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近数十年来，随着动物伦理思潮的勃发，以及人类世危机所引发的对人与其他物种关系的检讨的盛行，学术界也兴起一股“动物转向”（the animal turn）思潮，理解到学术无法将动物排除于人类对生存世界的认识与反思之外。我的这部著作亦是这股时代思潮下的产物。

本书原名 Mobilizing Traditions in the First Wave of the British Animal Defense Movement ，被列入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Palgrave Macmillan）的“动物伦理书系”（Animal Ethics Series），于2019年出版。出版之后，有幸获得2020年第九届“中研院”人文及社会科学学术性专书奖。以下仅借用当时所写的简介，或可为初拾这本书的读者提供先行的认识。

本书探讨“动物研究”（Animal Studies）自兴起以来的一个核心主题——动物伦理思想与动物保护运动（以下或简称动保运动）的发展。它聚焦于全球最早的一场动保运动——英国19世纪的反虐待动物与反动物实验运动。在相关著作中，本书的贡献在于首次系统性地检视英国近代动保运动所挪用的思想传统，包括基督教传统、激进政治传统、自然史传统、演化思想与文学传统，并勾勒出运动的基本轮廓，呈现其主要目标、行动、策略、组织动员与重要里程碑。当中论及的动物议题包括动物实验、牲畜虐待、役用动物处境、竞技性动物表演、屠宰与素食、狩猎运动、鸟类保护等，整体描绘出百年间一场深具维多利亚时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运动，如何通过与时代环境的互动，以及对于智识与文化传统的积极介入，在意识形态上更趋多元，也在目标、论述与行动策略上更趋激进，最终带动时代文化价值的转变，产生实际立法成果，也为今日的全球性动保运动奠定了部分基础。

在取径上，本书跳脱传统社会经济结构论的历史解释，也跳脱思想史的传统研究模式。它不将动保运动视为社会经济结构及文本结构下的产物，而是将之视为一个具有主体性的社群，考察其如何依据自身需要，选择性地挪用19世纪的重要智识与文化传统。各章节逐一考察运动如何通过选择、诠释与传播的过程，援用传统的思想、道德与文化资源等，以促进运动各项动员工作与目标的实现，并参与这些传统的再造。这一理论视角受惠于后结构主义浪潮、新文化史中的接受理论，以及剑桥思想史学派。在知识论层面，它认为意义并非来自语言或文法结构本身，而是产生于特定时空、语境脉络下的“用”。这一认识论的转变，可使人们对于文本或思想多义性的掌握更为全面，也有助于发掘不同“利益群体”或“诠释社群”面对支配性的文化结构时，尚能展现的一定能动性与文化创造力。

就这本书而言，其处理思想传统的模式，除了可破除当代动物伦理讨论中对于特定传统的固有认知（如达尔文主义与基督教传统对运动所具有的“必然”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亦有助于提倡一种主动性的（pro-active）历史意识，凸显智识传统的可塑性与历史行动者的文化改造力，以使它们持续发挥更大的现实影响力。不论是对于可供运动介入的智识与文化传统，抑或是对于历史书写，我的这本书最终所想要强调的精神，不外乎E. P.汤普森所言：“过去并非已故、不具活力或具有限制性，它带有各类隐兆、征象以及创造性资源，可供我们维系今日、昭示未来的可能。”

在人与自然、人与科技的关系不断召唤激进反省的“人类世”与“后人类”时代，我的这本书紧扣“物种关系”这一关键的权力主轴，回归历史上第一场人类对待动物的集体反省与行动。其内容可供学术界探索今日动保运动的历史起源并反思其发展轨迹，其独特视角所凸显的传统可塑性与行动者创造力，亦盼能为今日动保运动的持续发展提供激励与指引。

这是一段直接而正面的内容陈述。当然，若论及个人更为内在的写作心声，包括心中的感念，当时所写的获奖感言或可作为一段交代：

这部著作源起于博士论文。从初识主题至专书出版，转眼间这研究竟以不同的方式伴随了我逾二十载。在这之中，没有一定的执念，不会有此出版。我在这过程中自然也经常有着怀疑：这故事值得讲述吗？值得花费大段人生岁月与气力改写吗？

但我心中始终留存着这么一段记忆，那是在异地求学的日子。强调研究与生命相联结的指导教授曾经问道，我人生中最为关切的是什么东西？青涩的我没有迟疑地说——世上痛苦的减少。如今烦恼多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会那么直截地回答这个问题。唯一还能确知的，是这个答案与这本著作有着某种微妙联结。而这部著作最终得以出版，也让我心中仿佛卸下了一块大石，了却了一桩惦念，并也获得某种能量，允我向前。

当然，这些个人心事置于无边的现实问题之前，终是无用得可笑。本书的问世与获奖，自也无甚得以多说。但如果这样一部作品仍旧具有某种微渺的意义，也终非成就于我个人。如同地球生灵无法独存，这段写作背后始终仰赖着绵延助力。始终温暖如家的辅仁大学、自求学阶段即宽大包容我如野生动物般存在的成功大学、长年以来任我予取予求的知识宝库剑桥大学、提供研究实质后勤资源的“科技部”，都是重要的结构性支持。然而，与这段书写存在某种更为重大的“关系性能动性”的，当是那群我有幸认识，于历史，于世俗，曾经因受苦动物而哀伤、奔走的朋友们。因为他们，这些故事才终而得以述说，并也再获新生。

在如此心境之下，我原以为，这本书与我的关系或许就此告一段落，其造化或许就留待其品质与时代需求共同决定了。

但是想不到，光启书局欲组织一套“动物与人”丛书，在丛书主编、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陈怀宇教授的邀请下，这本书竟然有了以中文问世的可能性。动物保护无国界，人与动物的伦理关系更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面对以全球最多使用者语言出版的可能，我自是乐见其成。特别是，作为一部面向当世境况的著作，即便知道此书力量有限，仍是期盼其能够不仅仅是个人简历上一条冰冷的书目资料信息，还能是一部持续在当代产生影响的作品，尤其是在个人心之所属的更大的中文世界。

与此同时，仿如注定般的缘分，在寻找译者的工作上，我幸运地获得了曾琬淋女士爽快的应允。曾琬淋女士来自香港，是位关切动物伦理议题的倡议者、翻译工作者，亦是《何以爱物：动物伦理二十讲》这部伦理著作的作者。更早前，我们因为《中华文化中的动物》这篇短文的翻译而结识，虽未曾谋面，但也自此成为心灵之交。能够获得具有同等心志者的翻译协助，对我个人而言，自是意义重大，仿如一份纯粹心念之得以延续。在翻译期间，我们为谋求海峡两岸暨香港皆能理解的共同用语而反复沟通，只为文字与思想得以无碍传播。但在彼此的同心支持下，一切烦琐亦是甘之如饴。

如今，在此书中文版本终于得以问世之际，除了必须感谢陈怀宇教授和肖峰老师的美意促成，以及我所敬重的钱永祥教授为本书所写的推荐序，更得感谢文字摆渡者曾琬淋女士两年来的心力付出，以及对我经常性延迟的包容。最终，不论结果如何，我相信琬淋与我会同心认为，我们尽力了。也期盼因为琬淋的努力，关注动物处境以及人与动物共生的星球未来的各界读者，能有机缘翻阅此书，并各依自身需要，汲取历史传统中同等丰富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