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各章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从早期15世纪越南人在海岸的定居开始,一直到法国殖民时期(1884—1945),然后转向关注现代战争。第一章“历史地层”是一篇概述,对确定海岸长时段历史中的关键军事和环境因素是必要的,尽管这可能会冒犯早期越南历史学家和那些对现代战争更感兴趣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受到了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对地中海研究的启发,尤其是他对海拔高度的关注,以及20世纪20年代他在阿尔及利亚旅居教书时形成的观点,这帮助他在一个共同的地中海框架内,通过观察从阿尔及尔到阿特拉斯山的地形,将阿尔及利亚和法国的历史联系起来。 [27] 这一章没有讲得那么远,但它确实试图勾勒出一段较长的环境历史,以更好地解释越南人如何看待山丘、内陆山区,以及通常始于海上入侵的动荡时期。第二章“土地改造”,讲述了1885年至1945年期间顺化周围的殖民主义军事和政治统治。它从1885年殖民军队的入侵开始,研究了殖民者关于退化土地的争论以及20世纪30年代反殖民运动的诞生。与前一章一样,第二章没有明确地聚焦于军事冲突,相反,它考虑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这些遥远的事件如何影响生活在中部海岸的新一代民族主义者和革命者,其中包括许多未来的越南共产党和非共产党政府的领导人。这一章讲述了越南革命者和法国改革者“改造”贫困的农村景观,以实现他们在大萧条后、殖民后和战后的诸多愿景。
本书后四章,从这些早期的地层转到一个为期30年的时段,其中发生了世界历史上一些最激烈的军事破坏事件。第三章“抵抗”,从1945年夏天的战后时刻开始,重点讲述越盟的军事逻辑如何重新连接历史景观,并通过丘陵和山脉建立新的国家网络。它追溯了从殖民统治的废墟中发展起来的三种军事占领:越盟的起义、法国的军事入侵和非共产党的越南军队的形成。第四章“废墟”,探讨了1954年《日内瓦协议》
后环境和政治方面的左派面临的挑战。成千上万越盟士兵撤离了大片领土,而非共产党阵营的越南国民军(Vietnam National Army)
则在努力巩固对曾经起义地区的主权要求。这一章还追溯了美国支持“平乱”活动的升级,特别是在前越盟地区建造基地设施和部署特种部队的行动。第五章“创造性破坏”篇幅很长,考察了1964年至1973年美国军事介入的发展过程。第六章“战后”是冲突后的尾声,由一系列个人访谈和现场访问产生的故事组成。
[1] 《鹰营的变故》(“Eagle Turnover”),1972年1月16日,Box 3,Real Property Management Division: Property Disposal Files,1972,MACV Headquarters: Construction Directorate,RG 472,美国国家档案与记录管理局,马里兰州大学园区分馆(简称NARA—CP)。
[2] 老兵的个人网页和快照提供了宝贵的视觉和历史资源。一位士兵描述了他1969年至1970年在鹰营的行程,并提到了这些坟墓,见Lee Hill, Photographs, 101st Airborne Division, HHC G2, http://mypage.siu.edu/leehill/Vietnam/VietnamPictures.htm,最后一次访问于2017年9月21日。
[3] 清理工作的细节见省人民委员会第272号令,2000年1月26日,《关于批准设计和估算工程,以克服在香水县水符社/坊溪利湖因有毒化学品和美国战争废物倾倒造成的环境污染后果》(Về việc phê duyệt thiết kế, dự toán công trình khắc phục hậu quả ô nhiễm môi trường dochất độc hóa họn phọn và bãi thải chiến tranh của Mỹ tại hồ Khe Lời, xã Thủy Phù, huyện Hương Thủy)。最近,越南的日报《越南法律》( Pháp Luật VN )重新调查了污染地点周围的所谓癌症群落。见垂绒(Thùy Nhung)《CS毒窖和农药储存灾难的嫌疑》(Nghi vấn thảm họn phương từhầm chứa chất độc CS và kho trữ thuốc trừ sâu),《越南法律》,2016年8月18日,www.baomoi.com/nghi-van-tham-hoa-ung-thu-tu-ham-chua-chat-doc-cs-va-kho-tru-thuoc-tru-sau/c/20119429.epi,最后一次访问于2017年3月8日。
[4] 第六章更详细地描述了这些地图,这些地图的集合可以参考本书的配套网站“战争的足迹”(davidbiggs.net)。
[5] 关于采矿的讨论见裴氏新(Bùi Thị Tân)《关于两个传统工艺村:符牌和贤良》( Về hai làng nghề truyền thống: Phù Bài và Hiền Lương )。从字面上看,“ất phèn”是酸性硫酸盐土壤,其中溶解的铁会产生红色的条纹,对植物有毒。在当地的采访中,该地区居民解释说“Vùng Phèn”是一个有锈红色小溪穿过山丘的地区。
[6] 在军事环境史这一不断扩展的子领域中,军事后遗留问题和土地使用问题已得到充分讨论。克里斯·皮尔逊(Chris Pearson)、彼得·科茨(Peter Coates)和蒂姆·科尔(Tim Cole)合著的《军事景观:从葛底斯堡到索尔兹伯里平原》( Military Landscapes: From Gettysburg to Salisbury Plain )是一本专注于研究欧洲和美国遗址的典范性文集。
[7] 弗朗西斯·谢泼德(Francis Sheppard):《伦敦:一部历史》( London: A History ),第8—12页。
[8] 基思·泰勒(Keith Taylor):《越南的诞生》( The Birth of Vietnam ),第63、226页。
[9]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第83页。
[10] 桑巴特(Sombart)特别注意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Thus Spake Zarathustra )中的一段话:“因为地震掩埋了许多水井,使许多水井日渐干涸,但它们也揭示了内在的力量和秘密。地震同样暴露了新的水井。在侵袭古代人民的地震中,新的水井被发现。”见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沃尔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n)译,第211页。哲学史家雨果和埃里克·莱纳特在《经济学中的创造性破坏:尼采、桑巴特、熊彼特》(“Creative Destruction in Economics: Nietzsche, Sombart, Schumpeter”)中解释了这些引人注目的思想借鉴,载尤尔根·巴克豪斯(Jürgen Backhaus)主编《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 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 ],第55—86页。
[11]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作为创造性破坏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as Creative Destruction”),载《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年鉴》(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第610期,2007年3月,第22—44页;娜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冲击学说:灾难资本主义的崛起》。另见娜奥米·克莱因《巴格达零年:掠夺伊拉克以追求新政者的乌托邦》(“Baghdad Year Zero: Pillaging Iraq in Pursuit of a Neocon Utopia”),载《哈珀斯》( Harpers ),2004年9月,第45页。
[12] 两位美国历史学家埃德蒙·拉塞尔(Edmund Russell)和理查德·塔克(Richard P. Tucker)在《作为盟友和敌人的自然:战争环境史论》( Natural Enemy, Natural Ally: Towar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Warfare )一书中,提出了这些环境主义和历史性的战争批判。在亚洲研究方面,宋怡明的《冷战岛:处于前线的金门》( 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 )研究了长期以来军国主义在地方深远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基地的关闭和冲突发生后的补救的,见玛丽安娜·达德利(Marianna Dudley)《1945以来的英国军用土地环境史》(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UK Defence Estate, 1945 to the Present ),以及克里斯·皮尔森(Chris Pearson)《动员自然:现代法国战争和军事化的环境史》( Mobilizing Nature: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War and Militarization in Modern France )。最后,军事和备战的比较史研究提供了观察辐射中毒等共同问题的不同文化反应的机会,见凯特·布朗(Kate Brown)《钚:核家庭、原子城以及苏联和美国的钚灾难》( Plutopia: Nuclear Families, Atomic Cities, and the Great Soviet and American Plutonium Disasters )。
[13] 这种关于环境清理和基地关闭的全球对话形成了自己的档案,并且,关于这种非军事化项目的历史文献越来越多。在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等军事机构已经率先在原址设计清理方案。这项工作包括档案搜索报告和撰写基地历史。见迈克尔·哈珀(Michael W. Harper)、托马斯·莱因哈特(Thomas R. Reinhardt)和巴里·苏德(Barry R. Sude)《过去及当前军事地点的环境清理:研究指南》( Environmental Cleanup at Former and Current Military Sites: A Guide to Research )。
[14] 政治学家辛西娅·恩洛(Cynthia Enloe)在研究军事基地和军事化形象对性别关系的影响时推广了这个术语。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等人将这个术语的使用扩展到其他研究过程,包括环境研究。见辛西娅·恩洛《香蕉,海滩和基地:树立女性主义的国际政治意识》( 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辛西娅·恩洛《军事演习:妇女生活军事化的国际政治》( Maneuver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Militarizing Women’s Lives )、宋怡明《前线岛屿》( Cold War Island )、特雷弗·帕格伦(Trevor Paglen)《地图中的空白点:五角大楼秘密世界的黑暗地理》( Blank Spots on the Map: The Dark Geography of the Pentagon’s Secret World ),以及马克·吉勒姆(Mark L. Gillem)《美国之城:建立帝国的前哨》( America Town: Building the Outposts of Empire )。
[15] 地理学家丹尼斯·科斯格罗夫(Denis Cosgrove)在他1984年的经典之作《社会形态与象征性景观》( Social Formation and Symbolic Landscape )中提出了一个具有挑衅性的论点,即艺术和政治中的景观理念诞生于欧洲16世纪和17世纪转向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模式。他将景观艺术的兴起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兴起联系在一起,他写道:“因此,按照画法规则绘制的风景,或由受过训练的眼睛观察到的自然风光,从重要程度上说远不是现实的。它被组成、规范并作为静态图像提供给个人欣赏,或者更好的说法是占有。重要的是,如果不总是从字面意义上来讨论,观众可以拥有视觉,因为它的所有组成部分都是结构化的,并只针对观众的眼睛。”见丹尼斯·科斯格罗夫《社会形态与象征性景观》,第26页。
[16] 杰克逊的乡土景观为解释相互竞争的军事活动开辟了一条途径,用以命名和解释对远大政治目标至关重要的主题景观。在美国和法国的外国军队中,历史记录和地图显示,在古老的本土地名之上,连续且急速地出现了一些地名。例如,“鹰营”这个名字,是尖叫之鹰101空降师独有的名称,在1968年被用来指定位于老村庄夜黎上方山头的一个营地。美国工兵在1968年将该地区改称为鹰营之前,先用其越南语名称来称呼。见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John Brinckerhoff Jackson)《寻找乡土景观》( Discovering the Vernacular Landscape )。
[17] 这种对景观的乡土景观和地质学重要性的处理方法受到城市和建筑理论家的启发,特别是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空间的生产》(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中的观点。他认为,空间由三个部分组成,相互之间保持着紧张关系:空间实践,诸如改变空间物理特征的修路活动;表征空间,类似于J.B.杰克逊的乡土景观的象征性空间;空间的表征,诸如地图、鸟瞰照片和绘画等影响人们如何“阅读”空间的艺术品。军事组织是强大的、由国家支持的组织,可以深入参与到这三方空间的辩证法中,见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第38—39页。
[18] 同上书,第34页。列斐伏尔的最后一点,即空间是生成的,是他最具争议性的观点。他提出了关于空间和历史机构的煽动性问题,尤其是在一个高度争议、军事化的地区。空间——想象的或真实的——是否塑造了人类的行动,从而影响历史事件的结果?它们是否塑造了军事结果?军事化后的荒地是否具有能动性,也许在促进国有工业园区的发展?这就是列斐伏尔论证空间是生成性的观点;对他来说,在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当市民在城市街道上发生冲突时,空间成为当时的政治。他密切关注大多数政党和国家当局利用空间来影响人们逃离、顺从或抵抗的决定的方式。列斐伏尔的目的不仅仅是要发展一种空间上的政治经济理论,更多的是要引爆人们普遍持有的关于空间,特别是现代建筑空间看似单一的假设。
[19] 权宪益(Heonik Kwon)的《越南的战争幽灵》( Ghosts of War in Vietnam ),对鬼魂尤其是游魂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精彩的人类学分析。有许多关于游魂的越南书籍、电影和新闻报道,包括一些为全球观众提供的翻译版本。例如,作家保宁(Bảo Ninh)对“丛林中尖叫的鬼魂”的讨论,见保宁《战争哀歌》( The Sorrow of War: A Novel of North Vietnam ),弗兰克·帕拉莫斯(Frank Palmos)译。在邓日明(Đặng Nhật Minh)导演的《十月何时来》(Bao giờ cho tới thángMười,1985年)等作品中,鬼魂被赋予显要的地位。
[20] 伯纳德·法尔(Bernard Fall):《没有欢乐的街道》( Street without Joy: Insurgency in Indochina, 1946—53 )。
[21] 陈梅南(Trần Mai Nam):《狭长的土地》( The Narrow Strip of Land )(又名《旅行的故事》)。
[22] 雅歌(Nhã Ca):《顺化的悼念头巾:越南1968年顺化之战的记述》( Mourning Headband for Hue: An Account of the Battle for Hue ),奥尔加·德罗尔(Olga Dror)译,第xix—xx页。
[23] 詹姆斯·特鲁林格:《战争中的村庄:越南革命纪实》( Village at War: An Account of Revolution in Vietnam )。
[24] 这些在线档案见CIA电子阅览室。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ument-type/crest;越南中心档案馆,www.vietnam.ttu.edu;以及国家安全档案馆,http://nsrchive.gwu.edu。
[25] 科学史学家珍妮·哈夫纳(Jeanne Haffner)的《俯视:社会空间的科学》( View from Above: The Science of Social Space )详细讲述了法国社会科学家和地理学家从使用地图到使用航空照片的转变。另见大卫·比格斯《航空摄影和殖民者对印度支那后期农业危机的论述(1930—1945)》(“Aerial Photography and Colonial Discourse on the Agricultural Crisis in Late-Colonial Indochina, 1930—45”),载克里斯蒂娜·福柯·阿克斯(Christina Folke Ax)等编《培养殖民地:殖民地国家及其环境遗产》( Cultivating the Colonies: Colonial States and Their Environmental Legacies ),第109—132页。
[26] 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工作为本书的主要论点提供了参考,而关于地理参考和分析的来源和细节的更详细的讨论可以在本书的配套网站上找到,网址是davidbiggs.net。
[27]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第一卷。关于布罗代尔在阿尔及尔的时间,见亚当·戈德温(Adam J. Goldwyn)和蕾妮·希尔弗曼(Renée M. Silverman)《导言:费南德·布罗代尔和一位现代主义者地中海的发明》(“Introduction: Fernand Braudel and the Invention of a Modernist’s Mediterranean”),载亚当·戈德温和蕾妮·希尔弗曼主编《地中海现代主义:文化交流和审美发展》( Mediterranean Modernism: Intercultural Exchange and Aesthetic Development ),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