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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期，维多利亚社会迈入繁盛时期，动物保护运动靠着挪用基督教传统中的多种神学资源，也随之进入了一段平稳的扩张时期。运动不再采用早期的悲情语气来争取支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与当时正急速进步的维多利亚社会相呼应的乐观语调和意气风发的精神。1851年，万国工业博览会于伦敦海德公园的水晶宫盛大举行，骄傲地向世界展示着英国文明的伟大，与此同时，“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也在庆祝动物保护所取得的进展。国会议员麦金农在提及协会获得的“慷慨捐赠”以及他这一代人所处的“幸福乐土”和“光辉时代”时，就如此说道：
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社会的道德原则每天都在进步……生活在19世纪的我们，在情感、文明、宗教等方面，以及对低等受造物的态度上，都远比多年前的同胞或其他外国人更优越。 [51]
早在1840年就获得维多利亚女王御赐“皇家”头衔的“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有了皇室赞助，尤其超越其他动保团体，成为运动的主导力量。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整个反残酷运动将工作扩展到教育和慈善领域。例如，1860年成立的“流浪和饥饿狗临时收容所”（Temporary Home for Lost and Starving Dogs）—1871年后更名为“贝特希流浪狗之家”（Battersea Dog’s Home）；自1867年以来，由“大都会饮水池与牲畜饮水槽协会”（Metropolitan Drinking Fountain and Cattle Trough Association）设立的牲畜饮水槽；1869年成立的“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妇女人道教育委员（Ladies’Humane Education Committee）；自1875年发起，致力于儿童人道教育的“怜悯小团”（Band of Mercy）运动；由地方报社经营，蓬勃发展的儿童草根团体，如1876年由《纽卡斯尔周报》（ Newcastle Weekly Chronicle ）组织的“小小鸟报社”（The Dicky Bird Society）等；于1885年成立、鼓励善待工作动物的“伦敦拖车马匹检阅协会”（London Cart Horse Parade Society）。这些团体和项目取得了空前成功，更带动了各地其他类似组织的发展。
随着英国社会在19世纪70年代进入“新帝国主义”（high imperialism）时代，扩张主义和帝国意识增强，动物保护运动也受到影响，其动员话语和实际工作均抹上了鲜明的帝国主义色彩。运动者利用大英帝国基于基督教道德和义务而产生的自豪感和“托管者”身份认同，将人道对待动物描述成英国文明人道传统中的独特元素，并宣称英国有道德义务向外传播这种美德。 [52] 正如一本介绍“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在缅甸、印度等殖民地所开展工作的小册子叙述的那样：
在任何时代，对于任何国家，英国统御所及之处都是人道精神的要塞和堡垒……而在国际动物保护事业中，我们取得了导师、良知指引和带领者的公认地位，这足以证明我们的良心……难道我们不应该共同协商，携手合作，推进这项动人、神圣的人道事业的发展吗？大英帝国为促进人类文明贡献良多，将来亦不会止步，我们不应该共同为帝国的未来而努力吗？ [53]
在工作实践方面，动保团体也如同传教士一样，怀着乐观的福音传道精神，紧紧跟随着殖民者和帝国官员的脚步，承担起向外传扬英国文明优良传统和“教化万民”的重大责任。例如，英属印度于1857年成立后不久，“加尔各答防止虐待动物协会”（Calcutta SPCA）亦随即成立，主要通过起诉来打击在街头虐待工作动物的行为。然而，正如历史学家珍妮特·戴维斯（Janet Davis）所指出的，即使撇开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本质上的家长式不对等关系不谈，此分会是由清一色的英籍居印人士，在殖民地政府的直接财政资助下运作，这一点已充分显示了这个动物保护组织的性质——事实上它也是殖民地政府监管系统的一部分。 [54] 而且在1917年，英军为了保护附近的波斯油田，并阻止土耳其及其德国盟友进入波斯湾顶端，两度试图占领巴格达，其取得成功后，“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也紧随着开展其工作。在接下来一届的协会年度会议上，一位发言人如此宣布：“人们都说英国国旗来到，也必带来自由，现在我们可以说，带来的还有‘善待动物’。” [55] 事实上，早在1885年，“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就曾经自豪地自封为“世上所有动物保护团体的母会”。 [56] 到了1900年，协会已经在英国殖民地、海外属地以及其他国家和城市成立了众多分会与组织，远至直布罗陀、马耳他、仰光、科伦坡、香港、孟加拉、孟买、开普殖民地、纳塔尔、奥兰治自由邦、德兰士瓦、纽芬兰、上海、东京、横滨等城市，乃至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埃及，以及南美洲等国家和地区。 [57] 协会的年度大会总在城市中最雄伟的厅堂内举行，规模盛大，不但包括隆重的论文竞赛颁奖仪式，更经常有皇室贵族、政要、来自世界各地的动保协会代表，甚至是外国大使驾临。年会的浓厚帝国色彩，绝对不亚于维多利亚女王的周年庆典。 [58] 1887年，正值女王登基的金禧纪念（Golden Jubilee），女王更出席了协会的庆功年会，并且发表了以下的著名讲话：
在我的臣民所展现的众多进步当中，我特别高兴见到的就是对低等动物的人道情感的增加。如果一个文明的慈善与怜悯，无法触及神所创造的不会说话，亦无法保护自己的动物，这个文明不会是一个完整的文明。 [59]
无论以何种标准评价动物保护运动的成就，无可否认的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曾经备受鄙视的动保事业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善待动物更成为英国人身份认同的一部分。这要归功于运动所采用的策略，它从一开始就积极挪用基督教传统，为运动取得道德上的正当性，以加强其说服力。运动也总能在关键的历史时刻调整方针，从而与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一致，例如家长制、民族主义，以及大英帝国悠久的道德托管者传统。以上这些意识形态，也深深植根于运动所大力挪用的基督教传统之中，与其密不可分。
不过，动物保护运动对基督教传统的运用远不止于此。自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在社会已有的善待动物文化之中，又有另一场强大的动保运动发生，冲击了当时的英国社会。基督教传统又一次被运动改革者以更巧妙的手段挪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