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路的军事化和乡村生活

从15世纪开始，越南人在中部海岸定居的过程，不仅事关从军或提供工业材料的需求，还更多地涉及个人追求，即一些家庭追求定居土地的所有权。越南军队登陆的那片肥沃的村庄土地，不仅是大越的滩头阵地，还是无数越南家族的滩头阵地。 ^[24] 这些家族促进了国家的领土扩张，并在边疆地区创造了一个新的立足点。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这些家族将家园和农场变成了一种以自身为中心的圣地，其通常以坟墓和神龛为标志。即使在今天，家谱历史里也特别尊重家族的始祖（thủy tổ）和创始遗址，古老的家族祠堂仍然是子孙后代每年聚集的中心地点。例如一个专门介绍武姓（Võ-Vũ）后裔的网站，记录了这个家族的起源，该家族的始祖从中国迁移到红河三角洲附近的海阳省（Hải Dương）慕泽村（Mộ Trạch）的武浑（Vũ Hồn）。 ^[25] 14世纪末，武氏家族的成员南迁至顺化市附近的神符村（Thần Phù，图1.2）。他们在一片延伸到澙湖的土地上定居下来，那里有一个潮汐河口，非常适合种植水稻。这个族谱网站上最近有一段由承天顺化省电视台制作的视频，记录了家族后裔每年在乡村节日返回家园的情况。 ^[26]

在神符村的官方记录和家族记录中，没有这个村庄何时形成的明确记载，也不清楚武氏家族的创始人是否为一名士兵，而附近的清水上村（Thanh Thủy Thượng）却有更为准确的记录（图1.2）。一个祖先祠堂的记录和附带的范氏（Phạm）族谱指出，始祖范伯松（Phạm Bá Tùng，生于1399年）于1418年加入黎利（Lê Lợi）的军队，与明军作战，然后作为指挥使（chỉ huy sứ）参加了南部战役，在顺化市周围进攻占族军队。根据他的后人运营的一个网站，在1446年的最后一次战役后，他解甲归田，在村子里建立了自己的家族，后于1470年去世。 ^[27] 也许是皇帝有意为之，或者仅仅是出于实际需要，建立村庄的拨款每次都会分配给多个家族。在神符，除了武氏的创始人外还有另外两个家族，即胡氏和黎氏。在17世纪，又有三个家族获得了阮氏政权的批准。 ^[28] 范伯松是清水上村13位始祖中的第7位。为国效力是代代相传的，而且不只局限于男性，有时也会有女性。1471年，范伯松的女儿范氏玉珍（Phạm Thị Ngọc Chân）在18岁的时候成为黎圣宗（Lê Thánh Tông）的妃子。整个家族便在她父亲陵墓旁的一个祠堂里为她举行庆祝活动。 ^[29]

越南人在中部海岸的定居点和土地所有权的滩头堡模式，形成了独特的村庄群，它们沿着内侧的海岸线分布，成为阮氏统治的经济支柱（图1.3）。浅水澙湖和背靠的群山，充分地保护了村庄，商业和通信得以蓬勃发展。这片狭长的平原地带与今天的1号公路方向一致，被称为“南河”（Đàng Trong）， 相当于内路。 ^[30] 虽然许多历史学家详细描述了越南人沿着这条路的“南进”（nam tiến），但从这些初始的定居点向东和向西的扩张也同样重要。这些村庄的后裔经常在河口低地（下）或是山间高地（上）开拓土地（图1.3）。正如研究古代占城国和沙黄文化的学者长期以来所提出的，这种高地向低地、东西走向的关系很可能不是越南人的发明，而是遵循了更古老的占族（或占族与戈都族）模式，将以河口的稻米经济与山区的家庭手工业经济和高地珍贵的森林产品联系起来。 ^[31]

21世纪，随着村庄名称的改变，这些创始村与卫星村的关系大多被遗忘了。但是，许多乡镇的边界和少数保留“下”和“上”后缀的旧地名仍然存在。约在1909年出版的第一份殖民地系列地形图中记录了许多旧地名，很大程度上展现了这些历史关系。图1.2是三张图的合成图，显示了1909年当地的地形，其中突出了一些村名和家族祠堂。深灰色阴影表示从海平面到海拔3米的区域，浅灰色表示从海拔3米到50米的区域。白色表示的是海拔50米以上的丘陵区域。第三层显示了现代村社的边界，许多部分保留了从丘陵到河口的朝向。这些创始村的关键地点，如村亭、祖坟，甚至驿站（如东林），都密集地分布在海拔3米左右的等斜线上。内路也遵循着这条等斜线，以南北走向将原来的村庄区域一分为二。

创始家族的后裔和新来的移民向外扩展了村庄的范围，但是阮氏政权要求实行土地公有化，以确保持续的忠诚、征兵和税收。这些村庄在17世纪进一步扩张，但阮氏政权仍然强烈抵制承认私人拥有的土地。夜黎村的一套罕见的文件表明，公共田地（công điền）占据村里土地的绝大部分。报告指出，该村创建于1460年，1515年分裂为4个独立的村庄，1671年村民请愿要求在丘陵高地部分开辟新的土地。一位创始人的后代阮廷毅（Nguyễn Đình Nghị）向阮氏政权请愿，请求允许他开辟862英亩新稻田，并在更高的地方开辟245英亩耕地。单就个体而言，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或许反映了他在朝廷中的高官地位。阮氏政权授予他土地，但要求他保留90%的土地作为公田。这些公共财产不是世袭的。相反，官方通过夜黎的村落来掌管并选择以后的佃户。如果阮廷毅离开村庄、死亡或拖欠税款，官方可以将这些土地重新分配给其他人。这种安排，特别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既能确保民事和军事服务的持续，又能防止家庭拥有私人地产。

资料来源：印度支那地理学会（Société Géographique d’Indochine）所绘地形图，创作于1909年，1943年再版。海拔数据和乡镇边界由承天顺化省提供，2011年。由笔者绘制。

在越南有一句流行的谚语：“诏令需从乡例。”（phép vua thua lệ làng）但是，不应该因为这句谚语而误以为乡村生活与国家是分裂的。特别是在阮氏首都富春（Phú Xuân） 周围，政府及其军队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乡村生活。国家依赖乡村获得税收，特别是为军队提供的大米和其他物资。村庄的土地形成了国家与村庄谈判的重要中介景观。田地的维护、改良和放弃的过程，取决于耕种者是否愿意满足国家对租金或税收的要求。随着17世纪末军官和文官队伍的扩大，用资源和土地来奖励忠诚士兵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在战争时期，许多人逃亡，或死于战场，或在废弃的土地上避难。每次政权更迭，新皇帝登基后的首要措施就是重新丈量村庄土地。从军经历能使解甲归田的军人家庭分得一类专用的公共土地，称为薪俸田（lương điền）。薪俸田从一个村庄的公田存量中分出，是一种为服兵役或为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家庭提供的福利。通常情况下，妻子和无从军资格的亲属负责照料这些田地。因此，公共土地的集中，与征兵、为战死者的遗孀提供社会福利都密切相关。 ^[32]

除了这种公私并存的水稻经济，大多数村庄都发展了单一的产业，如造船或制造工具，这些都被纳入税收义务和军备。少数村庄用铁等基本工业材料缴税，并可免服兵役。符牌村 ^[33] 凭借其高山上的铁矿，成为中部海岸最重要的工业村之一。那里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分成五个家庭行会工作，这些行会控制着从上山采矿到生产木炭和用熔炉炼铁的全部流程。族谱与行会中的身份一致。每个行会也拥有自己的公社住宅，从而按工作划分土地管理和文化事务。符牌村在其较低的地区也有面积相当大的稻田，但它的大部分税收是用铁缴纳的。 ^[34]

炼铁及相关的乡村产业对生态环境的耗损是很大的。采矿是一项危险的工作，采矿后在山体留下的深坑若被雨水填满，容易引发塌方。该村的冶炼窑连续运转，特别是在多雨的冬季。到18世纪初，符牌村每年平均生产30吨铁以纳税，还为私人贸易提供大致相等的产量。 ^[35] 这反过来也相当于产生了数百吨的废渣，并消耗了数千吨木材的燃料。即使在没有此类产业的村庄，高地也是进行放牧和拾薪等非正式经济活动的重要场所。地理学家阮廷头（Nguyễn Đình Đầu）指出，到1806年，夜黎村大约有43%的土地被标记为“丘陵、休耕”，意味着这里的森林被砍伐，土地没有被耕种。 ^[36] 然而，这些土地对于葬礼等公共活动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在这些公共土地上，需要生产一定数量的商品以满足政府要求，如竹席（tấm nạp）、木制家具和木船。尽管这一时期砍伐森林的趋势普遍存在，一些村庄仍保留了小面积的树林。神符村有几座被森林覆盖的小山，作为旅者的驿站，被称为“东林”。皇家官员、商人和其他从首都出发的人都在此停留。据说嗣德帝（Tự Đức）——最后一个独立的越南君主——曾写诗赞美该地。 ^[37] krdlob5gkzO4W/vDojsPixnPOJwB42WJlLk/njgm/1pQrIfduMZVmV+KEfr/e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