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神职人员的支持

对于高举基督教旗帜，并大量挪用基督教神学概念和论述的动保运动者来说，神职人员和宗教领袖的支持自然不可或缺。19世纪宗教气息浓厚，神职人员如牧师、主教等，往往具有极大的道德权威与社会影响力，牧师的讲道坛可以说是巩固社会道德与宗教思想的最主要媒介。今天的牧师讲道文几乎不会出现在主流媒体上，可是在19世纪时，牧师的讲道文却具有强大的传播力，经常占据着报纸杂志的大幅版面，并且被福音团体大量印行发布，是一般家庭的常见读物。因此，“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理性人道对待受造动物促进会”等动保团体均把争取各教派神职人员的支持视为首要任务，即使如“动物之友协会”这类非基督教团体，也同样积极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137]

然而，在运动初期社会上的动保意识仍有待形成的阶段，多数神职人员实际上并不认同动物保护的目标，甚至还会认为在讲道坛上提及动物是亵渎了神职人员的职责，或是玷污了神圣的安息日。 ^[138] 传记作家詹姆斯·格兰杰（James Granger，1723—1776）在1772年根据观察写道：“提及狗和马等畜生会被严厉谴责，因为这一话题滥用并污辱了讲道坛的尊严，斗胆提及会被视为疯狂的举动。” ^[139] 此观念一直持续存在了起码大半个世纪。面对这样的状况，动保团体也仅能如“理性人道对待受造动物促进会”般不断地呼吁：“神职人员必须认清此一议题是值得其重视的，而不应该认为这是对神圣讲道坛或安息日的亵渎。礼拜日正是为了教导人们正直，并且使人们知道人道对待动物乃道德责任之一。” ^[140] 直到后来，动保团体在此方面的工作才算渐入佳境。在19世纪30年代，各团体能促成的讲道往往屈指可数。而到了1896年，据“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统计，经其寄发出30000封邀请函后，共计约2000个教会响应，举办了超过2000场以爱护动物为主题的讲道。 ^[141] 隔年，讲道次数更增加至5000场。 ^[142]

除了力邀讲道之外，运动团体更是积极地争取神职人员直接参与运动中的各项活动。比如1889年时，“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在英格兰与威尔士地区共有81个分会，除了4个只有妇女教育委员会的地区，以及另外6个地区外，71个地方分会总共有352名神职人员担任实际职务。这当中31个分会更有牧师或主教担任了会长、主席或秘书等职务，例如担任肯特分会主席的是坎特伯雷大主教。统计起来，平均每个分会就至少有4名神职人员的参与。 ^[143] 此外，成立于1894年，旨在有系统地传扬“积极善待所有活物是基督徒之职责”的“教会鼓励善待动物协会”（The Church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Kindness to Animals）亦宣称其在成立五年后就有超过500名神职人员参与，其中多半为担任各地荣誉秘书的教区牧师。 ^[144] 据报道，1903年，“教会鼓励善待动物协会”在年会上共收到了25名主教不克出席的致歉函，由此我们亦可推论出该协会至少在名义上确实享有如此多位圣公会主教的支持。 ^[145] 可是，改革者越相信基督教与运动的精神一致，当面对不理想的神职人员支持度时，他们的挫折感也越强烈。在演讲或文章当中，运动者最经常抱怨的就是神职人员与教会的漠不关心。“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委员会主席乔治·萨缪尔·米森（George Samuel Meason）爵士在1892年的年会上说道：

在协会拓展工作的过程中，我们持续得到来自媒体、警方以及几乎所有阶层人士的支持，对此我们深表感谢。但是我必须很抱歉地说，我们并没有从各教派牧师处得到应有的支持。要记得《圣经》反复提及：“你们应怜悯、如你天上的父亦是怜悯的。”（附和声） ^[146]

从这类控诉话语来看，教会似乎很少支持运动。然而，其实这些控诉所反映的并不是教会对运动的实际支持度，而是因为运动成员对教会抱有较高的期望，深信运动精神是与基督教精神一致的，所以期望愈高，失望愈大。

反动物实验运动中的情况也类似，许多反动物实验团体也有宗教信仰基础，例如活跃的“防止虐待动物联合祈祷协会”、“英国圣公会反动物实验联盟”（Church of England Anti-Vivisection League）和“贵格教派反动物实验联盟”（Friends’Anti-Vivisection League）。即使是不隶属于任何宗教派别的团体，也通常会邀请教会代表担任一些领导角色。在“实验常用动物保护协会”“伦敦反动物实验协会”和“全国反动物实验协会”这些团体的年度会议上，一般都少不了神职人员发表讲话，他们会反复申明反对动物实验是基督徒的责任。在组织架构上，几乎所有的动保团体都列有长串的副会长名单（通常是荣誉职位），名列其中的全是牧师、主教等教会要员。比如“全国反动物实验协会”在1897年初成立时，有8位主教与大主教担任其荣誉副会长。 ^[147] 1896年，共计有11477人签名要求严格执行1876年动物实验管制法的联合陈情书，其中就包括12位主教与333位各教派牧师。 ^[148] 此外，珂柏更声称在1892年前后，有至少4000名圣公会牧师表示反对动物实验，但这一点尚未有足够证据的支持。 ^[149] 然而，尽管神职人员在动保运动中的曝光率很高，但所有这些支持却都只是“代表个人立场”，而未有代表所属教会的官方支持。这令一些运动者格外失望，因为他们深信为受苦动物发声与基督教精神是一致的，也应是所有基督教会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 ^[150]

1892年在福克斯通举行的圣公会教会大会，是英国国教会方面唯一一次几乎公开承认动物实验问题的严重性的场合，但最后的会议结果让反动物实验人士深感失望。在这场全国瞩目的大会中，温莎城堡座堂法政牧师、前澳大利亚主教巴里联同曼彻斯特主教，一起发表了激昂的反动物实验演讲，但爱丁堡主教还是以如下发言结束了讨论：

曼彻斯特主教的演讲真是风趣幽默……我敢肯定，那不代表我们绝大多数神职人员的意见。如果大家真把曼彻斯特主教和巴里主教表达的观点当成教会的观点，我敢肯定，那对我们的英国圣公会来说后果不堪设想。教会绝不敌视科学，教会是支持科学的……我敢说……我完全是站在动物实验者这边的。 ^[151]

圣公会此次对动物实验争议的表态不但获得了广泛的新闻报道，并且刚好发生在对反动物实验阵营最不利的时刻。那时，珂柏因其著作《九层地狱内的无辜生灵》（ The Nine Circles of the Hell of the Innocent ，1892）而正被维克多·霍斯利（Victor Horsley，1857—1916）医生控告，指责她对实验程序细节的描述失实。这些接连发生的事件，无疑使得珂柏和反动物实验阵营在公众前的信誉和形象受损，并且令巴里主教等教会内的运动支持者看起来像异类的极端分子。 ^[152]

面对各教派对于反动物实验运动所抱持的漠然乃至敌意，如1892年的圣公会教会大会的状况，深信制止动物实验是基督徒之责的运动支持者万分失望且愤怒。他们毫不犹豫地公开表达抗议，以至于从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初，运动者对教会态度的不满甚至成为反动物实验文宣和演讲中的一大常见主题。然而，与更广泛的动保运动情况一样，这一现象只能显示反动物实验阵营坚信基督教精神与其目标一致，却不一定能忠实反映这场运动受教会实际支持的程度。

1882年，首席法官约翰·柯勒律治曾在发表于《双周评论》的著名反动物实验文章中，也透露出同样的不满。他怀着一股典型的福音派热忱，深信个人内省和内心良知比教会权威更应受到重视， ^[153] 因此他激励那些秉持基督信仰参与运动的人，不要害怕与其他人，甚至与教会立场背离：

若有需要，我们就必须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在不依靠权威的情况下，自行采取思考和行动；或甚至有必要挑战这样的权威……任何承认神之权威的人……都必须以基督的思想引导自身的生命。“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吗？”（《马太福音》18：33）祂似乎这么对我说着，我亦须如此行事。 ^[154]

30年后，他的儿子、“全国反动物实验协会”名誉秘书史蒂芬·柯勒律治在布莱顿的一次大型集会上，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

若你看看反动物实验运动的情况，你会发现一件令人震惊的事……那就是运动者从宗教团体取得过的帮助极其微小。（附和声）……我们很自然会认为像这样的运动能立即引起神职人员的同情，并获得他们坚定不移的热烈支持。 ^[155]

这番言论引来了一片掌声。主持集会并在柯勒律治之后发言的神职人员亚瑟·纽兰（Arthur Newland）接着补充道：“然而，无论是否有神职人员的支持，我们都会继续坚守帮助动物的任务，在目标达到之前绝不松懈。” ^[156]

运动参与者对神职人员的失望情绪，于1911年达到了最高峰，当时竟有16名主教和几位座堂主任牧师和教区牧师出任了支持动物实验的“研究捍卫会”（The Research Defence Society）荣誉副主席。该协会自1908年成立起，就一直是支持动物实验阵营的最主要宣传组织。不出所料，反动物实验刊物上随即涌现出一篇接一篇的抗议文章。 ^[157] “伦敦反动物实验协会”秘书西德尼·崔斯特（Sidney Trist，1865—1918）更写了5000字的公开信给“研究捍卫会”副主席名单上的所有牧师和主教。他在信中反复强调上帝对所有受造物的爱护和怜悯，并向教会要员发出警告，表示如果神职人员与“研究捍卫会”结盟，将会令教会大失民心。信末，他再次引用“实验室中的耶稣基督”那强大有力的视觉意象，而这次的实验科学家身旁却多了一位主教形象的“助手”：

尊敬的牛津主教，教授需要那把手术刀！麻烦您递一下。尊敬的斯特普尼（Stepney）主教，请您把索带拉紧些，不然这动物待会可能会挣脱。尊敬的艾希特（Exeter）和特鲁罗（Truro）主教们，还有亲爱的威斯敏斯特座堂和前温彻斯特教区的主任牧师——请碰一下那支操控杆。

我的心灵已能看见，无形的上帝显现了……诸位主教！诸位！你们难道听不见神的声音吗？……“你们只要坐在我最弱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 ^[158]

熟悉的“实验室中的基督”形象再加上这些“主教助理”，基督徒运动者的挫败感在其中表露无遗。他们一直以来依赖基督的教导和榜样来获得道德和情感上的支持，但教会的反应却令他们心灰意冷、深感挫败。

反动物实验者一直以来试图令大众相信，基督教和教会神职人员都是坚定不移地站在他们这边的。而现在众多神职人员前所未有地纷纷公开支持科学界阵营，显示在这场“牧师争夺战”中，代表支持动物实验一方的“研究捍卫会”以其有效对策获得了胜利。同时，这也说明了随着科学和医学在专业、制度和文化方面的地位不断提升，反动物实验运动面临越来越多的阻力，日益举步维艰。事实上，经过20多年的宣传与攻防战，反动物实验运动仍未能促成任何法令或制度上的实质转变。到了19世纪末，运动中愈来愈多人认为，完全废止动物实验的理想在有生之年恐怕难以企及。各运动团体尽管仍以彻底废除动物实验为最终目标，但同时也转向了采取更为渐进可行的“管制”立场。 ^[159] 1897年，柯勒律治将其“全面废止动物实验国际协会”更名为“全国反动物实验协会”，并于1898年以八票的优势，将协会目标由“废除”改为循序渐进的“管制”。部分不满的成员认为这无异于“自杀政策”， ^[160] 于是他们在珂柏的带领下，愤而出走，成立另一团体“英国废除动物实验协会”。到了1920年，“英国废除动物实验协会”和“全国反动物实验协会”两个组织在全英国总共有200多个分会，从此成为反动物实验运动中持有不同立场的两大主力。尽管存在着如此显著的立场分歧，但主流反动物实验运动在道德基础和意识形态方面仍然是统一的，基督教仍是能号召所有运动者共同合作的旗帜。1899年出版的“英国废除动物实验协会”期刊《废除动物实验人士》（ The Abolitionist ），其中第一篇社论即呼吁运动各方团结一致：

我们的事业是一个共同的平台，所有基督徒都可在这个平台上团结起来，达成基督给予我们的目标，解救与我们同为受造物的受压迫动物。我们怀着爱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的生活理想团结一致，所带来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以至于我们之间的分歧根本微不足道。 ^[161] jWnPipNp+hIzPt3XurmSF4Kjyv9ksVyzRCjzcrKSpTRqqhB3FaBM2hZoAJm4Fy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