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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是个激进解放的时代。对于活跃在此时期的运动参与者而言，“政治激进主义”和“动物解放”成为亲密战友往往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物种歧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其他形式的压迫，在时人眼中既如出一辙也相互关联，其解决方式也都涉及对于整个社会体制的反思和重构。 [1] 不过回到距此百年以前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激进政治和动保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无绝对关联，甚至有所抵触。这时期的反残酷运动属于英国道德改革传统的一部分，抱持改良主义，既不具有政治激进性，也不构成对社会结构与秩序的挑战。相反，反残酷运动正是通过刻意迎合维多利亚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例如社会阶级观、家长制、基督教信仰、私人慈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等，来获取人心以求发展。
以“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为例，它扎根于基督教传统，在行事风格上刻意避免与其温和形象不相符的激进思想，并倾向于从道德和神学角度来解释社会问题，宣扬私人慈善和人心转变，而并未一以贯之地对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提出批判。在推动实际改革时，协会往往同时强调个人道德和宗教虔诚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所谓“低下阶层”的道德责任。此外，协会的“皇家”头衔也反映出它的道德权威正是来自英国王室，因此它顺理成章地认同英国的帝国宏图，而其海外动物慈善工作自然也少不了对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与论述的高度挪用。这一切皆确保了协会在英帝国国内和海外殖民地备受尊敬、享有崇高地位，同时也决定了它在社会和政治面向上的保守性格。 [2] 当时有不少动保团体效法“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采用相同的价值观和行事作风。这些团体共同形成了一股温文尔雅的主流动保运动文化，使得任何激进或反传统的社会观、政治观或宗教观都在动保运动中倍显突兀。也因为这一保守属性和狭隘的改革目标，今天多数动保运动者往往难以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反虐待动物先驱产生共鸣。相反地，在这延续百年的第一场动保运动中，反倒仅有诸如“人道联盟”（Humanitarian League，1891—1919）秘书长亨利·梭特那样的人，能够获得现代动保人的认同，并被视为思想与行动上的先行者。
梭特活跃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一位扬弃了传统基督教信念的自由思想者和社会主义者。他提倡动物权观念，并将人道事业视为民主运动的一部分。现代动保运动者往往将他描绘成一位“在荒野中呐喊”的先知，在顽固守旧的维多利亚至爱德华时期踽踽独行而不获回响。当代著名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在其号称“当代动保《圣经》”的著作《动物解放》（ Animal Liberation ，1892）1995年版本的序言中，特别提出将此书献给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为运动奋斗的所有人，同时写道：
若无这群人的努力，本书于1975年初次出版时必会步亨利·梭特《动物权利》一书的后尘——尘封于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书架上，直到80年后，新一代的运动者为提出新论点而寻找文献时偶然瞥见这本久经蒙尘之书，才惊觉他们所想到的早已有人说过，只是没有找到听众。 [3]
作家卡罗尔·兰丝伯利在《老棕狗》一书中也曾表示梭特的著作“吸引力非常有限”，认为他在其时代中实在是别具一格：
辛格和雷根（Tom Regan）之间有关动物道德地位的辩论，大概会让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听得一头雾水——只有亨利·梭特一人是例外。我们的祖辈一定没有预料到，动物权以及人类如何对待动物的道德意义，能够成为现代哲学的一个主要关注点。 [4]
梭特本人的自传名为《在蛮荒世界七十年》（ Seventy Years Among Savages ，1921）——这一诙谐的书名似乎也表明梭特感觉到自己与时人格格不入。然而，梭特在其时代真的是一个毫无知音的孤独先知吗？要全面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提出一个更宏观的历史问题：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动物保护运动与各种政治激进主义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尤其是梭特本人也曾公开认同并参与其中的那些激进派别。史学家希尔达·基恩首开先河，探讨了社会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对反动物实验争论的参与。她认为，若充分考虑时代背景，那么梭特的思想也并非十分独特，只是人们一般未注意到当动物保护运动在迈进20世纪之时，英国社会中早已弥漫着一股激进气氛。莉亚·莱纳曼（Leah Leneman）和戴安娜·唐纳德的研究则探讨了女子普选权运动、素食主义、女性主义和反动物实验运动在意识形态上的联系。 [5] 然而，此类开创性研究未能涵盖过往全貌，仅仅揭露了历史一隅。本章将进一步探讨政治激进传统中的现世主义（secularism）和社会主义这两股英国政治激进浪潮如何与动物保护运动产生互动，并尝试剖析它们之间的关系。 [6] 对于动物议题，现世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运动者往往没有一致的立场和看法。不过，早在梭特之前，现世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确实也有一部分关心动物的人。他们从与主流动保运动不一样的角度来理解动物伦理议题——现世主义者主要仰赖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和演化主义论述；而社会主义者则通过正义、平等和“兄弟情谊”等概念批判一切形式的特权和社会压迫。从19世纪晚期开始，许多现世主义者、自由思想者、社会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纷纷加入了动保运动，并通过激进政治传统来定义运动。他们引入的新概念、用词、批判论述和另类策略，挑战了传统动保运动的温和政治风格，也为运动注入了多股激进元素。
相对于动保运动与激进政治传统的联结，运动与道德改革传统的关联获得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布莱恩·哈里森和M.J.D.罗伯茨（M.J.D. Roberts）等现代历史学家通常将反残酷运动置于18世纪末兴起的英国道德改革传统中。 [7] 哈里森论证了道德改革传统如何在塑造维多利亚社会的道德和文化价值观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尽管急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在19世纪席卷英国，但当时社会各阶级之间并未产生严重冲突，这使得英国社会成为其书名所称的“和平国度”（ Peaceable Kingdom ，1982）。哈里森指出，这一切都有赖道德改革传统的功劳。罗伯茨则在其著作《创造英国道德观》（ Making English Morals ）中将动保运动视为19世纪道德改革中极为成功的事业之一，并引用了1887年维多利亚女王于其登基60周年之际在“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年度大会上所发表的祝贺致辞，来展示运动成功使女王所宣称的“爱护动物”价值观登堂入室，成为英国社会各阶层道德观中的重要元素。 [8]
不过，虽说动保运动与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改革传统密不可分，但动保运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蒸蒸日上、蓬勃发展时，正值道德改革传统之下的多项改革如禁酒、安息日推广、捍卫道德礼俗等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陷入式微， [9] 个中原因为何？答案极可能就在于激进政治传统对动保事业的影响。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部分动保人士开始积极吸纳并挪用其他激进改革运动中的思想以及语汇，推动了动保运动在意识形态、论述语汇和改革目标等层面的激进化。来自激进运动的影响回应了主流动保运动自道德改革传统遗传而来的弊病，突破了运动先前的局限性，使这场运动得以顺利地转型为具备现代属性的社会运动，并在20世纪持续发展。不单是梭特，还有其他无数的激进思想者，也在动保运动这一转型过程中发挥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