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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保运动自19世纪20年代发轫以来，主要诉诸基督教道德，援引《圣经》中的概念——创造论、神所授予人类统管万物之权柄，以及基督的慈悲精神等。然而，对于反动物实验人士来说，实验室里发生的“暴行”标志着人类对动物最严重的背叛，因为这些手无寸铁的动物是上帝委托给人类照顾的。因此，反动物实验的改革者力主援用福音派神学思想核心的“罪恶”概念来阐述其观点。虽说残酷行为原已违背神的道德律法，构成了宗教上的罪恶和人性的堕落，但在过往的反动物虐待运动中，罪恶的概念并没有像在反动物实验运动中那样被高度强调。自从谢兹柏利伯爵首度谴责动物实验为人神共愤的“可憎罪恶”（abominable sin）后，这种说法才迅速于运动中传开，成为描述动物实验的标准形容词。直至1898年，珂柏仍这么形容反动物实验运动：“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的指导原则是，动物实验是一种‘可憎罪恶’，如同强盗或强暴那般不应当被包庇或宽容。” [82] 同年成立的“英国废除动物实验协会”（British Union for the Abolition of Vivisection）同样采用“动物实验有罪”作为其口号，明确强调其“全面废止”一切动物实验的道德立场。 [83] 除了强调动物实验的罪恶本质之外，改革者更经常使用一连串带有宗教性质的谴责用词，比如邪恶的、如恶魔的、魔性的、如地狱的、撒旦的、亵渎的等。这些字眼需要从当时运动者所采用的宗教框架来理解，但在旁观者眼中，这样的毒舌行为却让运动显得不够理性与节制，并且充满恶意与怨恨。
动物实验的特殊残酷本质使人们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愤慨情绪，因此改革者也发展出针对动物实验的专有论述。他们积极地挪用基督教中自我牺牲的神学概念，并以此为基础创造了一系列的衍生论述和富有感染力的形象，以对抗生理科学领域的新发展。自我牺牲的精神源于基督为人类赎罪而被钉死于十字架上的福音教义，此精神是维多利亚社会极力推崇的美德之一。 [84] 尽管由于当时各种冲击基督教基本教义的新发展，维多利亚社会经历了一场信仰危机及转化过程，但自我牺牲的道德理想，加上“基督”这个明确的道德典范，还是能够在当时的社会中产生持续的文化共鸣。自我牺牲是当时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常见的主题，亦常为主张扩大选举权的人士和社会主义者等改革人士所借用。而那些表面上扬弃了福音信仰，但仍保留着内心良知的人，一般也认同并持守自我牺牲精神。 [85]
在大部分反对动物实验的改革者看来，动物实验与一般常见的动物虐待的差异，在于它并非出于人们的无知或疏忽，而是科学家为了求取其所宣称的医学知识而实施的行为，是高度严谨的计划。究其本质，乃是人类为了一己目的而牺牲弱小动物的行为，其不但残酷，也展现了人性的自私与怯懦。如此作为，恰恰与英国19世纪道德论述中所推举的“自我牺牲”与“利他精神”相背，也与新教的核心信念——“基督救赎”——形成强烈对比。在运动者眼中，基督为了整体人类的救赎，舍弃肉身于十字架上，所展现的乃是一种高位者为低位者牺牲的典范。然而，科学家之作为却恰恰相反，是强者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弱者。一位从英国国教改信罗马天主教，并曾任职“全面废止动物实验国际协会”执行委员的天主教神父亨利·纳特科姆·欧森汉（Henry Nutcombe Oxenham，1829—1888），在《对动物实验的道德与宗教评估》（ Moral and Religious Estimate of Vivisection ，1878）中论及动物时写道：“它们的劣等与对我们的依赖……使它们得以要求我们善待它们，这是弱者有权对强者提出的要求，也向来是基督教的目标与荣耀。” [86] 在题为“动物实验与基督教”的一场讲道中，一位讲者同样说道：“基督教的本质是高位者为低位者牺牲。你若将耶稣的十字架高举在每一间解剖实验室中，就会看到上帝为实现自己的崇高目标所采用的方式，与人类之间会形成可怕的对比。” [87] 另一位来自“教会反动物实验联盟”（Church Anti-Vivisection League）的成员曾这么阐释基督教的自我牺牲精神：
“位高权重”——高位者为低位者自我牺牲，难道不是道成肉身（Incarnation）的最伟大教训？解剖者所持的却是相反的信条：为了高等动物实质上或想象中的好处，所有在他之下的物种都得被无情地牺牲。有什么差异是比基督精神与动物实验精神间的差异还要更大的呢？ [88]
与基督教的自我牺牲精神相反的是怯懦和自私，在反对动物实验的改革者眼中，此两者正是万恶之源，亦是动物实验的本质。牺牲更为弱小的受造物以求令人类远离死亡和疾病的做法，以及公众普遍关注身体健康而忽视精神原则的态度，对改革者来说都证明了人类的怯懦和自私的不断膨胀，离自我牺牲的精神理想越来越远。 [89] 事实上，在对19世纪维多利亚社会大众的道德讨论中，诸如“自我牺牲与自私”“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勇敢与怯懦”的二元对立概念十分常见。这类二元对立框架存在于基督教传统中，亦是19世纪公众以及J.S.穆勒（J. S. Mill，1806—1873）和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1832—1904）等道德学家在检讨社会与道德问题时常使用的。 [90] 与当时的许多社会和道德议题一样，动物实验的问题也跟利己主义自私追求与利他主义自我牺牲之间的冲突有关。在反动物实验的集会和文宣中，运动者经常从世俗和宗教的角度来强调这两种冲突精神之间的鲜明对比。在某次抗议集会上，有位发言人扬言动物实验是“对人类道德的伤害，是所有迎合怯懦与自私这两个最低劣本能的行为”，而其后果会“使整个种族堕落”，这番发言迎来了一片掌声和欢呼声。 [91] 一位教区牧师亦曾这样写道：
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能忽视人类对上帝犯下的罪行，以及对祂的其他创造物施加的残酷虐待……动物实验正是出于自私的本质，它会抹杀所有善行，实在是一种胆怯的、非英国的、非基督教的作为。 [92]
“维多利亚街协会”的秘书、反动物实验刊物《维鲁兰评论》（ The Verulam Review ）的编辑查尔斯·亚当斯（Charles Adams），在其所著的《怯懦的科学》（ The Coward Science ，1882）中，也反复指控这类科学家。他称基督教是宣扬“基督自我牺牲的福音”，而生理解剖却是“一种怯懦的科学”，它唯一存在的理由就是“对其他物种施加极其邪恶的各种折磨，从而使人类免于痛苦”。 [93] 反动物实验者援用此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论述，将动物实验者与自私、怯懦等负面特质普遍联系起来，以此来对比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因此能有效地把运动理念融入当时宗教和世俗大众的道德框架中。
除了反对动物实验的理性论据之外，从自我牺牲精神延伸而来的，《圣经》中的“苦杯”（bitter cup of Jesus）概念，亦常为运动改革者所引用。这种围绕牺牲的论述在不少运动主要成员的演讲或文宣中反复出现，他们在强烈宗教热情的驱使下，经常公开宣示自己愿意替受苦动物“喝下苦杯”。一向虔诚的谢兹柏利伯爵于1879年在上议院推动反动物实验法案时如此说道：“我秉持着绝对的赤诚与良心说，无论怎样，我宁愿是那被解剖的狗，而不是操刀的教授。” [94] 虽非传统信徒，但怀着同样强烈宗教信念的珂柏亦曾这样公开祷告：“我宁愿让疾病吞噬，让死神降临，而不愿因这邪恶的仪式得到任何好处，或是向科学这个新神祈求说‘你是我的神’。” [95] 曼彻斯特主教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ser）则曾在布道中毫不犹豫地表示自己“宁愿死一百次，也不愿通过这种地狱般邪恶的实验来保命”。 [96] 这类严肃的宣誓似乎传达了众多运动者的心声，借由演讲、评论、讲道与各类宣传在运动中不断被传颂，并获得广泛回响。直到20世纪初，反动物实验运动已经进行了20余年，威斯敏斯特执事长贝索·威伯福斯（Basil Wilberforce，1841—1916）在1901年的“全国反动物实验协会”年会上，依旧使用着类似的言辞：
我完全同意谢兹柏利伯爵的想法——我宁愿死而为人，也不要生而为吸血鬼般的榨取者。如同他一样，我在神之前宣示，我宁愿是那被钉在酷刑台上的不幸动物，也不愿意是那站在一旁的解剖者。 [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