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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到1938年，长沙终究是待不下去了。
是救亡还是上学？是留在长沙还是去更偏远的云南？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张治中将军曾反对迁移，陈诚将军则主张迁移。最终，由于南京陷落，武汉和长沙告急，政府还是决定将临时联合大学迁往更加偏远的昆明。
三条前往昆明的新路线公布了：一条是乘火车经广东、香港，接着乘船到越南的海防，再从河内乘火车到昆明；另一条是乘坐汽车从长沙到桂林，再经柳州、南宁到越南，最后经滇越铁路到达昆明；第三条是直接从长沙徒步穿越湘西、贵州等地去昆明，行程3000多里。
针对这三条线路，该如何分配学生？长沙临大作出了安排。部分女生、绝大多数教师及家属、少许体弱的男生走第一条路线；十几位教授、经济条件较好的男生和少数女生走第二条路线；身强体壮的男生则由部分老师带队步行。这样的安排科学合理，大多数人表示赞同。
其实，听到要徒步去昆明的消息之后，很多男生早已心潮澎湃、跃跃欲试了，其中就包括屠守锷。他想着，徒步3000多里，不仅可以省去乘船乘车的费用，还能够脚踏实地地看看我们国家的大好河山。此外，走路还能增强体魄，锻炼意志，可真是一件一举多得的事情。
男生们争先恐后报名。最终经过体检筛查，244名男生身体状况符合要求，被选入了旅行团，屠守锷自然名列其中。教师志愿者11人，其中包括闻一多、袁复礼、黄钰生等名师。旅行团被命名为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
临时联合大学还针对徒步旅行团制定了宗旨：借以多习民情，考查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
从这一宗旨我们不难看出，临时联合大学对徒步寄予了厚望，也希望将“课堂”搬到实践中，让徒步成为教育的一项内容。对于屠守锷这些青年学子而言，事实却也如此。徒步过程无疑是艰辛的，可徒步的内涵却丰富而深刻。
为了让徒步顺利进行，旅行团采用了军队般的管理办法。首先，旅行团团长就是由老兵黄师岳担任。黄师岳，曾在冯玉祥的麾下当过兵、带过队伍、打过仗，在华北担任过指挥官，是一个作风正派、管理严格的人。对旅行团，黄师岳同样采取的是军事化管理，在他的手下还配有一名中校、两名少校，如此一来，管理力量就很过硬了。闻一多、曾昭抡、李继侗、袁复礼四位教授与学校派出的指导员黄钰生共同组成辅导委员会。
旅行团分为三个大队，每个大队又分为三个中队，每个中队分为三个小队，中队长和小队长从学生中产生。黄师岳的三名助手各自管理一个大队。一支纪律严明、分配科学的学生军就这么被武装起来了。
出发之前，学校给每人发了军装一套，绑腿、草鞋各一双，油布伞一把，限带行李八公斤——基本是路上必需的生活用品。1938年2月20日，旅行团正式从长沙出发。他们在途中会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呢？那可真是一径跌宕起伏的旅程。
初春阴雨绵绵，200多名学生在几位老师的带领下，脚踏草鞋，行进在泥泞的湘北大地。计划第一站乘船往西北到常德，第二站则从常德开始步行。但变化总比计划快，由于河水太浅，船无法正常前进，旅行团只得从2月22日就改为步行。步行的第一天走了20公里，行程着实辛苦，有人一天走下来脚上已经打起了水泡。
头几天天还下雨，学生们撑开油布伞，可细雨似乎没有停止的意思，为了行走方便，大家将伞往背后一搁，干脆不撑了。在雨中行走一天下来，往往棉衣都湿透了，师生们就到宿营地拢起一堆火，烘干，第二天接着穿。
在这支特别的队伍中，闻一多又显得尤为特别。他不穿军装，不穿短袄，一路上总是套着那件灰布长衫。这时候的闻一多虽然年轻，却已经是著名教授。“五四”时期他是清华的学生领袖之一，1922年赴美国留学，回国后成了著名的“新月诗人”和大学教授。这次参加旅行团是他自己要求的。
“闻先生，像您这样的大教授，怎么放着火车、轮船不坐，和我们一起走路？”能跟大名人同路，有学生不免好奇和欣喜。
闻一多笑了笑，说：“火车我坐过了，轮船我也坐过了。但对于中国的认识还是很肤浅。”他抖了抖长衫上的雨水，接着说，“今天，我要用我的脚板去抚摸我们的国土。国难当头，我们这些‘掉书袋’的人，应该重新认识中国了！”
屠守锷听着闻一多教授的话，默默地点了点头。问题不是他问的，一路上他都处于一种沉浸的状态，话不多，却思想活跃。活跃地捕捉一路上的风土人情，活跃地听老师和同学聊天，活跃地将所见所闻装进心里。出生在浙江的屠守锷从小领略着中国江南水乡那份小家碧玉的清秀，之后到北京，又看到了首都的恢宏与厚重。这次在湖南跋山涉水，中部山乡的钟灵毓秀让他大开眼界。层峦叠嶂的山丘仿若一幅幅水墨丹青，山上苍翠的树木和五颜六色的花朵是最灵动的点缀，隐藏在山水中的山里人家，以及他们青瓦上升腾的炊烟让一切显得更为亲切。此时尚且严寒，勤劳的农民却已然在地里山头忙活，菜地翻出了新土，洋溢着生机。
多么生机盎然的湖南农村啊！有那么一瞬间，屠守锷都忘记了自己是在躲避战乱，被迫迁徙。如果没有战乱，这一切该是多么温馨祥和。
可现实马上将一切打回原形。到达常德之后，空袭警报声此起彼伏。“隆隆”“呼呼”搅扰得徒步旅行团心神不宁。
“可恶的侵略者！”屠守锷在心里对着天上盘旋的轰炸机恶狠狠地骂了一句。
虽然空袭警报不断，学生们却总体镇定自若，踏踏实实走着脚下的路。有轰炸机，他们就躲避起来。安全了，又加快前进的步伐。不知不觉，已到常德地界。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我们既然来到常德，怎能不去桃花源看看？”有不少同学提议要去桃花源看看。
旅行团充分尊重学生们的意见，在常德放假一天，这可把青年学子们高兴坏了。大家决定乘船去桃花源看看，看看是否“别有洞天”。
眼下正是桃花开放的季节，桃花源的桃花自是名不虚传。粉嫩娇艳的花朵挂在枝头，给尚且有些寒冷的早春平添了一份热烈。大部分男学生对花没多少兴趣，他们的目光聚焦在洞穴上“秦人古洞”几个字。
“难道这里就是桃花源的入口？”有人疑惑地问道。
“咱们进去看看？”有同学已经急不可耐。
“看，这里还有字呢！”有同学对周边环境更感兴趣。只见洞前有池塘，有亭子，还有一块石碑，石碑上刻着字。“桃源在何许？西峰最深处。不用问渔人，沿溪踏花去。”这位同学对着石碑念了起来。
这首诗是中国明代著名哲学家王阳明写的，诗中内容颇具哲学意味。大家都知道世外桃源不存在，可又都憧憬着有世外桃源。
“若无此次旅行，我等怎知祖国河山如此壮美啊！”有同学感慨。
站在一旁的屠守锷此时心里五味杂陈。这些天的徒步，他看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如果天下太平，如果国家繁盛，那么，在中国的农村，未必没有《桃花源记》中的世外桃源。可眼下，战乱纷纷，我们的国家亟待强盛。这让屠守锷深深认识到自己肩膀上的担子有多重，他希望有一天，中国农村处处都是世外桃源。
将桃花源周边观览一番之后，同学们打道回府。又听得天边传来无规律的空袭警报声，这声音与眼前的美景极不相称，但同时也提醒着大家，眼下还不是享受和流连的时候，他们还在逃难，我们的国家亦深处水深火热之中。
学生们的天职还在于学习。旅行团并未忘记自己的职责，一路走来，他们除了欣赏壮美风景外，更重要的还是了解风土人情和社会现状。史学工作者团队由三个学校各派一人组成，他们的任务是收集各种资料，包括教育状况、行政沿革、奇闻轶事、风土人情等。他们发现，每一处的历史情况都有所不同，而这些正是厚重的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内容。社会学系的学生调查农村当地生产、生活状况；地质学家袁复礼几乎一路都在不停地敲石头，地质学系的学生每到一处都试图挖掘当地蕴藏的矿藏；教育学系的学生则热衷于搜集地方民谣，研究地方方言；动物、植物系学生的事情则更多了，路上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昆虫、动物、植物，都是他们的研究对象；经过矿区的时候，曾昭抡和理工学院的同学，指导当地的矿工冶炼……如此各司其职，学生们在老师们的带领和指导下，旅程忙碌而充实。
虽然走得并不快，跋山涉水却仍是艰辛无比。脚板起泡的学生越来越多了，每人随身携带的几双草鞋也一双双地破了洞。但是说也奇怪，一开始还有身体素质差一点的学生为行程的劳累而身体吃不消，走着走着，这群学生却越来越有精神了，到后来，就算是患病的学生也几乎不再乘车。实践真是最好的老师，同学们在徒步中突破自我，挑战自我，一个个磨砺成了更加能吃苦耐劳的青年。
闻一多在自述中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道：“国难期间，走几千里路算不了受罪。再者我在十五岁以前，受着古老家庭的束缚，以后在清华读书，出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各大城市教书，过的是假洋鬼子的生活，和广大农村隔绝了。虽然是一个中国人，而对于中国社会及人民生活知道的很少，真是醉生梦死啊！现在，应该认识认识祖国了。”
1938年4月28日，湘黔滇旅行团结束3000多里的行程，到达昆明新学校——西南联大校址。此时，距离出发时间已经过去68天。队伍做了最后一次点名，一个不少之后，黄钰生团长将284名学生的名册交到了梅贻琦校长的手中。
两个多月的时间，跨越三个省份，旅行团的师生们目睹了湘西神秘的风貌和严重的匪患，穿过了贵州山区的迷蒙瘴气，目睹了云南的罂粟地……这一段艰苦的跋涉对他们每个人而言都是一次难能可贵的洗礼，正是这一段经历，让他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自己肩上的重担。从此，他们看待社会、分析事物，有了更接地气、更切实际的视角。
屠守锷作为旅行团的一员，感受跟同学们一样。在路上，他们也时常听到从前线传来的抗日军民的英雄事迹，这些无疑都为他们打了强心针。特别是屠守锷，他越发认识到工业救国的重要性。
1938年4月，长沙临时联合大学改称为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值得说明的是，在西南联大办学史上，仍旧以1937年11月1日，在长沙组建成立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的开学之日为校庆日。这或许也说明，从长沙临大到西南联大，其理念和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又是一日太阳升起，平凡却伟大的故事一如既往，在中国的土地上破土而出，拔节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