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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尼瓦尔·基哈诺（Aníbal Quijano，1928—2018），秘鲁社会学家和人文思想家，具有历史学、政治学和法学的跨学科背景。作为教师，他曾在秘鲁、巴西、墨西哥、智利和美国的大学中任教，后期在纽约宾汉姆顿大学担任社会学系教授，直至去世。20世纪60至70年代，基哈诺曾作为秘鲁及拉美地方政治史研究者而为人所知，其早年著作《秘鲁的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曾译成中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经由旅居美国的阿根廷学者米尼奥罗等人的介绍，在去殖民思想和“南方认识论”等理论框架下，后期的基哈诺逐渐成为全球性思想家，被国际学界熟知。
基哈诺的主要著述包括《重新定义拉美的依附性与边缘化》（1969）、《拉丁美洲的身份与乌托邦》（1989）、《作为概念的美洲性》（1992，与沃勒斯坦合著）、《拉丁美洲的殖民性、权力、文化与知识》（1998）、《未来的归来与知识问题》（2002）、《堂吉诃德和拉丁美洲的风车》（2005）等。2024年杜克大学出版社刊出《阿尼瓦尔·基哈诺核心文选：论权力的殖民性》，该书是其第一部英文版重要选集。
本文是基哈诺代表作，写于2000年，文章以研究纲要的形式全面论述了权力的殖民性、欧洲中心主义和拉美去殖民的历史经验与传统左翼思想的局限性等思想史上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文章不仅是历史经验研究，更是从拉美视角出发挑战欧洲中心的民族国家观和历史阶段论，提出了资本主义之后历史与社会将如何转型的宏观预见。此篇文章原文有多个版本，译文依据拉美社科理事会编选的《当代秘鲁批判思想选集》（2016）译出。
当前的全球化首先意指一个历史进程的高峰阶段，而这一进程的起点是美洲肇造以及殖民／现代欧洲中心资本主义被确立为新全球模式。这种全球权力模式的基本坐标轴之一，是围绕着种族观念对世界人口展开的社会分类。而这种族观念是一个表达殖民统治基本经验的心理结构，自美洲建构时起，它就渗透到全球权力最重要的各方面，其中蕴含着特定的理性逻辑，即欧洲中心主义。因此，种族这条轴线具有殖民起源与性质，尽管此轴线建立在殖民主义的母体上，却比其母体殖民主义更加持久稳定。因此，当代全球霸权的权力模式也默许存留了殖民性元素。下文的首要目的，便是探讨某些必要的理论问题，涉及权力的殖民性（colonialidad de poder） [1] 对拉丁美洲历史的理论意义。
美洲构成了新的全球权力模式的第一时／空，由此成为现代性的第一个身份。两个相关的历史进程在这一时／空的生产中汇合且建立了新权力模式的两个基本轴线：其一，是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差异编码为“种族”，这种假定的生理结构的差异将一部分人置于相对另一部分人的自然性的劣势地位。对征服者而言，这一观念是征服所施加的统治关系的根本要素和基础。在此基础上，美洲乃至全世界人口都在新权力模式中被分类。其二，是围绕着资本和世界市场，将历史上所有控制劳动力、资源和产品的形式整合起来。 [2]
种族：一种现代性的心理类型
现代意义上的种族观念在殖民美洲前，历史上闻所未闻。 [3] 种族的起源可能是参照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表现差异（diferencias fenotipicas），但重要的是，它很快就被建构为这些群体间假定的生理结构差异的参照标准。
基于种族类型上的社会关系在美洲制造了新的历史社会身份：印第安人、黑人、梅斯蒂索人（mestizos，或混血人），且重新定义了其他民族身份。在此前，诸如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抑或后来的欧洲人等术语，都仅指涉地理来源或出生国，但自此之后，这些术语被赋予了新的种族含义，指涉新的身份。鉴于正在形成中的社会关系是统治关系，这些身份又被关联到相应的社会等级、地位与社会角色，成为社会关系的构成元素，从而也与被强加的殖民统治模式相联系。换句话说，种族与种族身份被建构为人口基本社会分类的工具。
随着时间的推移，殖民者将被殖民者的外在表现特征编码成肤色，并将之设定为种族分类的标志性特质。这一分类最初可能是在英属美洲地区确立的。在当地，所谓的黑人不仅是最主要的被剥削群体，因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部分都依赖黑人劳动，而且黑人也是最重要的被殖民种族，因为印第安人并不属于该殖民社会。据此，统治者群体将自己称为“白人”。 [4]
在美洲，种族观念是为征服所施加的统治关系赋予合法性的一种方式。殖民美洲后，欧洲作为新身份而形成，欧洲殖民主义扩张到欧洲以外的其他地方，导致了欧洲中心知识视角的发展，并随之建构了将种族观念自然化为欧洲人与非欧洲人之间殖民关系的理论。从历史上看，种族的发明意味着一种让早先存在于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的陈旧的优／劣观与其相关实践再度合法化的新方法。从那时［16世纪］以来，这一原则被证明是最有效、最持久的支配全社会的工具，种族分类甚至影响到另一个同样普遍但更古老的分类，即性别或性别分类，让性别之间的支配关系逐渐被优／劣种族的区分所取代。被征服和被统治的民族被置于自然阶序中的劣势位置，因而他们的表型特征与心理、文化特质皆遭贬低。 [5] 由此，种族变成了新社会权力结构中的首要标准，换言之，种族是世界人口的基本分类模式。
在另一方面，在美洲的历史形成的过程中，所有针对劳动的控制和剥削形式，对产品生产、占有、分配的控制形式，全都围绕资本—工资关系（以下简称资本）和世界市场进行了整合。这些劳力控制的形式包含奴隶制、农奴制、小商品生产、互惠（reciprocidad）和工资。在这样的整合中，每种劳动控制的形式都不是其历史前身的简单延伸，在历史学和社会学意义上，这些形式都是崭新的：首先，它们是为世界市场生产商品而有意被组建起来的；其次，它们不仅存在于同一个时空中，而且每一种劳动形式都与资本及其市场相接合。因此这些劳动形式构成了一种新的全球劳动控制模型，而反过来又成为新权力模式的基本元素。无论作为整体还是个体，这些形式在历史结构上都依赖于新模式。这不仅是因为作为整体的从属部分在位置和功能上的依赖性，还因为尽管这些形式都保持了异质性的特定特征，与整体秩序及各种形式之间的关系也不连续，它们的历史发展从此均需依赖新权力模式。再次，为了满足新功能，每种形式的劳动最终都发展出新的特质与新的历史结构配置。
伴随着劳动控制的结构、资源和产品与历史上所知的所有形式的接合完毕，史无前例的全球性的劳动、资源和产品控制模式得以确立。由于这一控制模式围绕资本组成而且为资本服务，作为整体，其构成也具有资本主义特色。由是，一种崭新的、原创且独一无二的生产关系结构浮现于世界历史经验当中，即世界资本主义。
基于种族观念产生的新历史身份，与新的全球劳动控制结构中的社会角色和地缘位置相联合。因此，种族和劳动分工两者在结构上相互关联、相互强化，尽管两者的存续都不必然依赖于对方。
于是，系统化的种族劳动分工就被确立下来。在西班牙语美洲，卡斯蒂利亚王国为防止印第安人完全绝种，早就决定废除奴役印第安人的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印第安人被禁锢为农奴。那些生活在村社中的印第安人，被允许延续古老的互惠劳动，例如无须市场的劳动力交换和劳动交换，这种方式被当作农奴劳动力再生产的方法延续下来。在某些情况下，小部分印第安贵族可以充当统治者与被统治种族之间的中介而能免除奴役，获得特殊待遇，也被允许从事非西班牙贵族的职业。相反，黑人被降为奴隶。作为统治种族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可领取工资，成为独立商人、独立工匠或自耕农——总之，可以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但仅有贵族能在殖民地军事或民政机关里担任中高阶职位。
18世纪以降，在西班牙语美洲，许多西班牙男子与印第安妇女所生的混血儿逐渐成为人数庞大且重要的社会阶层，开始从事与并非贵族的其他伊比利亚人类似的职业和活动。虽然情况不多见，而且特别集中在市政活动或其他需特殊技能的活动中（例如音乐演奏），但也只有黑人女性和伊比利亚男性（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所生的皮肤较白的混血儿才有机会参与其中。由于其母亲是奴隶，混血儿的角色较晚才获得正当性。在殖民／现代资本主义内部，这种劳动的种族分工贯穿了整个殖民时期。
白人（或18世纪以来的欧洲人）作为同一统治种族，在全球殖民扩张统治的过程中，逐渐将同样的社会划分标准强加于全世界所有人口之上。新的历史和社会身份由此被创造出来：在白人、印第安人、黑人和梅斯蒂索人之外，黄种人和褐色人种（aceitunados，oliváceos）又被添加进来。新社会身份的种族主义分配，如同在美洲的其他成功案例一样，与殖民资本主义的劳动和剥削形式相结合，尤其表现在社会中白人在殖民机构里几乎独享工资待遇，也能获得社会地位高的职位。因此，每种劳动控制形式都与特定的种族相联系。结果是，控制某种特定劳动的形式也就意味着控制特定的被统治人群。这一统治／剥削技术，即种族／劳动的新技术，以貌似天经地义的形式结合起来。迄今，这项策略仍然异常成功。
通过对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人免费劳动力的控制，白人获得了对金银等商品的控制权；再加上大西洋中脊是运输这些商品进入世界市场的关键位置，于是，白人在竞逐全球商业物流的控制权中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美洲贵金属刺激又促成了世界市场的逐步货币化。白人控制了如此庞大的资源，致使他们可以掌控既有的广阔商业网，包括中国、印度、锡兰、埃及、叙利亚，上述地区也即日后的远东和中东。这些条件也使白人能集中控制世界市场中的商业资金、劳动、生产资料。这一局面日后经由白人殖民统治的扩展而得到进一步巩固。
众所周知，以大西洋地区为基地的强势集团控制了全球商贸，在这些地方推动了都市化的新进程，增强了地方间的贸易流通，进而形成了整合程度更高的区域性市场，这也归功于美洲贵金属的流入。一个历史上新的地缘文化身份日渐成形，那就是欧洲，更准确地说，是西欧。 [6] 这个新的地缘文化身份，作为控制世界市场的中心而出现。这一历史进程也助推了地中海沿岸与伊比利亚半岛的霸权转移到大西洋的西北海岸。
作为新全球市场中心这一条件，并不能单独解释为何直至19世纪，甚至到了全球危机爆发的1870年，欧洲仍是劳动商品化进程的中心，即资本—工资关系作为特定劳动控制形式的发展中心。而与此同时，其他在欧洲宰制下被殖民而纳入新全球市场或正经受殖民的区域和人口，基本仍处于非工资劳动关系中，尽管他们的劳动、资源和产品通过价值与利润的转移链条为西欧所控制。在非欧洲地区，工资劳动几乎被白人所独占。
资本的社会关系或全球市场的机制，或者说资本主义本身，并没有什么内在的历史必然性能解释这一点，即工资劳动为何偏好集中于欧洲，而且在此基础上，其后两个多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生产也集中在此。实际上，如1870年之后的情形所示，西欧可以轻易地控制全球人口任何部分的雇佣劳动，而且对西欧来说，这样做可能获利更丰。因此，解释上述现象须从历史其他方面找答案。事实上，从殖民美洲开始，未来的欧洲人便将非工资劳动与被统治种族结合起来，就因为他们在欧洲人眼中属于“低劣种族”。在殖民时期的前几十年，印第安人就遭受了大规模的种族屠杀，主要原因并非征服中的暴力，也不是征服者携带的疫病，而是由于许多印第安人被视作可抛弃式的劳动力，被迫工作至死方休。实际上，直至16世纪中期，委任监护制（encomenderos）宣告崩溃，这一殖民做法才告终结。伊比利亚殖民主义随后实施了政治重组的新方案，调整了印第安人口及其与殖民者的关系。然而，印第安人并没能转化成自由的工资劳动者，而是被确定为无偿农奴。但美洲印第安人的农奴制不能与欧洲封建农奴制同日而语，因为前者既没有封建领主给予农奴的保障，也不必然拥有一块代替薪资的耕地。在美洲独立前，印第安农奴劳动力只能在村社中完成再生产，即便是美洲独立百年之后，仍有大批印第安农奴劳动力被迫自我再生产。
另一种形式的无薪劳动（或直白地说，没有任何报酬的劳动）即奴隶制，则专门指派给从未来的非洲贩运而来的所谓“黑人”。
人口的种族分类，加上初期便将被殖民者的新种族身份定位与无偿、不计薪酬的劳动控制形式勾连起来的做法，让欧洲人发展出如下特定认知：有偿劳动是白人的特权。被殖民种族的低劣意味着他们不配领取工资，他们理所当然要为主人的利益操劳。现今，世界各地的白人产权所有者仍普遍怀有这种态度。而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心，所谓“低等人种”与白人同工不同酬的事实，也无法脱离全球人口的种族社会分类来解释。换句话说，这一议题与全球资本主义的殖民性密切相关。
在新的全球权力模式之下，劳动控制通过资本与薪酬劳动的关系将历史上所有已知的劳动控制形式接合起来，置于其统治下。但这种接合在本质上是殖民性的，首先，其基础是将所有形式的无偿劳动派定给殖民地种族，首先是印第安人、黑人以及混血种族，后来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受殖民种族，如棕色人种和黄色人种。其次则是将有薪劳动工作指派给殖民种族，即白人。
劳动控制的殖民性决定了资本主义世界中每种劳动控制形式的地理分布。换言之，它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地形图：资本作为控制有偿劳动的社会形构，成了接合其周边其他所有的劳动控制形式、资源、产品的主轴。资本在所有控制形式中占据主导，赋予劳动控制结构整体以资本主义特征。但同时，资本独特的社会形构使之在地理上集中于欧洲，尤其在社会机构上，掌握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里的欧洲人手中。由此，欧洲和欧洲性便通过这一方式将自身建构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
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提出“中心—外围”这一著名意象来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资本主义形构。不管是否明确意识到，他的确指明了这一全球权力模式的历史核心，即劳动、资源、产品控制模式的历史特点，而这一特点起源于美洲。
[7]
全球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殖民性／现代性的双重属性，而且是欧洲中心的。假如没有厘清这些资本主义特殊的历史性质，就无法恰当而全面地理解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基于普雷维什和马克思的世界资本主义概念发展出来的“现代世界体系”概念。
[8]
作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欧洲不仅控制了全球市场，而且将殖民统治加诸世界其他地区与人口，将之整合到自己的“世界体系”与特定的权力模式中。对上述地区及其人口而言意味着历史性的重新指认，因为欧洲为他们赋予了新的地理文化身份。如此一来，在美洲和欧洲概念提出后，非洲、亚洲以及最后浮现的大洋洲也纷纷获得确认。在生产新身份的过程中，新权力模式的殖民性无疑是最关键的决定因素之一。但各个地区的政治和文化，特别是知识的发展水平也充当了关键要素。没有这些要素，“东方”这个类型就不会被定位成唯一的有足够尊严的他者，尽管其本质上仍低于“西方”；相对而言，“印第安人”或“黑人”就没有发展出对等的词汇。 [9] 但这一遗漏本身也能揭露出其他因素在全球人口社会分类模式中所起的作用。
将这样多元异质的文化历史纳入一个由欧洲支配的单一世界，意味着文化和思想上的主体间性构造，相当于围绕资本的所有劳动力控制形式的接合，如此才建立起世界资本主义。实际上，所有的经验、历史、资源和文化产品最终全都围绕欧洲或西方霸权被整合到全球文化秩序中。易言之，作为新全球权力模式的局部，欧洲霸权集中控制了所有形式的主体性和文化，尤其是知识与知识生产。
在实现这一结果的过程中，殖民者通过多种操作以促成一个欧洲与欧洲性宰治其他地区的主体间关系的新世界，并在此过程中赋予其他人民新的地缘文化身份。首先，他们榨取了被殖民民族的文化成就，占用了其中最适合资本主义发展和欧洲中心的部分。其次，他们尽可能压制被殖民者的知识生产形式、意义生产模式、符号宇宙、表达方式及主体性客观化的模式。众所周知，伊比利亚美洲印第安人在这一领域被压榨得极为悲惨、深切而持久。印第安群体只能沦为某种非文字的农业次等文化，被剥夺了原先被客体化的知识遗产。类似情况也发生在非洲。但与亚洲相比，非洲遭受的文化压制程度要严酷得多。因此，亚洲最重要的历史和知识得以载入史册，存留下来。正是由此产生了“东方”这个类型。再次，殖民者以各种方式强迫被殖民者学习支配者的文化，以便于统治方式的再生产，这些文化包括科技与物质领域，也包括主观性知识，尤其是宗教，如犹太-基督宗教文化。这一复杂过程从长期来看，都意味着对认知视角、生产与赋予意义的方式、物质经验的结果、想象与跨主体世界的殖民化，一言以蔽之，就是文化的殖民化。 [10]
总之，正如沃勒斯坦的恰当描述，西欧成功转化为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这在欧洲人中间培养出一种殖民者和帝国统治者共有的特质，即种族中心主义（etnocentrismo）。但在欧洲的案例中，这种特质自有其独特的基础和自我验证的理由，即在殖民美洲后出现的世界人口的种族分类。殖民种族中心主义与普遍的种族分类两者之间的扣连，解释了欧洲人为何不仅自认为优于世界上的其他人种，而且自觉天生就如此。这一历史现象在全球权力模式中表现为一套心理运作，尤其对霸权下的主体间关系和知识视角至为关键：欧洲人创造出一种新的历史时间观，将被殖民民族及其各自的历史与文化，放置到一条以欧洲为巅峰的历史轨迹当中。 [11] 但值得注意的是，被殖民民族并未与欧洲人处于同一条连续线上，而是在另一个天生就不同的类别中。被殖民民族被认为是低劣种族，因其面对欧洲人时仍处在过去。
根据这一观点，现代性与理性被想象成欧洲独有的产物和经验。从这一角度出发，西欧与世界上其他地方之间的主体间关系和文化关系被编码为一整套新范畴：东方—西方、原始—文明、神秘／神话—科学、非理性—理性、传统—现代。总之，就是欧洲与非欧洲的对峙。即使如此，唯一有幸让欧洲或“西方”授予“荣誉他者”头衔的范畴是“东方”，既非美洲印第安人，也不是非洲“黑人”，因为后两者只被轻视为“原始”族群。在欧洲／非欧洲的关系编码中，种族无疑是基本范畴。
这种二元、两分的视角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特殊产物，并在欧洲殖民统治的扩展中成为全球霸权视角。非此视角难以解释欧洲中心主义何以发展成霸权性知识观。现代性的欧洲中心主义建立在两个主要神话之上：一是将人类文明史视为一条从自然状态出发，在欧洲臻于极致的轨迹；二是将欧洲与非欧洲的差异解释为自然（种族）差异，而非权力历史所导致的差异。这两个神话可以被明白无误地指认为进化论和二元论的基础，而后两者是欧洲中心论的核心元素。
本文在此无意深入讨论现代性及其欧洲中心主义版本。我在其他研究中已有涉及，其后将另作研讨。本文更不会接续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辩论和相关卷帙浩繁的文献。但考虑到本文的写作初衷，尤其是本节话题，仍有必要强调若干问题。 [12]
西欧人自视为源于自然状态的文明进程的巅峰，也自认为是人类与其历史的现代版，即人类中的新生族类和最先进者；据此，同时将其他种族归于天生低等或早前的类型，即人种进化上的过去。由此，欧洲人想象自己独自背负现代性，是现代性唯一的缔造者和主人公。值得瞩目的，并非仅有欧洲人对自身和其他人种怀有这样的想象和认知——它并非欧洲人独有——重要的是，他们能在新全球权力模式的主体间关系中传播这套史观，使之成为霸权视角。
当然，对这套史观的思想抵抗不久后就出现了。在拉丁美洲，从19世纪末开始到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思想抵抗伴随着发达与欠发达的辩论而越发强烈。发展问题的辩论，在相当长的时段里被所谓的现代化理论所主导。 [13] 不论其对立面如何，现代化理论常常强调接受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强迫非欧洲社会与文化实现“西化”。一个常用的论据是，现代性是属于所有文化的现象，不限于欧洲或西方。
倘若说现代性的概念仅仅主要指代新颖、先进、理性—科学、世俗化等观点与经验，那么无疑须承认，这是所有文化和历史时期都可能出现的现象。先于当前世界体系出现的所谓高等文化（如中国、印度、埃及、希腊、玛雅—阿兹特克、印加）都显现出现代性的某些迹象，包括理性、科学、思想的世俗化，等等。其实，历史研究表明，将非欧洲高等文明定义为神秘—魔幻心态，以此对立于欧洲的理性和科学精神，实属荒谬。因为除了非欧洲世界中某些可能存在或经推测而存在的象征体系外，这些高等文化中早已发展出城市、庙宇、宫殿、金字塔或丰碑式建筑群（如马丘比丘、婆罗浮屠等）、灌溉系统、大型交通网络、冶金加工、农业技术、数学、历法、文字、哲学、历史、武器和战争技术，这些成就清楚展示出其各自的科技发展远早于欧洲作为新身份的形成。至多可以说，在当代，在欧洲或西方总体的霸权下，科技发展实现了长足进步，取得了诸多重要的发现和成就。
捍卫现代性为欧洲专利者，通常诉诸古希腊罗马世界和发现美洲之前的地中海世界的文化历史，借以证明欧洲应独享现代性的专利。这个论点的错谬之处，首先在于它遮蔽了如下事实。第一，美洲征服之前，地中海世界中真正先进的部分是伊斯兰-犹太文化。第二，得益于伊斯兰-犹太世界，希腊罗马文化的遗产才得以存留，包括城市、商贸、农业、矿业、纺织、哲学和历史，而后来成为西欧的地带彼时仍处于封建制度和文化蒙昧的笼罩之下。第三，劳动力的商品化以及资本—工资关系很有可能出现于伊斯兰-犹太区域，并在其后，扩展到后来的北欧。第四，唯有在伊斯兰被击溃之后，经由美洲的发现，全球市场霸权才从伊斯兰地区转移到未来的欧洲中北部，文化活动的中心也才转移到这个新区域。因此，新的历史和文化的地理视角在此形成，并确立为全球权力视角，当然，其中也包括新的权力地理。东西方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晚出的观念，起源于英国的霸权时刻。还有必要提醒读者吗——格林尼治子午线划经伦敦，而不是塞维利亚或威尼斯。 [14]
因此，欧洲中心论宣称自身是现代性唯一的缔造者和主人公，而且所有非欧洲人口的现代化都是欧化，这一主张是种族中心论的主张，最终不过是一种地方性姿态。但另一方面，倘若现代性的概念仅仅指涉理性、科学、科技等，那么我们面对历史经验想质询的问题，跟欧洲种族中心主义所提出的问题将毫无二致。我们的讨论将流于争辩谁才拥有被命名为现代性的种种现象的原创权和专属权，其结果只能是一切维持原状，继续停留在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和视角上。
然而，有一组要素指向不同的现代性概念，能解释当前世界体系的特定历史进程。这一现代性概念显然不排除先前的参照系和特征，但这些参照系是作为社会、物质和主体间关系世界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这一世界的核心问题是人类解放，这个问题涉及社会的历史利益，也是斗争的主战场。在本文研究范围内，我将简要地以纲要的形式提出若干议题。 [15]
首先，当前的全球权力模式是已知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模式。如此断言，有多重具体意义。其一，在社会生存的每个领域中，所有史上已知的社会关系和控制形式都被接合到一个单一结构中，其组成部分之间以及部分与整体之间形成了系统关系。其二，这也是史上首次，每个社会存在领域的结构均在单一模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霸权机构下运行。因此，在劳动控制、劳动资源及其产品控制方面，资本主义企业是主导；在性的控制、性资源与产品控制方面，中产阶级家庭是主导；在权威的控制、其资源与产品控制方面，民族国家是主导；在主体间性的控制方面，欧洲中心主义是主导。
[16]
其三，这些机构相互依存，如此，权力模式才能形成一套体系。
其四，这一全球权力模式首次覆盖了全球人口。
在这一特定意义上，当今人类整体构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全球系统，而不仅仅是如中国、印度、埃及、希腊-罗马、阿兹特克-玛雅或印加那样的世界。这些原先潜在的各式世界中，并不存在唯一的殖民／帝国统治者的共有位置。虽然在欧洲中心视野中正是如此设计的，但所有纳入这些历史世界的民族都不可能分享人类与世界其余部分的共有基本视角。上述世界的殖民统治者们既没有条件，也没有兴趣使其治下所有人口的基本社会存在形式统一化。与此相反，从美洲殖民开始而形成的现代世界体系，在三个关键方面影响了全球所有人口的日常生活：权力的殖民性、资本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当然，这一权力模式或其他任何一种权力模式都不意味着其统治范围内的历史-结构异质性已根除殆尽。模式的全球性在于，给全球范围内所有共同社会实践提供了基本平台，给主体间互动提供了分享共同价值倾向的领域。因此，社会生存的每个领域内的霸权性体制，对全球人口而言都是具有普世性的主体间模式，一如民族国家、资产阶级家庭、资本主义企业和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
因此，无论“现代性”一词在今天究竟指什么，它都牵涉全球人口总和以及近五百年来的历史，过去与现今的所有世界都接合在权力的全球模式当中，以及所有可被区分的区域及相关的新历史定义与构成，都被整合到新的共同模式当中。因此，现代性也是诸多不同理性运作方式的整合。换句话说，鉴于这一模式勾勒了一段有特殊经验的新历史，这段历史提出和迫使我们思考的问题就不能用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性概念去探索，遑论提供答案。因此，宣称现代性纯粹是欧洲现象，或现代性属于所有文化，今天已毫无意义。现代性是一种崭新的现象，是全球权力模式特有的事物。倘若必须得沿用这个名词，则无论如何也应指向另一种现代性。
在此，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究竟什么是现代性的真正新意？是否它不过是发展和重新定义了其他世界的经验、趋势和过程，还是说，它诞生自当今全球权力模式的历史？
欧洲中心主义声称欧洲是现代性的原创者，对此，恩里克·杜塞尔提出了“跨现代性”（transmodernidad）的替代方案。 [17] 根据这个提法，“分化的自我”（ego individual diferenciado）的形成是从美洲殖民带来的新现象，是现代性的标志，不仅发生在欧洲，也存在于由美洲殖民所逐渐构造出来的整个世界。杜塞尔拒斥了欧洲中心主义最偏好的神话之一，可谓命中靶心。但分化的自我这一现象是否是美洲殖民开始的特有现象，仍有待考察。
当然，美洲开启的历史进程，与被整合进新的全球权力模式的所有民族的主体性——或者更好的说法是主体间性——的改变，两者之间关系甚密。这些改变促成了新的主体性，不仅在个人也在集体层面上创造了新的主体间性。上述情况确乎是随着美洲肇造而进入历史的新现象，因而是现代性的一部分。但不论如何，这些变化都不是从既存世界的个体或集体的主体性中派生出来的。沿用一个旧意象，可以说，这些改变并不是从宙斯头脑中诞生的智慧女神密涅瓦，而是当下世界各地人们所作所为的主体性或主体间性的表达。
从这个观点看来，必须承认，美洲殖民及其后果对全球市场和全球权力模式的形构所造成的直接影响，确乎是一场历史巨变，它不仅影响欧洲，甚至抵达全球。这不仅仅是已知世界内的变化，不只是变更世界的某些特质那样简单，而是世界本身的变化。这无疑是新主体性的基本元素：对历史变迁的感知。这一要素引发了新的时间观和历史观的酝酿。变革感还带来了新的未来感，因为在全部时间里，未来才是唯一有可能发生变革的领域。只有未来这一敞开的时间领域，时间才是崭新的，因为它不仅是过去的延续。由此，历史可以被理解为不仅是自然发生之事，或神意决断、神秘宿命，历史也可以是某种由人的行为、计算、意图和决策创造出来的事物。因此，人可以规划历史，历史也具有了意义。
美洲的肇造开启了整个新的物质关系和主体间关系的宇宙。有必要承认，现代性的概念不仅仅指涉主体性问题——尽管这一变革的重要性不可低估——也不仅仅指涉被纳入新世界体系及其特定全球权力模式中个人和民族之间的新主体间性世界的形成。现代性同样解释了社会关系在物质层面的变化。即是说，变化发生在各民族社会所有的存在领域，也包括个人成员，无论在物质层面还是在主体间性层面，均是如此。这些过程始于美洲形成、新全球权力模式的浮现以及全球各民族的整合，因此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易言之，从美洲开始，一个新的时／空在主观上和物质上建构出来，这就是现代性概念的含义。
然而，现代性过程的关键在于，世界的霸权中心位于西欧中北部。这有助于解释现代性过程中知识生产中心为何会位于西欧，为何这一版本的现代性取得了全球霸权。这一过程同样解释了权力的殖民性在现代性欧洲中心主义版本的第一等级秩序中发挥了怎样的关键作用。倘若虑及上文所示的权力殖民性如何与欧洲资本、工资劳动、资本市场及与此类决定因素高度相关的社会、文化紧密结合，那么就不难理解权力殖民性的作用。在此意义上，现代性从一开始就是殖民性的，这解释了为何现代性的全球进程在欧洲的影响更为直接且迅速。
实际上，牵涉全球资本主义权力模式、资本和工资集中化和新资本市场的新社会实践，关系着新的时间观和历史观，也关乎这一视角下历史变迁问题的中心地位。作为经验和思想，现代性的社会实践要求去除等级和威权的神圣性，不只在社会关系的物质层面，也包括主体间性层面；要求去除相对应的结构和机构的神圣性，谋求改造或拆解这等级机构。在这一背景下，主体的个体化才有意义：个人需要为思考、怀疑、抉择设立自己的平台。概言之，以个体自由对抗僵化的社会约束，从而追求个体间的社会平等。
然而，资本主义的决定因素在同一历史运动中，物质和主体间性的社会过程只能在剥削和统治的社会关系里发生。因此，这一过程因不同的方向、目的、手段和界限问题而充满对抗。对权力的控制者而言，资本和市场的控制决定了现代性过程的目的、手段与界限。市场是社会平等的基础，但同时也是其可能性的界限。对那些受资本剥削者和权力模式中的被统治者而言，现代性提供了从一切与统治、剥削相关的关系、结构、体制中解放的愿景，同时也提供了朝向这一方向而前进的社会条件。于是，现代性也是社会利益冲突的议题，其中利益之一便是社会境遇的持续民主化。正因为如此，所有现代性的概念必然都是模糊而矛盾的。
正是这一过程的历史将西欧从世界其他地方（如拉丁美洲）明确地切分出来。在西欧，资本-工资关系的集中是社会分类关系与相应权力结构的主轴。在所谓竞争资本时期，资本—工资关系推动了与旧秩序、帝国、教皇的对抗。这些对抗为资本的非主导部门和被剥削者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协助商定他们在权力结构中的定位和售卖劳动力时的条件。同时，也推动了资产阶级特定的文化与主体性的世俗化。自由主义是西欧社会这一物质与主体性脉络的最清晰的表现。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尤其在拉丁美洲，最广泛的劳动控制形式仍是非工资制，尽管普及工资制有利于全球资本利益，这一现象意味着剥削关系和统治关系具有殖民性。自19世纪初政治独立以来，大多数拉美新国家的资本停滞和倒退，强化了形式上独立国家治下的社会支配与政治统治的殖民性质。殖民／现代资本主义的欧洲中心性决定了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现代性过程的不同命运。 [18]
现代性过程中的知识生产造就了一种解释全球权力模式的知识观和知识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和欧洲中心的殖民／现代观；这种知识生产模式非常精准地描述了全球权力模式的特性。此种视角和具体的知识生产方式被称为“欧洲中心主义”。 [19]
欧洲中心主义是指一种知识观，其系统化始于17世纪中叶之前的西欧，虽然其中的某些根源可追溯到更早以前。17世纪之后的几个世纪中，此视角伴随着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成为全球霸权。其构成方式与欧洲资产阶级思想特定的世俗化有关，也联系着资本主义全球权力模式的经验和需求——这一欧洲中心的殖民／现代模式始于美洲。
这种欧洲中心的范畴并不囊括全欧洲（即便是西欧）的全部历史知识。换言之，也不指涉所有欧洲人和所有历史时期的知识模式，而指代一种特定的被赋予全球霸权的理性或知识观。这种观点在欧洲和其余地方殖民并征服了原先存在的、不同概念形构以及相应的具体知识。在本文框架中，我尝试讨论直接与拉美经验相关的若干问题，但显然，这些议题的重要性并不仅限于拉丁美洲。
首先，关于劳动形式和劳动控制形式之间是否存在单一线性历史序列的理论，尤其是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或模式的理论，需要被重新讨论，尤其在美洲，应被视为社会科学论辩的主要议题来思辨。从欧洲中心论的角度来看，互惠劳动、奴隶制、农奴制和独立商品生产都被认为是劳动力商品化之前的历史序列。这些制度是前资本主义，被认为不仅与资本主义不同，甚至与资本根本不兼容。但事实上，这些劳动形式在美洲并没有以单一线性历史序列的面貌出现，其中任何一种形式都不是前资本主义古旧形式的延伸，也并非不能与资本兼容。
为生产商品供应世界市场，本着服务资本主义的目的与需求，奴隶制在美洲被刻意建立、组织起来并实现商品化。同样地，农奴制也被强加于印第安人身上，甚至重新定义了互惠劳动制度，以服务于同样的目的，即以生产商品供应全球市场。最终，独立商品生产也为同一目的而被建立并获得拓展。这意味着，所有劳动形式和劳动力控制形式都不仅同时在美洲存在，也被接合到资本这一轴线和全球市场的周围。因此，所有这些劳动形式都是新的组织和劳动控制模式，它们共同组合成一种新体系，即资本主义。
资本作为基于劳动力商品化的社会关系，可能在11—12世纪某个时刻，同时或相继诞生于伊比利半岛及／或意大利南方，出于人们熟知的缘故，也可能诞生于伊斯兰世界。资本的历史比美洲久远。但美洲出现之前，资本在任何地方都未曾与其他形式的组织、劳动与劳动力控制形式接合，也未在其他形式中占据主导。只有在美洲，资本才得以巩固并获得全球主导地位，成为所有其他形式的劳动为满足全球市场而接合的主轴。只有这样，资本才成为主导的生产方式。因此，资本虽先于美洲早已存在，但作为生产关系系统的资本主义——即在资本主导下实现各种劳动控制形式及其产品的异质组合——只有在美洲出现后，才在历史中形成。从那时起，资本始终存在并继续作为资本主义的核心而存续至今，此前在全球规模中，它从未以其他方式占据优势，甚至不太可能以其他方式发展。
正如资本和前资本的关系，另一组相似观念也被用于解释欧洲和非欧洲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欧洲中心主义现代性的奠基神话是将自然状态视为文明进程的起点，其巅峰就是欧洲或西方文明。这个神话开创了欧洲中心的进化论视角，即认为人类历史的运动和变革是单一线性的。这一神话与世界人口的种族分类联系起来，产生出进化论和二元论的矛盾混合观点。只有考虑到晚近形成的欧洲作为全球资本主义殖民／现代体系的中心及其主导地位的表现，这一观点才有意义。如此一来，欧洲代表的人性与进步神话，才成为启蒙的珍贵遗产；将种族观念视为世界人口普遍社会分类的基本标准才获得效力。
然而，历史却大相径庭。一方面，在伊比利亚人征服、命名、殖民美洲时（一个世纪后，北美被英国人殖民），他们遇见了众多其他种族，每个种族都有自己的历史、语言、文化成就、记忆和身份。发展程度最高、文明成果最丰富是阿兹特克人、玛雅人、奇穆人（Chimus）、艾马拉人、印加人、奇布查人（Chibchas）等。三百年后，所有这些民族都被归为单一身份：印第安人。这个新身份是种族性的、殖民化的，而且是负面的。同样，从后来被命名为非洲的地方被强掳为奴的阿散蒂人（Ashantis）、约鲁巴人（Yorubas）、祖鲁人（Zulus）、刚果人（Congos，Bacongos）以及其他种族，三百年后则被叫作黑人。
这一殖民权力历史的结果产生了两个决定性的影响。第一个影响显而易见，即所有民族都被褫夺了特定的历史身份。第二个也许不那么明显，但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新的种族化、殖民性的负面身份意味着他们在全人类文化历史中的地位被剥夺。从此，他们被视为低劣种族，仅能生产低劣文化。新身份让他们在历史时间中被重新定位，而历史时间先是美洲，而后才是欧洲——早先即落后。换句话说，建立在殖民性基础上的权力模式包含了一种认知模式，一种新的知识视角：非欧洲在这一认知模式和知识视角中被视为过去（el pasado），因此是低等的，而且总是原始的。
另一方面，美洲是第一种全球现代地缘文化身份，欧洲则是第二种身份，形成于美洲之后。作为新的历史实体／身份，欧洲的形成有赖于美洲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儿的无偿劳动，仰仗于他们在采矿和农业方面的先进技术，以及诸如金银、马铃薯、西红柿、烟草等物产。 [20] 在此基础上，作为大西洋航线枢纽的地区才得以确立，这些航线也因而成为决定全球市场的关键航道，控制枢纽的地方不久被称为欧洲。所以，美洲和欧洲在历史上相互作用，彼此成就为现代世界的前两个新地理文化身份。但17世纪中期出现了新的端倪，18世纪新变化尤其明显，即欧洲人逐渐劝服自己，自认以某种方式自行创造了文明，他们将起源于美洲的历史边缘化，尊奉希腊作为其独一文明脉络的滥觞，而欧洲自认为是这条独立脉络的巅峰。他们还认为比起世界其他种族天生优越（例如种族优越），因为他们已征服了所有人，并对其强加统治。
将历史经验和欧洲中心知识视角对照考察，可发现欧洲中心主义的某些重要元素：其一，二元论（资本—前资本、欧洲—非欧洲、原始—文明、传统—现代等）奇特地结合了从自然状态过渡到现代欧洲社会的单一线性进化论；其二，借重种族观念编码，将人类族群的文化差异作自然化处理；其三，将所有差异重新置于扭曲的时间中，将一切非欧洲事物定位在过去。上述所有这些知识操作，显然相互依存。若非权力的殖民性，这些知识操作不可能被培植并获得发展。
如同现在所见，欧洲中心主义知识观点由于其根本危机，催生了一个问题场域。此处将讨论其中两个相关问题：首先，所谓历史变迁，是指实体或单元在连续、同质的过程中完全转变为其他事物，并退出历史舞台，另一个对等的实体才能占据原先的位置。所有变化在连续链条上进行。否则，历史作为单一线性进化的观点就没有任何意义，不能占有一席之地。其次，由此得出，每一种不同的单元，例如某一类“经济／社会”、劳动控制方面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或奴隶制）或人类族群层面的“种族／文明”，都是均质的实体／身份。而且，其中每一种都由以连续且系统的方式相关联的同质元素构成。
但历史经验显示，全球资本主义远非一个同质和连续的整体。相反，如美洲历史经验所示，全球权力模式即所谓的资本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异质元素组成的结构，无论就劳动、资源、产品控制（或生产关系）形式而言，还是从其中所接合的各种民族和历史来看，均是如此。于是，这些元素相互之间及其与整体的关系也是异质、不连续的，甚至包含冲突。这些元素各自也以同样方式被形构出来。
所以，每一种生产关系自身都是一个异质性的结构，特别是资本，因为所有历史阶段和形式的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的占有形式都在同时运转，并在一个复杂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转移的网络中协作。举例来说，价值生产形式包括原始积累、绝对和相对剩余价值、广泛或集约，或用另一套命名方法来说，是竞争资本、垄断资本、跨国资本或全球资本，或前福特主义、福特主义、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信息密集型等。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种族，因为多种多样异质的民族携带着异质性的历史和运动、变迁的历史趋势，被归入单一种族标签之下，例如印第安人或黑人。
这一异质性不仅是结构上的，其基础不仅是同时代元素之间的关系。鉴于种类多样而异质的历史被整合到单一权力结构中，承认这种异质性的历史-结构特征是适宜的。因此，资本主义整体的变迁过程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同质而连续的转变，也不可能是其中任何主要组成部分的同质而连续的转变。这一总体性也不可能完全且同质地退出历史舞台，并由任何对等的总体性所替代。历史变迁不可能是单一线性、连续或整体的。系统或结构性接合的特定模式可能被拆解。但即便如此，其中每一个或某些元素也会在某些可能也必将在其他结构模式中被重新接合，正如先前的情况，比方说，印加帝国前殖民权力模式中的某些元素，被结合到资本主义的总体性之上。 [21]
最后，就本文目前写作意图而言，我们需重新回到欧洲中心论中的“身体—非身体”关系的问题上。身体与非身体的问题在欧洲中心论的知识生产模式中举足轻重，在我们的经验里，它也和种族、性别关系紧密。
在人类经验中，身体和非身体之间的区分几乎是历史上的普遍现象，对历史上已知的一切“文化”或“文明”而言都颇为常见。然而，直到欧洲中心主义出现之前，所有文化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将身体和非身体两种要素视为人类的两个不可分割的维度，在任何实践和行动中两者均共生共存。
分离人类的身体和非身体这两个要素的过程，是基督教世界漫长历史的一部分。基督教奠基于灵魂至上、灵魂优越于身体的观念。但这一分离的历史也展现出基督教神学在这一问题上长期未决的暧昧问题。灵魂固然是享有特权、等待救赎的客体，但最终，被复活的是身体，身体的复活才是救赎的极致。
无疑，由于与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冲突加剧，特别在15、16世纪宗教裁判所时期，在压抑的基督教文化中，灵魂的重要性被凸显甚或被夸大。而且因为身体是受到压抑的基本客体，在基督教世界内部，灵魂几乎可以从主体间关系中完全剥离出来。但直到笛卡尔写作之前，以及基督教思想在经历资产阶级世俗化而达到高峰之前，身心二元论这套想法实际上未曾被系统性地研讨、阐释和理论化。
在笛卡尔写作中，古代关于身体与非身体的二元论发生了变异。
[22]
在人类每个阶段都恒常共生的两个元素，在笛卡尔那里却变成了“理性／主体”和“身体”的根本分离。理性不仅是神学意义上灵魂观念的世俗化，而且变成唯一能获得理性知识的新实体，即理性／主体。身体仅能作为知识的客体。从这一观点看来，人类首先是一种具有理性的卓越物种，这一禀赋完全属于灵魂。因此，身体因其无法使用理性，而与理性／主体无关。通过理性／主体与身体的根本分离，两者之间的关系只能被视为人类理性／主体和人类身体／自然，抑或灵魂与自然的关系。据此，欧洲中心主义的理性将身体固定为认知对象，外在于主体／理性领域。倘若没有将身体客体化为自然，将之从灵魂领域中驱逐出来，则几乎不可能对种族问题做“科学”理论化的尝试，正如19世纪戈比诺伯爵（Comte de Gobineau）的案例所示。
[23]
从欧洲中心论的观点来看，某些特定种族被贬斥为劣等，是因为他们不是理性的主体，而是研究的客体，因而更接近自然。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就变成了可被统治剥削的种族。根据自然状态的神话和借助欧洲文明才达至巅峰的文明之链，某些种族如黑人（或非洲人）、印第安人、褐色人、黄种人（亚洲人），相较白人都更接近自然。
正是在这一特殊视角下，非欧洲民族直到“二战”前几乎一直被认为首先是知识的客体和欧洲人统治／剥削的对象。
这种极端的新二元论不仅影响了种族的支配关系，还影响到更古老的性别支配关系。自此，女性，尤其是“劣等”种族女性，与其他身体一道被定型，而且她们所属的种族越低，便越接近自然或直接归于自然之属，一如黑奴的遭遇。尽管这一问题仍有待探讨，但性别观念很可能是作为欧洲中心论中极端的新二元论的一部分而形成的。
这种极端的新二元论在18世纪与新的进步神话，以及人类轨迹的自然状态观念接榫，成为现代性欧洲中心主义版本的创世神话，并产生了奇异的二元论与进化论相结合的历史观。因此，所有非欧洲人都被认为是前欧洲人，同时被置入从原始到文明、从非理性到理性、从传统到现代、从神秘—神话到科学这一条连续的历史链条上。换句话说，非欧洲／前欧洲状态到将来某一时刻，会发生欧化或现代化。
不将殖民主义和殖民性的完整经验纳入考虑，则几乎无法解释这种思想印记，也难以解释欧洲中心持久的全球霸权。这种知识视角的性质和轨迹，仅凭资本需要的说法是无法解释的。
诉诸拉丁美洲的特殊历史经验，我们会发现，欧洲中心主义的知识视角如同一面扭曲的镜子，变形反映出镜中呈现之物。也就是说，我们拉丁美洲人从镜中看到的并非全然虚幻，因为我们在许多物质和主体间性方面都拥有许多重要的欧洲历史特征。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如此深刻的不同。因此，当我们望向欧洲中心之镜时，看见的影像不仅是片面的，也必然是扭曲变形的。
悲剧之处在于，不论是否知情，不论是否愿意，我们都已被引导去观看、接受这面镜中的自我影像。由此，我们继续依照与自身不符的样貌生存。其结果是，我们总是无法认清自己的真问题，更不可能用一种片面而扭曲的方式解决问题。
在拉丁美洲，这场误会的悲剧最清楚不过的例子之一，就是所谓民族问题，或者说，拉丁美洲的现代民族国家问题。
民族与国家均是古老的现象。然而，现在我们所称的现代-民族国家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经验。它指称一种民族化的社会，在政治上被组织成一个民族国家。它涉及现代公民制度和政治民主制度。也就是说，依凭相当程度的民主，因为已知的每一个现代社会民族化的过程，都只能通过相对的（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关键而真实的民主化过程组织起来，以实现对劳动力和生产资源的控制以及政治机构的形成和管理。由此，公民权可以为社会上不能享有平等权的人提供法律、民事和政治上的平等。
一个民族国家应该有一种个体化的社会，其成员可以感知到一种身份认同。然而，所有社会都是一种权力结构。权力将分散多样的社会生存形式接合成一个整体和一个社会。每种权力结构总是部分或完全地施加权威于其他人。因此，任何可能的民族国家都是一个权力结构，也是权力的产物。换言之，是围绕劳动及其资源和产品的控制、性及其资源和产品的控制、权威及其特定暴力的控制、主体间性和知识的控制，是为配制这些控制权而斗争的结果。
尽管如此，倘若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可以被其成员表达为一种身份，那么必然不仅因为它可以被想象成一个共同体，其成员需要某些真实而不仅是想象性的共通之物。
[24]
在所有真实的现代民族国家中，就权力控制的分配而言，或多或少有民主参与的成分。这就是现代民族国家中特殊的同质化方式。所有现代民族国家的同质化当然都是局部的、暂时的，其核心是共同参与权力机构的生成和管理及其特定暴力机制的民主过程。也就是说，这项威权基本上在所有与国家相关的社会生存领域中行使，因此被认为是明确的政治领域。但如果在所有其他领域的社会生存中的社会关系都极端不民主或反民主，那么政治领域也不可能是民主的，因为公民不可能享有法律平等和民事平等。
由于每个民族国家都是一个权力结构，这意味着国家是因循特定过程配制的权力。这一过程总是始于中央政权控制某一地域及其人民，因为可能的民族化过程只能发生在一个给定的空间，且需在较长时间段内维持稳定状态。因此，民族化需要稳定而集中的政治权力。在此意义上，这一空间必定是一个与敌手竞争而赢得支配权的空间。
在欧洲，一方面，以所谓“民族国家”为构架的权力结构的形成，始于少数几个政治中心，这些政治中心在自己空间内取得了支配位置，并凌驾于居住在这里的多元异质的民族和身份之上。由此，民族国家始于内部殖民化过程，始于某些人凌驾于某种意义上的“外人”。在某些特定案例中，例如西班牙，因其建立在殖民美洲并获得巨大免费资源的基础上，西班牙民族化的过程就包含了对某些不受欢迎的“外人”族群（例如对穆斯林和犹太人）的排斥。这是现代时期第一次出现种族清洗现象，紧接着西班牙就启动了强迫性的特殊机制——“血统纯正证明”（certificado de limpieza de sangre）。
另一方面，西欧形成民族国家之前的国家集权过程，平行于在美洲启动的帝国殖民统治。数个殖民帝国形成之时，第一批欧洲中央集权化国家也同步浮现。因此，民族国家化的历史进程包含两个历史运动。它始于具有不同身份的民族的内部殖民化，这些民族居住在同一片内部领土即未来民族国家的领土上。与此同步进行的是帝国或外部殖民化，被殖民者不仅与殖民者身份不同，而且其居住领土也不是殖民者的内部支配空间，即遭遇外部殖民的人们所居住的领土并非殖民者所开创的未来民族国家的领土。
如果从我们当前的历史视角回顾最早一批的欧洲中央集权国家，回顾其统治空间（人口和领土）及这些国家各自民族化的过程，那么，会发现差异显而易见。仅有一个强大的中央国家尚不足以将原本多元异质的人口相对同质化，来创造出一种共同身份和对这一身份强烈而持久的忠诚。在这些国家个案中，法国可能是最为成功的，但西班牙则是最失败的。
为什么法国成功而西班牙不成功？西班牙在早期比它的邻邦更富强。然而，在驱逐穆斯林和犹太人后，西班牙的生产力与繁荣度大不如前，仅能将资源从美洲输送到新兴的金融商业资本中心。同时，顺利残酷打击农村与城镇共同体的自治权后，西班牙止步于封建领主的权力结构中，处在压抑而腐败的君主制和教会威权之下。况且西班牙君主政体专注于在欧洲以武力扩张王权，而不像其后的英国、法国那样，谋求在全球市场和商业金融资本中获得霸权。所有迫使掌权者让步、认可或协商而形成社会和国家民主化空间的斗争都失败了，尤其是1810—1812年的自由革命。内部殖民与封建权力模式两相结合，证明对西班牙社会和国家的民族化来说是致命的，因为这种权力模式无法维持从广袤而富饶的帝国和殖民主义中获取的任何利益。这也证实了这种模式对任何社会和政治关系的民主化进程都是巨大障碍，不仅在国家统治空间内部而已。
相反，在法国，通过法国大革命的社会与政治关系的激进民主化，之前内部殖民主义演变成对居住在法国领土的人民的“法国化”。这一过程虽不完全，但富有成效。尽管早先这些居民如此多样，和西班牙统治空间内部一样，具有历史结构上的高度异质性，但法国巴斯克地区居民首先是法国人，法国南方的奥克西塔尼和纳瓦拉地区的居民同样如此，而在西班牙却不然。
在每一个成功实现社会和国家民族化的欧洲案例中，经验都是相同的：相当程度的社会民主化是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与政治组织实现民族化的基本条件。实际上，在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轨迹上尚未出现例外。
倘若考察美洲经验，无论是西班牙语美洲还是盎格鲁美洲地区，既能认出差异性的成因，也能发现对等的要素。在盎格鲁美洲地区，领土占领从一开始就是通过暴力形式的。但在美国独立（在美国一般称“革命”）前，英国占领的领土相当狭小。因此，印第安人并不居住在占领地，他们不是被殖民者，各式各样的原住民被正式承认为民族，他们与殖民者之间从事跨国贸易，甚至在英法殖民势力的战争中还签署了军事同盟。印第安人没有被纳入盎格鲁美洲殖民统治的空间。因此，当美利坚合众国这一新兴民族国家揭开其历史序幕时，印第安人被排除在这个新社会之外，被认为是外人。但后来，他们的土地被征服，种族几乎被屠灭殆尽。仅在此时，被禁锢在北美范围内的幸存者才作为被殖民种族纳入社会。起初，殖民／种族关系仅存在于白人和黑人之间。黑人群体是殖民社会的经济基础，美国建国后对经济也起到关键作用。但黑人在人口上是相对少数，而白人则占大多数。
美国独立建国时，新权力模式的形成过程一开始就导向民族国家的形成。第一，尽管白人和黑人之间存在殖民统治关系，印第安人口几乎被殖民屠戮灭绝，但由于白人占大多数，不得不承认这个新的民族国家能代表大多数人口。美国社会的白人特性（blanquitud social）随着19世纪后半叶数百万欧洲移民的到来也得到了强化。第二，征服印第安领土让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资源相当充足。因此，土地不必然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也可以部分地集中在大地主手中，但同时也可以在大量中小规模的土地拥有者之间进行分配。通过土地的民主分配机制，对白人而言，他们在公共权力的产生与管理方面实现了民主参与。但新权力模式的殖民性并没有消解，因为黑人和印第安人根本无法参与生产资源控制，也无法参与公共权力机构和机制的管理。
19世纪中叶，托克维尔观察到，在美国多种文化、种族和民族背景的移民都被纳入某种看起来仿佛能重铸身份的机器中；新移民迅速成为美国公民，获得新的民族身份的同时，还保留原有的认同。
[25]
托克维尔发现，这一民族化过程的基本机制在于，美国对所有新近抵达的移民都敞开民主参与机制，把所有人都吸引到高强度的政治参与中，即便他们也能自由选择是否参与。但托克维尔也观察到两个特定族群不被允许参与政治生活，即黑人和印第安人。美国营造年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规模宏大，让人刮目相看，但歧视的存在仍是这一过程的局限。对此，托克维尔建言说，倘若不能去除社会和政治歧视，美国民族建设的过程势必遭遇限制。一个世纪后，另一位欧洲人、经济学家纲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
也观察到美国民族化进程中的这些局限。他还看到此时新移民主要已是多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的非白人，白人和新移民之间的殖民关系再次可能对民族的形成构成严重威胁。
[26]
今天，“大熔炉”的老旧神话已被迫毁弃，而种族主义风潮再度激烈强横，风险无疑将与日俱增。
总之，尽管白人和非白人之间的统治／剥削／冲突关系富于殖民性，但由于新独立国家形成时，白人确乎占多数，风险并没能阻止生产资源和国家权力控制方面的相对民主化：民主程度虽受限，却仍重要而真实。尽管民主化偏向白人，但这一进程活力充沛，其后，非白人也能赢得一定权力。权力格局契合于朝向民族国家的轨道——“美国革命”的概念无疑包含了这层意思。
初瞥之下，所谓拉美南锥体的国家（阿根廷、智利、乌拉圭）情况与美国近似。大多数印第安人并未融入殖民社会，因为这些族群与美国印第安社会和文化结构大致相同，印第安族群不愿成为被剥削的劳工，不愿被殖民者强迫劳动。在这三个南锥体国家中，相较于其他西属和葡属地区，黑人在殖民时期也是少数。独立后的南锥体国家的统治者们与美国的统治者一样，认为征服土著民族居住的领地并歼灭他们是用以同质化民族人口必要而适宜的方法，有利于建立欧洲式的现代民族国家。在阿根廷和乌拉圭，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在19世纪完成；在智利，则迟至20世纪的前三十年。这些国家吸引了数以百万的欧洲移民，表面上巩固了阿根廷、乌拉圭和智利社会的白人优势。在某种意义上，也巩固了民族同质化。
然而，在这些国家中，土地分配这个关键要素与美国情况有根本差异，尤其是阿根廷。在美国，土地分配的过程相对分散，时段漫长；但在阿根廷，土地占有过程相当不同。分配土地的时段极度集中，尤其发生在从原住民手中掠夺土地的时期，使得在白人内部不可能形成任何类型的民主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建成的国家不能实现民主国家的政治代言机制和组织机制，只能是一个寡头社会、寡头国家，这个情况直到“二战”以后才局部地打破。这些决定性的因素无疑与这一区域的殖民社会有关，尤其是大西洋沿岸地区。沿海地区后来赢得凌驾于［南锥体］其他地区之上的主导地位，但初期发展较弱，因此迟至18世纪后半叶，大西洋沿海地区作为副王总督辖区的地位才被认可。在18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大西洋沿海地区快速转变为全球市场最繁荣的地区之一，促使19世纪大量移民从南欧、中东欧移民至此。但这些庞大的移民人口在阿根廷没能找到一种具有足够密度和稳定性的社会结构、历史与身份认同，足以像在美国及智利、乌拉圭的情况那样，使他们融入其中，并认同阿根廷这个国家。19世纪末，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口的80%是来自欧洲的移民，他们明确拒绝与拉美历史遗产相关的身份，找不到跟原住民人口的任何联系，很可能因此需要更多时间找寻与自身欧洲文化不同的新民族身份和特定文化。 [27]
智利的土地集中像阿根廷一样严重，乌拉圭的程度略轻。整体而言，与阿根廷不同，欧洲移民在这两个国家找到了足够严密、成熟的社会、国家和身份，他们能更快也更能完全地融入当地社会并认同它。智利的情况是，向玻利维亚和秘鲁沿海区域的领土扩张，让智利资产阶级得以掌控更多资源：起先是硝石，后来是铜。这一扩张进程十分重要，决定了自那时起智利整个国家的历史走向。从19世纪中叶开始，潘帕斯草原的硝石矿工群体应运而生，成了拉丁美洲第一批薪酬工人；后来，在铜矿坑中，智利旧共和国的工人社会组织与政治组织骨干得到了培养。英国和智利资产阶级［从矿业中］被分配得到利益，让他们得以推进贸易农业和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新城市工薪阶级和相对广泛的中产阶级初现雏形，地主资产阶级也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现代化。上述条件使得工人和中产阶级在1930至1935年间能成功地就发生在统治、剥削和斗争中的条件进行谈判。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赢得民主。如此一来，这股力量可配置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权力结构，当然，是专属于白人的民族国家。少数印第安人幸存者，居住在该国最贫穷的不毛之地，被如此的民族国家排除在外。直到近期，他们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隐形人。当今，他们不像过去那样不可见，为了捍卫受全球资本威胁的土地，智利原住民动员集结起来。
从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来看，想象共同体中社会成员的同质化，是现代民族国家的特质和条件。但在南锥体国家，实现方式并不是通过对人口中不同群体的社会与政治关系的去殖民化完成的，而是通过大规模消灭、排斥人口中的某些成员（印第安人、黑人和梅斯蒂索人）而实现的。换言之，同质化不是对社会与政治关系的基本民主化，而是通过排除部分人口来达成的。在如此初始条件下达成的民主和建成的民族国家，都不可能获得巩固和稳定。这些国家的政治历史，尤其从20世纪60年代末迄今，都不能在上述决定因素之外得到清楚阐释。
对于拉丁美洲其余国家，欧洲中心论通往民族国家之路迄今为止难以走通。在秘鲁的图帕克·阿马鲁（Tupac Amaru）起义与海地革命纷纷溃败后，唯有墨西哥和玻利维亚得以通过革命方式走上社会去殖民化的漫漫长途。通过较为激进的革命进程，权力去殖民化在遭遏制、被击溃前尚能取得一定进展。在拉美国家中，在19世纪初独立后的最初阶段，尤其在那些人口繁多、地域辽阔的国家里，总人口中约90%以上由黑人、印第安人和梅斯蒂索人组成。然而，在这些国家建国的过程中，这几个主要种族完全被排除在社会和政治组织决策之外。接管这些国家的一小撮白人群体甚至摆脱了西班牙王室法律对被殖民种族的保护，进而对印第安人强制征收新的殖民税，同时还保留了长达数十年的黑人奴隶制。当然，这个少数人组成的统治集团还肆意侵吞了印第安人的土地，不顾西班牙王室曾予以印第安人保留地的规定。在巴西的案例中，黑人只是奴隶，大多数生活在亚马逊河流域的印第安人则是新国家的外人。
海地是一个例外，在同一历史进程中，海地爆发了一场民族、社会和种族的革命，这是一场真正全方位的围绕权力展开的去殖民革命。美国的多次军事干预才导致了海地革命的失败。另一个拉美的民族化进程发生于1780年的秘鲁总督辖区：图帕克·阿马鲁二世领导了起义，但旋即失败。从那时起，其余伊比利亚美洲殖民地的统治集团争取到国家独立的同时成功避免了社会的去殖民化。
除非承认少数掌权的殖民者能真正代表全部被殖民人口，否则这样的新国家断然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民族国家。那些建立在殖民支配印第安人、黑人和梅斯蒂索人之上的社会无法被认为是民族性的，更不能被视为民主社会。这种情况展现了一种表面上的悖论，即独立国家，却是殖民社会。 [28] 但对这组矛盾的观察仅流于片面或浮表，只要更加仔细观察那些殖民社会和独立国家中统治集团的社会利益，就会理解这一悖论。
在英属美洲殖民社会里，由于印第安人只是居住于殖民社会边界之外的人，印第安农奴制便并未如伊比利亚美洲那般普及。从英帝国前来的契约仆役在法律上不是奴仆，美国独立不久后，他们就得以解除劳役。黑奴对经济至关重要，却是少数人口。美国独立后，大部分经济生产由雇佣劳工和独立生产者完成。在智利，殖民时期印第安人的奴役受到约束，当地印第安农奴为数稀少。尽管黑奴对智利经济相当重要，但也是少数人口。鉴于此，英属美洲和智利的殖民社会里，被殖民种族的群体并不像在其余伊比利亚国家那样，能提供大量自由劳力。因此从独立后开始，当地占比越来越高的生产活动依靠工资和资本，由此，内需市场对前垄断时期的资产阶级来说至关重要。于是，美国和智利的统治阶级在最大程度上（toutes distances gardées）保护并扩大了本土薪酬劳动、国内生产与内需市场，使它们免于外部竞争，因为那是资本利益唯一且最重要的来源。从此意义上说，薪酬劳工、独立生产者和本土资产阶级之间存在一定的共同利益。其结果是，尽管排斥了黑人与梅斯蒂索人，智利的新民族国家仍能代表大多数人口的民族利益。
相比之下，在其他伊比利亚美洲社会中，掌控独立国家的一小撮白人群体和殖民社会未能也不可能与印第安人、黑人和梅斯蒂索人有任何共同的社会利益。相反，领主们的社会利益与印第安奴隶及黑奴的利益截然对立，因为前者的特权正建立在对后者的统治／剥削上。由是，白人和非白人之间没有任何共同利益，继而全体成员间也没有共通的民族利益。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社会利益更接近于欧洲同侪，所以他们总是倾向于追随欧洲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就是为何本土统治者难以摆脱依附性。
这种特定方式的依附并不是因为本土统治者被更强大的经济或政治权力所操控。那么，依附于谁？西班牙和葡萄牙当时国力孱弱，发展迟缓，已无法像英法对已独立建国的非洲国家那样施加新殖民主义。美国彼时正忙于征服印第安人领地、屠戮印第安人口，着手在加勒比地区扩展帝国版图，尚未有能力进一步向拉美施加政治或经济宰制。英国曾试图占领布宜诺斯艾利斯（1806），但铩羽而归。
拥有政治权力、白人仆役和黑奴的拉丁美洲白人领主与其治下的占新国家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非但没有共通利益，甚至相互对立。当欧美白人资产阶级扩展资本主导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以之作为接合经济与社会的主轴时，拉美领主们无法通过购买薪资劳动来积累足够的商业利益，因为这与领主制度的再生产相龃龉。领主将商业利润用于消费欧洲生产的奢侈品。
伊比利亚美洲民族国家的领主资本家不可避免地导向依附，因为他们权力的殖民性使得他们认为自己的社会利益无异于欧美其他的白人统治者。然而，权力的殖民性本身便阻碍了他们像欧洲资本家一样真正地发展社会利益，即将商业资本（无论是奴隶制、农奴制还是互惠劳动所得的利益）转换为工业资本，因为这就意味着必须解放印第安农奴和黑奴，让他们变成雇佣劳工。显而易见，新独立国家的殖民统治者，尤其在18世纪末危机后的南美洲，无法实现欧美国家的资本配置，从而只能成为欧洲资产阶级的次要合作伙伴。当后来不得不解放奴隶时，也并非将其转变为雇佣工人，而是让其他国家（欧洲或亚洲）移民工人取而代之。拉美印第安农奴制废除得相当迟。国家内部没有共同的社会利益，没有需要保护的本土市场，以之吸纳雇佣劳动力。因为对统治者而言，此类国内市场无利益可言。简言之，在这类拉美国家，不存在任何民族共同利益。
领主资本家的依附性并不源自民族的从属地位，而是源于种族化社会利益共同体。我们在这里所讨论是历史-结构性依附（dependencia histórico-estructural），这一概念与民族主义者提出的外部依附或结构性依附（dependencia externa o estructural）相当不同。 [29] 此后出现的从属关系其实是历史依附的结果，而非原因：20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时期，拉丁美洲拥有最多商业资本的民族资产阶级（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智利、乌拉圭和某种程度上的哥伦比亚）被迫在本土生产原先需要进口的奢侈消费品。这是拉美依附工业化这一特殊系统的开端：替代进口商品，以便领主们与之联系的小型中产阶层购买本土商品，进行炫耀性消费。为实现这一目标，不需要全面重组本地经济，不需要大规模雇佣劳动力，也不需要发展本土科技。在拉美，进口替代工业化是权力殖民性内涵的标准案例。 [30]
在此意义上，拉美国家的独立进程并未经历社会去殖民化，因此不是一个朝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而是在新体制基础上权力殖民性的重新构建。从那时开始，之后两百余年，我们始终在努力推进社会或国家的民族化进程。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当代拉美国家能够完全实现社会民族化，也不存在真正的民族国家。根据欧洲中心主义的国家模型，只有通过社会和国家彻底而全面的民主化过程，才能实现人口的民族同质化。这种民主化首先应该也必须触及社会、政治、文化关系的去殖民化，尤其是变革社会存在要素中欧洲与非欧洲因素的关系。然而，权力结构仍然围绕殖民轴心组织。民族建构，尤其是民族国家建设的理念和实践，都不利于印第安人、黑人和梅斯蒂索人组成的人口大多数。权力的殖民性仍旧在拉美大部分地区运作着，与民主、公民权、民族和现代民族国家背道而驰。
现在，我们可以辨识出关于民族国家问题的四条历史轨迹和意识形态线索：
一、通过激进革命达成有限但真实的去殖民化／民主化，例如在海地革命和图帕克·阿玛鲁起义失败后，墨西哥和玻利维亚的情况。在墨西哥，权力去殖民化从20世纪60年代起逐渐受限，在70年代末进入危机时期。玻利维亚革命则在1965年功亏一篑。
二、通过对原住民进行大规模种族灭绝，实现有限但真实的（种族的）殖民化同质化，例如南锥体国家（智利、乌拉圭、阿根廷）。哥伦比亚则是这条脉络上的变体，殖民时期哥伦比亚原住民人口几乎灭绝，取而代之的是黑人。
三、试图通过对印第安人、黑人和梅斯蒂索人的文化种族灭绝以达到文化同质化，但始终受挫，例如在墨西哥、秘鲁、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及中美洲与玻利维亚的情况。
四、推行“种族民主”（democracia racial）的意识形态，掩盖对黑人的真实歧视和殖民统治，例如巴西、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尽管上述国家的种族冲突和暴力不及南非或美国南部那么激烈而明显，但非洲裔人口的公民身份很少能获得真正承认。
这几条轨迹清晰显示，毫无疑问，存在一个元素根本阻碍了社会和国家朝向民族化的发展与完成，同时也阻碍了这些国家的民主化，因为没有任何现代民族国家不是社会和政治民主化的结果。那么，这个因素是或可能是什么？
在欧洲世界和欧洲中心视角中，民族国家的形成被理论化（其实不过是想象）为人口同质化在共同历史经验上的表达。表面上，欧洲社会和国家民族化的成功案例似乎支持这一观点。在已知历史上，同质化似乎是通过一种共同身份和整体人口构筑的意义空间来实现的。但在所有案例中，同质化都是社会民主化的结果，这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呈现为民主国家。当前的论辩应关注如下问题：为何这种民族国家在西欧是可能的，在其他具有欧洲身份的世界（如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也有类似情况？又为何迄今在拉美，即便是部分而不稳定的民族国家状态也不可得？
思考这一问题，首先可以质询，假如在法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经典案例）也包含种族因素，那么，法国社会与政治的民主化可能达成吗？可能性不大。如今在法国，可以很容易地观察到，来自前殖民地的非白人人口的存在已引发了民族问题和辩论。这显然不是一个关于种族或宗教信仰的问题。回顾一个世纪前，德雷福斯事件就表明了法国人的歧视能力，但其结局也显示，对于许多法国人来说，只要肤色是法国的，出生地身份不是决定性的。法国犹太人今天比在法国出生的非洲裔、阿拉伯裔和拉美裔的孩子更像法国人。更不用说那些出生于法国的俄罗斯和西班牙移民的孩子了。
这表明基于种族观念的权力殖民性，作为一种统治工具，始终是这些凭借欧洲中心模式构建民族国家进程的限制因素，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这一问题的程度在美国较弱，在拉丁美洲则是决定性的。限制的强弱程度取决于被殖民种族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及其社会文化体制的强度。因此，应将基于种族观念的权力殖民性视为民族问题和民族国家问题的基本因素。然而，问题在于拉丁美洲的统治集团采用了欧洲中心视角，并试图在殖民关系基础上建立欧洲模式的民族国家，以至于权力结构总是围绕殖民关系而构建。这就是为什么直至今日，我们仍然身陷迷宫，半人半牛的怪物米诺陶时常显现，却没有一位阿里阿德涅公主为我们指引出路。
另一个关于我们的经验与知识视角之间可悲错位的明显例证是关于革命方案的讨论和实践。20世纪，拉美左翼大多坚守历史唯物论，基本围绕两种革命类型展开辩论，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左翼竞争的运动包括秘鲁的阿普拉运动（APRA，“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委内瑞拉的民主行动党（AD）、玻利维亚的民族革命运动（MNR）、哥斯达黎加的民族解放运动（MLN）、古巴的“真实革命运动”（Movimiento Revolucionario Auténtico）和“正统党”（los Ortodoxos）等。运动的主要理论家之一，秘鲁的阿亚·德拉托雷（Haya de la Torre）
在1925—1935年提出了“反帝革命”的计划。所谓反帝革命是一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拉美经济与社会的净化（depuración）工程，即在民族国家控制主要生产资源的基础上，实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二战”后，这一计划逐步变成了某种社会自由主义，而后消耗殆尽。
[31]
用简略但不失偏颇的方式来说，拉美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辩论可以概述为如下方案：资产阶级领导工人阶级、农民和其他受压迫的群体，从封建领主手中夺取国家控制权，再按照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社会和国家重组。这套方案的核心前提假设是，拉美社会是彻底的封建社会，或者至少也是半封建社会，因为资本主义仅处在萌芽阶段，地位边缘，具有依附性。而社会主义革命则被设想为，工人阶级领导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的联盟，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国家控制权，实施国家对生产资料的控制，让国家控制生产工具并着手建设新社会。这项方案的前提显然是拉美经济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经济，由此，社会和国家也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这套语汇意味着，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已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资产阶级在社会和国家机构中占据主导。这套话语也承认封建残余仍然存在，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要继续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使命。
事实上，过去半个世纪拉美的政治论辩始终围绕着经济、社会和国家究竟仍是封建／半封建的，还是已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展开讨论。大多数拉美左翼直到近些年还坚守资产阶级民主方案，主要遵循“真正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阵营的总路线，不管是莫斯科提出的方案抑或北京提出的方案。倘若坚持认为在拉丁美洲，基于欧洲模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仅可能而且必要，那么首先要承认在美洲，更精确地说，在拉美，存在如下几点事实：其一，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确有前后相继的历史阶段关系；其二，封建主义在历史上确乎存在，以及由此衍生的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对抗；其三，存在对类似的革命事业感兴趣的资产阶级。众所周知，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毛泽东之所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观点，便是因为资产阶级对革命的历史任务兴味索然，也无力付诸施行。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领导下的被剥削、被压迫者的阶级结盟，必须取代资产阶级，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
然而，在近五百年来的美洲，资本一直充当全部历史上已知的劳动控制和劳动剥削形式的总体接合的支配性主轴，构成了一个历史-结构上异质的权力模式，其主要成分之间既不连续又彼此冲突。不同生产方式之间不存在演化次序；没有先于资本、对资本相脱离甚至与资本为敌的封建制度；也没有控制国家的封建领主，亟待被谋求掌权的资产阶级用革命手段推翻。倘若果真存在这样的历史序列，那么历史唯物论的追随者们却并未在反封建革命之前为反对奴隶制而战，也未在反资产阶级革命之前为反封建革命而战，此种错位怎能不令人震惊。因为在整个美洲半球（美国、整个加勒比地区、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巴西、厄瓜多尔和秘鲁海岸），奴隶制相较于其他地方幅员更广大，力量也更强大。诚然，奴隶制在20世纪以前就终结了。但正是封建领主继承了此项权力。事实不确乎如此吗？
因此，依照欧洲中心论从事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缺乏历史条件。美洲唯一发生过的民主革命（除了美国革命外）就是墨西哥大革命和玻利维亚革命，这两场革命是反帝、反殖性质的民族主义革命；也就是说，这两场革命反对权力的殖民性及寡头政治，反对国家在帝国资本主义的庇护下被领主资产阶级操控。但在大多数其他国家中，社会和国家的资本主义仅能渐进且不均衡地推进净化过程。故此，这一过程非常缓慢、不规律而且在局部展开。
原本可以找到不同的道路吗？在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任何潜在的社会民主化必须是同步进行的去殖民化和权力再分配的历史进程。换句话说，要推进彻底的权力再分配。这首先是因为，拉丁美洲“社会阶级”是由肤色所标志的，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时段都能发现肤色的印记。这意味着对人的分类不仅发生在单一权力领域（例如经济领域），而且在所有权力领域皆然。统治是剥削的前提条件，而种族是最有效的统治工具。与剥削相结合的种族，是当前全球权力模式下的普遍分类依据。至于民族问题，唯有通过社会民主化，包含公民资格和政治代表权等方面的民主化，现代民族国家才能成功建立。
至于欧洲中心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幻觉，即实现国家控制以及劳动／资源／产品均实施国家化，必须强调这一观点建立在两个根本错误的理论假设之上。首先，这一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同质的，认为只存在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因此薪酬工业工人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但在上文已看到，在拉美或世界上其他地方从来并非如此，这种情况很可能根本不会发生。其次，这种观点预设了如此假设：认为社会主义是所有权力领域的国家化，从劳动控制开始，由此可以通过国家建设一个新社会。这一假设实际上颠倒了历史：倘若使用最粗糙的历史唯物主义术语，这一做法实际上是将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视为社会基础。同时，这一观点掩藏了权力控制的全面再集中，貌似权力的社会化，实则是权力控制的彻底再分配，只能导致控制者的完全独断。但实际上，社会主义只能是一条将对劳动／资源／产品的控制、对性／资源／产品的控制、对权威／体制／暴力的控制，以及对主体间性／知识／传播的控制逐渐归还人们日常生活的激进轨迹。这便是我从1972年起就开始提倡的“权力的社会化”。 [32]
1928年，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
无疑是独自预见到如下事实的第一人：不只在拉丁美洲，在当下时／空下，先前种种权力的社会关系不论有何种特色，都同时存在，而且在单一而整全的权力结构中协同运作；他认知到，不可能存在一个同质的整体，只有其元素之间的关系连续而系统地在历史中运行。因此，出于历史的需要，社会主义革命的理念只能是背向权力的整合，而绝非新一轮的官僚权力的再集中。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只能是把对日常生活中社会生存的控制权重新交还给人民。
[33]
马里亚特吉之后，相关思辨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在拉丁美洲重新提出，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社会主义阵营经历了全球性溃败后，此议题才重新引发讨论。
事实上，用以描述拉美政治进程特点的每一种范畴，都难免流于片面和扭曲。这是欧洲中心主义无可规避的结果。欧洲中心主义将单一线性进化论与二元论的历史观矛盾地结合为一体，极端的新二元论又将自然与社会、身体与理性分开，它不知如何处理整体问题，要么简单否定（古旧的实证主义或晚近的后现代主义同样偏向否定）；要么有机或系统地解释它，使之变成一种扭曲的观点，除了导致谬误，别无他用。
因此，当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套方案，在美洲和全球都遭遇挫败，这并非意外。先前，出于权力再分配的需求，我们在政治与民权上以社会去殖民化为前提和起点所取得的成绩，当下正在被全球资本主义的权力再集中和权力殖民性的官僚化管理所消弭。所以，是该学会摆脱欧洲中心这面镜子的时候了，在镜中，我们的形象永远而且必然被扭曲。现在，是成为我们自己的时候了。
（魏然 译）
[1] 关于权力殖民性的概念，详见Aníbal Quijano, “Colonialidad y modernidad/racionalidad”, Perú Indígena ,vol. 13, no. 29, 1991。
[2] 详见“Americanity as a Concept or the Americas 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Quijano y Wallerstein,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 no. 134, nov., 1992。另见对基哈诺的采访“América, el capitalismo y la modernidad nacieron el mismo día”, ILLA , no. 10, enero, 1991。关于空间／时间的概念，详见Immanuel Wallerstein, “El espacio/tiempo como base del conocimiento”, Anuario Mariateguiano , vol. IX,no. 9, 1997。
[3] 关于这一问题及美洲之前种族观念的隐藏前身详见Aníbal Quijano, “‘Raza’,‘etnia’y‘nación’en Mariátegui: cuestiones abiertas”, José Carlos Mariátegui y Europa. La otra cara del descubrimiento , Lima: Amauta, 1992。
[4] 肤色类别的发明——起初是种族最明显的标志，后来完全等同于种族——以及白人这一特定类别的发明，均有待更详尽的历史考察。因为在伊比利亚半岛殖民美洲最初的一百年间，在其编年史和其他文件中均无任何有关这些类别的迹象，所以无论如何，它们都最有可能是盎格鲁美洲的发明。关于盎格鲁美洲的情况有丰富的文献，其中最重要的是Theodore W. Allen, The Invention of White Race , 2 Vols, London: Verso, 1994; Mathew Frye Jacobson, Whiteness of a Different Color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但问题是这些文献往往忽略了伊比利亚美洲的情况。因此，我们仍缺乏在此地区关于这一特定方面的足够信息，这一问题也因此成为未解的难题。有趣的是，尽管后来成为“欧洲人”的人们在罗马帝国时期就认识其后被称为“非洲人”的居民，伊比利亚人在征服美洲之前就或多或少对非洲人有所了解，但在美洲“出现”之前，他们从未以种族角度看待非洲人。事实上，以种族分类最早应用于“印第安人”，而非“黑人”。因此，在世界人口的社会分类史中，种族的出现远早于肤色。
[5] 种族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发明，与人类的生物结构毫无关系。就表型特征而言，它们显然存在于个体和群体的遗传密码，在这一特定意义上，它们是生物学的。然而，种族与人类机体的子系统和生物过程（当然包括神经、认知子系统及其功能）毫无关系，详见Jonathan Mark, Human Biodiversity, Genes, Race and History , New York: Aldyne de Gruyter, 1994; Aníbal Quijano, “¡Qué tal raza!”, Familia y cambio social , Lima: CECOSAM, 1999。
[6] 详见Fernando Coronil, “Beyond Occidentalism: Toward Nonimperial Geohistorical Categories”, Cultural Anthropology , vol. 11, no. 1, 1996。该文讨论了西方这一类别的建构，并将其作为全球权力形成的组成部分。
[7] 详见Raúl Prebisch, “Commercial Policy in the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vol. XLIX, 1959; Raúl Prebisc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 , New York: ECLA/United Nations, 1960; Werner Baer, “The Economics of Prebisch and ECL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 vol. X, 1962。
[8] 详见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 3 Vol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9 （1974）; Terence Hopkins y Immanuel Wallerstein, World-Systems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ology , vol. 1, Beverly Hills: Sage, 1982。
[9] 关于新的历史与地缘文化身份的产生过程，详见Edmundo O’Gorman, La invención de América , México: FCE, 1954; José Rabasa, Inventing America . Spanish Historiography and the Formation of Eurocentrism , Norman: Oklahoma University Press, 1993; Enrique Dussel, The Invention of the Americas , New York: Continuum, 1995; V. Y. Mudimbe, The Invention of Africa. Gnosis, Philosophy and the Order of Knowledge , Bloomington: Blooming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 Cambridge: Blackwell, 1990;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Fernando Coronil, “Beyond Occidentalism: Toward Nonimperial Geohistorical Categories”。
[10] 关于这些问题，详见George W. Jr. Stocking, Race, Culture and Evolution.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8; Robert C. Young, Colonial Desire. Hybridity in Theory, Culture and Race , London: Routledge, 1995; Aníbal Quijano, “Colonialidad y modernidad/racionalidad”, Perú Indígena , vol. 13, no. 29, 1991; Aníbal Quijano, “Colonialidad del poder, cultura y conocimiento en América Latina”, Anuario Mariateguiano , vol. IX, no. 9, 1997; Aníbal Quijano, “Réflexions sur l’Interdisciplinarité,le Développement et les Relations Inter culturelles”, Entre Savoirs. Interdisciplinarité en acte: enjeux,obstacles, résultats , París: UNESCO/ERES, 1992; Serge Gruzinski, La colonisation de l’imaginaire. Sociétés indigènes et occidentalisation dans le Mexique espagnol XVI——XVIII siècle , París: Gallimard, 1988。
[11] 详见Walter Mignolo, The Darker Side of the Renaissance. Literacy, Territoriality and Colonization ,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 1995; J. M. Blaut, The Colonizers Model of the World. Geographical Diffusionism and Eurocentric History ,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1993; Edgardo Lander,“Colonialidad, modernidad, postmodernidad”, Anuario Mariateguiano , vol. IX, no. 9, 1997。
[12] 在我此前的研究中，关于此问题的论述主要详见“Modernidad, identidad y utopía en América Latina”, Lima: Sociedad y Política Ediciones, 1988;“Colonialidad y modernidad/racionalidad”，以及“Estado-nación, ciudadanía y democracia: cuestiones abiertas”, Democracia para una nueva Sociedad , Helena González y Heidulf Schmidt eds., 1998。
[13] 关于这一讨论有大量文献，Aníbal Quijano, “El fantasma del desarrollo en América Latina”, Revista venezolana de economía y ciencias sociales , no. 2, 2000一文对此进行了总结。
[14] 关于此问题，我建议参考罗伯特·扬（Robert J. C. Young）的深刻见解，详见Robert J. C. Young, Colonial Desire. Hybridity in Theory , Culture and Race 。
[15] 更详细的讨论参见Aníbal Quijano, “Modernidad y democracia: intereses y conflictos”, Anuario Mariateguiano , vol. XII, no. 12, 2000。
[16] 关于权力概念的理论主张，详见Aníbal Quijano, “Coloniality of Power and its Institutions”, Simposio sobre Colonialidad del poder y sus ámbitos sociales, abril, 1999一文。
[17] Enrique Dussel, The Invention of the Americas , New York: Continuum, 1995.
[18] 详见Aníbal Quijano, “Modernidad, identidad y utopía en América Latina”, 1988; “Colonialité du Pouvoir, Démocratie et Citoyenneté en Amérique Latine”, Amérique Latine: Démocratie et Exclusion , París: L’Harmattan, 1994。
[19] 讨论欧洲中心主义的文献正在快速增多。萨米尔·阿明的立场与本文不同，但具有相关性，详见Amin Samir, Eurocentrism ,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9。（关于萨米尔·阿明，详见《回望批判思想的历史流变》一文第367页脚注。——译者注）
[20] 关于这一点，详见 Seeds of Change. A Quincentennial Commemoration , Herman Viola and Carolyn Margolis eds.,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e Press, 1991。
[21] 关于历史结构异质性这一类别的起源详见Aníbal Quijano, “Notas sobre el concepto de marginalidad social”（1966），后被收录进 Imperialismo y marginalidad en América Latina, Lima: Mosca Azul , 1977。另见Aníbal Quijano, “La nueva heterogeneidad estructural de América Latina”, Nuevos temas, nuevos contenidos , Caracas: UNESCO/Nueva Sociedad, 1988。
[22] 详见笛卡尔《谈谈方法》（ Discours de la méthode ）、《沉思集》（ Méditations ）和《人类身体的描述》（ Description du corps humain ）。保罗·布斯基耶正确地指出，笛卡尔主义是一种极端的新二元论，详见Paul Bousquié, Le corps cet inconnu , París: L’Harmattan, 1994。
[23] Essais sur l’iné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 , París: s/d, 1853—1857.
[24]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 Imagined Communities , 1991）一书中提出了类似观点。关于这一点更详尽的讨论详见拙文“Estado-nación, ciudadanía y democracia: cuestiones abiertas”, 1998。
[25]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 vol. 1, Caps., XVI y XVII, ediciones varias, 1835.
[26] Gunnar Myrdall, American Dilemma ,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4.
[27] 即使在20世纪20年代，阿根廷知识界的重要成员赫克托·穆雷纳（H. Murena）仍毫不犹豫地宣称：“我们是在这片蛮荒的潘帕斯草原上流亡的欧洲人”，详见Eugenio Imaz, Nosotros mañana , Buenos Aires: Sudamericana, 1964。既使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阿根廷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斗争中，仍有“黑脑袋”这类带有种族歧视意味的蔑称。
[28]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拉丁美洲内外的社会科学家们都使用“内部殖民主义”的概念来描述独立国家与其被殖民人口之间明显矛盾的关系。在系统地理论化该问题的著作中，Pablo González Casanova, “Internal Colonialism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 vol. 1, no. 4, 1965和Rodolfo Stavenhagen, “Classes, Colonialism and Acculturatio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 vol. 1, no. 7, 1965无疑是最重要的两篇。现在我们知道，与殖民性有关的问题远不止于民族国家的制度框架。
[29] 关于这一方面详见拙文“Urbanización, cambio social y dependencia”,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y Francisco Weffort eds., América Latina. Ensayos de interpretación sociológica , 1967。
[30] 关于这些问题，我在“América Latina en la economía mundial”, Problemas del Desarrollo , vol. XXIV,no. 95, 1993一文中做了讨论。
[31] 欧洲中心论的狭隘视角不仅见于欧洲或美国的研究者，也见于拉丁美洲的学术工作，业已广泛传播，并近乎强制性地普遍使用“民粹主义”这一标签来描述一些和19世纪的俄国民粹派或之后的美国民粹主义的运动几乎毫无共性的运动和方案。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详见发表在德拉腊（De Lara）主编的《民粹主义的幽灵》（ El fantasma del populismo ）一书中的拙文“Fujimorismo y populismo”, Caracas: Nueva Sociedad, 1998。
[32] 详见拙著 ¿Qué es y qué no es el socialismo? , Lima: Sociedad y Política, 1972;，以及拙文“Poder y democracia en el socialismo”, Sociedad y Política , vol. 3, no. 12, 1981。
[33] 毫无疑问，这一发现是赋予马里亚特吉最大价值与持续影响力的原因所在，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及其历史唯物主义遭受挫败之后。详见马里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及其他文献（José Carlos Mariátegui, 7 ensayos de interpretación de la realidad peruana , ediciones varias, 1928）;“Punto de vista Antiimperialista”, Ideología y Política , vol. 11, Lima: Biblioteca Amauta, 1974，最初发表于 Primera Conferencia Comunista Latinoamericana , Buenos Aires, 1929; “Aniversario y balance”, Amauta , Editorial de la revista, 1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