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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尔美尔街报》热切呼吁大家善待“饥饿的狗”！主编史泰德先生如今已不再关注挨饿的穷人了。
——《正义报》（ Justice ） [37]
我们的口号应该是“正义”，而非“慈善”。
——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 [38]
19世纪70年代，在经历一个世代的繁荣后，英国经济陷入低迷，出现了周期性下滑。步入80年代，50年前已引发社会广泛议论的“英国现状”问题又被重新提出，迫使公众清晰地意识到贫困和失业等社会问题的日益严重。上个世纪一直养尊处优的自由党，此时也面临多重危机与严峻考验，无论是在国内社会和政治改革议题，还是在爱尔兰地方自治和殖民政策等方面。在经济萧条和社会动荡之中，新兴的社会主义犹如一面耀眼的旗帜，引来各方激进改革者聚集于其下，共同为建设更美好的社会而奋斗。
社会主义很难被简单地定义为某一套特定的思想或改革方案。正如学者马克·贝维尔（Mark Bevir）所言，我们应将社会主义运动或者任何动态发展的社会运动，视为在特定时代和背景下的历史行动者，为应对他们当时所感知到的问题而产生的思想和采取的行动。 [39] 事实上，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由众多且纷杂的团体组成，而每个团体都有各自的意识形态倾向，挪用了各种迥然相异的传统，例如浪漫主义、福音主义、“不服从国教派”（Nonconformism）、内在论（Immanentism）、共和主义和自由激进主义等。不同意识形态背景的社会主义运动者，也共同开创了一种英国特有的社会主义，或如贝维尔所称的“一种复数的多元社会主义”（plural socialisms）；而相对于欧洲大陆主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更为仰赖的是其自身的激进自由主义（radical liberalism）。 [40]
概括而论，社会主义运动从经济、政治和伦理角度对现行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提出全面的批判，致力于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和“放任自由主义”（ laissez-faire liberalism）背后所隐藏的弊病，并毫无保留地对例如“体面”（respectability）、自助和私人慈善等当时普及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进行伦理批判。许多社会主义者都怀抱彻底改革社会的崇高理想，向往着一个没有阶级剥削、正义常存、人人平等、彼此以手足相待的未来社会。虽然有部分社会主义者寻求的是整个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变革，期待以集体主义原则重组社会并规划其发展，但亦有另一部分社会主义者则寄望于个人的自发行动，主张在个人层面进行精神和道德上的变革。由于运动蕴含多元的智识传承，社会主义运动纲领所涵括的目标也十分广泛，从个人伦理改革、简朴生活、人民公社和“睦邻运动”（Settlement movement），到生产与分配手段公有制、土地与主要工业公有化以及消除私有财产和地主所有制。一些激进自由主义传统向来所关切的核心议题，例如成人选举权、年度国会选举、《济贫法》改革、八小时工作制、土地和累进所得税改革，同样是许多社会主义运动组织议程中的重要事项。总而言之，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目标十分多样，有时甚至相互抵触。对于有关动物的伦理问题，社会主义者也未能达成共识。不过，社会主义所带来的新思维和指导原则，确实为时代中的改革者提供了大量可应用于动保运动和其他社会运动的宝贵资源。
由于社会主义运动主要关注的对象是社会上的受压迫者和弱势群体，因此对于富裕和“优闲”阶级人士过度溺爱动物的种种行径，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的第一反应是极其反感。特权阶级花大量金钱和心血在他们的爱犬和爱马身上，却对贫困的工人和妇孺不屑一顾，这令许多社会主义运动者义愤填膺，特别是在英国社会正经历大规模失业的艰难时期。社会主义媒体常将富人溺爱宠物的奢华生活与被资本主义无情压榨的工人的困苦生活进行对比，以凸显出阶级之间的严重不公，以及工人所遭受的非人待遇。在1884—1886年的经济艰难期，工人的生活尤其困苦。正值此时，“社会民主联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的党报《正义报》就发表了一连串以“享福动物与受苦之人”为主题的文章。这些文章指出：英国社会上有为流浪或走失的猫和马而设的收容所，却没有足够的房屋给予穷人；有医院专门治疗过劳和受伤的马匹，而精疲力竭或因工伤残的工人却会直接被替换掉；虐待马匹的人需要坐牢，令女工过劳致死或者饿死的人却只需缴付罚款。 [41]
在社会主义媒体的描绘下，相对于穷人，养宠物的富人和他们那些与其主人同样“体面”的爱犬， [42] 形象同样负面。1886年，英国爆发狂犬病，狗主人被要求为狗套上口罩，这激起了狗主人的强烈抗议。当时，社会主义哲学家E.贝尔福特·巴克斯（E. Belfort Bax，1854—1926）在“社会主义同盟”（Socialist League）的报刊《政治共同体》（ Commonweal ）中撰文指出，那些被没戴口罩的狗咬伤的对象主要都是穷人的孩子，他对狗主人居然为了给狗套口罩的要求而“火冒三丈”表示极度反感，认为这赤裸裸地反映了“中上层阶级的极度自私”。 [43] 在艰难的1885年，著名工运领袖约翰·彭斯（John Burns，1858—1943）也在《正义报》中生动地描述了他在一个寒冷冬日偶然目睹的一幕 [44] ：一对打扮得体的夫妇到犬舍门前接回他们走失的狗，那只狗不断吠叫，夫妇就抚摸并亲吻了它，又从袋子中拿给它一些精美点心。与此同时，在附近有大约七八个蓬头垢面的街童，身上连御寒的靴子和厚衣服都没有，他们只能在街角眼巴巴地看着这一幕。当夫妇带着狗乘出租车离去后，孩子们连忙冲过去，他们在下水道里找到了还剩一点面包碎屑的袋子。年龄最大的孩子拿到了袋子，立刻就“像个小英雄一样把里面的战利品分享给他的小伙伴”。 [45] 彭斯为这些穷孩子之间的手足之情所感动，他在文末呼吁工人团结一致为社会主义而战，因为社会主义将“给予人类平等的机会和权利，确保每个男人、女人、小孩都得温饱，不再有人需要为了吃到狗的残羹剩饭而爬地沟”。 [46] 在接下来数年内，“社会民主联盟”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在伦敦领导了好几次失业示威游行。1889年，彭斯又领导了伦敦码头工人罢工，开创了工会运动的新阶段。比起从前，此时的工会运动手段更加激进，观点亦更偏向于社会主义的理念。
当时主流动物保护运动中显著的阶级偏见、宗教保守主义、对工人困境的漠视，还有开会时所讲究的豪华场地与衣着规范等，也使阶级意识强烈的社会主义运动者难以认同主流动保运动，更别说参与其中了。 [47] 曾有一位反对动物实验的社会主义者向1912年的《正义报》投稿抱怨道：
社会主义者若与任何现有的反动物实验团体合作，都是不智之举。首先，这些团体主要由中产和上流阶级的富人组成，在他们之上还有“更上流”的委员会成员负责管理……即使大多数反动物实验人士并不都是如此，但有许多动保运动者的确是更关心低等动物、猫、狗、马、兔子和豚鼠的福祉，更甚于同为人类的低下阶层人士的生活处境。 [48]
虽然动保运动有这些使社会主义者敬而远之，或耻于为伍的特质，但社会主义运动强烈的伦理倾向却拉近了两场运动之间的距离。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伦理社会主义”（ethical socialism）——或称“社会主义宗教”（religion of socialism）——一度吸引了大量的追随者，尤其是在英国北方的某些城镇中。这种社会主义以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约翰·拉斯金、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亨利·梭罗（Henry Thoreau，1817—1862）和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等浪漫主义和超验主义思想家的学说为基础，同时亦向基督教“道成肉身”神学（incarnational theology）、唯心主义、神智学和印度教等借用了“内在论”（immanentism）的概念。 [49] 伦理社会主义者提倡一种重视道德、精神和美学观点的开阔社会视野，并支持不只涉及公共领域，还涵盖私人领域的广泛改革方案。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不应该只专注于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变革，还应该推动社会的全面更新。而与伦理社会主义相对的，就是所谓的“务实社会主义”（practical socialism）。相较之下，务实社会主义者倾向于从经济而非道德层面分析社会问题，专注于政治和经济议题，并且不赞同为了人道主义和个人改革等非重点工作而分散运动注意力。可想而知，动保运动更能吸引着重“伦理”而非“务实”的一派社会主义者。 [50]
成立于1893年，具有强烈宗教和道德倾向的社会主义政党“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从初始阶段就表态认同动保事业。到了1894年，该党的周报《劳工领袖报》（ The Labour Leader ）的发行量已达五万份。 [51] 周报经常发表文章，呼吁广大读者关注动物实验、长期在矿坑工作的小型马和狩猎活动等动物议题，部分文章亦会探讨“众生皆有亲缘关系”和动物权等概念。“独立工党”的党员相信，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因此他们也全力支持“人道联盟”当时的反狩猎运动，并表示“若我们继续肆意虐待比我们低等的动物亲族，我们也不可能奢望人类会在社会中以文明彼此相待”。 [52] 在周报内专为社会主义“小卫士”而设的专栏“与少男少女的谈话”亦会定期谈及动物伦理话题，并鼓励小孩子成为自然史家，帮助保护动物。例如，“老爹时光”专栏的作家在一篇文章中就教导“小卫士”要捍卫鸟巢：
当你们去寻找鸟巢时，尝试多去了解鸟儿，它们有什么习性，它们的蛋长什么样。如果发现有人想伤害鸟儿，记住，身为小战士，你们有义务保护鸟儿，就像保护亲弟弟和妹妹一样。 [53]
“老爹时光”的匿名作家不是他人，正是“独立工党”的创始人兼首任党魁凯尔·哈迪（Keir Hardie，1856—1915）本人，他坚信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关乎伦理和道德”。 [54] 哈迪显然十分喜爱动物，有一次一只流浪狗走到了党报办公室门前的台阶上，哈迪“看到它后，怜悯之情油然而生，立即邀请流浪狗进入编辑部的小窝中”。 [55] 然后，他和办公室其他同事找来了糕点和牛奶给狗填肚子，又用地毯和一些过期的《劳工领袖报》为它铺了一张简陋却舒适的小床。此外，“独立工党”其他同样倾向于伦理社会主义的著名成员，如约翰·布鲁斯（John Bruce，1859—1920）、凯瑟琳·康威（Katherine St. John Conway，1867—1950）、S. G.霍布森（S. G. Hobson，1870—1940）和菲利普·斯诺登（Philip Snowdon，1864—1937），也都曾公开表态支持动保事业。
活跃于19世纪90年代的“劳工教会”（Labour Churches）和《号角报》运动（Clarion Movement），是社会主义运动中另外两股特别关注伦理道德的主要力量。“劳工教会”在1895年的鼎盛时期共有50多家专属教会，其教徒信奉一位与劳工运动者同在的“内在上帝”（immanent God），并谨守兄弟情谊和伙伴互助的道德精神。 [56] 在教徒眼中，劳工运动首先是一种宗教运动，其目标是通过个人道德的提升和社会变革而“让神之国降临”。劳工教会团体因怀有强烈的道德意识，所以也十分乐意经常将其宣传平台借给反动物实验和素食主义运动等人道主义事业使用。他们的宣传报刊《劳工先知报》（ The Labour Prophet ）偶尔亦会采取激进角度，发表与动物相关的文章，而他们为青少年组织的主日学校也鼓励年轻一代的社会主义者以“善待动物”为己任。 [57] 至于扎根基层、主要通过其同名周报组织起来的《号角报》运动，亦与“独立工党”和“劳工教会”交流密切，运动者抱着相同的社会主义愿景，希望能按照社会主义理想全面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所谓“民以食为天”，由于饮食在经济和个人生活中的重要性，素食主义也成为盼望建设新未来的改革者经常讨论的话题之一。《号角报》运动在北方城市的领头人物罗伯特·布莱奇福德（Robert Blatchford，1851—1943）本身就是一名素食者，并在“人道联盟”的人道饮食委员会（Humane Diet Committee）任职。 [58] 布莱奇福德在其销量逾70万本的著作《喜乐英格兰》（ Merrie England ，1893）中讨论了素食对经济、健康和人道主义运动的益处，宣称素食是“最佳”的饮食模式。 [59] 另一个具有宗教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兄弟教会”（Brotherhood Churches），也经常在其刊物《兄弟报》（ Brotherhood ）中讨论和宣传有关素食的议题。其中一篇文章《我们应当吃什么？》（“What Shall We Eat?”）建议读者“试试素食”，并列出了一些包括伦理道德方面的理由来支持素食主义。 [60]
然而，务实社会主义者却认为素食主义和反动物实验等议题只会分散运动者对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目标的精力。“社会民主联盟”领导人兼后来的英国社会主义党（British Socialist Party）党魁H. M.海德门（H. M. Hyndman，1842—1921）明确表示：“比起实验用的豚鼠可能感受到的小小痛痒，更令我关切且无限痛心的是人类所承受的完全不必要的苦难。” [61] 1913年，该党的月刊《英国社会主义者》（ The British Socialist ）中有一篇文章称社会主义运动中有“大量优秀的同志”染上了许多“令人发指的怪癖”，这些“怪癖”有不少涉及动物议题。该文如此数落这类走偏了的社会主义者：
“一号社会主义者”接受了我们的信条，但素食主义正如恶魔一般在侵蚀他的心……接下来更是没完没了：反动物实验、争取妇女投票权、反疫苗、人道主义、神智学、顺势疗法等——要什么有什么，就是不去关注我们自己本身实实在在的、天知道有多么紧急重大的社会主义事业。 [62]
不过，下一期月刊随即刊登了一篇读者来稿。有一位社会主义者撰文反驳，称废除动物实验“与废除资本主义的大业同等重要”， [63] 并指出有关社会主义运动是否应关注动保等其他议题的争论，最终“取决于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制度，还是一种生活理想……若是后者，那么社会主义者也必须根据正义的原则，就其他社会议题采取立场”。 [64] 由此可见，虽然伦理社会主义和务实社会主义多有重叠，但这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愿景之间仍然存在难以磨合的紧张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个别社会主义者不一定同意他们所属组织或团体的观点。例如从现世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和神智学的赫伯特·布罗斯，其政治生涯离不开以务实主义著称的“社会民主联盟”，但他认为“社会民主联盟”实属“过于现实而缺乏理想”， [65] 而且布罗斯本人也致力于参与反动物实验和其他动保运动。 [66] 另外，“社会民主联盟”报刊《正义报》的编辑哈里·奎尔奇（Harry Quelch，1858—1913）尽管曾以“多愁善感病发作”来形容伦理社会主义者， [67] 但他亦在1909年的国际反动物实验暨动物保护大会（International Anti-Vivisection and Animal Protection Congress）上发言并联署支持彻底废除动物实验。 [68] 费边社（Fabian Society）这个以冷静理性的政治经济分析与务实性格而闻名的社会主义团体，同样有不少核心成员曾投身动保事业，例如大名鼎鼎的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爱德华·卡本特，还有梭特。到了20世纪20年代，费边社会员当中的素食者已为数不少，甚至需要特地安排几张素食餐桌。 [69]
在意识形态方面，支持动物保护的社会主义者通常有着与主流动保运动者不同的出发点。社会主义者之所以认为虐待动物不可接受，主要是因为认为人与动物之间的不平等剥削关系亦属压迫和暴政的一种。他们秉持着对所有社会问题的一贯分析角度，将对动物的残酷行为归咎于资本主义和商业竞争等结构性因素，而不是如主流动保运动所归诸的道德沦丧或宗教信仰的欠缺。过劳、被鞭打的马和驴，与被剥夺尊严的穷苦工人，同样是无情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受害者。 [70] 按此思路，要终结人类暴政对动物的压迫，就如同结束阶级之间的剥削一样，绝非单靠人心改变和私人慈善事业即可达成，而是需要按社会主义原则来重组社会和经济制度才能实现。 [71] 社会主义者认为，富裕阶层组织的慈善项目不但成效存疑，而且这种慈善的本质也十分虚伪。相较之下，以“正义”（justice）与“平等”（equality）作为行事原则，比这种“基督教慈善”（Christian charity）更实际可靠。为被压迫人群争取权益的社会主义者一直坚持“要正义，不要施舍”（Justice，not charity），现在他们也同样将此理念应用于捍卫动物的抗争中。与达尔文共同提出了演化论的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后来亦成为社会主义、神智学、反疫苗运动和反动物实验的支持者，曾就“基督教慈善”作此评论：“这种方式并没有减轻现今随处可见的人类苦难，因为它实在是治标不治本……让我们毫不妥协地争取社会公义吧……我们的口号应是：‘要正义，不要施舍。’” [72] 在社会主义者眼中，穷人不是应被可怜的对象，而是本应有权享有公平、公正待遇的人。同样，动物也应得到符合正义的待遇，而非人类随意的慈悲施舍。与英国动物保护运动关系密切的美国小说家兼社会主义者杰克·伦敦（Jack London，1876—1916），曾为1891年成立的英国“国家犬类捍卫联盟”（National Canine Defence League）撰文，当中即论及呼吁“善心”（kindness）这般传统动保诉求的荒谬性：
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大肆宣扬以“善心”待动物？你难道有听说过以推广“善待人类”为宗旨的团体吗？……然而“善待动物”却成了动保运动的刻板口号，几乎每次动保运动为动物发声时都会听到……什么“怜悯”！真是够了！
他接着写道：
动物所需要的，也是我们有职责提供的，就是直截了当的基本“正义”。除非我们认清了自己的责任，否则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脓疮上盖一层皮膜，任由恶臭的脓水在里面溃烂，以致感染蔓延仍懵然不知”。 [73]
正如人际间的和谐关系是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者也致力于挪用演化论和内在论思想来建立一种更为平等的人与动物关系。社会主义运动当中有不少不信国教但十分虔诚的新教徒，而社会主义一向与达尔文主义有着难以调和的紧张关系， [74] 不过，仍有不少社会主义者转向演化论，以其作为建立平等的人与动物关系的基础。《劳工领袖报》就曾形容“亲族关系”——一切有感知生灵之间的平等情谊——“深刻地触动了社会主义者的心弦”。 [75]
作为对19世纪后期信仰危机的一种回应，许多伦理社会主义者也转向了某种形式的内在论思维，因此当他们在建立符合道德的人与动物新关系时，自然也从内在论中取材。内在论思想不相信有一个超然的至高上帝，而是认为神泛存于万物，万物皆具内在神圣性，而演化过程亦为神圣目标得以实现的方式。以托马斯·格林（T. H. Green，1836—1882）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为例，神性被认为仅存在于人的理性和思想中，至于动物有没有这种神性，他却没有阐述。不过另有许多内在论信仰者如神智论者和美国浪漫主义者，因受到了印度教思想影响，相信动物和自然万物亦共享了这种神性。 [76] 这种“万物以神性合一”的假设，有两大可供进步改革者发挥与挪用的含义：第一，所有拥有神性的生灵同处于平等的本体论基础上；第二，只有着重“团体情谊”（fellowship）、“休戚与共”（solidarity）和“兄弟情谊”（brotherhood）的伦理，才可彰显这万物共有的神性。 [77] 因此，这类内在论不但在本体论层面可促使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民主化，亦可让关怀地球上所有本质一体的生命成为人类不可推卸的社会职责。当时许多受到各式各样内在论思想影响的社会主义者，如安妮·贝森、赫伯特·布罗斯、爱德华·卡本特、夏洛特·德斯帕德（Charlotte Despard，1844—1939）、凯瑟琳·康威以及约翰·格拉西尔（John Glasier，1859—1920），均提倡所有阶级人民以及所有生命的一体关系——包括动物生命。例如担任《劳工领袖报》主编的约翰·格拉西尔，热衷于宣扬“生命一体”的道德理想，并设想终有一天“地球上所有生命将以兄弟相称”，到那时，“动物将与人为伴，却不是作为敌人或奴隶；而是作为可与我们互惠共生、共享生命的朋友”。 [78] 康威和格拉西尔更进一步提出，既然“众生一体”（life is One），那么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伟大的整体”而独活，也不能“独自得到救赎”。因此，人人都应团结起来为“共同福祉”（commonweal）出一份力，而这种“共同福祉”亦包括了一切拥有生命的动植物。 [79] 简而言之，许多社会主义者从演化论或者内在论中重新发现了人与其他动物物种之间的精神纽带，并寻得为之努力的理由和精神能量。
随着人与动物关系平等化和民主化这一愿景而来的，是一系列新的“称呼”，动物不再被称为上帝那些“笨不能言”（dumb）、“野蛮”（brute）或“可怜”（poor）的受造物，而开始被称为人类有智慧的“朋友”“表亲”和“兄弟姐妹”。这些在当时算是激进的人与动物关系观点，纵使只是在现世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偶尔被模糊地提出，渐渐也得到了动保运动中的许多自由思想者、社会主义者和女子选举权运动者的注意，并被他们以更系统的方式挪用。因此，这些散见于各处的新想法和新观念亦能在这个向往进步的世纪末时代中，推动动物保护运动在意识形态、目标和策略等方面的实际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