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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战事依旧胶着。
11月的一天，钱三强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德国的信，信上只有25个单词。据了解，二战爆发后，法、德互为敌国，断绝了邮路。在国际红十字会干预下，方才允许参战国邮寄私人信件，信件由国际红十字会负责收发，但每封信不得超过25个单词，并且要求使用统一格式的专用信纸，填写双方姓名、地址、国籍和收信人年龄、出生地，还不能封口。
来信者是分别6年的女同学何泽慧，这是本书第15次提到何泽慧了。
让我把笔触返回她大学毕业前夕。当时，清华物理系按照惯例对学生就业做了一些举荐工作，有两个男同学被推荐去了南京兵工署弹道研究所，其他男生也有着不错的选择，唯独女生们去向不明。教授们似乎不怎么关心女生的去向，南京兵工署也不愿意接收女生。何泽慧在《缅怀周培源老师》中说，“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后，周培源老师为了培养学生的物理应用于捍卫祖国的意识，开了“弹道学”这门课程，这使得何泽慧萌发了到德国学“弹道学”的念头。
她甚至声言：“兵工署不要我们，我找那德国军事专家的老祖宗去！”她所说的这个“老祖宗”，名叫克兰茨，德国物理学家，曾经远赴中国担任军事顾问，参与了南京兵工署弹道研究所的筹建，被中国同行称为“弹道学的老祖宗”，此时已经回到德国。
但去找这个“老祖宗”，却不是一件靠谱的事儿，因为德国没有庚子赔款留学生。恰巧，何泽慧从一个山西老乡处得知，“山西王”阎锡山有一条承诺：国立大学毕业的山西籍学生，可获出国留学三年的经费资助，每年1000大洋。她父亲何澄与阎锡山既是山西老乡，又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还在日本一起加入了同盟会，尽管父亲后来从军界转向实业，但与阎锡山还算有些交情。于是，父亲与山西方面取得了联系，获得了对方认可。她自己私下承认，之所以选择到德国留学，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德国学费便宜，一年仅需要1000元（用银圆兑换马克相对便宜）；二是德国兵工和理工科教育在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
到德国后，她就读于柏林高等工业学院技术物理系，而系主任，就是抗战爆发后回到德国的克兰茨。但克兰茨所从事的弹道学研究，属于军事保密领域的研究项目，没有接收外国留学生的先例。而何泽慧更是面临着保密性、外国人、女性三重尴尬，因此一开始被克兰茨拒之门外。但她没有妥协，而是真诚地告诉克兰茨，您曾去中国当过顾问，帮我们抵抗日本军队，我来学这个专业也是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这有什么区别吗？何泽慧的执着打动了他，加上他了解和同情苦难的中国，最终破例接受了何泽慧。于是，她成为技术物理系第一位外国学生，也是学习弹道学的唯一女性。
此后，她在给姐姐何怡贞的信中，专门解释为何执意选择这个专业：“我学的弹道学，也许兵工署就要来电报请我回去服务。不是中国兵发炮发不准，放枪放不准吗？其实只要我一算，一定百发百中！他们不早些请我，不然日本兵早已退还三岛了。”
在克兰茨和汉斯·盖格
指导下，何泽慧主攻膛外弹道学，研究子弹或炮弹离开枪炮后的运动轨迹以及它们的速度与空气阻力之间的关系。1940年5月，她以题为《一种新的精确简便测量子弹飞行速度的方法》的论文，获得工程博士学位。
学成后，她想尽快回国抗日。等她跑到中国驻柏林大使馆，才知道德国政府不允许任何人离境。无奈之下，经导师推荐，她进入西门子公司弱电流实验室工作。在那里，她结识了拉贝先生，亲眼看到了忠实记录南京大屠杀的《拉贝日记》原稿和照片。
在柏林留学和工作的7年间，何泽慧一直住在光谱学老教授帕邢家里，教授夫妇待她如亲孙女一样。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德军惨败。由守转攻的苏军，甚至扬言要炸平柏林。帕邢教授担心何泽慧的安全，便把她介绍给德国海德堡核物理学家瓦尔特·博特。在得到对方认可后，何泽慧即将于11月份前往海德堡，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成为钱三强的同行。临行前，她还有一件挂心事没有落地，就是近年来柏林与“同盟国”之间通信受阻，她很久没有收到家信了，假如自己前往海德堡，与家人之间的联系就会中断。
无奈之下，她想到了巴黎的钱三强。
何泽慧这封25个单词的短信，内容是“巴黎钱三强：我与家人中断通信很久，如你能与国内通信请转告平安。何泽慧1943年11月5日于柏林”
。
在任何人看来，这都不是一封情书，充其量是同学之间的请托。但问题在于，一个人遭遇困惑和无助时，第一个想要求助的人，一定是最信任的人，心目中分量最重的人，可以依靠的人。试想，同样漂泊欧洲，为什么她没有求助其他同班同学和山西老乡？因此我说，这是一封有着缘分天定性质的信，也未尝不可吧。
斯人已逝，我无法穿越时空隧道，与这对科学巨人进行心灵的对话，因此也就无法知晓钱三强接到这封短信时心中的波澜。但我推测，他想得一定不少。毕竟，他已到而立之年，何泽慧也29岁了。中华民国婚姻法规定的婚龄是男20岁，女16岁，即便是普遍晚婚的今天，他们也算大龄青年了，因此他们不可能没有恋爱和结婚的想法。既然心仪之人来信求助，他岂能波澜不惊，无动于衷？
于是，钱三强按照何泽慧提供的地址，连夜向国内的何家发了信函，转告何泽慧在德国一切平安。
鸿雁，从此在法、德之间频繁来往，虽然只有短短25个单词，虽然没有让人脸红心跳的字眼，但独在异国他乡，突然有了可以倾诉的对象，那份心境实在无法用语言描述。
1944年4月，钱三强给在瑞士旅游的何泽慧发信，托她与国内通信时转告北平家人，他在法国安好，请勿挂念。
二战结束前夜，钱三强在伦敦鲍威尔实验室学习核乳胶技术时，接到何泽慧寄自海德堡的信，随信寄来的还有她刚刚用磁云室记录到的正负电子弹性碰撞过程的径迹照片，以及实验说明文字。原来，仅仅接触核物理半年时间的何泽慧，就借助云室研究了正负电子的弹性碰撞，接连取得了一系列科学发现，与博特联名发表了正负电子弹性碰撞的研究成果。
9月下旬，在英法宇宙学术会议上，钱三强报告了何泽慧关于正负电子弹性碰撞过程的实验，当记录的径迹照片投影后，引起与会者极大兴趣。英国综合性科学周刊《自然》以一项“科学珍闻”为题给予高度评价。钱三强后来撰文，称这是自己与何泽慧的“第一次合作”。
爱情，不仅是两个人互看，更应该是朝着一个方向看。共同的志趣把两人更加紧密地连在了一起，两人越走越近，渐渐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既然是一个美满的婚姻，就应该得到双方家人的祝福。1945年9月10日，钱三强尊重何泽慧的要求，致信她在美国的大姐何怡贞，就两人想结婚一事，请其向父母转告，并征求二老的意见。为了表示诚意，钱三强还随信附上了个人履历，如同一个前往大公司应聘的应届毕业生。不过，这封信写得“有点绕”，从中能看出钱三强的行文风格。
信是这样写的：“我最近收到令妹泽慧的信，她叫我转写一信给您。泽慧同我是在清华大学时的同学，一九三六年她到德国，一九三七年我到法国，在居里实验室从若利欧（即约里奥）夫妇做关于放射学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工作。因为战争的关系，我们于一九四〇年论文完结后，都不能回国。自一九四三年冬起她因柏林有受炸的危险，离柏林在海德堡从博特教授作原子核物理方面的工作，极得教授之赞扬。由她的信中知她对于这门物理非常之有兴趣。因为工作的范围相同及互相认识的清楚，我们最近决定将我们未来生活及工作完全连系一起。但是泽慧因为有点小孩脾气，所以叫我向您报告我们的决定，并且希望您能有机会时，代向堂上报告。我们现在尚处于异国，所以没有任何仪式，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决定已经如同有过仪式一般。至于将来的事情，尚希望您指教。”
何怡贞收到来信的第二天，就写信告知了远在苏州的小妹何泽瑛。11月18日，何泽瑛收到大姐的航空信，先呈母亲王季山阅知，由于信中的表述含混不清，母亲感觉有点“受捉弄”，看了几遍也没弄清什么意思。接着，何泽瑛将信转寄给暂居北平的父亲何澄。12月12日，父亲给小女何泽瑛回信，行文同样“有点绕”，信中说：“一切均悉，甚慰。慧总算有结果矣，使余减一责任矣。”可惜的是，不到半年，何澄突发脑溢血，在张大千为他租赁的颐和园养云轩中离世，已经无法见到两年后回国的二女儿和二女婿。
父亲的态度反馈到德国，何泽慧方敢放飞自我。
那是1945年冬季的一天，她既没有预先写信，又没有拍电报，抵达巴黎后也不打电话，就随身带着一个小箱子，如神兵天降一般出现在钱三强的寓所。多年不见，她依然如当年一样秀美而腼腆，两根标志性的长辫子又黑又粗。“使我惊讶的是，打开箱子一看，里面除了许多邮票之外，就都是些云室照片和曲线图等实验资料。”
面对目瞪口呆的爱人，她说，我这次来巴黎，只逗留几天。
随后几天，两人一起讨论实验课题，参观实验室，还领略了塞纳河落日和梦巴黎之夜。这里的黄昏是美好的，帆影入夕阳，红霞散天外；这里的夜晚是美好的，流光迷人眼，歌乐入梦来。
1946年，那是一个春天，而且是二战结束后的第一个春天。何泽慧彻底结束了在德国海德堡的研究工作，来到巴黎与钱三强会合。
4月8日，两人在中国驻法使馆办理了结婚手续。当晚，他们按照中国习俗，在巴黎近郊的“东方饭店”举行了一场小型婚宴，30多名好友和同事受邀参加，鲜少参加社交活动的约里奥-居里夫妇也盛装出席，约里奥先生还即兴发表了热情而风趣的致辞。
从此，何泽慧进入法兰西学院核化学实验室和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钱三强与何泽慧这对核物理界的“金童玉女”，携手开启了崭新的科学生涯。
每天清晨，这对东方夫妇身披着晨光坐火车赶往法兰西学院；傍晚，则沐浴着夕光回到巴黎近郊的莫东勃朗街5号公寓。琴瑟和鸣，岁月静好。对于这对身处异国他乡的新婚夫妇来说，那应该是一段童话里才有的美丽时光。
《山海经》里说，有一种鸟叫蛮蛮，只有半个身体、一个翅膀，它必须和另一只合在一起才能飞翔。