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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改！改！你还想要我怎么改？”梁思成已经忍无可忍，他冲进梅贻琦的办公室，把设计图纸狠狠地砸在梅校长的办公桌上。
梅贻琦愣了半天，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一句话都没说出来，他实在不知道从何说起。
“茅草屋！这不是每一个中国农民都会盖的吗？要我梁思成来做设计干什么啊？”梁思成声音有些颤抖，继续冲梅贻琦嚷嚷道。
将梁思成扔在桌上的图纸一张张收好后，梅贻琦冷静地望着眼前这位因气愤而脸色发白的大建筑学家，说：“思成，国难当头，你就不能谅解一下吗？”
“谅解？”梁思成伸出五个指头说道，“我……我已经修改到第五稿了，从高楼到矮楼，从矮楼到平房，现在又要我去盖茅草屋。茅草屋就茅草屋吧，你们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屋要多少木料？而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屋都不够啊！”说完，梁思成一屁股坐到椅子上，长叹了一口气。
“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土木工程系的老师们对木材的用量严格计算啊。你想想，没有这些茅草屋，学生们就要露天上课，风吹，日晒，雨淋。”梅贻琦拍了拍梁思成的肩膀，语气温和得不能再温和，继续说道，“思成啊，大家都在共赴国难，以你的大度，请再最后谅解我们一次。等抗战胜利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来建一个世界一流的清华园，算是我还给你的谢礼，行吗？”
梅贻琦的声音不大，却字字句句清晰明白，梁思成听着，心又一次软了。回到办公桌前，他抱着脑袋稀里哗啦地哭了起来，像一个受伤的孩子……
对一个建筑学家而言，一次次删减自己的设计成果无疑是痛苦的，就像一个作家满心欢喜捧着自己的得意之作，最后被改得面目全非一样。
对话发生在1938年的西南联大。当时，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到了昆明。梅贻琦请梁思成夫妇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两人欣然受命，整整花了一个月时间，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个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赫然纸上。当两人正为自己的设计而“沾沾自喜”时，设计方案却很快被否定了。原因是西南联大不可能拿出这么多经费。
此后两个月，梁、林二人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几乎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掉泪，但也很无奈。当梁思成夫妇交出最后一稿设计方案时，建设长黄钰生还是摇头，而且很无奈地告诉梁思成：经校委会研究，除了图书馆的屋顶可以使用青瓦，部分教室和校长办公室可以使用铁皮屋顶之外，其他建筑一律覆盖茅草，土坯墙改用黏土打垒，砖头和木料使用再削减二分之一。
“思成，你就再作一次调整吧！”黄钰生怪不好意思地说。梁思成这才忍无可忍，直接跑到梅贻琦校长办公室“讨说法”。
跟在长沙一样，迁至昆明的西南联大条件十分艰苦。西南联大教授任之恭在《一个华裔科学家的回忆录》里如是写道：“这个大学在最初创立时，除了人，什么都没有。过了一些时间，都有了临时的住地，或靠借，或靠租。一旦有了土地，便修建许多茅草顶房屋，用作教室、宿舍和办公室。”
校舍是由著名建筑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的茅草屋。就是在这样一间一间的茅草屋里，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在昆明正式开课。谁也没有想到，这所简陋的学校，最终会成为中国办学史上不可复制的奇迹，为我国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先驱人物。
西南联大教授华罗庚在自述中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
40年代的前半叶，在昆明城外20里的一个小村庄里，全家人住在两间小厢楼里，食于斯，寝于斯，做研究于斯。
晚上，一灯如豆。所谓灯，乃是一个破香烟罐子，放上一个油盏，摘些破棉花做灯芯。为了节省点油，芯子捻得小小的。晚上牛擦痒痒，擦得地动山摇，危楼欲倒，猪马同圈，马误踩猪身，发出尖叫，而我则与之同作息。那时，我的身份是清高教授，呜呼，清则有之，清者清汤之清，而高则未也。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华罗庚完成了第一部学术专著《堆垒素数论》。多年以后，他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
经济十分窘迫的时候，闻一多甚至卖文和替他人制印支撑生活。刻章一枚可以支撑一家人好几天的伙食。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闻一多体会到了老百姓需要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窘迫，他的思想也在开始慢慢转变。闻一多在自述中写道：
我这一二十年的生命，都埋葬在古书古字中，究竟有什么用？现在，不用说什么研究条件了，连最起码的人的生活都没有保障，国家糟到这步田地，我们再不出来说话，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然而，就是在这段特殊的时期，催生了我国大批奠基性成果。费孝通写作了《禄村农田》，王力出版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之作《中国现代语法》，罗庸写出了《鸭池十讲》，吴宓用英文写作了《世界文学史大纲》，还有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周培源的《湍流论》，等等，都完成于这一时期。
老师们的生活尚且如此窘迫，学生们的学习条件可想而知。然而，老师们在这样的窘迫中潜心学问的精神，又让学生们深受影响。眼下，我们且跟着屠守锷他们去看一看，在西南联大，学生们到底是怎么上课的？又学习了一些什么内容？
随着西南联大正式开课，屠守锷他们颠沛流离的大学生活算是告一段落。后来，很多西南联大的校友认为，这所特别的学校糅合了“北大的主动自由、清华的活泼进取、南开的踏实严谨，形成了学生自发进取的性格、认真求知的态度、主动自发的行为”。这种糅合对屠守锷，对所有西南联大学子的影响是至关重要、影响一生的。
西南联大有近3000名学生，5个学院，26个系，是当时人数最多，也是最大的综合性大学。三所学校雄厚的师资使得每个专业，即便是再冷门的专业都能够好好开办。学生们想好了自己想学的课程，可当他们看到贴满总务处办公室墙壁的课程时，一个个又都有种“这也想选，那也想选”的冲动。可毕竟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那么多课程，不可能都选。于是，好学的青年们选择旁听，旁听自己没有选又感兴趣的课程，旁听生也一度成为西南联大一道别致的风景。
屠守锷所在的工学院是西南联大仪器和设备配置最为齐全的学院之一，这让屠守锷非常兴奋。为什么能做到这样？主要还是因为工学院是在清华大学工学院战前十年的基础上建立的。早在1935年，清华工学院就将约莫三分之一的设备转移到了南方。也正因为此，屠守锷才能够在昆明继续做空气动力等实验。
西南联大的教学以理论联系实践，理论服务于应用为总体方针。屠守锷所在的机械工程系，学生们在读大三、大四时，就被派到当地的电厂、机械制造厂、飞机维修厂等当地工厂实习。屠守锷在大三时被派往飞机修理厂实习了一段时间。这种做法是一举多得的，一方面，学生们在实践中提高了自己的动手能力，开动了脑筋，锻炼了解决问题的工作思路；另一方面，有着专业知识的学生们深入一线工厂，很好地补充了当时工厂在人才方面的紧缺，对战时国家的发展有着立竿见影的现实意义。
如今再回过头来看西南联大，我们会为这一段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而惊诧不已。当时，物质条件匮乏，空袭警报不断，集结了大批知名人士的西南联大却在战火中坚持了下来。教师们本可以去国外享受更优渥的生活，拿更丰厚的薪水，可是他们没有，他们坚持守着贫穷的西南联大，教育国家青年，这，或许是战乱年代最可贵的爱国精神，最坚挺的知识分子风骨。而这种精神和风骨也影响了诸如屠守锷这样的，当时在西南联大读书的学子们一生。我想，屠守锷最终放弃美国优渥的条件回到祖国，跟他在国内所受的教育不无关系。
1943年，英国学者李约瑟主持的“英国文化科学委员会驻华使团”访问云南，李约瑟在《中国报告》中写道：
中国科学工作者在自己国家的边远地区坚持研究，表现出顽强的毅力和勇气。在逆境中，他们表现出非凡的乐观与豁达。
在2011年3月21日，94岁高龄的屠守锷接受《社会观察》采访所说的话中，我们也可以窥见一二。他说：“清华校风很好。我1936年考上清华，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清华先是迁到长沙，后又转移到昆明，我们就跟着学校跑。我感觉清华的学风是特别能吃苦。在那样动乱的时期，同学们坚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坚定信念将来要报效祖国。”
由此可见，屠守锷报效祖国的信念在读书的时候已经很明确，之后的出国深造和学成归来都是他必然的选择。
几十年过去了，当我们来到西南联大旧址，不由感慨，短短八年时间，这所创造了无数奇迹的学校是多么了不起。不，了不起的不是学校本身，而是那个时代下催生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求学精神。
西南联大，虽人去楼空，精神却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