，将动物实验置于生物医学科学发展、科学自然主义，以及科学和医学的专业化与制度化等脉络中理解。他们不但关注反动物实验运动，还发掘动物实验从事者的科学实践、理据、身份认同，以及对于反动物实验浪潮的应对。随着学界的“情意转向”（affective turn）， [20] 此研究领域同样转向分析“情感”对历史之作用。保罗·怀特和罗伯·布迪斯（Rob Boddice）都借此取径重构了支持动物实验科学家的理据与身份认同。怀特和布迪斯指出，虽然这些科学家于道德上备受社会质疑，但是他们通过在科学和诠释面上对“情绪”与“同情心”等概念的重新定义，成功建立起了科学家的正面形象，将其自身认同和职业身份打造为“道德的”和富有“男子气概的”。 [21] 总而论之，这些研究上的拓展，部分虽非直接涉及动保运动，却同样有助于阐明动保运动所处的大环境以及与之持续互动和交涉的各股社会力量。
此外，对19世纪人与动物关系领域的发展举足轻重的著作，则要数哈莉特·里特沃（Harriet Ritvo）的《动物阶层》（ The Animal Estate ）。里特沃的关切远远超出动保运动本身，而是广及阶级、性别、种族和帝国主义这些文化研究中的热门探讨层面。其取径是将动保运动与维多利亚时期与动物相关的其他现象，例如动物品种培育、狩猎、动物园建设和狂犬病防治等，视为探索人类社会与权力重大关系的折射镜， [22] 正如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名言——“擦亮动物这面镜子，我们得以寻见自身”。 [23] 里特沃的动物史学奠基之作虽然后来被批评为未将动物本身视作值得关注的议题，但仍算是以一番雄辩说服了前一代的学者——动物议题实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人类社会，其作用不可或缺。随后的动物研究，多强调回归动物在不同时空脉络中的主体性和经验，以重构出一个“不独具人类”的完整世界认识。这些研究趋势共同营造出一个对于动物的存在与历史能动性更为敏感的整体史学趋势，也对动保史学和人与动物关系史的接续探究有着莫大促进作用。 [24]
在当代多股学界潮流的影响下，笔者得以通过一种独特的取径，将英国第一场动物保护运动的故事重新讲述，娓娓道来。这本书聚焦于全球第一场动保运动——19世纪英国反虐待动物与反动物实验运动，并以这场动保运动与当时主要文化和智识传统间的互动作为主要线索，探讨该运动如何挪用各项重要智识与文化传统，以进行运动动员并达成各项目标，进而重构了19世纪英国社会人与动物的伦理关系。本书跳脱思想和物质决定论，不将动保运动视为这些因素的产物或必然结果，而是透过考察运动者如何诠释并巧妙地挪用其当世重要传统，以凸显运动者的主体性与创造力。本书同样充分呈现了动保运动者的自我表达和以目标为导向的努力，建构出动保运动者的理据和作为，据以重建为社会心理学派所否定的运动理性基础，并修正主流论述中动保运动者的负面形象，如心灵扭曲的社会边缘人，或是痴迷动物的怪人。另外，就本书所探讨的各个传统来说，包括基督教传统、激进政治传统、自然史传统、演化论传统，以及文学传统，本书期盼通过考察不同中介群体，在不同历史情境中基于这些传统创造出的多重价值和变动意涵，指出任何思想或传统实不具有单一的意义、固有的影响或绝对的支配力量，而是透过历史行动者的主动挪用与再诠释，转化成为极具潜力的改革资源，甚至是有力的文化转变工具。
当然，即便受益于各路学术发展，本书并不硬性套用特定分析框架，而是仅撷取其中有益之处。譬如，为了还原动保运动者的主体性、宣称动机、表述和经验，本书多着墨于运动的动员过程，仅在必要时才会如社会科学研究般，对各类型的动员工作细加区分，例如对内和对外如何达成共识、形构认同、强化运动者间的凝聚力与个人内在决心等。为避免使语言结构反倒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固化根源并导致另类决定论，遮蔽行动者的主体性，本书也特别关注改革者如何针对自身关注点和需求进行选择性挪用和创造性行动。而笔者之所以决定着眼于定义上更为松散的“传统”，而不是“思想”或“文本”，也是为了贴近历史行动者所处的真实情境。他们面对的，并非脱离物质条件的纯粹思想和未经解读的知识，而是由众多混杂形式、不同历史主体共同构成的动态性传统。在任一传统之中，不仅仅有思想、论述与文本，还有各类文化、道德以及情感力量等元素和惯习，这些全都能被足智多谋的运动者收入其动员工作的百宝袋中，以待挪用。 [25] 为进一步说明动保运动动员工作的广度和文化重要性，本书集中讲述了维多利亚时期社会中最具影响力，同时又与运动关联最为密切的文化和智识传统，包括基督教传统、激进政治传统、自然史传统、演化论传统，以及文学传统。透过深入探讨动保运动其实从未停歇的文化工作，例如挪用、诠释、重构和传播各个传统中的丰硕资源，本书也将展现出英国第一场动物保护运动的活力和创新力，并显示出运动在英国智识和文化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最后，绝大部分的传统，无论是宗教的、政治的，还是科学思想的、文学的，今时今日仍然是广义的全球性动保运动的论理基础、道德动力与情感来源，对于运动动员乃至文化深层转化皆具有莫大助益，是以这些传统挪用的故事也格外具有当代意义。
在此笔者也须强调，本书并非这些个别传统本身的历史，而是关于动物行动者选择性“挪用”这些传统的历史。标准的社会运动史一般多按时间顺序叙述运动，并系统交代其组织、领导和成员、部署和策略以及专项活动等面向，本书则因特殊目的而依“传统”分章。然而，笔者仍尽可能依时间顺序讲述，并相信所有的传统挪用历程，应能共同投射出动保运动从19世纪20年代的萌芽阶段到20世纪初的现代景况的基本轮廓。最后，笔者不得不承认，这个关于人类尝试改变动物命运的故事仍是一部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历史，较少涉及动物本身的经验与能动性。然而笔者相信，重建人们的能动性，特别是在社会运动研究领域中重建，仍将有助于建立一种能够促进“赋权”与“变革”，并有利于现实行动的主动性史学（pro-active historiography）。
第一章“挪用基督教传统”首先探讨对于英国社会及动保运动影响至深的基督教传统。本章跳脱传统观念史的做法，不着眼于主要神学家和经典文本，而是转向由动保运动中的平信徒和神职人员构成的诠释社群，呈现基督教信仰如何成为运动中大多数人身份认同、论述理据和道德动力的关键来源。通过挪用基督教的核心神学概念，如创造论、人类对动物的统治权柄、上帝的仁慈和基督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利用存在于更广泛社会争议中的反科学论述，动保运动者不仅将基督教转化为推进运动的核心动力，更在19世纪英国开创出一个正向而鲜明的人道对待动物的基督教“次传统”（sub-tradition），并在改善动物处境、提升动物地位方面，使其发挥了核心的促进作用。
第二章“挪用政治传统”探讨了动保运动与激进政治运动间的关联。本章首先指出，19世纪的主要激进政治运动，包括社会主义运动和现世主义运动，在反虐待动物及反动物实验议题上并不存在共识。然而，在进步浪潮交织汇流的19世纪末，许多具有激进思想的反基督教人士、社会主义者和争取选举权的女性运动者纷纷加入了动保运动，并自激进政治传统中挪用了各类概念、修辞形式、批判论述，以及策略等。譬如，他们坚守“人道主义”和“动物权”的一贯原则，以反对主流运动中互相矛盾和充斥社会偏见的保守意识形态；刻意使用“正义”和“权利”等较为激进的政治概念和语汇，以弥补“怜悯”和“仁慈”等宗教式用语的不足；拓展运动关注议题，如检讨狩猎活动、动物表演、动物园和肉食行为。受到19世纪末其他激进运动日益大胆的运动策略启发，部分团体亦诉诸秘密调查、媒体曝光、大型海报展示、店面宣传和户外示威游行等有别于过往策略的高调行动。运动的激进派通过广泛挪用激进政治传统各层面的资源，不仅使运动整体在意识形态、目标和策略方面逐渐激进化，亦在基督教道德改革传统整体于社会中渐行衰退后，赶搭上新时代之列车，延续发展，迈入动保运动的第二个百年。
第三章“挪用自然史传统”探讨了动保运动对大众自然史传统的参与和挪用。大约从19世纪40年代起，自然史文化日渐受到维多利亚社会大众的欢迎，广泛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灵性提升、自我教育、道德教化或宣教等活动的最佳素材。本章指出，在运动者同样积极的挪用下——包括扮演自然史的提倡者、教育者、评论者、出版者和推广者等一系列角色，大众自然史传统不仅为运动提供了丰富的知识资源，促进了大众对动物的正确理解和态度，也赋予了运动重要的思想和道德资源，强化了主流运动的核心意识形态和伦理观。最终，运动所从事的自然史挪用工作，更于19世纪后期推动了一种有利于运动整体目标、关注伦理和人道精神的自然史次传统，为19世纪人与动物关系的文化改造工程作出了贡献。
第四章“挪用演化论传统”指出，尽管现代动保运动者大多热情推崇达尔文的演化论，深信它在提升动物地位方面的革命性影响力，但是在19世纪时，运动对演化论思想的挪用既非必然，过程亦迂回曲折。不少因素令运动者在考虑挪用演化论思想时却步，因其对运动的部分固有基督教信念产生了抵触。此外，达尔文主义与“适者生存”一说的紧密联系、支持动物实验的科学家对演化论思想的挪用，以及达尔文本人对动物实验的支持等，皆使运动者多有顾忌，难以热切拥抱演化论。直到19世纪末，当运动内外宗教信仰与科学理性之间的紧张关系逐渐得到调和，加上20世纪早期达尔文主义的式微使各式各样的演化理论有了发展空间，才有越来越多的运动群体乐于采纳演化论传统。透过一番积极诠释、挪用与传播，运动终而将其转化成为形塑运动多元愿景的一项关键思想要素。
第五章“挪用文学传统”探讨动物保护运动向来所宣称的，它与文学领域之间存在的亲近关系。18世纪大量出版的富有人道主义同情的文学作品、反动物实验运动所广泛采取的文学与科学对立的二元论述框架，以及众多改革者对情感的深切诉求，都促成了运动对文学传统的高度认同。动保运动者通过参与一系列的文学工作，如文学评论、文学批判、编辑人道教育选集、征集作家支持、直接写作等，使得文学传统为动保事业所用，促其成为运动所不可或缺的道德、智识和文化资源宝库，尤其在大众识字率日渐上升和大众出版日益发达的19世纪70年代后，其角色日益重要。
结语部分总结了英国第一场动物保护运动在人与动物关系方面带来的制度、立法和文化成果。它同时反思，一项着眼于运动者的能动性、运动作为社会传统的中介角色和创造性主体的研究，对未来人与动物关系伦理愿景的开展与实现之推动，能够具有何等价值。
[1] 在此之前有动保团体成立，但皆因难以维系而历时不久。
[2] 参见Dix Harwood,“The Love for Animals and How It Developed in Great Britain,”PhD thesis,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1928; Keith Thomas, Man and the Natural World: Changing Attitudes in England 1500—1800 (London: Penguin, 1984)。
[3] 参见John Berger,“Why Look at Animals,”in About Looking (New York: Vintage,1991 [1977])（文章最初出版于 New Society , Mar.& Apr.1977）; Keith Thomas, Man and the Natural World: Changing Attitudes in England 1500—1800 , pp.173—191; James Turner, Reckoning with the Beast: Animals, Pain, and Humanity in the Victorian Min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B. Harrison, Peaceable Kingdom (Oxford: Clarendon, 1982), pp.82—122; Harriet Ritvo, The Animal Estate: The English and Other Creatures in the Victorian Ag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125—166; 段义孚（Yi-Fu Tuan）：《制造宠物：支配与感情》（ Dominance & Affection: The Making of Pets ,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Kete Kathleen, The Beast in the Boudoir: Pet-Keeping in Nineteenth-Century Par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Richard W. Bulliet, Hunters, Herders, and Hamburgers: The Past and Future of Human-Animal Relationship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关于对结构解释的批评，参见Adrian Franklin, Animals & Modern Cultures: A Sociology of Human-Animal Relations in Modernity (London: Sage, 1999), pp.9—33。
[4] 此为该书中有关反动物实验运动的三个章节的主标题。
[5] Richard D. French, Antivivisection and Medical Science in Victorian Socie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374, 386.
[6] James Turner, Reckoning with the Beast: Animals, Pain, and Humanity in the Victorian Mind , pp.33, 54, 67, 77.针对此观点的类似批判，参见Keith Thomas,“The Beast in Ma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 Apr.30, 1981。
[7] C. Lansbury, The Old Brown Dog: Women, Workers, and Vivisection in Edwardian England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pp.127—128.
[8] C. Lansbury, The Old Brown Dog: Women, Workers, and Vivisection in Edwardian England , pp.24—25, 187—188.
[9] 这一解释从运动的结构条件和智识起源出发，并假定这些因素对运动有着即时和固定的影响。参见Diane L. Beers,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he History and Legacy of Animal Rights Activ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thens, OH: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6); Keith Thomas, Man and the Natural World: Changing Attitudes in England 1500—1800 。
[10] 正如法兰奇在《维多利亚社会的反动物实验运动和医学》论及反动物实验运动时所言：“将‘动物权’或‘动物的永生’那些所谓抽象的哲学和神学说法，视为对宠物的爱的延伸产物，远比视其为运动全然理性的智识基础更为合理。”（第375页）
[11] 参见James Turner, Reckoning with the Beast: Animals, Pain, and Humanity in the Victorian Mind ; C. Lansbury, The Old Brown Dog: Women, Workers, and Vivisection in Edwardian England ; Keith Tester, Animals and Society: The Humanity of Animal Rights (London: Routledge, 1991)。博迪斯同样贬低运动参与者对动物的真心关注，指运动者其实是“别有用心，却以动保主张作为手段”（344），参见Rob Boddice, A History of Attitudes and Behaviours Towards Animals in Eighteenth-and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Anthropocentr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Animals (Lewiston: Edwin Mellen Press, 2008)。
[12] Quentin Skinner, Visions of Politics. Vol. I Regarding Meth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3] 参见Roger Chartier,“Intellectual History or Sociocultural History?”in Dominick LaCapra and Steven L. Kaplan eds.,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Reappraisals & New Perspectiv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13—46; Roger Chartier,“Culture as Appropriation: Popular Cultural Uses in Early Modern France,”in Steven L. Kaplan ed.,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Europe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Mouton, 1984), pp.229—253; Roger Chartier, Forms and Meanings: Texts, Performances, and Audiences from Codex to Compute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5); Haydn Mason ed., The Darnton Debate: Books and Revolu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1998)。
[14] 有关此发展的文献数量众多，各年代学者的部分代表作可参见Gareth Stedman Jones, Languages of Class: Studies in English Working Class History 1832—198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Eugenio F. Biagini and Alastair Reid eds., Currents of Radicalism: Popular Radicalism, Organised Labour, and Party Politics in Britain, 1850—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David Craig and James Thompson eds., Languages of Politics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15] 关于语言转向之后的史学发展的更详细说明，参见Gabrielle M. Spiegel ed., Practicing History: New Directions in Historical Writing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 (London: Routledge, 2005), pp.1—31。
[16] 由于相关文献众多，未能在此一一列出。关于社会运动理论发展的简要回顾，可参见Stephen M. Engel,“A Survey of Social Movement Theories,”in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and Gay and Lesbian Movement, 167—18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以及A. D. Morris and C. Mueller eds.,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Hank Johnston and Bert Klandermans eds., Social Movements and Culture (London: UCL Press, 1995); D. McAdam, J. D. McCarthy, and M. N. Zald e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Donatella Della Porta and Mario Diani, Social Movements: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1999)。
[17] Hilda Kean, Animal Rights: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Britain Since 1800 (London: Reaktion Books, 1998).另参见Richard D. Ryder, Animal Revolution: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s Species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 pp.81—165。
[18] 关于动保运动的性别化论述，参见Mary Ann Elston,“Women and Anti-Vivisection in Victorian England, 1870—1900,”in N. A. Nupke ed., Vivisec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ondon: Routledge, 1987), pp.159—294; Diana Donald, Women Against Cruelty: Animal Protec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9)。关于素食主义运动，参见Tristram Stuart, The Bloodless Revolution: A Cultural History of Vegetarianism from 1600 to Modern Time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7); James Gregory, Of Victorians and Vegetarians: The Vegetarian Movement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London: Tauris Academic Studies, 2007)。关于表演动物的状况，参见Helen Cowie, Exhibiting Animals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Empathy, Education, Entertainment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David A. H. Wilson, The Welfare of Performing Animal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erlin: Springer, 2015)。关于反狩猎运动，参见Philip Windeatt, The Hunt and the Anti-hunt (London: Pluto, 1982); R. H. Thomas, The Politics of Hunting (Aldershot: Gower, 1983); Allyson N. May, The Fox-Hunting Controversy, 1781—2004 (Farnham, Surrey: Ashgate, 2013); Michael Tichelar, The History of Opposition to Blood Sports in Twentieth Century England: Hunting at Bay (London: Routledge, 2017)。关于反动物实验运动，参见N. A. Rupke ed., Vivisec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ondon: Routledge, 1987); A. W. H. Bates, Anti-Vivisection and the Profession of Medicine in Britain: A Social Histor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以及本书第二章提及的其他著作。关于有组织的动保运动兴起之前的早期倡议阶段，参见Kathryn Shevelow, For the Love of Animals: The Rise of Animal Protection Movement (New York: Henry Holt, 2008); Tobias Menely, The Animal Claim: Sensibility and the Creaturely Voi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关于屠宰场改革，参见Chris Otter,“Civilizing Slaught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Public Abattoir, 1850—1910,”in Paula Young Lee ed., Meat, Modernity, and the Rise of the Slaughterhouse (Durham: 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 Press, 2008), pp.89—126。限于篇幅，此处不罗列涉及19世纪英国人类与其他动物之关系的著作，仅涵盖与动保运动相关之著作。
[19] Emma Griffin,“Bull-Baiting in Industrialising Townships, 1800—1850,”in Martin Hewitt ed., Unrespectable Recreations (Leeds: Leeds Centre for Victorian Studies,2001), pp.19—30; Emma Griffin, England’s Revelry: A History of Popular Sports and Pastimes, 1660—183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另参见Robert W. Malcolm, Popular Recreations in English Society 1700—18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20] 参见N. A. Rupke ed., Vivisec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ondon: Routledge, 1987); E. M. Tansey,“Protection Against Dog Distemper and Dogs Protection Bills: The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and Anti-Vivisectionist Protest, 1911—1933,” Medical History , 38, no.1 (1994), pp.1—26; David Allan Feller,“Dog Fight: Darwin as Animal Advocate in the Antivivisection Controversy of 1875,”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 40, no.4 (2009), pp.265—271; Mark Willis,“Unmasking Immorality: Popular Opposition to Laboratory Science in Late Victorian Britain,”in D. Clifford and E. Wadge eds., Repositioning Victorian Sciences: Shifting Centres in Nineteenth-Century Scientific Thinking (London: Anthem Press,2006), pp.207—250。
[21] Paul White,“Sympathy Under the Knife: Experimentation and Emotion in Late-Victorian Medicine,”in Bound Alberti ed., Medicine, Emotion, and Disease, 1700—1950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p.100—124; Paul White,“Darwin’s Emotions: The Scientific Self and the Sentiment of Objectivity,” Isis , 100, no.4(2009), pp.811—826; Paul White,“Darwin Wept: Science and the Sentimental Subject,” Journal of Victorian Culture , 16, no.2 (2011), pp.195—213; Rob Boddice,“Vivisecting Major: A Victorian Gentleman Scientist Defends Animal Experimentation,1876—1885,” Isis , 102 (2011), pp.215—237; Rob Boddice, The Science of Sympathy: Morality, Evolution, and Victorian Civiliza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16).
[22] Harriet Ritvo, The Animal Estate: The English and Other Creatures in the Victorian Age , pp.125—166.而专注于性别和国族等分析角度亦有可能阻碍对动保事业的正确理解，相关例子可参见Moria Ferguson, Animal Advocacy and Englishwomen,1780—1900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23] Donna Harawa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1), p.21.
[24] 关于动物在19世纪英国城市中之无处不在，并如何冲击过往社会经济角度对运动兴起之解释，可参见本书第四章。19世纪英国社会和文化史研究亦开始更多地观察到动物所扮演的举足轻重之角色，相关研究可参见Ann C. Colley, Wild Animal Skins in Victorian Britain: Zoos, Collections, Portraits, and Maps (Farnham, Surrey: Ashgate, 2014); Helen Cowie, Exhibiting Animals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Empathy, Education, Entertainment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Nicholas Daly, The Demographic Imagination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City: Paris, London, New Yor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Hilda Kean and Philip Howell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Animal-Human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2018); Philip Howell, At Home and Astray: The Domestic Dog in Victorian Britain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15); Deborah Denenholz Morse and Martin A. Danahay eds. Victorian Animal Dreams: Representations of Animals in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ldershot: Ashgate, 2007); John Simons, The Tiger That Swallowed the Boy: Exotic Animals in Victorian England (Faringdon: Libri, 2012); Hannah Velten, Beastly London: A History of Animals in the City (London: Reaktion, 2013)。
[25] 本书将重点放在“传统”而非单纯的语言、思想或文本的取径，亦受惠于Mark Bevir, The Making of British Soci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pp.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