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序

此书源起于20世纪90年代我在剑桥大学就读时所写的博士论文。从初识主题至专书出版这些年，我有幸获得了许多人的帮助。我最衷心感激博士导师阿拉斯特·里德（Alastair Reid），当“动物”一词仍会在学术界引来奇异目光之时，他就已全力支持我的研究。多年来，他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我在学术路上的喜悦与困惑，都总能与他分享。同时，我要对安德鲁·林基（Andrew Linzey）深表感谢，我在博士生涯之初即有幸与他相识，他给予了我源源不绝的鼓励和灵感。我还要向这些年来曾在百忙中抽空阅读、评论过我相关研究的以下诸位表达感谢之情：尤金尼奥·比亚吉尼（Eugenio Biagini）、乔纳森·伯特（Jonathan Burt）、钱永祥、戴维·克雷格（David Craig）、戴安娜·唐纳德（Diana Donald）、劳伦斯·高德曼（Lawrence Goldman）、詹姆斯·格里高利（James Gregory）、布莱恩·哈里森（Brian Harrison）、希尔达·基恩（Hilda Kean）、安德鲁·林基、（Rachel Martin）、瑞秋·马丁（Rachel Martin）、詹姆斯·摩尔（James Moore）、詹姆斯·西科德（James Secord）、迈尔斯·泰勒（Miles Taylor）、德博拉·托姆（Deborah Thom）、保罗·瓦尔道（Paul Waldau）、保罗·怀特（Paul White）、克里斯汀·齐默尔曼（Kristin Zimmerman），以及众多匿名审稿人。我特别感谢希尔达·基恩和菲利普·郝威尔（Philip Howell）慷慨允许我在他们的著作《劳特利奇动物—人类史指南》（ Routledge Companion to Animal——Human History ）出版前阅读其中部分内容。我还要感谢亨利·梭特（Henry Salt, 1851—1939）的遗作管理人——乔恩·温恩-泰森（Jon Wynne-Tyson）允准我查阅梭特未曾公开发表的信件；格雷格·梅特卡夫（Gregg Metcalfe）亦与我分享了他收藏的一些极为珍贵的梭特出版物。以下图书馆和档案馆的管理员亦曾为我提供了专业协助：剑桥大学图书馆、大英图书馆、成功大学图书馆、约翰·里兰斯图书馆（The John Rylands Library）、惠康医学图书馆档案馆（Wellcome Medical Library Archives）、英国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档案馆（RSPCA Archives）、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协会档案馆（RSPB Archives）、蓝十字会档案馆、赫尔大学档案馆（University of Hull Archives）、谢菲尔德公共图书馆档案馆（Sheffield Public Library Archives）和贝特希图书馆档案馆（Battersea Library Archives）。我感谢以下机构允许我重新发表先前已经出版的材料：博睿学术出版社允我引用《基督教、人道主义和慈善事业的结合：19世纪英国的基督教传统和反虐待动物》（“A union of Christianity, humanity and philanthropy: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and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载《社会与动物》（ Society and Animals ）2000年第8期的部分内容；台湾师范大学英文系允我引用《1870—1918年英国动物保护运动中的文学挪用》（“Mobilizing literature in the animal defense movement in Britain, 1870—1918”），载《同心圆：文学与文化研究》（ The Concentric: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Special Issue on Animals ）2006年第32卷第1期的部分内容；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允我引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反活体解剖运动中的基督教挪用》（“Mobilizing Christianity in the anti-vivisection movement in Victorian Britain”），载《动物伦理学杂志》（ Journal of Animal Ethics ）2012年第2卷第2期的部分内容；以及“中研院”欧美研究所（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Academia Sinica）允我引用《一个不自然的联盟？政治激进主义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至爱德华时代的动物保护运动》（“An unnatural alliance? Political radicalism and the animal defense movement in late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Britain”），载《欧美研究》（ EurAmerica: A Journal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2012年第42卷第1期的部分内容。本书得以问世，我还须感谢科技主管部门为我的书写计划提供了为期三年的资助（MOST 104—2410—H—006—103—MY3）。借此机会，我亦感谢成功大学历史系和台湾世界史讨论会的众位好同事，多年来能在融洽友好、激励思考的环境中工作与交流，是我莫大的荣幸。此外，我不会忘记选修了“动物”课程的学生，他们对动物议题的青春热情和真诚关切，一直有力地推动着我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最后，我感激身处世界各地动物保护组织中默默耕耘的工作者，无论是我有幸得以认识的，还是素未谋面的，在漫长艰辛的写作之路上，他们似乎一直以某种形式与我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