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在每年冬天都会笼罩越南中部海岸的绵绵细雨中,南越军队的士兵们制作了一份刚从美军处接收的两个基地的照片清单。就在几周前,大约三万名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士兵带着数千吨装备搬离了富牌战斗基地和鹰营。在越南人所谓“美国战争”的高峰期,这两个基地宛若全天候运转的军事城市。输油管道像密网一样从一个临时港口向机场、直升机停机坪、发电厂和燃料库供应柴油和航空燃料。直升机停机坪承载的UH—1“休伊”(Huey)武装直升机、CH—47“支奴干”(Chinook)货运直升机和CH—54“空中吊车”(Skycranes)机队,将部队和重炮运送到老挝边境附近的远程火力基地。通过富牌附近的无线电中心,这些基地与近海的美国船只、携带无线电监听设备的侦察机以及战场的指挥官保持着联系。无论昼夜,这些基地的上空都充斥着无线电和旋翼的嗡嗡声。1971年12月,就在美国军队离开之前,喜剧演员鲍勃·霍普(Bob Hope)等演艺人员在鹰营的圆形剧场“鹰碗”(the Eagle Bowl)里给一万多名观众献上了最后一场音乐会。两周之后,部队离开,甚至连舞台也消失了,只剩下由木材和脚手架搭建的支架。
就在美国媒体关注越南基地关闭的最新浪潮,认为这是一场悲剧性战争的积极结果时,这个积极的结果却因尼克松访华事件而黯然失色,而南越领导人试图继续保持世界媒体对这些废弃基地的关注度。南越军制作了一份清单,指出了丢失的重要设备(图0.1)。顺化的南越军指挥官对美国人把这些几个月前还在满负荷运转的高科技基地城市夷为平地感到愤怒。美国承包商拆除了提供电力、清洁水源和周边照明的系统,而消防车、通信中心和空调则搬到了少数仍在运行的美军基地。南越军第一师的指挥官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向记者展示了这些基地的废墟,以及美国为南越剩余的建筑、电线和道路发放的账单。“改善”这些土地的费用超过400万美元,而且当时没有人注意到匆忙覆盖的垃圾填埋场。 [1]
图0.1 富牌战斗基地被拆除的部队营房,1972年2月11日
资料来源:Box 3, RVNAF Base Turnover Inspections, MACV Inspector General Records, Record Group 472(以下简称RG 472),美国国家档案与记录管理局,马里兰州大学园区分馆(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College Park,以下简称NARA—CP)。
1972年至1973年美国从越南的撤军,揭示了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之一所带来的诸多社会和环境伤痕。这些伤痕远不止被毁坏的基地和被炸毁的山丘,还包括当地家庭生活和文化风俗的断裂。图0.2显示了许多基地的一个普遍但较少被注意的特点,即它们通常位于乡村墓地。照片的主体是一处带有混凝土野餐桌的类似食堂的建筑,这是一个军士俱乐部。就在桌子后面,可以看到一个家族墓穴的墓碑和莲花顶的柱子。早在俱乐部或基地建造之前,这座坟墓就已坐落在那里了。一开始,美国工兵在建造基地时推平了类似这样的坟墓,但此举引发了当地的骚动,此后他们只能在坟墓周围建造基地。位于越南中部狭窄地带的1号公路
周边空间有限,因此海军陆战队开始在村里的墓地扎营工作。
军营与墓地尴尬共存的现象是一个恰当的象征,展现了军事、物质和文化景观以一种令人深感不安的方式成为越南战争的一部分。想要祭拜祖坟的家庭成员需要冒着被拘留在军营入口的风险,而在军营外围祭拜的人则需要冒着被射杀的风险。在战斗中受到创伤的美军回到他们的营地后,就睡在这些墓地中。许多由美国老兵制作的网站上都有士兵站在这些墓地中或周围的照片。一些人回忆说,墓地的混凝土墙常常为他们提供躲避火箭弹和狙击火力的掩体。 [2] 在富牌的海军陆战队甚至将一个着陆场命名为墓碑着陆场(LZ Tombstone),将墓地纳入他们的黑色幽默和作战术语中。
图0.2 富牌战斗基地的军士俱乐部,1972年2月10日
资料来源:Box 3, RVNAF Base Turnover Inspections, MACV Inspector General Records, RG 472, NARA—CP。
图0.1和图0.2凸显了军事进程以不同的方式嵌入战争、社区和个人的多重历史中。虽然在看这些图片时,人们的目光通常被吸引到军事废墟上,但它们的背景揭示了新的层次,指向土地更深层的过去及其多重含义。理解军事进程如何嵌入并交织在这些多重景观——也就是战争的足迹,是本书的重点。在诸如富牌这样的地方,美军的目标是重新构建物质和社会的景观,以建设国家基础设施和遏制越南共产党
部队。然而,美国人并不是第一群试图在这里实现这些目标的人,而且在1965年,他们也不是这里唯一的建设者。越共和非共产党的部队在山区和海岸也建立起了他们的网络。他们依靠秘密藏身处和储藏室建起了一条从沿海村庄(如符牌)延伸到山区基地的地下通道。他们在宣传中强调这些古老的村庄景观在过去长期遭受军事占领,从而把自己的革命斗争与古代历史上同中国元朝、明朝,近代同法国和日本殖民者的战争联系起来。1972年美国人的撤离,揭示了一支军队在这个地方建设国家基础设施的局限性,以及另一支军队的复原力。
由于这部关于越南战争的环境史是由我这样一个美国人写的,所以我为何选择顺化市、富牌和承天顺化省的山区作为故事的重点,应该一开始就加以说明。和许多“70后”一样,我是在越南战争的阴影下长大的。我的父亲虽没有上过战场,但他是一名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的核工程师。他在1973年的复员浪潮中退役,直到那时,我一直在军事基地生活。作为一个平民小孩,我经常参观军事博物馆,并从我父母的军方朋友那里了解到一些零碎的故事。在大学里,我成为一名环境活动活跃分子,参加了抗议1991年海湾战争的游行。大学毕业后,我去越南当志愿者教英语。在研究生院,我学习环境史并专攻越南研究,学习越南的语言,研究越南的档案。2006年,我在1号公路上带领学生参观时发现了顺化市(或者说是它发现了我)。在顺化市的富牌国际机场附近,我注意到在一个由村庄和新工厂组成的密集地带,有几十片杂乱的空地,路面破损,没有房子。当我向导游询问这里的情况时,他先是用越南语回答,但随后又说出了当地的英文地名:埃文斯营(Camp Evans)、霍赫穆特营(Camp Hochmuth)和鹰营。导游和我一样,都是在战争时期长大的孩子。他的父亲是一名南越士兵,他在这些基地周边长大,但他很快指出,许多老年人也同样记得这些名字。我开始对这一点和这片地方着迷。为什么这里仍旧是一片空地?越南如今正是经济和房地产的繁荣时期,这片空地又会面临怎样的命运?
这激发了我的兴趣,不过这本书的研究和所需的当地支持要归结到一年之后的7月4日,美越友好协会顺化市分会举办的另一个学生项目。仪式结束后,我向该协会的副主席(一位环境科学家)说明,我是一位环境史学家,对战争的遗留问题很感兴趣。通常情况下,把环境史作为一门严肃的学科来解释(和辩护)是一种终结话题的行为,但这次他却认真地听着。他问我是否认为美军旧基地的记录可以帮助确定废弃物的地点。他是一位在苏联取得博士学位的地质学家,曾在阿塞拜疆的巴库油田学习过。他当时是承天顺化省科技厅厅长,负责该省有毒废弃物的清理工作,其中包括符牌村附近的美国军事废弃物。该村的工人将一个上游水库抽干后进行清理。在刮去淤泥时,他们发现了一批生锈的铁桶。他们用镐头刺破铁桶,桶里释放出浓缩的2——氯苯丙二腈粉状浓缩物,也就是人们熟知的CS(催泪瓦斯的常见成分)。浓缩粉末与水和泥浆混合后会灼伤皮肤,一些吸入空气中悬浮颗粒的人因呼吸道灼伤和受损而被送往医院。这一发现在该省并不罕见,甚至也不是最有毒害性的一次,但它一直困扰着我的东道主(我后来才知道),因为当来自河内的军事取证小组挖出这些桶时,引起了财务和法律纠纷。由于CS是一种军事化学品,国防部负责了清理工作,但向该省收取了超过7.5万美元的费用。 [3] 我的东道主希望我能运用环境史分析技能找到其他化学热点地区,以避免未来发生同样的事故。
在得到省里的批准后,这个环境史应用研究项目为我提供了探索曾经基地的遗址和周围村庄的机会,这使我更深层次地思考了军事冲突的长期影响。在美国的军事记录中,我发现了大量的地图、照片和详细的文字记录,并与当地官员分享。《驻东南亚美军档案》(RG 472)是世界史上有关军事占领的最详细的公共档案之一。仅仅是文字记录就占了几百个移动书架,覆盖面积相当于几个足球场。在这批档案中,我发现了发生在这些基地的化学活动的详细记录,包括使用橙剂等战术除草剂和批量投掷桶装CS粉末(55加仑/桶)的行动。美国的记录包括详细的化学品库存、飞行任务数据和有效载荷的信息。美国的航空照片和地图为1972年前后的土地特征提供了重要的视觉材料。我对鹰营和富牌的历史图像和地图进行了数字化和地理参照,然后在顺化市的一位遥感专家的帮助下,将历史图层与最近的卫星图像进行比较。我们制作了显示长期特征的历史地图,特别是那些过去的化工场所周围的裸露表面。 [4] 我们提交了我们的发现和所有历史记录的副本,至此,项目结束。
然而,这项工作引出了一系列关于历史、军事化和景观的更广泛的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本书的基础。当历史学家描述一个受污染的地点时,他们会寻找历史和环境的基准线,将污染之前或军事化之前的状况与特定的环境或军事事件发生时的状况进行比较。在富牌,我很快就了解到美国军事活动只是此地众多历史地层之一(图0.3)。通过在省图书馆的阅读和与乡村史志人员的讨论,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当地的军事占领和冲突。
图0.3 富牌基地区域和村庄,承天顺化省
资料来源:VMAP0, ESRI Inc. and Open Street Map,由笔者绘制。
例如,富牌机场不仅仅是1965年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基地,其所在地还是许多近现代军事活动参与者的驻所。15世纪初,越南和占族军队在那里与中国明朝军队作战。17世纪末,该地是冶铁的废料倾倒区,符牌村及其矿渣场——之后的富牌机场和基地就修建在那里,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军事工业村。它的丘陵地区被溪流冲刷,露出碱土(Vùng Phèn),其中蕴藏着丰富的铁矿石,铁矿生产持续到了1800年。炼铁留下了大堆废渣和植被退化的山丘。 [5] 1924年,法国殖民政府在这片“废弃之地”建造了顺化市的机场,并在碱土山脚下的山谷里开设了一个麻风病院。1941年,日军到达后扩大了机场并关闭了麻风病院。日军增设了飞机库、无线电塔台和燃料库,并在原来的麻风病院附近设立了一个营地(可能是为战俘设立的)。1945年8月,越盟军队占领了该地区,从建在碱土山的碉堡中缴获了日本武器和弹药。随后,越盟在前日军营地附近开办了一个军官培训机构,直到1947年,法国陆军(主要是塞内加尔新兵)入侵,并在越盟训练营的废墟上建立了绿洲营(Camp Oasis)。两年后,由于越盟的炮火打击和夜间突袭,他们被迫离开。1954年,南越军队接管了该地区,并在美方协助下扩大了机场的跑道,在原绿洲营周围建造了新设施。1965年,美国海军陆战队抵达,在1968年的春节攻势(the Tết Offensive)之后,美国的基地建设加速了。1972年,南越军队接管了这些基地。1975年,越南人民军接管了该地区。2000年,这里大部分土地被划归承天顺化省,但仍有一些土地属于军用,由越南人民军和地方部队(类似于国民警卫队)占据。
在寻找军事化前的基准线过程中的这些发现,使我研究战争与景观之关系的方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不再是只关注动态历史景观中的某一个军事组织的环境影响,而是选择从多层次的军事建设和破坏的角度,来关注军事化景观的悠久历史。这种描述军事化景观的长期历史的方法,对于将“美国战争”置于一个更加深刻的、多层次的历史和环境背景中尤为重要。从我2006年开始研究以来,旧基地的混凝土废墟和空地正在迅速消失,因为新的工业混凝土层或造林形成的绿色地毯正在蔓延。富牌战斗基地在2000年变身为富牌工业园区,电视组装厂和物流设施覆盖了原先美军卡车仓库和步兵营的足迹。即使是山上的重火力点和战场,特别是过去的非军事区(DMZ)附近区域,也重新焕发了生机,逐渐被数千公顷的刺槐和一座座新城取代,后者沿着向西通往老挝并连接泰国的新高速公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新的电力线和水管终于取代了1972年被遗弃的基础设施中被破坏的电网。在如今的工业园区,农村妇女在流水线上长时间工作后过着集体生活。她们休息的宿舍离20世纪60年代末的军营只有几步之遥,那里原来住着从山上执行完任务后回来休息的美国青年。今天工业园区的运作在很多方面就如同旧基地的反向版本。人力和原材料从山上来到工业区,工业区再出口产品到太平洋沿岸港口,如加利福尼亚的长滩。这些长期被遗弃的非生物景观已经恢复了其工业生态系统。
本书从越南21世纪初期经济繁荣的时段出发,追踪越南中部地区军事冲突的深层次历史和战争的足迹,思考反复发生的军事冲突如何构建了这片土地上的日常生活和记忆。使用“足迹”一词作为隐喻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因为足迹是过去破坏留下的物理痕迹,看上去很复杂。虽然“足迹”这个词通常意味着事件造成的印象或对某物的影响,但它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事件发生地的土地或地表的相对阻力,而它的持续时间则取决于许多事件发生后的因素。最后,人们需要从视觉的角度记录足迹。足迹天生具有空间性,比如1号公路沿线以前空空如也的基地旧址,它们仍然是今天有关发展的争议中的话题。
虽然在战后越南,从基地到工业园的转变是相对较新的现象,但战后经济发展的挑战早已有之。从基地到工业园的过渡可能是对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的名言“资本主义就是战争”的讽刺性反转,但军事理论家一直认为军事占领是打开新市场和开启资本密集型机会的一种手段。 [6] 冷战后的基地关闭和财产转移只是冲突后军事基地向新的城市和工业格局过渡的最新例子。几个世纪以来,这种转变一直是世界历史中城市化的一个核心特征。罗马人在克劳迪乌斯大帝(Emperor Claudius,41—54年在位)的指挥下入侵英格兰岛,在泰晤士河泥滩上的一座桥周围建立了帝国最大的军事基地。桥后有城墙,中世纪的伦敦城就从这些城墙开始,沿着如今的伦敦桥延伸开来。 [7] 在越南,古都河内及其繁华的商业街道是以中国唐朝在大罗城(Đại La)的要塞为中心发展起来的(791年)。 [8]
从孙子到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这样的军事思想家,甚至包括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长期以来都认为,军事行动产生了一种“创造性破坏”,空荡荡的足迹为新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他们认为,军事占领清除了表面的事物,从而可能形成新的产业和社会关系。如今,熊彼特提出的关于商业周期和资本主义未来的“创造性破坏”一词被广泛引用,但这个想法早在几十年前就已流行。熊彼特写的是商业周期,而不是战争,但他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事实。” [9] 熊彼特实际上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普鲁士写作的上一代德国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这个术语。经济史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在写于1913年的《战争与资本主义》( War and Capitalism )一书中指出,虽然17世纪欧洲毁灭性的宗教战争摧毁了森林,但为基于煤炭的新能源机制和基于焦炭和铁的新工业开辟了空间。他从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分析中发展出他的“创造性破坏”观点。尼采从印度教经文《薄伽梵歌》( Bhagavad Gita )中汲取灵感,关注文化通常会在暴力后更新和再生的问题。 [10] 即使在原子弹爆炸和越南战争之后,这一理念仍然在战争中发挥作用。小布什总统的顾问们在2003年提出了“震撼理论”,即在“震撼与威慑”(shock and awe)之后,摧毁伊拉克的现有经济,建设新的自由市场经济。 [11]
关于从战争空间到战后废墟和战后重建的争论,构成了本书的中心主题,参与这些争论的环境史学者指出了“创造性破坏”这个想法的生态局限。1945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也提到了著名的《薄伽梵歌》,自那以后,认同“创造性破坏”的乐观主义者遇到了环保主义者发起的一种新抵制。如果破坏不彻底,那么战争废墟的威胁在冲突结束后还会持续很多年。之后会发生什么? [12] 在核爆炸中释放的铀—235同位素的半衰期超过七亿年,20世纪60年代用于战争的许多化学品是持久性污染物,对生态和人类健康有严重影响。当省级及以下地方政府努力应对在可能被这类有毒废物污染的前军事用地上建造设施的影响时,“创造性破坏”的逻辑就不再成立了。推土机可以铲除表面的瓦砾,但谁能在法律和道德层面清理下面那些仍然看不见的东西呢?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