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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能够长期坚守横山关以南，主要得益于大越国在15世纪采用了明朝的军事技术，特别是火器和大炮。在中国明朝初年（1368—1400），占城的海军有望在红河三角洲击败大越，并彻底控制沿海地区。随后在15世纪，大越的陈王朝被一个见风使舵的篡位者胡季犛（Hồ Quý Ly）推翻了，中国明朝的回应是发兵大越。明军占领了升龙（Thăng Long，即河内）和中部海岸地区近20年，之后居住在横山关附近的平民发起反抗，重新统一了王国，并在1427年建立了黎朝。历史学家孙来臣（Sun Lai Chen）指出，这次明军步枪手的占领和地方平民游击队式的行动，推动了第一支能够大规模制造并使用火器的东南亚军队的产生。击败明军后，黎朝的军队将其船上的大炮和使用火器的步兵调向南方，向占城发动战争。 [14] 1470年至1471年，大越的舰队进攻并洗劫了毗阇耶（Vijaya）。这一决定性的胜利使大越将南部边界拓展至海云关。
尽管中部海岸地区已经摆脱了旷日持久的越占战争，但从15世纪末到18世纪初，该地区一直被作为一个准军事国家进行管理。统治这一沿海地区的大越领主建立了一个区域性的越南社会，有时与位于升龙的古都发生冲突。在某些方面，这与布罗代尔以长时段史观描述的阿尔及利亚海岸景观相似，该地区长期的冲突历史也影响了其近代早期的政治。治理该地区的人将大部分时间花在水上贸易及防御上。统治该地区的阮主将古老的、受到占族影响的商贾生活方式与军事统治融合在一起。 [15] 研究阮主政权（Nguyễn Cochinchina，1558年被黎朝皇帝承认的南部领地，其中心在顺化附近）的历史学家认为，在这里定居的越南人及其后代融合了古老的、非越族的习俗，产生了明显的地方语言、经济和武术文化。海军仍然是阮氏的关键力量［今天使用的承天顺化这个名字，部分源于这一时期以船为形式的军事战斗单位（船，thuyền）］。 [16]
《乌州近录》（ Ô Châu Cận Lục ，1555）的作者，是越南最早撰写中部海岸地区方志的土人之一，他嘲讽了这种融合的文化。在今天洞海市（Đồng Hới）以北的一个沿海村庄，他发现，人们依旧说着占族话，而在顺化市附近的另一个村庄，女孩们穿着占族丝绸而不是越族束腰外衣。人们仍遵循着许多占族的宗教仪式，也沿用占族的艺术传统。 [17] 历史学家胡忠秀（Hồ Trung Tú）对岘港周围地区的社会史研究表明，在海云岭以南，占族习俗和政治联盟也同样复杂地交织在一起。15世纪，随着阮氏海军进一步向南扩张到占族人的领地，后者经常发动反抗。在巴屯（Ba Đồn，今天的归仁附近），一个越族与占族社群一起驱逐了阮氏总督，宣布独立。阮氏将军镇压了起义，并宣布实行戒严，他的部队设立检查站，限制占族人进出占城曾经的首都。 [18]
从1558年开始，阮主在沿海地区扩大贸易，同时大量投资于军事工事以保护贸易和地方军事长官。该家族在1775年之前的大约两百多年的统治中，恰逢阮氏海港会安（Hội An，原来的因陀罗补罗）的海上贸易蓬勃发展，因而持续强调备战。在15世纪的火药技术革命之后，阮主继续推动大炮和火器的研新生产。17世纪初，他们用明朝的技术换取了葡萄牙人的技术。 [19] 在与北方郑氏的50年内战中，他们使用了这些武器。横山关又成为划分交战各派的边界。
即使在1673年郑阮战争结束后，中部海岸地区的村庄仍然保留了他们的尚武习俗，并抵制阮主这位虔诚的佛教徒向他们传播带有阮氏偏好的国教。该地区保留了乌州恶地（Ô Châu ác địa）的名声。 [20] 阮主政权的早期创始人阮潢（Nguyễn Hoàng）于1601年建造天姥塔后便开始把大乘佛教作为尊崇的国教。这座塔建在一座更古老的占族女神婆那加庙宇的废墟上，这一善意的举动也是为了争取占族居民的支持。阮主甚至正式承认了占族神的地位，将其更名为天依阿那演婆（Thiên-Y-A-Na），同时在附近开设了佛教寺院和庙宇。 [21]
然而，这一系列建设寺庙和安抚占族人的措施对“恶地”上的村民起到的“教化”（ giáo hóa ）作用并不大。领主阮福淍（Nguyễn Phúc Chu）甚至请来了一位名人，来自中国江西省的禅宗僧侣释大汕（Thích Đại Sán），帮助他改革当地的僧伽（佛教神职人员）。与当时的耶稣会传教者不同，释大汕走遍了乌州的陆路和水路，在旅行日记中记录了他的见闻。他经常评论他在沿海村庄遇到的人，他发现这些人完全不宜开化，但在游击战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天赋：
在一些偏远的地方，由于高山和深海的隔绝，哪怕是最雄才大略之主也不能派他的军队去消除当地的冲突。同时，他的礼仪和法令也不能在这里布告；居民们自然而然地聚集在一起，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军事团体，习惯于未开化的旧式习俗。他们对君主的礼节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用权力来征服其他群体；因此他们经常参加战争，在战争策略里，使用巧妙的招数来获得胜利非常关键。因此居民很有兴趣讨论军事问题，但忽略了道德文化的价值。 [22]
禅师对乌州缺乏改革的政治和宗教意愿感到失望，在一年后回到中国。
17世纪，葡萄牙与阮氏的贸易在刺激阮氏的军备方面也起到了关键作用。整个17世纪，葡萄牙的武器贸易在东南亚繁荣发展，这对阮氏在与郑氏的内战中取胜至关重要。1617年至1624年，曾居住在会安港和归仁港（Quy Nhơn）的耶稣会神父和科学家克里斯托佛罗·博里（Christoforo Borri），描述了阮氏强大的海军和拥有数百门大炮的沿海炮台。他在寄回罗马的信中指出，阮氏海军对岸上的大炮精于操练，以至于拥有了超越欧洲船只的攻击能力。有一次，一艘葡萄牙船向岸边鸣炮示警，以测试防御能力。阮氏的炮手们以一排大炮的一连串射击作为回应，炮弹刚好落在船体前方，或者刚好越过船体。这种在港口布设的强大军事设施，保护了阮氏与葡萄牙以及日本和中国的贸易。硬通货特别是武器在中部海岸流通起来。日本商人带来了制作精良的钢刀，这与葡萄牙大炮一样，成为当地铁匠的参照物。 [23] 17世纪的阮氏军队是东南亚地区最强大的军队之一，其持续枕戈待旦的状态对中部海岸的村庄和景观产生了显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