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每当有人在中国社会论及动物权，甚或只是动物福利时，不免有反对者驳以“动物保护不适合中国”“中国人不讲动物权”等话语，以致有人误以为中华文化与动物保护的传统无关。然而，真是如此吗？李鉴慧老师这本书告诉我们：“任何思想或传统实不具单一意义、固定影响或绝对的支配力量。”英国是当今世上数一数二的拥有相对完善动物福利保障的国家之一，难道这是因为英国人的血液中就流淌着爱护动物的文化基因？他们的文化传统就必然导致善待动物的想法与行为？非也。正如李鉴慧老师在书中所言，思想传统在成为能带动改革的资源之前，还须依靠历史行动者在适当背景下，以合适策略，主动挪用与反复诠释——有如食材不会自动成为菜肴，厨师的角色至关重要。

本书讲述了在英国首场动物保护运动中，一众运动者如何使尽浑身解数，挪用其自身传统资源的历史。然而，书中内容其实与身处任何一方的动保关注者息息相关。依我所见，中国内地的动保进程也正经历与英国当年类似的阶段。正如英国动保运动者曾广引基督教传统，以求寻得各阶层的大量基督徒之支持，此时中国的动保人士也开始积极援引儒道二家乃至佛家的经典语句，希望以之作为切入点，引起大众的文化共鸣。孟子说过：“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庄子》中亦有反对驯马、养鸟的篇章；佛教传入中国后也特别提倡慈悲戒杀。这些足以证明，同情动物痛苦、尊重动物本性的思想，早就存在于中华文化长河之中。又正如济慈、华兹华斯的诗词曾引起英国人的恻隐之心，苏轼的“我哀篮中蛤，闭口护残汁；又哀网中鱼，开口吐微湿”、白居易的“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望母归”，也在上千年后的今天被引用来将“关爱动物”建构为一种高雅情感。中国的动保人士想必可以从英国人为动保事业动员传统的经验中找到共鸣之处，并从中借鉴，取长补短，再反思自身的动保策略。更重要的是，李鉴慧老师的研究强调了运动者自身拥有的“能动性”。我们迫切需要意识到此“能动性”所能发挥的强大力量，并主动行使它来造福动物，建设更好的世界。其实，目前我个人的写作计划很大部分也是受到了李老师的大作启发，我亦正尝试探索中国传统的爱物文化资源，希望让前人的爱物思想与美谈，不至于久久沉睡在图书馆一角，而是能够在中文世界重见天日，重新为人所传颂。这些文字不会述说自身，李老师此书给予我勇气，去成为那个诠释者与推广者。

我与李鉴慧老师分隔港台两地，多年前因动保而有缘结识。我还曾有幸得蒙李老师为拙著撰写序文。我所认识的李老师，毋庸置疑是一位博学多识、文采出众的学者，同时她也是我在动保路上为数不多的同行者之一。记得2019年秋天，我收到了李老师的邮件，问我能否接下此书的中文翻译工作。此前我已拜读过英文原书的其中数章，得知此书将能触及广大的中文读者，实亦十分期待与欣喜。但同时我也深知翻译此著任务之艰巨，生怕自己力有不逮，反而不美。幸而，李老师在最初即表示愿意在译书路上从旁协助，为我排难解惑，我才有信心接下任务。我相信简体中文译本的出版，能推动我国的动物权益讨论，而能为此目标作出贡献，实是我的荣幸。翻译此书对我而言，与其说是一项工作，不如说是一趟学习旅程。李鉴慧老师对我的无限信任与无私指导，使我有幸不用做一个孤独的译者，对此我的感激无以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