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这本书不仅仅汇集了个人观点、故事和笔记，还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和间接地受益于大量网络资源。我一反通常的致谢顺序，在这里首先要感谢我的亲人，特别是我深爱的妻子红英，因为从我最初酝酿这个项目起，她就在其中发挥了多种关键作用。在很久以前的一个迷人的仲夏之夜，我们两个美国人在河内相遇，此后她就一直是我最热心的支持者、不知疲倦的评论者、最好的朋友和灵感缪斯。在我打开思路时，她为我提供了越南裔美国人的独特视角，通过她在美国和越南的跨国大家庭，我成为“chú rể”（新郎、女婿）大卫这一新角色，或者，开玩笑的说法是“卫女婿”（rể Vit）。整个越南，尤其是顺化市，都是熟人社会，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和认定一个人的身份往往从确定一个人的亲属和归属开始。从我们第一次蜜月旅行到拜访承天顺化省（Thừa Thiên-Huế）的顺化市和广治省（Quảng Trị）的中单（Trung Đơn）村的亲戚，这个大家庭的成员满怀善意地接待了我们，并时常为我们提供便利的住宿、可口的饭菜，有时还为我们提供研究的建议或反馈，因为他们是本书描述的许多事件的见证者。红英和我一样，在美国长大后选择在越南工作和生活一段时间，因此我们非常幸运地在越南和孩子们一起度过了大部分科研时光。从2006年到2015年，我们带领加利福尼亚的学生到顺化大学进行了四次海外学习，在旅行或进行其他研究时，我们的孩子也在宾馆、在亲戚家的晚餐时间以及在顺化小巷里的家中陪伴我们。能够与他们共享这段时光，我感到非常幸运。

通过我的姻亲，特别是我的岳父岳母，李苏（Lý Tô）和洪氏如愿（Hồng Thị Như Nguyện），我也瞥见了越南人的经历中有着惊人的跨国性质，特别是那些从越南移民到美国但后来又回来的人。苏和如愿当时都在美国念书，他们于1972年在波士顿结婚，在九个月后，也就是1973年的停战期间，带着还是婴儿的红英去看望居住在顺化和广治的父母。

那是红英第一次去越南。后来，战争再次爆发，局势恶化，苏和如愿同大多数人一样，与家人失联了好几年。在我岳父岳母和严（Nghiên）叔叔、乐（Lạc）阿姨以及我们曾相处过的亲戚中，一些人选择移民到美国，另一些则留在越南，而我能够通过他们的故事切身地认识到一个越南大家庭的奋斗。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我还是无法理解苏是如何在他波士顿郊区的三居室分层住宅中安置3至23位亲属的。他从事着一份压力很大的全职工作，还向越南寄钱，并资助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岳父移民。虽然我已经尽力掌握了顺化方言和“入乡随俗”（nhập gia tùy tục），但我的成功和见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我奇妙的跨国家庭给予的爱和支持之上的。尽管我不是一个特别虔诚的佛教徒，但我还是相信因果报应，而且他们多年来流露的善意让我融入家族，通过这种联系提高了我在其中的地位。我希望能回报这份爱并将其传递下去。

本书的研究和写作经历了几个阶段，而且是在多处进行的。第一站是2009年至2010年在哈佛大学的东亚科学技术史博士后协会。由于这个协会，我才有幸在美国学术界的“霍格沃茨”与一群杰出人物一起开始研究。我特别感谢胡才惠心（Huệ Tâm Hồ-Tài）教授，她把我介绍给那里的访学名家，写推荐信，并热情地欢迎我去她家做客。多年来，惠心教授帮助了许多越南人和越南研究者，在这个融洽的学术环境中，她的关注让我受益匪浅。感谢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的同事们，特别是栗山茂久（Shigehisa Kuriyama）、宋怡明（Michael Szonyi）、詹姆斯·罗伯森（James Robson）和北川智子（Tomoko Kitagawa）教授的友情和支持。哈佛大学地理分析中心在最初的应用研究中为我提供了支持，助我从地球之眼基金会（GeoEye Foundation）和行星行动（Planet Action）无偿获取卫星图像。虽然这些图像只是本书的背景，但在应用研究项目中，它对于帮助识别顺化市周围潜在的有毒热点地区至关重要。

加州大学，特别是我的母校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以及我在历史系和公共政策学院的居所，在支持这项研究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我很幸运地获得了加州大学校长办公室的教师发展津贴（2010—2013年），为我提供了在三年内前往巴黎、越南和华盛顿特区档案馆的资金。当多数大学在经济大衰退期间挣扎时，我非常幸运地能使用这些资金，在法国档案馆聘请研究助理，并在顺化展开采访调查。在巴黎，特别感谢阮国清（Nguyễn Quốc Thanh）博士在文森城堡（Vincennes）的法国国防部档案馆（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Défense ）以及在东堡（ Fort de l’Est ）的法国航空摄影方面给予的帮助。即便我的法语说得顺畅，我也不可能像她那样不费吹灰之力地找到档案记录并与法国机构建立联系。在顺化，从2011年到2017年，我特别幸运地与杜南（ĐỗNam）博士和胡庭筍（Hồ Đình Duẩn）博士以及黄氏平明（Hoàng Thị Bình Minh）一起工作。杜南博士的科技办公室赞助了我的实地研究，而胡庭筍博士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GIS）研究办公室帮助我在GIS中制作参考层和历史层。平明协助我与夜黎（DạLê）和符牌（Phù Bài）村建立联系，这有利于我收集口述史料。在她的帮助下，我能够去这些村庄中的家庭进行采访，并且在回访时也不至于太尴尬。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里维拉（Rivera）图书馆的馆际互借工作人员们自始至终都是我心中的英雄！他们帮助我利用加州大学各校区庞杂的地图和文本收藏，高效率地把材料送到我手中，而且不需要个人花费。本书中的大部分图片资料都来自这些馆藏，这要归功于图书馆馆员在获取扫描件方面的慷慨帮助。也要感谢我的系主任和同事们，他们让我有可能安排休假，以腾出时间来整理档案和在越南山区骑摩托车旅行。

2011年，仰仗富布赖特学者奖学金，我和我的家人在顺化居住了五个月，在当地进行了大量的实地研究。关于我的研究课题，我对获得美国国务院支持的研究金以及越南外交部和承天顺化省人民委员会给予的额外批准感到惊讶和感激。富布赖特学者相对来说是较高级别的外国研究人员，他们经常利用这一临时职位为当地的决策作出贡献。我谈到了遗留在前美军基地的有毒废弃物问题，以及演示如何利用美国的历史资料来寻找其中的一部分。美国驻河内大使馆、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美国国防部的工作人员出席了我的讲座，并友好地接待了我，即使我的论点可能与美国对越战废弃物的立场相悖。我认识到在这个问题上与政府机构进行更多学术交流的巨大潜力，我希望这本书能以某种方式推动环境对话。

我从2013年开始写这本书，并在教学、大学活动和家庭生活的间隙持续写作，直到2017年年中才完成。2013年至2014年的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奖学金为我最关键的第一年创作提供了支持。本书的第一部分深入研究了早期近代和殖民地时期的越南历史，并探讨了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数据，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项奖学金和它为我争取到的时间。感谢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学院的慷慨支持和休假安排，以及慕尼黑雷切尔·卡森中心（Rachael Carson Center）的写作奖金，我才得以在2016年至2017年间成了写作。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东南亚项目的同事们也支持了我在当地的活动和校园交流，我特别感谢亨德里克·迈尔（Hendrik Maier）长久以来的友好帮助，以及他对初稿的详细阅读和精辟评论。在此期间，许多其他大学也欢迎，并招待（或忍受）我进行客座演讲。感谢许多同事和朋友在华盛顿大学（我的母校！）、耶鲁大学农业研究项目、威斯康星大学、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州立大学富尔顿分校以及哥廷根、新德里和高松（Takamatsu）的国际研讨会等学术圣地对我的支持。还有学术协会，特别是美国环境史学会（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和亚洲研究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为我提供了在年会上分享研究内容的机会，我感谢这些协会的许多朋友和同事的热情支持，特别是我的历史学家“同志”和偶尔的合作者爱德华·米勒（Edward Miller）。还要提到越南研究小组，它是美国科学院（AAS）内一个特别支持我的团体，我感谢许多人私下里对我在该小组列表服务器上的奇怪询问作出了有见地的答复，还为我提供了他们工作的pdf文件和原始资料。

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我的学生用他们无限的热情和对世界的新看法为我提供了无尽的灵感源泉。感谢所有与我分享你的故事的人，特别是那些与红英和我一起去顺化市的人。你们的奋斗和成功激励着我，而且还帮助我用新的眼光来看待顺化市。感谢裴竹羚（Bùi Trúc Linh），一位来到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攻读博士学位的顺化人，特别感谢他对本书越南语的校对，并为我提供了许多关于顺化文化特点的宝贵见解。

最后，在这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要感谢华盛顿大学出版社敬业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凯瑟琳·考克斯（Catherine Cocks）和丛书主编保罗·S.萨特。惠氏环境丛书的资助使华盛顿大学出版社能够继续出版装帧精美的书籍。以本书为例，它收入了许多图片。在一个学术出版社努力实现收支平衡的时代，在从颜色到封面设计和标题的所有方面都拥有发言权是一种奢侈。感谢匿名审稿人热情的评论和建设性的批评。当然，我对错误的翻译、遗漏的重音符号以及其他错误承担所有责任。在本书的注释部分，我还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感谢他们的贡献，对我所遗漏的人，我希望能够在以后的会面中有所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