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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858年至1884年期间法国对印度支那的“模糊殖民”，已有大量著述（如皮埃尔·布罗舍和丹尼尔·赫梅里的书），然而很少有人关注区域景观在决定殖民扩张的空间方面所起的作用。 [62] 长期以来，“闲置的荒地”暴露了阮朝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弱点，吸引着法国制图师和殖民地投机商。这片土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机会，而且先前几乎没有被开发过。与此同时，支撑阮朝的农业经济引擎——河口稻田和内路沿线人口密集的村庄——对担心埋伏或疾病的殖民者步兵构成了威胁。1885年，当法国军队在顺化附近遇到一场勤王的反抗时，这些光秃秃的丘陵展现了作为战略要塞的新价值，一方面具备清晰的视野，另一方面是炮兵的理想阵地。
对于急于控制阮朝的法国殖民者来说，那些荒山有着不同的意义：资本主义事业的发展空间。古老的低地有密集的村庄，还有对法国人的安全和健康构成多重威胁的各种疾病，而公路和通航河流以外的高地则几乎无法进入。如果法国的种植者或科学家可以去现场参观这中间的丘陵，他们可能很快就会意识到为什么这些丘陵地区的人口如此之少。法国人对这片“闲置的荒地”的兴趣始于一些不同寻常的情况。1876年，在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法国政府向嗣德帝赠送了五艘在法国已经被淘汰的炮艇，以帮助越南王国的舰队实现现代化。 [63] 法国海军军官从位于沱灢的法国营地出发，运送船只并临时担任船长。 [64] 这份礼物和一份为期两年的帮助训练的合同，为法国军队带来了一个新的侦察机会。退役海军军官和业余制图师杜特勒伊·德·兰斯（Jules-Léon Dutreuil de Rhins）接受了这份合同，并花了两年时间指挥天蝎号（ Le Scorpion ）探索顺化附近的乡村。他对阮朝海岸防御工事的详细观察，为法国海军1883年发动的进攻提供了情报，同时，他从沿海道路一直望向群山之中，使原本光秃秃的山坡变成了新事业蓬勃发展的空间。《安南王国和安南人：航行日志》（ Le Royaume d’Annam et les Annamites ）是他广为人知的有关这段旅程的记载，其中包括最初为西方读者提供的两份顺化地区的详图。地图和旅行日记符合当时的潮流，兼具娱乐和殖民宣传的功能。他写道，低地“森林几乎完全被砍伐，没有耕作，地形在丘陵和平原之间”。他形容这一地区是“经济作物甘蔗、咖啡、烟草、棉花、桑树、肉桂、胡椒等”的理想种植地，他还补充道：“这个省的气候比南圻（Cochinchina）下游或东京三角洲（Tonkin Delta）更有利于健康。”鉴于三角洲地区正在流行霍乱，他相信“欧洲人可以适应这里，指导工业和农业机构，真正把殖民工作做好”。 [65] 他谈到对未来的欧洲殖民者而言有两个重点：经济作物的潜力和“适应”这个热带地区的可能性。他具有前瞻性的地理学成果还包括许多对“疾病多发”的沿海社群的负面评价，这些社群遭受了“贪官”的政治镇压。兰斯也贡献了许多其他常见的比喻，特别是形容村民十分“懒惰”，因为他们显然对耕种山地缺乏兴趣。
当这位探险家兼作者试图向欧洲读者区分这些景观中可能吸引他们注意力的地区时，他的描述和地图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阮朝舆图和方志里的上游逻辑（Upward logic）。他的地图详细描绘了航道和内路，然后却沿着皇家坟墓和花园逆流而上到达王国的后方领土，在这里，越族的丘陵（ sơn ）让位于“蛮夷（ Moïs ）居住的土地”（图1.4）。
仔细看看图1.5还有那些描述性文字，它们展现出了有目的的擦除、省略和延续。兰斯在他的地图上标记了关键的帝国遗址，如“安南后方据点”和“站”（trạm，一个地区级的行政驿站），但他使用“未开发”和“废弃”这种术语概括了一些丘陵和村庄的名字，从概念上为法国日后的开拓扫清了障碍。通过渐进的笔触点画，他可能也有意隐藏了这片地形的一些生态真相；暴雨在森林被砍伐的山坡上留下了深深的沟壑，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表土。像符牌和东林这样的地方则逐渐融为更普遍的术语——村庄、未耕种的平原或灌木丛。
在整本书中，兰斯对比了休耕的丘陵和拥挤的村庄，创造出一个可能接受法国文明使命的空间的幽灵。当有读者质疑为什么越南人没有好好利用他们的慷慨援助时，他把这归咎于阮朝的腐败：“承天顺化省一半以上的耕地仍然没有开垦，原由我们先前已经说过，主要是安南人的懒惰和他们可怜的政府……由于禁止对外贸易，安南人对种植多样化的作物没有兴趣，因为这将耗费他们太多精力，他们也不被鼓励生产超出其消费需求的谷物，因为官吏们在上级面前畏首畏尾、俯首帖耳，但在下级面前却道貌岸然、大饱私囊，他们很快就会掠夺百姓的财产。” [66] 对“懒惰的贫困”的批评并非毫无根据。自18世纪50年代以来，顺化的统治者一直在努力解决废弃高地的定居点的问题，明命帝虽然采取了严厉措施来重新征用土地，但都无济于事。
图1.4 承天顺化省古图
资料来源：杜特勒伊·德·兰斯《安南王国和安南人：航行日志》。
图1.5 杜特勒伊·德·兰斯标注的承天顺化省古图细节
然而，兰斯忽略了内路村庄的最重要的一个空间特征。这些村庄根本不是“懒惰者”的堡垒，而是顽强的幸存者的社区，尽管发生了暴力战争，他们仍然坚守着祖传的土地、坟墓和家园。他在路上遇到的普通人可能是那些从1773年阮氏政权垮台中幸存之人的子孙后代，也可能是从西山起义后的腐败统治中幸存之人，或是从阮朝皇帝日益增长的军事需求中幸存之人。许多人都可以从他们的先辈一直追溯到家族的始祖，他们大多是在15世纪和16世纪为大越军队服役的士兵。在狭窄的平原上，被树篱和堤坝环绕的田野和村庄庭院就很好地体现了这种生存韧性。几个世纪以来，许多家庭与村社和朝廷代表进行了谈判协商，以保护这些景观及其血脉传承。
总之，尽管法国和越南使用了类似“休耕”等术语，但这些村庄背后的山并非一片荒芜之地或被遗弃的土地。一直以来，这些土地作为投机工业发展的区域或生产力较低的产业的公地，在乡村生活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灌木丛中的树木为村民提供了必要的燃料，而草料可供村民的牲畜食用。考虑到平原上的空间有限，连绵的群山还提供了陵墓的用地。村民们知道先祖的魂魄在山上守护着他们，这样他们就可以安心入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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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兰斯认为并非所有土地都是有价值的，但他的游记与阮朝的文献一样，得出了几个类似的结论。首先，他认识到这个地区的大部分人口生活在靠近内路的非常狭窄的村庄和田野地带，被群山和河口包围着。他还意识到，这一地带有古老的历史，是该地区的经济支柱，也会给殖民主义经济的增长带来挑战。和阮朝的实录与舆地志一样，兰斯也对静置于山林中的潜在财富充满想象。而当他凝视着群山时，阮朝的眼光已经更高了。随着法国的舰队统治了沿海水域，丘陵外的茂密森林和山地“海洋”成为越南人探险的最后出口。19世纪末，越南扩张领土的目标从海洋转移到了山区，这预示着20世纪越南革命者的海拔逻辑（elevational logics）的产生。
[1] 权宪益密切关注人们通过建造祖先祠堂（lăng họ）和在前哨站或防空洞等前军事地点敬奉游魂等多种不同方式将这段历史联系起来，见权宪益《越南的战争幽灵》，第34页。克里斯蒂娜·申克尔（Christina Schwenkel）《当代越南的美国战争：跨国纪念和代表》（ The American War in Contemporary Vietnam: Transnational Remembrance and Representation ）更多地关注官方的纪念活动，包括战争烈士纪念碑、展览和摄影。
[2] 见阮世英（Nguyễn Thế Anh）《占族神灵婆那加的越南化》（“The Vietnamization of the Cham Deity P. Nagar”），载基思·泰勒和约翰·惠特莫尔（John K. Whitmore）编《越南往事随笔》（ Essays into Vietnamese Pasts ），第42—50页；《美庆塔：承天顺化舆地志》（“Tháp Mỹ Khánh: Dư địa chí Thừa Thiên Huế”），www3.thuathienhue.gov.vn/GeographyBook/Default.aspx?sel=3&id=21，最后一次访问于2014年3月24日。
[3] 政治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因其2009年对这一高地的研究而闻名。2009年，他根据威廉·冯·申德尔（Willem van Schendel）的工作成果，将这一地区称为“赞米亚”（zomia）。斯科特的工作因主张不一而引起了许多争论，但他的贡献之一是提出了一个观念，即陡峭的森林山坡产生了一种“侵占的摩擦”（friction of appropriation），使沿海居民无法获得控制权。与海洋一样，高原森林也为攻击提供了途径，因此以危险著称。见詹姆斯·斯科特《逃避被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第198—199页。相比之下，威廉·冯·申德尔并不主张将“赞米亚”作为东南亚的一个独立区域来考虑，而将其视为一个动态的边境地区，挑战他所说的地区研究中隐含的“国家主义”假设。见威廉·冯·申德尔《已知的地域，无知的地域：东南亚的跳跃性规模》（“Geographies of Knowing, Geographies of Ignorance: Jumping Scale in Southeast Asia”），第655页。这种学术上的紧张关系与国家主义者和边缘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相类似，甚至在村庄一级也是如此。从军队到亡命之徒再到叛军，军事团体通常占据着国家统治结束和“无政府状态”所开启的空间地带。军队和叛乱团体不仅为土地而战，而且还为许多“非国家利益”而战。他们争夺土地，还争夺许多“非国家”人民，以扩大领土并“培养”其居民。在其古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部海岸的狭长地带的村庄形成了一个不断扩张和收缩的国家空间，被高原和海洋包围。
[4] 安德鲁·哈迪（Andrew Hardy）：《鹰木与占城和越南中部的经济历史》（“Eaglewood and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hampa and Central Vietnam”），载安德鲁·哈迪（Andrew Hardy）、莫罗·库卡兹（Mauro Cucarzi）和帕特里奇亚·左莱赛（Patrizia Zolese）编《占城与美山的考古（越南）》（ Champa and the Archaeology of Mỹ Sơn ），第107—126页。
[5] 阮金蓉（Nguyen Kim Dung）：《古代区域贸易网络中的沙黄文化：饰品比较研究》（“The Sa Huynh Culture in Ancient Regional Trade Network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Ornaments”），载菲利普·派珀（Philip J. Piper）、松村博文（Hirofumi Matsumura）和大卫·布贝克（David Bulbeck）编《东南亚及太平洋史前史的新展望》（ New Perspectives in Southeast Asian and Pacific Prehistory ）。
[6] 阮友聪（Nguyễn Hữu Thông）主编：《戈都人：居在水上之人》（ Katu: Kẻ sống đầu ngọn nước ），第24—25页。
[7] 越南一度由中国古代王朝统治。位于横山关以北、与这一交流区接壤的中央海岸地区是九珍区。取得独立后，越族统治者将该地区改名为河静省和乂安省。在越南，这一地区被视为反抗的摇篮，因为它促成了1420年对明朝的战事，1930年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则更具代表性。
[8] 与永灵（Vĩnh Linh）一样，这个山口在印度支那战争期间也很有名，是北越士兵和物资进入南越的一个重要通道。
[9] 最近出版的一部关于承天顺化省历史的书，包括了许多顺化杰出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集体作品，为中部海岸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早期历史注释。见阮文华（Nguyễn Văn Hoa）编《承天顺化舆地志：历史部分》（ Địa chí Thừa Thiên Huế: Phần lịch sử ），第24—25页。
[10] 泰勒：《越南的诞生》。
[11] 阮文华：《承天顺化舆地志：历史部分》，第31—32页。
[12] 同上书，第38页。
[13] 乔治·马伯乐（Georges Maspero）：《占婆史》（ The Champa Kingdom ），第87—88页。另见阮文华《承天顺化舆地志：历史部分》，第47页。
[14] 孙来臣（Sun Laichen）：《明代中国的军事技术转让与东南亚大陆北部的兴起（约1390—1527）》［“Military Technology Transfers from Ming China and the Emergence of Norther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c. 1390—1527)”］，第510页。
[15] 学者们不断修正早先关于占婆是一个单一的、统一的王国的说法；新的考古研究，包括海洋考古，表明沿海地区有多个占婆政体，它们以某种形式联系在一起。历史学家迈克尔·维克里（Michael Vickery）最近提供了两部关于中央海岸或群岛历史的修订版本。见迈克尔·维克里《关于占婆的修订》（“Champa Revised”），载陈奇芳（Trần Kỳ Phương）、布鲁斯·洛克哈特（Bruce Lockhart）编《越南的占族》（ The Cham of Vietnam ），第363—420页。另见迈克尔·维克里《占婆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Champa”），载安德鲁·哈迪（Andrew Hardy）、莫罗·库卡兹（Mauro Cucarzi）和帕特里奇亚·左莱赛（Patrizia Zolese）编《占城与美山的考古（越南）》［ Champa and the Archaeology of MỹSơn (Vietnam) ］，第45—60页。最早提出占婆以及越南是一个群岛空间的历史学家是基思·泰勒，见他的《早期王国》（“The Early Kingdoms”），载尼古拉斯·塔林（Nicholas Tarling）编《剑桥东南亚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第1卷第1部分，第153页。
[16] 李塔娜（Li Tana）：《阮氏南圻：17和18世纪的越南南部》（ Nguyễn Cochinchina: Southern Vietnam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第41页；查理斯·惠勒（Charles Wheeler）：《反思越南历史中的海洋：17—18世纪沿海社会和顺化—广治的整合》（“Re-Thinking the Sea in Vietnamese History: Littoral Society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uận-Quảng, Seventeenth-Eighteenth Centuries”），第123—153页。
[17] 胡忠秀（Hồ Trung Tú）：《那样的五百年：历史分歧视角下的广南特色》（ Có 500 năm như thế: Bản sắc Quảng Nam từ góc nhìn phân kỳ lịch sử ），第87页。
[18] 同上书，第112页。
[19] 李塔娜：《阮氏南圻》，第37页。
[20] 阮文华：《承天顺化舆地志：历史部分》，第75页。
[21] 同上。
[22] 释大汕（字石濂）［Thích Đại Sán (Thạch Liêm)］：《海外纪事》（ Hải ngoại kỷsự ），第107页。由黄氏平明（Hoàng Thị Bình Minh）翻译：“文治之世，是华亦自圣人而得名也。若夫山海间阻，圣王征讨所不及，声教难通，自为君长，久安于鄙陋××之习，不复讲求乎等威度数，虽成定分，然势力相服，首不免于战争。独士卒甲兵，众人长技，至取威定霸，非设奇神变，何由自立于不可胜以制人之不胜乎？故国中多谈武备，不尚文德。”
[23] 克里斯托佛罗·博里（Christoforo Borri）：《关于南圻的报告：包含该国家许多令人钦佩的稀奇古怪之处》（ An Account of Cochinchina: Containing Many Admirable Rarities and Singularities of That Country ），第28页。关于博里和该记述的详细说明，见奥尔加·德罗尔（Olga Dror）、基思·泰勒《十七世纪越南的观点：克里斯托佛罗·博里于南圻以及赛缪尔·巴伦于东京》（ Views of Seventeenth-Century Vietnam: Christoforo Borri on Cochinchina & Samuel Baron on Tonkin ）。
[24] 基于村庄研究的历史学家和家谱学家已经汇编和翻译了（从中文或喃字到现代越南语）许多从殖民主义和现代战争中幸存的村庄记录的片段。越南家族协会最近也出版了（在线）族谱，找出在中部海岸登陆的始祖。这些资料支持不了细致的地方研究，但它们至少指出了早期现代越南村庄生活的一些共同轮廓。
[25] 《越南的武氏》，最后访问于2014年6月1日，http://hovuvovietnam.com。“Võ”和“Vũ”是同一个汉字“武”的转写。
[26] 这部电视纪录片呈现了一种相对新颖的家庭历史与国家历史的并置，这在社会主义时代曾经是禁忌。电视新闻节目描述了家族后人在庆祝活动中与地方官员、国家代表进行礼节性交流的场景。这种家庭与国家关系的形象可能是社会主义时代以来的新形象，但它指出家庭、土地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现代早期政治的核心特征，是经常通过税收和兵役的谈判来检验的。《神符村武氏的清明节》（Lễ Thanh Minh của họn Võ làng Thần Phù），最后访问于2014年6月1日，http://hovuvovietnam.com/Ho-Vo-lang-Than-Phu-phuong-Thuy-Chau-TX-Huong-Thuy-Thua-Thien-Hue_tc_294_0_1110.html。
[27] 《中部—西原的胡氏与范氏》（Hồ Phạm Miền Trung-Tây Nguyên），族谱网站，最后访问于2014年4月22日，www.hophammientrung.com/tin-ve-coi-ngon/2/198/ho-pham-ba-lang-thanh-thuy-thuong/cong-nghe-so.html。《承天顺化舆地志》的作者指出，“范”这个姓氏一般适用于占族人的后裔。见阮文华《承天顺化舆地志：历史部分》，第34页。
[28] 黎武长江（Lê Vũ Trường Giang）：《传统村落、顺约山寨的运动与神符村的文化印象》（“Sự vận động của làng xã cổ truyền, bản Thuận ước và những dấu ấn văn hóaở làng Thần Phù”），访问于2014年6月1日，http://tapchisonghuong.com.vn/tin-tuc/p2/c15/n15136/Su-van-dong-cua-lang-xa-co-truyen-ban-Thuan-uoc-va-nhung-dau-an-van-hoa-o-lang-Than-Phu.html。
[29] 《越南中部西原的胡氏》（“Hồ Phạm Miền Trung-Tây Nguyên”）。
[30] 诺拉·库克（Nola Cooke）：《十七世纪南河（南圻）的阮族统治》［“Nguyen Rule in Seventeenth-Century Dang Trong (Cochinchina)”］。
[31] 林氏美蓉（Lam Thi My Dung）：《越南中部广南省秋盆山谷的沙黄地区及区域间互动》（“Sa Huynh Regional and Inter-Regional Interactions in the Thu Bon Valley, Quang Nam Province, Central Vietnam”），第68—75页。
[32] 阮廷头（Nguyễn Đình Đầu）：《南圻六省垦荒立邑历史的公田公土制度》（ Chếđộ công điền công thổ trong lịch sử khẩn hoang lập ấp ở Nam Kỳ Lục Tỉnh ）；樱井由美子（Yumio Sakurai）：《阮朝统治下的良田制度》（“Chế Độ Lương điền Duài Triều Nguyễn”），载国家社会科学与人文中心《越南学：第一届国际研讨会纪要》（ Việt Nam Họn phương án: Kỷ yếu hội thảo quốc tế lần thứ nhất ），第577—580页。
[33] 在本书中，我使用了该村的传统名称“符牌”（Phù Bài），并加上“ù”，以区别于北面几公里处成为“富牌”（Phú Bài）基地和机场的地区，这里最近还成为香水镇的一个区。如今，带“ú”的拼法已成为习惯用法，而传统的名字已从地图上消失了。现在该村在行政上被称为水符公社，这个名字保留了原来的“ù”。这个名字的含义也值得一提。“Bài”（牌，令牌）的意思是村里的神或魔术师用来帮助当地人避免鬼魂或不幸的神圣卡片。“符牌”形容一张能给人们带来支持或帮助以避免厄运的卡片。“富牌”的意思是为人们带来财富的卡片。虽然目前的行政名称已经改变，但村里的当地老人仍然使用传统的名称，所以我在这里保留了这个名称，我还加上了村庄这个词，以进一步区分住宅区与工业和基地区。感谢裴竹羚（Bùi Trúc Linh）在这方面的帮助。另见裴金芝（Bùi Kim Chi）《符牌旧村》（“Phù Bài làng xưa”），最后访问于2018年1月13日，http://tapchisonghuong.com.vn/tap-chi/c253/n9543/Phu-Bai-lang-xua.html。
[34] 裴氏新：《关于两个传统工艺术村》，第78页。
[35] 同上书，第60页。
[36] 阮廷头：《阮朝地簿研究：承天》（ Nghiên cứu địa bạ Triều Nguyễn: Thừa Thiên ），第165页。
[37] 黎武长江：《传统村落的运动》。
[38] 阮克顺（Nguyễn Khắc Thuận）主编：《黎贵惇选集：抚边杂录》（第一部分）［ Lê Qúy Đôn tuyển tập: Phủ Biên tạp lục (phần 1 )］，第173页。
[39] 同上。
[40] 同上书，第174—175页。
[41] 张有炯（Trương Hữu Quýnh）、杜邦（Đỗ Bang）编：《阮朝时期农业田地和农民生活情况》（ Tình hình ruộng đất nông Nghiệp và đời sống nông dân ），第69页。
[42] 阮克顺：《黎贵惇选集》，第173页。
[43] 张有炯、杜邦编：《阮朝时期农业田地和农民生活情况》，第70页。
[44] 历史学家乔治·达顿（George Dutton）在他笔下的西山朝历史中指出，许多在1774年欢迎郑氏军队的人很快就对后者的暴虐行径感到愤怒，并在1786年迎接西山军队作为他们的解放者。15年后，生活在西山朝统治下的村民们在经历了更多的饥荒、经济困难和对征兵和物资的无情要求后，又迎接阮氏军队的回归。见乔治·达顿《西山起义：18世纪越南的社会和叛乱》（ The Tây Sơn Uprising: Society and Rebell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Vietnam ），第165—170页。
[45] 路易·卡迪埃尔（Louis Cadière），“La Pagode Quoc-An: Les divers supérieurs，”第306页。
[46] 巴里西的信件和其他为皇帝服务的法国人的信件被编入路易·卡迪耶尔《嘉隆帝时代相关文件》（“Documents relatifs à l’époque de Gia-Long”），第1—82页。
[47] 同上文，第42—43页。
[48] 同上文，第49—51页。
[49] 让—巴普蒂斯特·沙依诺（Jean-Baptiste Chaigneau）与来自胡志明市的一个显赫家庭的一位越南妇女结婚，并养育了几个孩子，后于1825年返回法国。他的儿子米歇尔·德·沙依诺（Michel Đức Chaigneau）出版了一本关于他在首都胡志明市长大的生活的通俗记录。见米歇尔·德·沙依诺《回忆顺化》（ Souvenirs de Hué ）。
[50] 关于对19世纪农村生活的全面调查，包括对风暴和饥荒的详细描述，见张有炯和杜邦编《阮朝时期农业田地和农民生活情况》，第150—153页。
[51] 史学院（Viện Sử Học）：《大南实录》（ Đại Nam Thực Lục ）第6卷，第622—623页。
[52] 史学院：《大南实录》第1卷，第717页。
[53] 阮廷头：《阮朝地簿研究：承天》，第165、198页。
[54] 张有炯和杜邦编：《阮朝时期农业田地和农民生活情况》，第155—157页。
[55] 两部英文史书重点介绍了阮氏第二任皇帝转向儒家和反世界主义政策的情况：亚历山大·伍德赛德（Alexander Woodside）的《越南和中国模式：19世纪上半叶的阮朝和清朝文官政府的比较研究》（ Vietnam and the Chinese Model: A Comparative Study of Nguyen and Ch’ing Civil Governmen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Nineteenth Century ），以及崔秉旭（Choi Byung Wook）的《明命帝统治下的越南南部（1820—1841）：中央政策与地方响应》［ Southern Vietnam Under the Reign of Minh Mạng (1820 — 1841): Central Policies and Local Response ］。这两部作品都利用朱本和实录来深入分析影响这位君主的复杂因素，因为他果断地摒弃他父亲和他的祖先阮主的政策。
[56] 历史学家布兰德利·戴维斯（Bradley Davis）特别探讨了这一作用，它不仅影响了国家的建设，而且影响了国家的发展。在非越族人的民族志中也是如此。见布兰德利·戴维斯《人民的创造：帝国民族志和19世纪越南高地空间概念的变化》（“The Production of Peoples: Imperial Ethnography and the Changing Conception of Uplands Space in Nineteenth-Century Vietnam”），第323—342页。
[57] 崔秉旭：《明命帝统治下的越南南部（1820—1841）》，第101页。
[58] 同上。
[59] 关于中国清朝制图的研究，见劳拉·霍斯泰特勒（Laura Hostetler）《清朝的移民事业：中国现代早期的民族志和地图学》（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我认为，阮氏朝廷转向这种更常见的东亚风格的舆图制作，只是因为嘉隆时期的政府已经试验过通过与法国和其他欧洲军事测量师通信而开发的平面和导航地图。历史学家约翰·K.惠特莫尔（John K. Whitmore）的开拓性文章《越南的地图学》（“Cartography in Vietnam”）至今仍是关于越南地图学的最权威研究之一，尽管他认为这只是一个开始。它出色地概述了指引越南领土观念的关键宇宙学元素，特别是山峰和河流的并置。见约翰·K.惠特莫尔《越南的制图学》，载J.B.哈利（J. B. Harley）、大卫·伍德沃德（David Woodward）编《制图学史》（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第2卷第2册，第478—508页。
[60] 这种当地人对“峒”一词的使用在今天的越南中部仍然存在，特别是在提到某些高地山谷时，如在20世纪40年代末支持越盟抵抗区的香蕉峒。当地的年长者仍记得关于“谷”和“峒”的常见说法。“谷”一词的来源不明，今天顺化周围的越南人用它来形容最荒凉、最遥远的山脉。“峒”这个词的使用也很特别。它不是指今天普遍使用的洞穴一词，而是指由非京族人定居的高地谷地。该用法可能源于古汉语的“dong”，历史学家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 Anderson）和约翰·惠特莫尔（John K. Whitmore）指出，这是唐代的一个术语，指的是山区山谷的定居点。见詹姆斯·安德森和约翰·惠特莫尔编《中国在南方和西南方的遭遇：两千年重塑炽热边疆》（ China’s Encounters in the South and Southwest: Reforging the Fiery Frontier over Two Millennia ），第3页。在此也向黄氏平明致谢。
[61] 这三本书后来被浓缩为一本，即最常见的1910年再版，从中文翻译成越南语，并于1961年再次出版。见阮文造（Nguyễn Văn Tạo）《大南一统志：承天府；上、中、下集》（ Đại Nam nhất thống chí: Thừa Thiên Phủ; Tập Thượng, Trung và Hạ ）。
[62] 皮埃尔·布罗舍（Pierre Brocheux）、丹尼尔·赫梅里（Daniel Hémery）：《印度支那：模糊的殖民化1858—1954》（ Indochina: An Ambiguous Colonization, 1858—1954 ）。
[63] 这些条约包括：两个将西贡和湄公河三角洲割让给法国的条约（分别签署于1862年、1867年），在沱灢（1868）、顺化（1873）和河内（1873）分别授予港口特许权的条约。
[64] 杜特勒伊·德·兰斯：《安南王国和安南人：航行日志》。
[65] 同上书，第289页。
[66] 同上书，第282—283页。这是笔者的译文：“承天顺化省的可耕地面积还在不断减少，这源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不同原因，主要是安南人的懒惰和他们可悲的政府……安南人的对外贸易受到限制，没有任何兴趣去追求财富，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沉重的负担，而且他们也没有被鼓励生产日常消费需求之外的谷物，因为不论大小官员，都会很快地掠夺走他们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