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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事业是真正进步的事业，是人道的神圣事业，是基督的事业。
——J.弗斯科伊尔（J. Verschoyle） [69]
19世纪下半期，福音主义热潮逐渐消退，所以当反动物实验运动在19世纪70年代爆发时，宗教的地位与19世纪初反残酷运动兴起之时相比，已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正如历史学家沃尔特·霍顿（Walter Houghton）所言：“自1830年以降的思想史，尤其是宗教思想史，记载的就是传统思想遭受一连串重击的历史。每一次知识的进步，每一个新理论的出现，都给宗教带来了新挑战。今日虽得以暂时退守一方，明日又得再遭猛攻。” [70] 到了19世纪70年代，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新发现、演化思想、达尔文主义、圣经批判和人类学等，皆冲击着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加剧了自19世纪中叶以来笼罩着维多利亚社会的“信仰危机”。然而，尽管面临严峻挑战，宗教并没有如世俗化理论所预示的那般持续衰落。相反，宗教信仰只是有所转化，且在内涵和形式上都更趋多元。其实，大部分信仰批评者和怀疑者正是因受到福音主义的熏陶，才出于对真理的热切追求而向自身信仰提出批评和怀疑。他们并非真的谴责宗教信仰本身，而是在试图寻找一种“更崇高和更恰当”的信仰表达形式。 [71] 尽管许多人抛弃了传统福音派教义和正统神学，但他们从未丢弃由福音信仰培养出的强烈道德良知。 [72] 即使在1876年法案通过之后，宗教在政治和社会大环境中也并未丧失其重要性，维多利亚时代特殊的“政治道德化”（moralization of politics）现象依然存在。大多数民众仍然从道德和宗教角度看待政治和社会问题。正如现代历史学家乔纳森·帕里（Jonathan Parry）所形容的，对于英国的“选民大众”来说，政治终究是重要的，因为它是实现和强化宗教价值的重要手段。 [73] 尽管到了19世纪70年代，动保运动改革者从基督教信仰中选取的内容和挪用的形式已经不同以往，但动物实验议题能被大众重视，并在19世纪与20世纪初的英国社会激起如此强烈的情绪，正因为人们认为它与宗教以及道德问题息息相关。
从动物实验争议爆发之始，主流的反动物实验运动即打着捍卫宗教和道德理念的旗号。虽然它绝非一个完全属于基督教的运动，但基督信仰仍然是运动各方支持者的共同语言。不同教派的平信徒和神职人员，甚至还有已脱离传统基督教但仍认同其道德理念的人，都能够超越信仰差异而紧密地合作。例如，19世纪70—9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动保组织“维多利亚街协会”就是由约克大主教，有着“福音主义者中的福音主义者”（the evangelical of the evangelicals）之称的谢兹柏利伯爵（Lord Shaftesbury，1801—1885），以及罗马天主教红衣主教亨利·曼宁（Henry Manning，1808—1892）共同领导的，二人分别担任主席和副主席。而该协会实际上又是由当时已放弃正统基督教信仰而成为“有神论者”的珂柏领导的。作为有神论者，珂柏虽不承认原罪、基督之替世人赎罪和地狱中的永世惩罚等福音派教义，但仍相信一位全善造物主的存在以及祂赋予人类的道德观。从一开始，反动物实验运动就有强烈的基督教认同，并且毫不避讳地对内外一致如此宣称。珂柏早于1876年就在运动第一份报刊《家庭新闻报》（ Home Chronicler ）中宣称：“我们的工作……是一场社会运动而非政治运动；是伦理与宗教的宣传，而非国会的鼓吹。” [74] 在国会法案的辩论当中，运动的几位国会代言人也总是明言运动的宗教属性，并企图借之施展道德压力。作为19世纪下半叶最著名的福音派慈善家和议员，谢兹柏利伯爵也曾这样裹挟着民众的宗教情感、带着威胁口吻在上议院谴责动物实验：
对许多人来说，这不单是一个情感问题，而是一个宗教问题。我不相信这问题是可以被根除，或是被部分压抑的。在动物实验这件事情上，完全压制这些“反动物实验的”人的意愿只会引发更强烈的不满，最终只得以采取强制性手段收场…… [75]
与谢兹柏利伯爵一起推动1876年反实验法案的卡纳凡伯爵（Earl of Carnarvon，1866—1923）在1879年同样于上议院发言道：
如果消息传开来，人们知道政府疏于严格执行1876年法案中的各项限制的话……那些最有力量的阶层将会愤慨激昂，因为他们不仅将动物实验视为一个情感问题，更将之视为一个攸关感恩与宗教的问题。 [76]
然而，这种普遍的基督徒身份认同和形象，并不表示反动物实验运动单单由基督徒组成。我们将在第二章中看到，运动中的自由思想者和现世主义者经常向其他基督徒运动者提出抗议，反对他们整天宣称反动物实验运动是基督教运动。此外，基督徒运动者一直深信爱护动物的美德是基督教人道文明的一部分，并认为英国是最能展现出这种文明特质的国家。因此他们惯常使用新教徒身份和民族主义言论，这也无形中与持其他信仰的人形成了隔阂。为此，运动也被名副其实地指责为具有反天主教和反犹太教这两种盛行于维多利亚社会的宗教歧视。
在运动的各类大小集会上，不难见到改革者热切地宣告与抒发他们的宗教热情，以及这些情感所发挥的动员作用。改革者借助宗教所带来的强大情感力量，相聚在一起，分享内心深处的信念，以此强化彼此的决心。这些集会往往弥漫着宗教狂热的情绪，大家热切地宣传基督信仰和仁义道德，严厉地谴责使动物受尽折磨的实验，指其严重违反了基督精神。比如，1896年“苏格兰全面废止动物实验协会”（Scottish Society for the Total Suppression of Vivisection）在其格拉斯哥分会成立大会上，宣告其成员将“秉持着宗教的信念，并且相信那万能的神命令人们以怜悯与善意对待祂所创造的所有活物”，这一发言赢得了全场掌声。 [77] 同年，在“实验常用动物保护协会”曼彻斯特分会的年会上，曼彻斯特主教宣告动物实验乃是“对权力的滥用，是违反神的旨意，是极度恶劣的错误”，语毕全场亦响起一片掌声。 [78] 隔年，在“曼彻斯特反动物实验协会”（Manchester Anti-Vivisection Society）的年会上，当主席宣告其委员会的“伟大目标”乃是“神的荣耀、人的良善”后，附和声同样激荡在会场上。 [79] 这些大型集会中狂热的宗教气氛，以及运动者把运动目标和信念视为必然正确和绝对神圣的态度，有时反而给反动物实验运动营造出一种盛气凌人、自以为义的形象。反对动物实验的医生爱德华·贝尔多（Edward Berdoe，1836—1916）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也曾在“全国反动物实验协会”（National Anti-Vivisection Society）切尔滕纳姆分会的集会结束时吟诗总结道：
神圣的反动物实验运动必胜，
上帝永在，正义长存。
公义不日将得胜，
心存怀疑即不忠，
意志动摇即罪过。（掌声） [80]
著名的资深外科医生亨利·李（Henry Lee）的夫人，亦经常在反动物实验集会上发表讲话，她的演说不但总带着明确的宗教色彩，同时也结合了情绪化、具有高度煽动性的福音派演讲风格。然而，这种演说风格恐怕不太能达到说服异见者的目的，只是加强了运动者们自己的原有信念而已。1899年，在“伦敦反动物实验协会”于圣詹姆斯大厅举办的公众集会中，亨利·李夫人站在讲台上对群众演讲，一再强调基督教信仰和耶稣基督的中心地位，并利用了基督与邪恶势力征战这一模糊却强力的宗教意象所带来的情感力量。她当时这样宣告：
单纯的人道主义永远无法成功遏止苦难和不义的浪潮。啊！你们要有信德……今晚那一位就站在我们中间，以上帝之爱子的形象出现，衪恳求我们在这场对抗强大邪恶势力的战争中坚持不懈。如果我们要在这项宣扬慈悲的工作中取得成功，那么救世主必须永远作为我们平台上的中心支柱。朋友们，请注意，我们要靠着衪的力量来打赢这场重大的战争，永远向衪寻求帮助和指导，永远记住，只有靠着衪的十字架，这种邪恶，就如所有其他邪恶一样，最终将会被推翻。（热烈掌声） [81]
最后，亨利·李夫人以一首带有战斗色彩的基督教赞美诗歌作结——“基督精兵前进/齐向战场走/十架旌旗高举/引领在前头”——并再次赢得全场响亮而持久的欢呼声。要不是演讲中先前提及过“动物实验”四字，真容易令人误以为这是某次宗教复兴主义宣道会或者军事化色彩浓厚的基督教救世军集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