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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动物实验的批判，其实自动物保护运动起始就已存在，但此时，运动多针对较早开始采用动物实验方法的其他欧洲国家。然而，随着英国的实验生理学于19世纪70年代迅速起步，以及生理学家伯顿·桑德森（Burdon Sanderson，1828—1905）出版了其具有标志性的著作《生理实验室手册》（ Handbook for the Physiological Laboratory ，1873），英国人终于切身地意识到动物实验所带来的伦理挑战，相关争议亦在英国迅速爆发。 [60] 1875年，英国政府成立了“皇家动物实验调查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Vivisection），对国内动物实验的性质和规模正式展开调查。生物医学界和反动物实验运动也各自起草了针对动物实验的法案。在正反两方的大力游说下，英国在1876年通过了世界第一项管制动物实验的法案，建立起有关动物实验的登记、管理与稽查制度。然而，这一试图融合双方意见的法案无法令双方都感到满意，尤其是反动物实验组织。 [61] 该法案规定，实验者若能证明其必要性，依然能取得特殊执照而不必施行麻醉；其中对所用麻醉剂类型的规定亦不全面，更缺乏对其实际使用的规定。因此，反动物实验组织认为该法令形同把动物实验“合法化”，即“保障实验者，而非实验动物”。 [62] 因而，在1876年的法案通过后，反对动物实验的运动者在失望之余，亦迅速集结力量，将对策从以前的集中于较高层次的议会游说和谈判，转而发展成一场更具群众基础的社会运动，拥有具体目标、组织、领导层、大众会员，以及更具动员力量的话语。尽管反动物实验运动与一般的反对虐待动物运动之间有着许多共通点，但是反动物实验运动亦把自身区分出来，构成了独特的运动身份。 [63]
在1876年法案通过前后，专门致力于反动物实验的团体纷纷涌现。1875年，乔治·理查德·杰西（George Richard Jesse）创立了“全面废止和彻底禁止动物实验协会”（Society for the Total Abolition and Utter Suppression of Vivisection），同年成立的还有由弗朗西斯·珂柏（Frances Power Cobbe，1822—1904）领导的“保护受实验威胁动物协会”（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Animals liable to Vivisection），又名“维多利亚街协会”（Victorian Street Society）。到了1876年，又有至少五个反实验团体成立：“《家庭新闻报》反动物实验协会”（“Home Chronicler”Anti-Vivisection Association）、于1882年与“维多利亚街协会”合并的“全面废止动物实验国际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Total Suppression of Vivisection）、“伦敦反动物实验协会”（London Anti-Vivisection Society）、“爱尔兰反动物实验协会”（Irish Anti-Vivisection Society）与“苏格兰反动物实验协会”（Scottish Anti-Vivisection Societies）。此后数十年间，这些团体的地方分会，以及其他数十个独立团体已遍布于英国的主要城市。
如一般的反残酷运动，反动物实验运动在本质上亦属一场中产阶级运动，并且主要依靠贵族和上流人士的赞助。然而，经过1867年和1884年的议会改革之后，大众政治时代来临。反动物实验运动就发生在这一时代，改革者知道若要成功推动法例上的变革，赢得拥有选举权的工人阶级的支持十分关键。于是，部分反动物实验团体如“伦敦反动物实验协会”和“全面废止动物实验国际协会”，也开设了面向工人阶层的分支机构。19世纪90年代，随着细菌理论、细菌学研究和疫苗开发的进步，工人阶级对反动物实验运动的支持率大幅提升，这是由长期存在于社会中的反疫苗情绪，以及怀疑医学界会以贫民为实验品的恐惧所致。 [64] 而与其他不直接涉及性别问题的改革运动相比，反动物实验运动中却有着特别多的女性支持者与领导者。历史学家F. K.普罗切斯卡（F. K. Prochaska）发现，1895年“维多利亚街协会”的会员人数中，女性占了66%。 [65] 而法兰奇对19世纪主要反动物实验团体领导阶层的分析亦显示，女性约占40%—60%。 [66] 在运动发生后的最初半个世纪中，主导运动公众形象的领导者多为女性，包括“维多利亚街协会”秘书长弗朗西斯·珂柏、安娜·金斯福德（Anna Kingsford，1846—1888）以及“反动物实验与动物捍卫联盟”（Animal Defence and Anti-Vivisection Society）的秘书长露意丝·琳达·哈格比（Louise Lind-af-Hageby，1878—1963）。 [67]
从1878年左右，一直到1898年运动出现重大分歧之前，英国反动物实验运动的主要团体几乎一致以动物实验的“全面废止”为最终目标。运动者虽然主要关切的是动物的痛苦，但其所提法案并不特别作出区别，因为他们大多相信在现实中难以认定一项动物实验会否会导致痛苦；而尽管施以麻醉，例如使用具有争议的箭毒，其完全免除痛苦的成效亦存疑。此时的医学科学发展仍在起步阶段，缺乏经费、仪器设备和实验室、职业晋升轨道等体制上的支持。因此，在无法预见科学日后的全面发展的状况下，许多运动者仍乐观地相信，动物实验这一刚刚现形的“新罪恶”不过是科学“少年期”的短暂偏差，经由纠正，尚可以撵除。因此对他们而言，“全面废止”动物实验不算是天方夜谭。 [68]
在策略上，动保运动大量借鉴了半个多世纪前由反奴隶制运动建立起的行动传统，即教育大众与构建舆论——具体包括群众请愿、巡回演说、分发文献、致信编辑、刊物出版、寻求选举承诺、举办大小集会、抵制支持动物实验的医生和医院等方式。
在反动物实验运动起步之前，更广泛的善待动物文化已经盛行了超过半个世纪，而反动物实验运动作为从中延伸出来的道德改革运动，自然亦继承了反残酷运动的许多基本特征和意识形态。尽管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人们的基督教信仰经历了本质上的变化，但主流的反动物实验运动团体同样有着强烈的基督教认同，并依赖基督教来获得其正当性和行动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